第6章 站在历史的拐角处(4)

　　《大江报》被查封后，瑞澂颁布了菜刀实名制：武汉所有刀具店必须取得营业执照。购买五把刀以上的顾客要登记姓名和住址——你要叫一九把刀，估计得直接移交公安机关。

　　同时，总编詹大悲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24岁的詹大悲是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文书部部长。该组织成立于半年前，志存高远，以“推翻清朝专制，拥护孙文主张”为己任，社长是混成协的普通士兵蒋翊武（1884—1913）。

　　此人木讷寡言、不露锋芒，但曾痛斥科举为“奴隶功名”。

　　文学社则一点都不文学，叫这名字是为了看起来和谐，成员多为新军士兵。

　　这些反动士兵平日的精神享受就是看《大江报》，现在精神食粮没了，大家开始不淡定了。

　　不淡定的结果就是开会，和另一个“反动团体”共进会一起，连续开了三次会，商讨合作事宜。

　　第三次是在富二代刘公家召开的。

　　能让富二代把兴趣从超跑俱乐部转移到造反上来，这政府得有多令人寒心？

　　刘公他爸是襄阳首富。这种不差钱的富一代对下一代的期望一般就是走仕途，毕竟在中国，士农工商的排序还是异常顽固的。

　　刘公利用国人的劣根性，写信给他爸说要捐个厅局级当当（道台）。刘老头二话不说，赶紧给汇了五千元，让他作为买官的铺垫。

　　结果就让孙武（1880—1939）给盯上了。

　　孙武是共进会的创始人，十年前就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还被封为“岳州司令”。1904年东渡日本，后在香港加入了同盟会。组织成立共进会（隶属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后，孙武空降武汉，策划起义。

　　孙武觉得革命不是搞传销，见人就拉。他对入会提出了严格的标准：必须是新军士兵，并自鸣得意道：“今日清廷之精兵，即他日我党起义之劲旅。”

　　动员工作也很讲究。孙武的助手邓玉麟是个兵油子，发展下线时从来不提“排满革命”这类听起来就在把人往火坑里推的口号，而是伸出手指算账：“那，现在加入呢，就能当标代表；晚一些，可以当营代表；再晚就只有队代表、排代表了。光复以后，肯定要扩军，到时候各个代表就是标统、管带、队官和排长。你说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抓，就不要怪起事时战友们的子弹不长眼睛了。”

　　人是忽悠来了，可惜没钱。

　　孙武经常饿着肚子，把衣服都典当出去，跟邓玉麟合穿一条长衫。

　　在听说刘公怀揣巨款后，两双眼睛登时绿光闪闪。

　　孙武找来新军排长彭楚藩商量。彭楚藩自告奋勇道：“刘公曾秘密印过一份地下刊物《革命方略》，我去吓他，如果不交钱，就说要告发他，让他捐官不成！”

　　果然，彭楚藩到刘公家“做客”，没说几句，就掏出一本《革命方略》，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刘公不满道：“我原本就是从家里骗钱干革命的，唬我作甚！”彭楚藩大喜，说了些好话，二人把酒言欢……

　　1911年9月23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汉楚雄楼10号刘公家宣布合并。博弈的结果是，原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担任军事总指挥，一把手。这是由于文学社人数多，在新军里基础好。而共进会方面因为后台硬（同盟会）、经费多（刘公的），因此推举孙武为军务部长，刘公为总理。

　　同时，大家接受了原混成协士兵、文学社骨干刘复基的建议，从今往后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

　　翌日，起义指挥部召开干部会议，一百多人参加。会议决定，将于1911年10月6日起事。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正好暗合历史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元朝末年，陈友谅起事，在中秋节以月饼传信，奋起杀元兵。

　　同一时刻，南湖炮队（标级单位），三营。

　　正目汪锡九和几个士兵即将退役，一帮战友喝酒为其饯行。排长刘步云平日就看汪锡九不顺眼，此刻见他和一群士兵吆五喝六，借着酒劲还骂骂政府，便上前干涉。退伍老兵一向比较横——马上滚蛋的人了，用不着再装孙子。加上这帮人原本就跟革命党有联系，好些连辫子都剪了，都不是善茬儿。

　　一干涉，火花就擦出来了——《大江报》不让看，喝酒不让喝，干脆让子弹飞算了。于是，双方由争吵升级为械斗。

　　本来也没多大点事，打打架斗斗殴权当操练了。谁知炮营管带不会平事儿，非要偏袒刘步云，派宪兵抓人打人，顿时激怒了士兵。

　　几十个兵借着酒劲冲进军械库，取出几十杆马枪，对着军官室一阵乱轰。

　　可惜枪里的子弹都是有药无子的训练弹，拍戏倒是很有气势。乱兵们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准备大干一场。又可惜，新军的炮与炮弹是分开的，有炮无弹——独裁者连看家狗都严加防备，真可谓苦心孤诣。

　　这一闹腾，惊动了镇统张彪。

　　张彪是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发现的，从此跟着张香涛走南闯北，成了他的侍卫和心腹。相貌憨厚的张彪除了腿脚比较麻俐，别无所长，放现在充其量是个优秀的夜总会大堂经理。之所以能当上湖北的军事二把手（一把手是总督），无非是跟对了人。

　　让这样的庸才身居高位，在治世混一混也就过去了，反正天朝就是一摊稀泥，你混我混大家混。但搁到乱世，就有好戏看了。

　　当晚，张镇统很生气，迅速派马队前去弹压。待骑兵赶到时，哗变的士兵早已作鸟兽散。

　　人是散了，人心也散了。

　　很快，“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小道消息便在军营里传播开来，搞得大家都很兴奋，夜不能寐。

　　同样失眠的还有瑞澂。杀鞑子？湖北最大的鞑子就是他。

　　神经紧张的瑞澂屡屡派出密探，侦查消息来源，并宣布八月十五当天全城戒严，官兵不许离营半步。同时，军中除执勤士兵可携带少量子弹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再者，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八月十五严禁各种名义的聚会。

　　这下轮到“武昌革命党人”郁闷了，计划完全被打乱，只好延期至10月11日起事。

　　一次事故引发的革命

　　10月9日，孙武正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家中专心致志地研制炸弹。

　　经常搞暗杀的，一般都是化学家。但因技术缺陷，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事也没少干。

　　孙武受过专业训练，效率很高，要不是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当天的产量能轻松突破五十枚。

　　下午，刘公十六岁的弟弟刘同跑来找他哥。

　　发现刘公不在，刘同坐下来等。百无聊赖的他望着孙武忙碌的身影，犯了烟瘾，倚着木案点燃了一支烟。

　　镜头给了案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黑铅和硫黄一个特写，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成了国产电视剧烂俗的桥段。缺乏安全意识的刘同学弹烟灰的姿势很潇洒，所以这段用慢镜头来表现。

　　燃了。

　　火球蹿起，浓烟升腾，孙武的双手和脸都被严重烧伤。他一面令刘同赶紧离开，一面让正在另一个屋印假钞的同伴向房子泼煤油，以便在救火队赶来之前销毁罪证。

　　俄国巡捕反应神速，蹬着大皮靴就朝出事地点赶来。凄厉的警哨吓跑了刘同和孙武，后者被同志送往医院。

　　俄租界待不下去了，革命同志纷纷转移到法租界，在长清里18号集合。

　　刘公随后赶到，没说几句，脸色大变——革命党的花名册，共进会、文学社的重要文件，全在宝善里。当真是聚九州之铁，方能铸此弥天大错。

　　愧疚交加的刘公出于侥幸，希望俄租界的巡捕尚未发现花名册和文件。他派刘同回去取。

　　而俄国毛子的优异表现再次印证了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都对草民造反有着特殊的嗅觉。他们早就发现革命党人的罪证，转交给了清政府，并且还举一反三地埋伏在宝善里等待革命党上钩。

　　俄国巡捕抓了刘同，严刑拷打下，革命党人的计划被全盘供出。

　　刘公久等不见弟归，预感着凶多吉少，心情越来越沉重，和孙武等人商量了一下，准备提前起义。

　　于是派出邓玉麟，让他火速赶往武昌的小朝街总指挥部报告情况，组织起义。

　　位于武昌城南的小朝街85号，是原文学社的机关所在地，房东乃新军排长张廷辅。与他们同住的，是有“小诸葛”之称的刘复基。

　　刘复基头脑灵活，组织力强，是文学社的灵魂人物，很多重要决断都是他催促社长蒋翊武作的，比如同共进会的合并。

　　当蒋翊武听完邓玉麟的汇报，拿捏不定时，刘复基又一次站了出来，痛陈利害，终于说动了众人。

　　下午五点，蒋翊武签署了起义命令，决定提前起义——当夜十二点，以南湖炮队中的革命党人鸣炮为号，各军同志以白布系左膀为标志，一齐起义。

　　南湖位于武汉三镇南端，与长江相通。共进会精耕细作，早就在此经营了以徐万年为首的一批革命代表，将炮队变成了一点就着的炮仗。

　　邓玉麟和杨洪胜被分头派去通知南湖炮队和各标营的革命同志。夜里十二点能否响炮，成了起义成败的关键。

　　邓玉麟在城里转了一大圈，把该通知的人都通知到了，只是延误了时间。

　　蒋翊武等人焦急地等待，时钟显示十一点整。

　　邓玉麟出了文昌门，到达南湖炮队。他翻墙而入，差点被执勤的卫兵打死，幸亏另一个卫兵发现是同志，帮他进了炮营。

　　蒋翊武等人不安地等待，时针即将指向十二点。

　　邓玉麟找到标代表徐万年，和几个革命同志一起，钻进马棚商议起义计划。

　　徐万年面露难色。他认为马上起义时间太仓促，而且兵营的同志均已熟睡，临时摸黑举事，成功的可能性极低。

　　徐万年有这样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人都是安于现状，屈从于习惯的，这和他的思想是左是右没有关系。当你坐久了办公室，便会断绝创业的想法；当你和一个人同居久了，哪怕不喜欢对方，也会因惧怕改变而拒绝分手。

　　徐万年的思想是进步的，但他的大脑是僵化的。这不能怪他，放到中国这坛大酱缸里染上几年，乔布斯也就是饱食终日。

　　大脑僵化的特征是不相信奇迹。你不能寄希望于一个不相信奇迹的人来撬动历史的铁轨。

　　仔细研究后，革命同志们集体了。决定等天亮后，让邓玉麟回小朝街找蒋翊武重新议定一个起义时间。

　　等不到天亮了。瑞澂派出大量军警，按图索骥，已经端掉了几个革命“窝点”，正往小朝街杀去。

　　当天夜里，蒋翊武没等到窗外的炮声，却迎来了一队张牙舞爪的清狗。

　　结果，除蒋翊武侥幸逃脱外，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等骨干被一网打尽。

　　瑞澂估计是想出一口害得自己失眠的恶气，准备杀一儆百。他立刻在总督衙门外举行了一场公审。

　　这是老传统了，对于谋逆大案，清廷向来公审，以震慑不明真相的群众。但问题是，时也势也，到了清末，公审经常变成革命者激昂的宣传演出。你搭台，他唱戏，一个个口才还贼好，最后的结果是让围观群众纷纷受到启蒙，很多人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杀掉几人后，瑞澂心中稍安，让师爷张梅生拟就一份捷报，发往北京。

　　按理说，党人名册已经拿到。玩狠的，可以按照名单大开杀戒，凡是跟革命党有染的，统统拿下；假慈悲，可以召集新军军官，公开销毁名册，表示既往不咎，以示宽大，稳定军心。

　　其实，选择息事宁人，也符合清廷上谕的精神——“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

　　但这事坏就坏在瑞澂的宗教信仰上，他居然信佛！

　　信佛的人总觉得杀伐太重会有报应，杀刘复基等人已然是觉悟高于信仰的艰难决定，让他血洗武汉新军？不可能。

　　销毁名单？也不可能。武汉已经成了火药桶，出了事谁负责？

　　当时又没危机公关，谣言立马就四起了，是关于辫子的。说起辫子，那可真是满清的小辫子，说不得碰不得，意识形态的活化石。活化石在清代有多威武？可以参考孔飞力的《叫魂》。

　　上下同欲者，胜

　　然而，犯禁是人性中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就像你砌再高的墙，也只会吸引更多的人去翻墙一样。到了晚清，越来越多的人迷上了剪辫子这件让生活充满了刺激的事，其中不乏新军的士兵。

　　此事可大可小，就怕认真，在晚清剪辫子，往大了说，脑袋搬家。往小了说，大家心知肚明糊弄几句就过去了。

　　一次，黎元洪麾下一个标的士兵就想不开剪了辫子，被军法官告发。黎元洪当着一众军官的面，开玩笑道：“剪辫之举，大可免受猪尾之讪笑，倡文明之先机。”打了个哈哈，帮他掩饰过去。

　　然而，这次的谣言的确耸人听闻：政府正在搜查，只要你没有辫子，就会被抓起来处决。

　　对于不胫而走的谣言，新兵们宁可信其有——首先，遇难的彭、刘、杨三人都是剪辫的。其次，被政府逮捕的张廷辅，也是剪辫子的。而这恰恰是公审大会后唯一的一次逮捕行动，就在10月10日凌晨，雷厉风行。

　　由于无人澄清，谣言愈演愈烈，传来传去变成了“政府将派满兵逮捕新军中所有的汉兵，集体屠杀”。

　　不到一天时间，新军就被流言搞得人人自危、道路以目。毕竟好多人枕头底下压着的畅销禁书《扬州十日记》都还没来得及销毁，一帮“反动”士兵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天时地利人和，民国的汤药已经煨好，只待揭锅。

　　10月10日的清晨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屹立在蛇山之巅的黄鹤楼，静静地望着从它脚下淌过的长江。看了一千七百年，哪一块岩石能激起多大的浪花它都了然于胸，仍未看出任何玄机。兔走乌飞，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

　　汉阳的兵工厂伴着晨曦开动了马达。单调而重复的轰鸣声让人生厌，却不知要忍受这噪音污染到何日。

　　当画面切到新军第八镇第八工程营时，革命党营代表熊秉坤（1885—1969）正走出营房，准备洗漱。

　　由张彪坐镇的新军第八镇可谓革命的摇篮，不知出了多少乱兵。现在终于轮到最牛的一个出场了。

　　熊秉坤一边洗脸，一边琢磨昨晚的事。先是杨洪胜跑来转达蒋翊武号召起义的命令，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杨千叮万嘱的那句“革命同志左臂缠白布一条，以免枪响后误伤”。平时喜欢读书的熊秉坤当时还想：为什么是左臂？难道要跟当年汉朝军队“左袒复大汉”形成千古呼应？

　　熊秉坤将杨洪胜的话传达下去，一个叫任正亮的革命同志很自觉地戴上了白布。任正亮的亮点不在戴白布，在于他戴着白布去排长室偷子弹，估计是想避免像南湖炮队那样有枪无弹的悲剧，谁知却引发了另一个悲剧，被排长陶启胜抓了现行。

　　陶排长警觉道：“你胳膊上捆绷带做什么？”

　　任正亮装傻：“胳膊受伤了，以此扎缚。”

　　“受伤？为什么把绷带捆在胳膊外面？”

　　任正亮无语，敷衍而去。

　　吃早餐时，熊秉坤看见买菜归来的司务长面色凝重，问他怎么了。

　　司务长说，督府半夜刚杀了几个人，其中一人，就是经常来工程营送东西的杨洪胜。

　　熊秉坤两眼一黑，差点晕倒。

　　杨洪胜、刘复基和彭楚藩都是自己的至交好友，仅半日工夫，便已阴阳相隔。

　　更多的消息陆续传入营中：军警昨晚和今晨已破坏多个革命机关，抓走几十人。孙武、蒋翊武下落不明，革命党名册在清廷手上，危险旦夕将至。

　　作为工程营的革命军代表，熊秉坤此时如断了线的风筝。没人再给他下指令，也没人能告诉他路往哪走。他的抉择，攸关的已不是一人之生死，还有全营两百号革命同志的身家性命。

　　甚至，历史的走向。

　　事实证明，熊秉坤没有熊。他立刻召集营中同志，商讨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