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邮政的新生(2)

　　一种图案，上方标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字样，主画面为天安门城楼上空悬挂着嵌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字样的大灯笼，下方标有面值和“中华人民邮政”字样；另一种图案，左侧是毛泽东在发表讲话，右侧是全国政协的开会会场，下方是面值和“中华人民邮政”字样。颜色分为红、蓝、赭、绿四种。面值分别为50元、100元、300元、500元（旧币）。同时，在东北地区使用的邮票，在票面上印有“东北贴用”字样，面值为1000元、1500元、5000元、20000元（旧币）。新邮票于1949年10月8日问世，并开始使用。这时，新中国已经诞生。

　　邓连普是一位集邮爱好者，平日里收集大量的邮票资料，为了可以按图索骥，他为自己收集的邮品逐一编上号码。由此，他向上级提出建议并得到批准，在这套新中国第一套邮票上编印志号，按时间和全套邮票枚数依次排序，如邮票左下角“纪1.4-1”，右下角“（1）”，意思分别是：“纪1”指第一套纪念邮票，“4-1”指全套邮票共4枚中的第一枚，“（1）”为总顺序号。由此，新中国邮票开始使用志号，成为新中国邮票的独特标志。经过逐步完善，由中国邮政发行的邮票都沿用了志号，从1952年起加上年份，使邮票，尤其是特种邮票票面中所包含的发行年代、性质、内容、每套张数等信息一目了然，也成为人们判断与衡量邮品价值的主要依据。在邮票票面标记志号做法，被邮政史专家普遍称誉为“邮票发行领域的一项创举”。

　　1955年，邮电部成立中国集邮公司，统一对外出售新中国发行的纪念邮票和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发行的新邮票及盖戳票。

　　四、邮政的新任务——邮发合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扩大党和政府的影响，中央提出实行“邮发合一”体制，通过邮政网络，扩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行量，使报刊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密切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作用上更好地发挥。这一做法继承了战争年代在山东、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实行邮（战邮总局）、交（党委交通科）、发（报刊发行部门）“三位一体”经验，从体制上解决了扩大党报发行量的问题。早年中央苏区发行《红色中华》杂志，也是通过邮递人员传递方式送往前线与各苏区根据地。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有效的。

　　过去，邮局和报刊发行是两个不同领域，报纸或杂志发行基本上由私营报业或发行企业控制。有一项数字，北平解放前，全市报贩数量700人左右，许多是儿童，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衣食无着，形成一个特殊群体。北平解放后，各报纸发行，仍然依靠报贩报童送报、卖报。以后报贩、报童摆脱了行业把头控制，直接与各报社报刊发行部门联系，承接代送售报刊工作。但由于交通工具等限制，报刊的发行范围只能局限在城内，很难进一步覆盖到郊区或更偏远山区。而“邮发合一”最大的优势，就是充分利用邮政系统点多、面广、线长等特点，使许多报童脱离了社会底层生活，学文化，扫除文盲，同时使报刊信息传播的范围更广、更远、准时。随着国内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铁路交通线恢复畅通，邮政网点遍布国内大部分地区，为实行“邮发合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12月，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和全国邮政会议在北京分别举行，会上提出继承山东等解放区的经验，实行“邮发合一”建议，要求各级邮局将发行党报作为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完成。会议指出“报纸杂志发行为人民邮政重要业务之一，凡邮局力量所能担负的地区，各政府报刊出版机关尽先全部交给邮政发行。”出版机关与邮局之间的关系是“为了加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分工互助、共谋发展的一种营业关系”；二者的分工为：政治性的发行政策（例如报刊价格、读者对象、发行范围等）由出版机关决定，邮局执行。行政管理及业务技术性的发行问题由邮局决定。邮局和出版机关按各地具体情况订立“总销合同”或“发行合同”。会议结束后不久，经政务院批准，“邮发合一”开始实施。

　　1950年2月13日，人民日报社与邮政总局签订《关于报纸发行工作的协定》，规定当年3月1日起，《人民日报》由邮局发行。在此之前，人民日报曾经下了很大力量，在国内各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并在各地建立了200多个代销点，但发行数量却没有更多增长。实行“邮发合一”以后，作为党的喉舌与代言人，《人民日报》通过邮政通信网络及时送至各地读者手中，使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国内外时事迅速传播，同时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这是中国报刊发行史上的一项创举。据资料数字显示，到1950年底，全国可办理《人民日报》订阅销售的邮局数量为2431个，发行量超过19万份，较原来数量翻了一番以上。从1950年下半年起，《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报》等新创刊的报纸也将发行工作交由邮局统一办理。在此后的两年中，除内部发行的报纸外，全国公开出版的报纸先后由邮局发行，数量从1950年底的140种增加至1952年末的236种，占当时全国报刊出版种类总数的85.5%。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召开全国报刊发行工作会议，提出“为了进一步做好报刊发行工作，必须以邮局发行力量为骨干，团结社会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组织发行网。”会议定下工作目标，1951年发行报纸340万份，较前一年增加54.5%；发行期刊165万份，较前一年增加73.6%。

　　刚解放时，正式发行的报刊，有公办的，也有私营的。由私营报系建立起的报贩与代销处，在实行“邮发合一”后，不能从报刊社直接进报，须接受邮局领导，从邮局批发报刊。针对一些地方发生的邮局为了开展发行业务对私营报业采取限制政策，有人认为，私营报业有些人存在旧社会留下的习气，作风不良，剥削很重，经常用不正当的手段来抢夺报刊。当时有一种观点，提出要消灭私营报业。对此，邮电部提出，在报纸发行方面，有三种发行力量，第一种是邮局的力量，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是发行工作中的领导力量；第二是群众力量，这是一种新生的力量；第三是私营发行力量，这是邮发系统的辅助力量。应根据《共同纲领》第26条的规定：“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邮局对于整个私营报业实行的方针是“领导教育，团结鼓励。”对于招摇撞骗，或拒不接受领导、不遵守制度的私营报业，应该采取教育、改造措施，“甚至在不得已时也可以在营业管理上取缔他们”。对于原来遗留下来的私营报业与报童、报贩之间的关系，则应掌握住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去解决。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国内的私营报业完全消失。对于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邮电部认为：“这些报刊销数虽少，在社会上代表一定力量，不应当忽视。”

　　国家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在1952年6月22日举行的北京发行员大会上讲话说：

　　发行员的任务是光荣的。党、团员与工会会员都有责任推广自己的报纸。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通过报纸组织群众进行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推翻了反动统治，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革命领袖不只是办过报，而且也都是优秀的发行员。周总理在皖南事变时，就曾在重庆街上亲自卖过《新华日报》。今天我们作了主人，为了建设，我们更应担负起这一光荣的发行任务来。

　　北京市各邮局结合当时进行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展开了一场“发行运动”。主要做法是配合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及捐献运动，在基层群众中组织读报组，并建立发行站，组织发行员队伍，在加强群众的时事学习、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推广速成识字法的同时，邮局主动与公安局、文教馆联系，在各种群众大会场合或治安、卫生小组组长会议上，宣传读报的重要性，号召群众组织更多读报小组，使报刊发行业务不断扩大。国家邮政总局提出了六项要求：要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分别对象；要有计划；要依靠组织和群众；要发得多，发得快，发得稳，发得宽，发得好；不要强迫，不怕困难，不出差错；要密切联系群众、报纸和邮局。

　　1952年12月30日，邮电部与出版总署颁布《关于改进出版物发行工作的联合决定》，将原由各新华书店和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发行的期刊全部移交邮局部门（后者由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及联营书店组成），新华书店的期刊发行部门与邮局合并。

　　至此，全国范围的“邮发合一”宣告完成。

　　1953年10月1日，全市第一家报刊门市部在西四开业，专门办理报刊零售、订阅、函购、批销业务。几年间，地安门、八面槽、长辛店、复兴门、西直门等五处报刊门市部相继开业，邮局组织流动发行员在市内繁华地带流动零售报纸。1957年，西长安街中心报刊门市部开业，上属北京市邮局领导，下辖西四、地安门、八面槽、前门等报刊门市部。许多邮局在营业厅（室）内开辟专栏，介绍新创刊的报刊内容、当日报纸的重要消息或公告、优秀儿童读物推荐等。邮局营业员主动向不同年龄的顾客介绍、选订适合阅读的报刊内容。据《北京志·市政志·邮政卷》记载，1959年，全市共有报刊门市部八处，分别为西长安街、前门、地安门、八面槽、西四、外文书店、海淀、南苑。

　　在北京的街头，人们可在邮局或邮亭中买到当日的报纸，邮局根据机关、团体、学校的学习需要，主动上门推荐刊登国内外重要时事报告的报章或书籍。身穿绿色制服的邮递员除了递送邮件，每日一次或数次的送报纸，使读者不用出门便可了解天下大事。邮递员的工作不仅送递邮件，还负责送报纸。他们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大街小巷，邮袋中装满信件和当日的报纸，清脆的铃声与拉长的声调，使人感到亲切：“××号，报纸来了……”

　　1954年4月26日，北京市邮局开始将报纸的零售范围从原来市内部分邮局和三个报刊门市部扩大到全市市内各邮局、邮政营业处及门市部、邮亭，并计划在市内的重要街道和公共场合设立更多报亭。

　　26日一早在前门、东单、东四、西单、西四、地安门等处，许多流动发行员在街头售报，不时有人驻足围观。

　　几十年来，“邮发合一”已成为报刊发行的基本形式，报刊从印刷厂直接送至邮局的分发运输系统，通过交通工具送往各地邮局，再由投递员送到读者手中，所谓“收投相见，责任分明”，不仅缩短了报刊在途时间，同时减少订阅程序，方便了广大读者订阅。对于发行量较大的报刊，如《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红旗》杂志、《学习》杂志、《时事手册》，每年发行量不断增加，数量多达几十万至上百万，全国各地读者在任何城市都可跨地区订阅。报刊出版后，由邮局通过邮政分发运输系统，经铁路、航空、海运等方式“运抵各地”

　　再由邮递员送至读者手中。1958年，北京市邮局提出“以报为纲”，千方百计加快投递速度，市内做到“七报八信”，即报纸在上午7时以前送给读者，第一班信在上午8时前投给收信人；即使是住在丰台、石景山、昌平、房山、大兴等近郊区县的订户，也都能在上午7时30分以前收到当日京版报纸。

　　五、一个特殊的邮局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南海邮政局并不被外界所知晓，直到近几年，人们从知情人回忆的红色往事中，开始知晓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顾名思义，中南海邮政局是负责党中央、国务院邮政通信的专用邮局，其前身是1948年2月21日专为中央机关提供通信服务而成立的“山河邮局”。据说，“山河”这一名称的含义分别取自西柏坡所处“平山”和“滹沱河”。当时，党中央、中央军委与各解放区、野战部队的联系主要靠电报和通信。山河邮局与中央办公厅总收发科一道办公，专门处理党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和中央领导人的邮件事务，行政上接受中央办公厅和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的双重领导。

　　据亲历者回忆，山河邮局对外邮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通过建屏县（现属河北省平山县）邮局与晋绥、太行、太岳等解放区联系；另一条是通过冶河（现属河北省栾城县）邮局与华北、华东、中原、东北各解放区联系。邮局的主要工作是每日从指定地点取回中央各机关的邮件、报刊，统一交由总收发科处理；各机关向外寄送邮件，由总收发科统一汇集后交山河邮局传递。起初，邮局人员每日步行取送报刊、邮件。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天未亮时，投递员出发到20公里外的人民日报社取回刚印好的报纸，然后转往冶河邮局交接邮件，大约上午10时前后返回邮局。一路上，距离较长，又要过河，河上没有桥，渡口上只有一条小木船。为了加快邮件传递速度，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特意配发了一匹马专门用于取送邮件。邮局人员克服种种困难，想方设法保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能够及时看到当日报纸和邮件，了解并掌握国内外形势，保证党中央与各解放区、各大城市地下党组织的联系畅通。辽沈、平津、淮海战役进行期间，刊登前线捷报的报纸都是由山河邮局向中央机关发送。

　　一年后，北平和平解放，山河邮局部分人员随中央办公厅秘书处迁往北平城内，暂时在东单小报房胡同落了脚。5月间，公开名称“北平五十支局”的特殊邮局成立，局址设在香山北门，以原山河邮局进京人员为主，职责是专门收寄、投送中共中央驻地机关的邮件、报刊与私人信件，不对外公开。与此同时，为保证中央机关电信畅通，北平军管会专门设立香山专用局，局址设在原香山慈幼院理化馆。这时，党中央机关进驻香山，毛泽东住在香山南麓半山腰上的双清别墅。中央办公厅提出要求，既要对中央驻地保密，又要保证与外界的通讯联系畅通。按照规定，“五十支局”在行政上属北平邮政管理局，党的组织关系属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交通科党支部；中央机关单位仍沿用山河邮局时的编号，前面加上“北平五十支局”，如在信封上出现“香山”字样邮件则一律予以退回；北平邮政管理局发五十支局的邮件袋套和报刊、五十支局发北平邮政管理局的邮件袋套，均由五十支局的同志骑自行车到位于燕京大学附近的成府邮局接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五十支局改称北京五十支局。1950年1月，“五十支局”三名骨干赵卜一、傅江海、郭克勤奉命随中央机关迁往中南海，组建“中南海邮政局”。他们都经过了严格政审，全为党员，出身多为贫下中农，均为山河邮局时期的“老人”，根红苗正，政治可靠，业务熟练。“五十支局”的使命宣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