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孙中山通电讨伐陈炯明，陈被拥护孙文的滇、桂与倒戈粤军联合组成的西路讨贼军击败，率部退守东江。1925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陈炯明所部后，陈逃到香港，仍继续努力以政治办法来觅求中国之统一。1925年双十节日，其前身为前清洪门秘密会社的“美洲致公堂”，正式改组为“中国致公党”，举陈炯明为总理、云南的唐继尧为副总理。1926年初，党总部由旧金山移至香港，同时推进党务，伸展于东南亚各地，登记侨胞入党达十余万人。致公党主张建立联邦制政府为统一中国之原则，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教条，而赞成多党制的民主政体。
从一个海外华侨最大的秘密会社，改变为有明确民主方针的公开政党，确是世界历史上民主运动之一创举。这也可算是陈炯明晚年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总言之，陈炯明不是一个空口谈革命的前清秀才，也不是像国民党所诬指为“叛党叛国”的南方军阀。他是法政学堂的毕业生，当过清末的省议员，当过革命时期的敢死队队长，当过民初时期的都督，当过二十年代的省长，对于“行政”与“立法”两权的运用与制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两者权限的划分，不但有政治学识上的理论基础，而且有实际运用上的经验。他对民间的疾苦、地方自治的必要，更有深切的认识。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于北京，陈炯明亲拟挽联曰：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道，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炯明于1933 年病逝于香港，遗嘱其身覆以中华民国之五色旗。后来有人说他“潦倒地死于香港”。吴稚晖在挽陈联中有：“死后身无长物是英雄有价”之句。
陈炯明去世时是致公党的总理，继续为建设共和而努力，是一个“斗士”，是“暂时失败的英雄”，不是“潦倒”的政治人物。 陈炯明倡导“联省自治”，百折不挠，不是为一时权宜之计，而是为谋求建国的永久根基。 1922年与孙中山决裂后，他很沉痛地对爱国学者章太炎说：“然为国努力，无论在位在野，务达此制（指自治省联邦制）而后已。”
三 孙中山改弦更张
1 尝试以俄为师
早在1920年，孙中山就曾在上海会见过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建议同苏俄建立电台联络，要求苏俄提供军事援助，表示了希望将“华南斗争与遥远的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是孙中山关于联俄的首次具体建议。1921年底，他在桂林同共产国际另一位代表马林会晤时曾进一步表示：“中俄携手将完成亚洲的解放”，“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刻提议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
可是一些苏俄人员在国民党内支持反对孙中山的陈炯明，妨碍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实现。1920年春，苏俄代表波特波夫去漳州访问陈炯明，转交了一封列宁给陈的信，列宁在信中对中国革命表示了关怀，对陈的革命行动表示了鼓励。10月，该代表向苏俄政府报告漳州之行。接着发表了陈炯明致列宁的信，陈炯明在信中表达了信仰共产主义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态度。苏俄方面称陈“坚信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革命的将军，而且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并得到群众的拥护”；称漳州是社会主义者的圣地，陈炯明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正是要在这一组织的基础上产生。年底，苏俄代表和陈独秀到广州拜访了陈炯明，建立了由陈公博、谭平山和陈植棠等人组成的广州共产党小组。陈氏主政的广州是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得合法地位的城市。广州小组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1921年到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也支持陈炯明。苏俄表示愿意支持军火给粤军，但陈炯明认为革命不能依靠外力，婉拒之。于是，苏俄转而支持孙中山。1922年3月15日，代表向列宁报告广东形势，极力称赞陈炯明，指出政治阴谋家离间孙、陈关系的危险。4月，苏俄特使到广州，向苏俄代表和中共党员传达了支持孙中山的指示，6月16日，粤军发动事变，终止了苏俄联合陈炯明的政策。
1922年，孙中山被陈炯明从广东赶出，退居上海；回想一生几次组织“政府”，几次任大总统、大元帅，但都是以失败告终。痛定思痛，孙中山深感中国国民党力量之弱，短期不足以扭转时局，须另辟途径，联合国内其他党派，争取国际力量支持，早日建立一支强大可靠的军队，才能取得北伐的胜利。苏俄在财力上大力支援孙中山，以几千万卢布助其组建军队。
1922年8月，孙中山在上海亲自主盟吸收著名共产党人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并对他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9月4日，孙中山在沪召开国民党改进党务会议；不久，即指定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陈独秀在内的九人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起草委员。
1923年1月，共产党人林伯渠、李大钊造访孙中山；林、李介绍苏联特使越飞见孙，他们一连谈了六天，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随后，廖仲恺又和越飞到日本密谈，商定《孙文越飞宣言》。宣言中称，共产党在服膺三民主义，遵守国民党纪律的前提下，可以加入国民党。宣言于1月26日发表，表明孙中山开始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寻求国际进步势力援助的愿望，使国共第一次合作有了基础。
1923年1月1日，国民党发表改进宣言，2日，发布《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接着，孙中山又指定了一批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干部担任国民党本部及某些地方支部的负责人。10月1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恳亲大会，决定改组国民党并设立党务讨论会。19日，孙中山正式委派廖仲恺、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本部改组事宜。接着，孙中山又主持成立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参加和积极帮助下，标志着中国国民党获得新生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开幕。在苏联的援助下，黄埔军校建立。国共合作和黄埔军校的建立，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政治和军事人才，开拓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为取得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 与共产党结盟
孙中山广州蒙难，中国共产党及时发表痛斥陈炯明的声明，明确表示支持孙中山，并处分了广东支部对陈炯明反对孙中山态度不当的党员。中共对这些领导人的处分，使危难中的孙中山深受感动。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在这个文件中，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提出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一战线。一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的宣言中对时局的主张又作了补充，更明确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局势以及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目前斗争的基本任务是：
（1）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2）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3） 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大会并进一步分析了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号召工人、贫农及小资产阶级为共同的利益而奋斗。这两个文件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面，对孙中山是有启示的，使他对时局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作出部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改变的时候，孙中山也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变。由于多次失败，特别是他亲手培植起来的陈炯明起来反对他，使他更加感到中国革命需要寻找新的力量。加之这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了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有30余万工人进行100多次罢工，其中有由孙中山长期密切联系的香港海员罢工，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江西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以及广东农民协会的成立等等。工农运动的威力推动了孙中山的思想变化。所以杭州西湖会议后，当陈独秀、李大钊分别拜访孙中山，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准备加入中国国民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时，他不但完全同意，而且非常高兴地“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中国共产党为了促进国共合作早日实现，在9月创刊的《向导》上，连续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帮助孙中山完成这次伟大的转变。比如，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要使革命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列宁的苏维埃俄国携手，“大着胆子明白地反抗……两种恶势力”，即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毫无疑问，这些文章和言论对孙中山是有所启示的。
从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政策来看，在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能够在思想上较为迅速地完成这次伟大的思想转变，这是他一生中革命事业的顶点。
1924—1925年间，孙中山接纳了苏联金钱上与军事上的援助，进而“苏化”了国民党，自此以后，中国便走上了“苏俄式”的革命路线。当时，陈炯明的粤军，也称为联治军，在作战能力上是没法与受苏俄训练、苏俄装备与苏俄督率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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