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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空前绝后四百年1》 作者:孙钥洋

第27章 肆 挥师金国(3)

  成吉思汗率领军队回到了居庸关,驻扎了下来。那年已经是1212年春天了。也就是元太祖六年。蒙古大军在居庸关驻扎几十天,因为天气已经进入盛夏时节,由于长期征战,水土不服,难免人马疲乏,成吉思汗就留下部分军队把守关口,自己带领着三个儿子以及其他将领回到国内,等待时机,再起兵进攻。至此,成吉思汗第一次攻打金国的战争宣告结束,这一次可谓战果累累,不仅掠取了大批财物,而且从金国各地抢走了战马几百万匹,使金国重建骑兵队伍的可能化为泡影。

  当时,蒙古军队志在掳掠,每攻占一座城市后,并不留兵镇守,抢掠一番就放弃了,因此无论是西京、东京以及昌、桓、抚等地,蒙古军撤走后,又先后被金军夺回了。

  1212年秋,成吉思汗再次率兵向金朝进攻。这次进攻的目标是得而复失的西京城。出兵之前,成吉思汗召集将领及其智囊团开会,对出兵路线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集中兵力围困金朝的都城中都,然后进行强攻,决心把中都攻下来。另一派人认为,先留下中都不围,也不打,而攻其两翼,以分散消耗其全国的兵力,为以后进攻中都创造有利条件。成吉思汗采用了第二种意见,他对群臣道:“现在还不是灭亡金国的时候。”因为他从第一次攻金战争中,已经得到了一条经验,不必去占领金国的城市和土地,只需大量地掠取财物和人口,把这个中原大国一次次地掏空,直至无力抵抗,只有束手就擒。

  成吉思汗无疑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他很清楚,如果此时贸然和金国决一死战,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两败俱伤!所以他选择了一步步地蚕食金国的策略。

  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大军,越过阴山山脉,一路打去,再次攻进桓、昌、抚各州县,再次包围西京。长子术赤两次请求攻城,均遭成吉思汗的训斥,当着众将的面教育他道:“用兵打仗,要靠谋略,不能仗着血气之勇,去硬拼兵力。”说完之后,成吉思汗只留一部分兵力围城,仍然是围而不打,却把主力埋伏于西京东北方向的一座被称为密谷山的山林中。果然,在西京被蒙古军队包围之后,金国元帅左都监奥屯襄带领两万人马前来援助西京,恰好经过密谷山口。

  成吉思汗一声令下,他的四万骑兵如神兵天将一般,自山林中冲出来,把奥屯襄的两万人马团团围住,经过不到一个时辰的拼杀,将这支援军全部歼灭,仅奥屯襄带数十人逃出,回到中都去了。在将领们纷纷提出攻城的请求之后,成吉思汗才开始命令军队攻城,可是面对高大而坚固的城墙,蒙古军中又缺乏攻城的器械,金左副元帅兼西京留守抹撚尽忠率军坚守,蒙古军队一时无法攻下。成吉思汗正在城下督战,反被流矢射中左臂,由于成吉思汗受伤,蒙古军未再深入,撤回阴山附近驻守。二次伐金战争就此草草结束。

  金主完颜永济以抹撚尽忠保卫西京有功,进官三阶,赐金百两、银千两,进拜尚书右丞,行省西京。

  招降纳叛

  成吉思汗当然知道金国国力强大,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制伏的,所以也不着急进攻,而是逐步残破,待到金朝内忧外患、无法自拔之时就不攻自破了。果然成吉思汗的连续进攻,导致了金朝内外矛盾的迅速激化。首先,女真统治者与契丹、汉族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大量契丹、汉族将领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叛金降蒙,其中包括郭宝玉、石天应、史秉直和史天泽父子、刘伯林、夹谷长哥、移剌捏儿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蒙古的重臣和将帅。早在野狐岭之战后,金军统帅派去质问成吉思汗的使者石抹明安就投降了蒙古,成吉思汗问他为什么投降,他回答道:“臣素有归志。”契丹族与女真族的矛盾在第一次伐金战争中就暴露无遗了。成吉思汗放手任用契丹降将,立即让他们领蒙古军,抚定云中东西两路。

  郭宝玉是华州郑县人,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裔。他虽身为金朝“汾阳郡公,兼猛安”,但对金人并不真心拥护,时刻希望“天改姓”。野狐岭之战后,木华黎率军追击金军,郭宝玉率全军降蒙。当成吉思汗向他询问取中原之策时,郭宝玉道:“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图金,必得志焉。”建议成吉思汗先征服西南地区,再征服中原。正是根据他的建议,成吉思汗“颁条画五章”,对蒙古征服汉地起了重大作用。

  石天应是永德县(辽宁锦县西北)人,“善骑射,颇知书”,一向是地方领袖。他住在永德县所隶属的“兴中府”(府城是今天的辽宁朝阳)。木华黎从中都派了一个代表进城来劝降。这个代表被金朝的兴中府同知兀里卜杀了,城里的老百姓很怕蒙古军会因而报仇,屠城,于是大家商量好,出其不意,把兀里卜杀了,公举石天应为帅,向木华黎投降。木华黎不仅不屠城,而且还任命石天应为兴中府的知府,兼“兵马都提控”。不久,叫石天应跟随他南征。石天应立了若干功劳,木华黎把他逐渐提拔为“龙虎卫上将军、元帅、左监军”;其后又升他为“右副元帅”。洺州打下以后,石天应奉命守葭州,守了相当时候,在壬午年九月袭取河中府于金将侯小叔之手。侯小叔在除夕反攻,石天应被自己的一个部下吴泽所耽误,城破,巷战,死在癸未年春节的正午。

  像石天应那样死心塌地的人,在蒙古军南下伐金之时,为数很多。他们是汉人,似乎应该效忠于宋才对。然而,燕云十六州在宋朝开国以前便已由石敬瑭割了给辽,燕云十六州的百姓也由辽而金,始终不曾和宋朝的皇帝或政府发生过关系。石天应的家乡是兴中府,论地域尚在燕云十六州之北。石天应之降蒙古,最初并非自动。兴中府的金吏与人民害怕被屠,才推了他当“帅”,向蒙古军洽降。降了以后,他效忠蒙古到底,倒也不失为行径一贯。

  在石天应以前,济南的金朝防城千户刘伯林便已在1211年冬缒城出降了。济南不在燕云十六州以内,更不在燕云十六州以北,人心未尝不对宋多少有所怀念,为什么刘伯林不“归宋”而降蒙古呢?因为,宋对于他,是“天高皇帝远”,而蒙古军是近在眼前。刘伯林降了以后,跟随木华黎打中都,打太原、潞州、晋安,都很卖力,替蒙古守威宁,守了十年。后又被任命为西京留守,兼兵马副元帅。死后赠太师,封秦国公。他的儿子刘嶷,绰号刘黑马,其后被窝阔台可汗封为万户,是汉军三个万户之一。

  汉军的其他两个万户是史天泽与札剌儿。史天泽是河北永清人,在癸酉年跟随父亲史秉直、叔父史怀德,以及本家、亲戚、邻居、朋友,一共一千多人,自动走到涿州,找木华黎投降。史家这时候最重要的人不是史天泽,而是史天倪。史天倪是史秉直的大儿子,官居“金紫光禄大夫,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设元帅府于真定(河北正定)。他下面有两个“副都元帅”,左副都元帅是史天祥(去了河中),右副都元帅是武仙。史家的人很多。天倪天祥是伯叔兄弟。天倪的同胞弟弟是史天安和史天泽。

  史秉直等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看到蒙古军十分残暴,常常屠城,而金朝的政府与军队衰弱不堪,不能保护他们于蒙古军铁骑之下。他们在投降了蒙古以后,也只得效忠蒙古到底,如同石天应、刘伯林等人一样。在他们看来,除了投降蒙古以外,没有第二条生路。况且,只要肯投降,不仅可以不死,而且还有官可以做。

  此后不久,移剌捏儿、石抹也先、张柔、严实、董俊等也先后投靠了蒙古,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这些人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契丹起义

  金国可以说是节节败退,大量的契丹和汉族将领又投靠了蒙古。这时正是金主永济一筹莫展之时,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公元1212年春,又一件意外事件重创了本来就风雨飘摇的金国政权。原来,辽东爆发了以耶律留哥为首的契丹人民起义。在属于通古斯-满语族的金人(女真人)占领北京以前的两个世纪,北京被另一个少数民族契丹人占领着。契丹人统治北京达两个世纪,接着,金王的祖先从他们手中夺取了北京。金人和契丹人属于两个民族,金人属于通古斯-满语族,是今满族的兄弟,而契丹人则主要属于蒙古语族。契丹人虽然失去了北京的统治权,但三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住在中原土地上。所以,与成吉思汗的臣民们相反,他们几乎已完全被汉化了。但他们怀念昔日的光荣历史,一直想向战胜他们的金王复仇。

  耶律留哥,契丹人,仕金为北边千户。成吉思汗伐金之后,金卫绍王为防范契丹人叛金投蒙,令两户女真人夹居一户契丹人,引起了契丹人的怀怨,耶律留哥乘金上京(今黑龙江阿城)、泰州(今吉林洮安四家子)守兵调防之机,于崇庆元年(1212年)在隆安(今吉林农安)、韩州(今吉林梨树偏脸城)一带举兵反金,因与另一位契丹将领耶的合势募兵,数月叛军至十余万,推留哥为都元帅,耶的副之,营帐百里,声势浩大,威震辽东。

  耶律留哥为了取得蒙古军队的支持,起兵后不久即“遣使来附”。成吉思汗立即派兵支援。1212年,耶律留哥自立为辽王,建立了一个契丹族政权。“于是尽有辽东州郡,遂都咸平(今辽宁开原),号为中京”,在蒙军的声援下,耶律留哥屡次打败金朝派来镇压的军队,1212年败金军三十万,1213年败金军四十万,大大牵制了金朝的兵力,占领了女真族的根本之地。

  也正是在这几年,北方不少地区连续发生天灾。1212年大旱,“河东、陕西大饥,斗米钱数千,流殍满野”,山东等地也发生旱灾。汉族人民不能忍受女真族的黑暗统治,纷纷起义反抗,其中著名的有杨安儿、李全领导的红祆军。他们于1212年起来造反,攻占了山东的许多州县。

  同时,在这几年之内,西夏与金的关系发生了突变,由盟国变成了敌国。自从天会年间(1123—1137年)金与西夏议和,八十余年没有发生兵戈之事。由于成吉思汗三攻西夏,西夏献女求和。当金兵在野狐岭、浍河堡战败后,西夏人趁火打劫,进攻金朝边境,从此双方互有侵掠,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结果两败俱伤。

  外有强敌蒙古入侵,各族将领和贵族纷纷投降。内有契丹、汉人纷纷起义,盟友西夏反目成仇,这就是蒙金战争的第一阶段,女真统治者所面临的形势。众叛亲离,分崩离析,金国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借此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1213年7月,成吉思汗又亲率大军,发动了对金朝的第三次进攻。出征之前,成吉思汗在全军将领参加的誓师大会上,宣布这次攻金的主要任务,他说道:“这第三次攻金,仍然沿用我们草原牧民掳掠作战的方式,不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劫杀反抗者、掠夺财物为主要目的。”接着,成吉思汗又重申了军队的纪律,他严肃地指出:纪律是完成任务的绝对保证。军队没有纪律,如同人没有骨头一样。因此,军中人人都要遵守纪律,谁违反了都不行,轻者受责打,重者要砍头,绝不姑息。最后,成吉思汗说道:“夫天时者,兵之助也。这是汉人兵法家说的一句良言。我们要抓住金国政变后,一片混乱的这个‘天时’,发挥我们草原骑兵‘来如疾风,去如闪电’的特点,去夺取这次攻金的全面、巨大的胜利!”成吉思汗说完,遂命令大军出发。

  蒙军顺利地攻下了宣德、德兴等州,进军至中都附近的怀来(今河北省怀来县),与金左丞完颜纲、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大战,金军大败,蒙军一路追至居庸关北口。天险居庸关,分南北二门口。北门称为北口,即今居庸关;南门称南口。两门相距四十里,其间两山夹峙,中有深涧,称为绝险。居庸关曾于两年前被蒙军一度攻克。此后,金军加强了守备,屯驻重兵,在关口铸铁为门,当时人称为铁门关。并在居庸关外百余里布设铁蒺藜。成吉思汗知强攻不是上策,派客台、薄察二将留在北口外,佯作攻击,自己亲率主力沿桑干河西行,绕道迂回,偷取飞狐道,南入紫荆关。金军得知蒙军的迂回动作,派大将奥敦急驰阻击。但奥敦慢了一步,等他赶到紫荆关时,成吉思汗已越关而入,并派者别、速不台领军突袭攻克居庸关南口。成吉思汗率军与留下的客台、薄察会师。金守关大将投降,献出居庸关北口。

  经过为时两年之久的顽强战斗,成吉思汗终于在公元1213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成吉思汗夺取了张家口与北京之间具有战略意义的通道。这是一条连接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大平原的通道,这是一条随时都可以直捣中都的通道。

  胡沙虎弑君

  金国军队的连连失利使金国宫廷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随着国内外矛盾的迅速激化,女真贵族内部的矛盾也爆发为对抗性的冲突和斗争,面对着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金主永济的“柔弱鲜智能”暴露得更加明显了。当蒙古军队兵临城下时,他又束手无策,只知与臣下相对哭泣。

  就在此内忧外困的危难之际,公元1213年9月,金国名将胡沙虎又发动了宫廷政变,改立王室的另一成员为帝,即金宣宗。胡沙虎就是当初丢弃西京大同的那个贪官,完颜永济起用了胡沙虎抗蒙。胡沙虎勇悍无谋,贪婪残忍,常常干一些违法的事情。担任西京留守、兼安抚使后,仍不痛改前非,依然干出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来。他率军与蒙古兵打仗,双方还未交战,他就临阵脱逃。而且在退却时,擅自夺取沿途官库里的银子、财物。涞水县县令对他的行为不满,他就用杖将涞水县令活活打死。胡沙虎违法乱纪,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丞相徒单镒等弹劾他,完颜永济只好将胡沙虎罢归田里。

  胡沙虎被罢官以后,极力结交完颜永济左右的宦官侍者,没过多久,他又被召回中都,被赐予金牌,命为右副元帅,带领五千人马驻扎在中都城北,保卫中都。这时候蒙古兵离中都越来越近了,作为右副元帅的胡沙虎不去做好抵御蒙古兵进攻的战斗准备,而是每天带着人打猎放鹞子,耽于田猎,疏于军务。完颜永济知道后,就派使者到胡沙虎营中责问他。当时胡沙虎正在喂鹞子,听了皇帝的指责极为不满,从笼中抓起一只鹞子往地下用力一摔,鹞子不一会儿就死了。他说:“我胡沙虎干事向来是我行我素,不喜欢受人干涉,谁想干涉我的行为,这只鹞子就是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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