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改革权斗两手都硬(2)

　　但轻言放弃从来就不是袁世凯的风格。他没有忘记对张謇的允诺，对上天的许诺，对丁戊奇荒中那死去的一个个孩子的郑重承诺。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这件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事上，他打定主意：再难，也要扛起担子。

　　于是，袁世凯放言恐吓这帮喜欢开历史倒车的太子党：“有敢阻挠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

　　的确合乎逻辑。吴樾为了阻碍清廷考察宪政都自爆了，照样螳臂当车，死了白死。年轻气盛的亲贵，拿个手枪就想吓唬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袁世凯，岂非班门弄斧？

　　然而，大头的反击却不能以载沣为靶心，原因很简单：太子党在政治上具有先天优势，最高领导人不发话，永远不会垮。

　　袁世凯只好将炮口对准铁良，称其“揽权欺君”，是实施新政的绊脚石。

　　太子党迅速反扑，组织水军发帖。

　　有预测未来型：责任内阁将造就一批鳌拜和年羹尧，形成太阿倒持的局面。

　　有谈古论今型：君主称孤道寡，昔居其名，今受其实。

　　再加上袁世凯“遣散宦官”的提议得罪了曾经的政治盟友李莲英，庆袁集团顿时险象环生。

　　其实，重用二十出头的载沣，本身就体现了慈禧对庆袁的防备和制衡。而袁世凯在立宪一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竟连“预备”都等不及，已然突破了自己的底线。

　　一日，大头入宫参见，慈禧问道：“官制改革，何以久未定稿？”

　　袁世凯回禀说：“意见分歧，不易一致。”

　　岂料，慈禧冷笑着来了一句：“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吗？”

　　袁世凯一阵眩晕，腿软得几乎站不起来。

　　统治者，像天平，左右摇摆，反复权衡。起了猜忌之心的慈禧抛出一条“五个不准搞”（五不议），规定官制改革中，军机处、内务府、翰林院和太监事、八旗事不议。

　　一个月后，奕劻呈上了精心雕琢的改革方案。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顽强的责任内阁。奕劻只字未提军机处，只铆足了劲夸责任内阁是“采邻国之良规，复圣明之旧制”。

　　慈禧不听他忽悠，直接跳到第二项：专职专任。

　　这也是流弊已久的痼疾了。

　　一方面都往体制内挤，权贵的七大姑八大姨恨不得全给安排了，结果人浮于事，机关臃肿，一个部有满汉尚书两位、左右侍郎四人，总计六个堂官，出了事都不知道该找谁盖章。

　　另一方面，有能力的人又往死里用。以袁世凯为例，身上压着十几项兼差，精力不济的，早就过劳死了，还不算工伤。

　　所以，专职专任限定了一部一尚书、两侍郎，实行一长负责制。一把手拍板，一把手担责。

　　对此，慈禧欣然批准。

　　第三项是增改六部，将其扩充为具有现代化功能的十一个部门：外务部、陆军部（前身兵部）、吏部、法部（前身刑部）、民政部（前身巡警部）、农工商部、度支部（前身户部）、邮传部（前身工部）、礼部（合并太常、光禄、鸿胪三寺，专管祭祀）、理藩部（前身理藩院）和学部。

　　此外，都察院保留，大理寺升格为大理院（最高法院），再加上新设的审计院（最高审计机关）和资政院（最高民意机关，体验版议会），合称“四院”。

　　慈禧还是批准。

　　表面上看，除了责任内阁，其他两项都顺利通过，貌似也有进步。

　　实则不然。

　　袁世凯最初的设想很完备：责任内阁和十一个部共同组成中央职能部门，掌行政权；四院不受内阁节制，大理院掌司法权，资政院掌立法权，都察院和审计院掌监督权。由此四权分立，彼此牵制，尽善尽美。

　　而现在责任内阁不批，所有部院仍置于军机处之下，事实上还是君主专制。

　　更倒行逆施的是，为了削弱庆袁，扶持太子党，慈禧借官制改革，默默地将高层大换血，换出了一个汉人只占不到三分之一席位的反动局面。

　　十一个部门，庆袁集团只捞到三个尚书：外务部（奕劻）、民政部（徐世昌）和农工商部（奕劻长子载振）。而要害的陆军部，尚书则是铁良。

　　袁世凯心有不甘，联合端方等坚持前议，飞蛾扑火般决绝道：“改旨之旨不下，则不能出京。”

　　那一刻，以张謇为代表的民间立宪派，无不泪眼蒙胧地望着北京：满清立国以来，在造福商民、推动历史上，能做到袁世凯这种程度的，试问有几人？

　　潜驭群臣

　　慈禧见袁世凯不死心，决定狠狠地敲打一下。

　　军机会议上，她将一道参劾“疆臣揽权（袁世凯），庸臣误国（奕劻）”的折子遍示群臣。

　　奕劻脸色惨白。

　　军机们纷纷叩头，说圣明无过皇太后，赶紧把袁世凯这个成天想废军机处的孽障给革职查办了吧！

　　慈禧满意道：“呵呵，这又何必呢？”

　　然后把折子收了起来，默默离开。

　　老油条们心领神会，发动言官交相弹劾，以日均几十次的狂骂让大头体验了什么叫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慈禧顺势严斥了袁世凯，迫使他恨恨地回到天津。

　　整个冬天，大头都宅在家中，拒绝见客。忧谗畏讥的他知雄守雌，试探性地上了两道折子，一封请辞各项兼差，一封主动提出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给陆军部统辖。

　　慈禧在其奏折上批了几句宽慰的话，允其所请。

　　当晚，袁世凯彻夜无眠。

　　要知道，以前几次三番地玩类似的把戏，朝廷死活都不答应，完全一副“离了袁世凯，地球都不转”的架势。

　　辞掉的兼差里，掌管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的两项尤其令人眼红。

　　两大国企，是当时造钱速度最快的机器，最早在盛宣怀囊中。

　　李鸿章死后，失去保护伞的盛宣怀开始感到“怀璧其罪”的压力。

　　财政困难的清廷一直在打轮电二局的主意。正巧盛宣怀因其父病逝，必须回乡丁忧，朝廷便拟派万年不倒的张翼接管这两棵摇钱树，归入户部。

　　盛宣怀困兽犹斗，找到袁世凯，希望他能代为托管两局，撑到自己复出时。

　　虽然二人交情不浅，但这个不情之请还是显得太离奇了。彼时袁世凯刚任直督，正缺钱花，便借机将两局抢了过来。

　　其实，轮电都是李鸿章在北洋任上一手创建的，现在重归北洋，也算合情合理。

　　但盛宣怀不这么看。他觉得袁世凯辜负了自己的信任，落井下石，是十足的小人。从此反目成仇，视为政敌。

　　问题是袁世凯也没高兴几天。因为在丙午改制中落败，两只下金蛋的鸡便被迫拱手相让，划给了邮传部。

　　瞿鸿禨见状，乘胜追击，想一鼓作气荡平庆袁。

　　善玩平衡的慈禧则不作此想。

　　她很欣赏袁世凯的办事能力。地动山摇的满清王朝可以少几个耍笔杆子的，却离不开大头的鼎力支持。

　　因此，即便给了袁世凯一个下马威，他仍是五年前两宫回銮时慈禧口中“母子是赖”的股肱重臣。

　　为表安抚，慈禧将其长子袁克定从一抓一大把的候补道实授为农工商部参议（相当于改制前的郎中）。

　　而且，几乎每日都有赏赐，或珍玩、或食物，并命他不必具折谢恩。

　　袁世凯也时时进贡物品，差役往来传达，熟络得跟一家人似的。

　　一日，慈禧将咸丰帝用过的犀带（饰有犀角的腰带）扣赏给了大头。

　　如此厚爱，自当派专差回礼。

　　慈禧问专差道：“前几天给袁世凯的带扣他喜欢吗？可有佩戴？”

　　专差跟随大头多年，颇为机警，答道：“大人感激太后的恩典，但因此物系先帝御用，不敢造次，已钉在帽子上戴着。”

　　慈禧点头道：“袁世凯很知礼。”

　　专差回禀时，大头惊出一身冷汗，赶紧将带扣缀于帽上。

　　由于尺寸过大，很不协调。宾客来访时，见他佩戴此帽，无不暗自偷笑。

　　袁世凯算是看明白了，慈禧对自己始终是寓防于用，不能尽信。既如此，何不趁现在形势有利于己，多做两笔交易？

　　心念及此，他奏请朝廷：开放边禁，设立东三省。

　　满清入关后，将白山黑水的东北平原视作龙兴之地，严禁汉人出关（山海关）垦荒和采猎。

　　于是，满洲成了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由几个将军驻守治理。

　　“闭关”在人类环境保护史上是一次大胆的实验。二百年荒无人烟，使广袤的土地植被遍布，物产丰盛。

　　但对于国防事业却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日俄战争后，袁世凯援引门户开放政策，在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导致日本除了接管原先俄国在南满的权利外，没占到更多的便宜。

　　日军在战争中伤亡几十万，以其锱铢必较的传统，显然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打发了。

　　只是由于国力耗尽，不得不暂且蛰伏。

　　然而，日本从未停止延伸其触角，俄国休养生息，也保不准哪天卷土重来，东北必须找到一条标本兼治的办法。

　　慈禧接受了袁世凯的提议，宣布东北正式建省，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一巡抚——如同三沙市的成立，目的是遏阻邻国瓜分的脚步。

　　总督人选，善搞平衡的慈禧准备照顾一下庆袁。于是，两个名字浮上心头：载振和徐世昌。

　　当年回銮，袁世凯力荐徐世昌，乃召见问话。

　　见其仪表端凝，奏对明晰，慈禧大喜，下朝即对左右道：“像徐世昌这样的人，足以接替李鸿章了。”

　　纵使能接替曾国藩，她仍然希望是个满人。

　　可惜，载振爵位虽崇（贝子），但年仅三十，历练不够，在中央当个部长已极为勉强，真要出掌一方，恐力有不逮。

　　更麻烦的是，载振好色，是天上人间的贵宾，烟花巷陌的常客。为此，没少被巡城御史参劾。

　　放心不下的慈禧特命载振和徐世昌出关视察，一来做做调研，二来考验试炼。

　　结果就试出了事。

　　丁未政潮

　　路过天津时，袁世凯在督署设宴接风，直隶巡警道段芝贵作陪。

　　通晓日语的段道台素善察言观色，日俄战争时曾被袁世凯派到前线搞地下工作，机智干练。

　　因对东北情况熟悉，段芝贵颇想谋任其中一省之封疆，袁世凯也表示愿意助力。

　　可惜，道台和巡抚隔着三级。依照常规，段芝贵必须按部就班地把按察使和布政使当完，才有可能提巡抚。

　　然而，生在中国，不就是为了体验走捷径的乐趣吗？

　　席间，笙管齐鸣，丝竹悠扬。以出演《拾玉镯》等言情戏而闻名的歌妓杨翠喜袅袅而出，顾盼生姿。

　　杨翠喜的姿色，连李叔同（弘一法师）都为之神魂颠倒。眼波流转中，一颦一笑间，竟把阅人无数的载振给看呆了。

　　段芝贵自然捕捉到了这一细节，下来后立刻赶到大观园戏馆，花一万多两白银替杨翠喜赎身，养在金屋。

　　待载、徐考察结束，回京再次路过天津时，段芝贵即以翠喜献上。载振大喜而纳之。

　　三省巡抚的名单，庆袁拟定后，获得了慈禧的批准。

　　唐绍仪署理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署理黑龙江巡抚。

　　上谕一下，举朝哗然。

　　瞿鸿禨阴冷的目光跃过红墙，望向宫外。

　　1907年春，北京市民发现街头开始热卖一份名为《京报》的期刊。

　　这份类似《参考消息》的小册子经常刊登一些官场猛料，矛头大多直指奕劻，甚至公然质问其“当国数年，上答祖宗者何事？仰慰慈圣者何方？”

　　读者无不浮想联翩：这背景得硬到什么程度，才敢如此抨击国家领导人？

　　只有体制内的略知一二：《京报》负责人汪康年的后台是瞿鸿禨。

　　打开市场的《京报》狂飙突进，先是痛斥奕劻借过寿大肆敛财，又刊登了赵启霖披露的载振和段芝贵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一时间满城风雨。

　　赵启霖和另外两个御史赵炳麟、江春霖好论时政、激扬清浊，时人戏称为“三霖公司”。

　　该公司常年向国有垄断企业“庆记公司”发起挑战。而这次在瞿鸿禨的操纵下，更是把段芝贵向载振进献歌妓、谋取巡抚之职的独家内幕抖了出来，不仅扇了奕劻一巴掌，也让朝廷颜面无光。

　　先是慈禧震怒，罢免段芝贵，派载沣和孙家鼐彻查此事。

　　庆府速度更快，早就秘送杨翠喜回津，把相关人员的证词串通好，以应付调查。

　　等“办案组”进驻天津，一切早已布置就绪，了无痕迹。

　　孙家鼐只好出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案报告。

　　对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坊间自然不满，但孙家鼐作为咸丰朝的状元，工龄五十年，什么破事烂事没见过，绝非“昏庸”二字可以概括。

　　私下里，他向人解释道：

　　今日之事，惩治庆王，圈禁其子，博个舆论欢欣鼓舞，十分容易。但奕劻是亲王，非翁同龢可比，没有借口令他出京，于是仍可被召见，出入内廷如故。袁世凯控制着北洋，随时能助奕劻翻盘，更可乘机打压排斥异己，试问谁能自保善后？

　　由此可见，不管你是玩权术比下线，还是秀世故拼无耻，一切都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

　　赵启霖因风闻言事被朝廷开缺，庆府也自伤八百——为堵哓哓众口，奕劻让载振上疏请辞一切职务。

　　辞呈出自杨士琦之手，可谓生花妙笔：

　　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蹐跼（占据高位）有难安之隐。

　　素喜各打五十大板的慈禧自然乐得同意，并将东三省总督一职给了徐世昌。

　　庆袁损失两大干将，却仍无宁日。湖北按察使梁鼎芬接过大棒，继续开喷。

　　梁鼎芬是张之洞的首席智囊，但这次发作与幕主无关，乃个人行为。

　　也不奇怪。当年刚考上进士，翰林院编修的位子还没坐热，就敢炮轰李鸿章，被慈禧连贬五级，降为太常寺司乐（从九品）。

　　梁鼎芬觉得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自刻一方“年二十七罢官”的印章，愤而辞官。

　　最搞笑的是，离京前，梁鼎芬把自己的老婆托付给翁门六子之一的文廷式。

　　梁、文原本亲密无间，由于身材差不多，连衣服都经常换着穿，被大家视作一对好基友。

　　结果，梁鼎芬走了没多久，文廷式就跟梁夫人勾搭到一起，滚上了床。

　　更奇葩的是，当外界开始风传梁鼎芬有性功能障碍时，他居然淡定地对朋友道：“有子万事足，无妻一身轻。”

　　顶着绿帽子，梁鼎芬走进了张之洞的幕府。

　　有一类人，平日里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但因找对了能改写其命运的伯乐，脾性相投，专心侍奉，也能青云直上。

　　梁鼎芬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张之洞就喜欢这种四体不勤高谈阔论的名士，把新政都交给梁鼎芬办。

　　结果办出一幕幕闹剧。

　　以巡警为例。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梁大人得以发挥其贫乏的想象力，设计出一套惊为天人的制服：红帽绿裤。

　　让穿着如此行为艺术的一帮人上街执法，不知道的还以为张艺谋在拍《三枪》——莫非梁大人下的是一盘文化强省的大棋？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喜欢搞形式主义的空谈家，批起袁世凯来却杀机毕现，可见蓄谋已久：

　　直隶总督袁世凯，少不读书，专好驰马试剑，雄才大志，瞻瞩不凡。

　　上来先夸一夸，搞得跟《清史·袁世凯传》似的。

　　接着笔锋一转，成了《捌周刊》记者，开八其如何勾结奕劻，将朝廷办成了“庆记官帽有限责任公司”。

　　当然，梁鼎芬也清楚，不把袁世凯“打造”成威胁慈禧统治的权臣，别说勾结奕劻，便是勾结外星人，也一样毫发无伤。

　　于是，开始了其处心积虑的抹黑之旅。

　　声名至劣之唐绍仪，胆大无耻之杨士琦，皆袁世凯之私交也。

　　这就指鹿为马了。

　　唐绍仪是人尽皆知的好好先生，还声名至劣，那可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至于杨士琦，从未深入了解的梁鼎芬就更没有发言权了。

　　作为袁世凯的高级公关，外人都觉得杨士琦不学无术，圆滑多变。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在搞潜规则之余，不事交游，不苟言笑，终日宅在家里看书，工于诗文，满腹经纶，连成天跟袁世凯过不去的民国记者黄远生，也由衷地称其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

　　如果说行贿是一件上不得台面的俗事，那么一经杨士琦之手，也变得高妙了许多。

　　再深入挖掘不难发现，杨士琦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深入灵魂的绝望。

　　梁鼎芬成天骂骂咧咧最多只是失望，真正的绝望好比爱情已死的甄嬛，笑里藏刀，横扫六宫，最终含笑说死雍正。

　　生活逼你当流氓，一个快乐的流氓。

　　认真你就输了。

　　梁鼎芬继续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