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解脱 (2)

　　今天秦指导员又来看我，说话不多，除了安慰还是安慰，最后问我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终于把憋在心里的要求说了：“我想见见丁怀仁可以吗？”没有料到他爽快地一口答应，他说：“丁怀仁现在已经被羁押，让他继续交代罪行，他态度仍然十分顽固，很多要害问题避而不谈，其实他的问题已基本查清，他的一些同党也都抓捕归案。你可以凭你们的关系再开导开导他，不过像他这样的顽固分子，我们是不抱什么希望的。明天吧，明天我安排时间把他带过来。”还有三天就是新年了，医院里已经显出过年的气氛，护士在病房里贴上了窗花，天棚上还拉起串串纸花和小灯笼，窗外不时传来阵阵钝响，大概是孩子们已经等不及，在提前燃放爆竹。吴安一跟陶冶已订下在新年结婚，大家正忙着替他们操办。姜瑞田跟林婕也应该两情相悦水到渠成了吧，让我为他们祈福，祝愿两对情人生活美满地久天长。

　　明天，我就要见到丁怀仁，我对他说什么呢？要不要叫他一声，无论他是多么丑恶，多么可恨，又无论他是不是军统特务，是不是反动分子，他毕竟是给了我生命的人，我的身躯里流动着他的血，保存着他的基因，可是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龌龊的关系又让我如何面对？就见这一次吧，最后的一次，叫他一声吧，就一声，也算了却了我最后一桩心事。在我的记忆里这个亲昵的称呼已经很模糊了，可是他不配接受这样的称呼，我怎么可以这样称呼他？不能！不能！

　　新年意味着送旧迎新一元复始，可是对于我旧的送不走，新的迎不来，那些不堪回首的旧事，将如影随形地一直纠缠着我折磨着我。我还会有什么新吗？没有，一切的“新”都不会再光顾我了。整训班会不会转移到北安去，会不会转移到鹤岗去，会不会被送去挖煤伐木，这都跟我没关系了。秦指导员说过，要送我去什么文工团，什么电影制片厂，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梦幻、泡影。

　　夜已深，走廊上只剩下几盏电灯还亮着，透过门窗望出去黑黢黢的，偶尔的门响和脚步声犹如空谷回音特别瘆人。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这是一个难熬的长夜，我想象着跟他见面的情景——悲哀，痛苦，难堪……

　　昨晚上前半夜几乎没有合眼，后半夜——也许已近拂晓才朦朦胧胧入睡，接着便开始做梦——我站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面前立着一个好大的麦克风，台下密密麻麻的人头，都是呲牙咧嘴的鬼相，我开始唱歌，可是无论怎样用力就是唱不出来，台下开始骚乱，有人吹口哨，有人大声喊叫：“快下去，我们不要听你唱，丑八怪你也敢上台唱歌？滚下云！滚下去！”丁怀仁带着一帮人闯上台，扳倒麦克风，用绳子捆住我，那些人一起对我拳打脚踢，丁怀仁站在一旁纵声大笑：“谁让你叫我爸爸？我才不认你做女儿，你也配？”……

　　“小安同志，醒醒，醒醒。”我睁开眼睛，见护士正站在床边摇晃我的肩膀。

　　“小安同志，你做梦了吧？”“是做梦了，挺吓人的。”护士甜甜地笑着说：“梦都是反的，梦见了不好的事儿，准会有好事，我奶奶说的。”话都是这样说，可是没有好心境怎么会有好梦，净做恶梦还会有好事儿吗？

　　早饭我只喝了一小碗稀粥，护士刚刚收去碗筷就听见有人敲门，我心跳得像打鼓，忙欠起身有气无力地喊了声“请进”。

　　两个挎着木匣枪的解放军推门进来，夹在中间的便是我想见又怕见的丁怀仁，他看上去瘦了许多，面色憔悴，胡子也像几天没刮，头发长得压住耳朵，仍然穿着那套哔叽军常服，皱皱巴巴的，肩章上光秃秃的，那三颗耀眼的梅花星已经摘掉。眼前这个囚犯似的丁怀仁，已经失去往日的威仪，跟我进政工队第一次见到的他判若两人。他双臂下垂满脸愧疚地呆立在那里。望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我顿生几分怜悯，眼泪竟不由自主地溢满眼眶，我极力控制着不让泪水淌出来。

　　一个解放军走近说：“有什么话你们赶紧说，我们就在门外。”说完两个人转身出去。

　　丁怀仁畏缩地靠过来嗫嚅着说：“安琪，你还好吗？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我有罪，我该死。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我罪有应得，是报应。安琪，我是真心对你好，我向你保证过，我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你为什么要走绝路呢？我们的孩子——”我浑身发抖两眼冒火，嘴也哆嗦得不听使唤：“你，你——丁怀仁，住嘴！什么我们的孩子？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心想，事到如今还跟他说什么废话，遂即从枕头底下取出那几张照片，我根本不想拆穿事实真相，也不想让他明白这一切，因为我已付出太沉重的代价。

　　“丁怀仁，你说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你是谁？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丁怀仁向照片瞥了一眼，皱皱眉头说：“这些照片是我的一位同僚的，他叫任耀宗——”我急切地问：“你不是任耀宗？”“我是丁怀仁，怎么会是任耀宗？”“他，任耀宗，他现在人在哪里？”“他，他六年前在一次作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在什么地方？”我紧紧追问。

　　“现在也无须瞒你了，我曾经是伪满洲国的一名军官，康德九年——也就是民国三十一年部队奉命调到关内协同日军讨伐抗日武装，任耀宗跟我同在一个部队，在一次战斗中他中弹身亡，临死前把这些照片和一封没有寄出去的家信交给我，托我找到他的亲人，可不等说出地址就咽气了，所以这些东西一直保存在我手里。”“你是说这些照片不是你的？那个穿军装的人不是你？”“当然不是我的，那张穿军装的照片也不是我——是任耀宗。我们俩的长相酷肖兄弟，相处得也非常好，堪称莫逆。他生前告诉我他家里有妻子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离家时男孩儿只有三岁，他的妻子叫吕惠敏，照片后面有她的名字。”妈妈的确叫吕惠敏，跟爸爸失去联系以后她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的爸爸是伪满国兵，就给我跟弟弟改了姓名，妈妈希望我们都能平平安安长大成人，就给我起名叫安琪，给弟弟起名叫安珺。“安琪，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些照片？你认识任耀宗？”丁怀仁眨着眼睛困惑不解地问。

　　“这跟你没关系。我问你，任耀宗还留下别的遗物没有？”“没有，没有。日本人管得很严，身上除了一些零用钱哪还敢带别的东西？照片也是偷偷摸摸藏在身上的。”天呐，听了丁怀仁这番解释，我几乎晕厥过去，是上天在捉弄人吗？鬼使神差地把我送进政工队，又送到这个十恶不赦的魔鬼身边，他又偏偏是爸爸生前的同事，又偏偏让我看到他保存的这些照片和书信，而我又仅凭这些东西几乎误认他就是跟我们离散多年的爸爸。丁怀仁，你这个恶魔，灾星，你毁了我的青春，断送了我的前程，更让我背上秽行乱伦的罪孽，逼得我无地自容走上绝路，却又偏偏该死不死，落得生不如死的境地。

　　所幸终于水落石出，彻底澄清了事实真相，确定无疑地知道了丁怀仁的本来面目，他根本就不是我不敢承认的“爸爸”。现在压在心头的恐惧和负罪感虽已解除，我却已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受到的身心伤害已无法平复。想到此不由得怒火重燃，顺手拿起桌上的茶杯朝丁怀仁投去，不偏不倚正打在他的额头上，顿时鲜血直流，他吓得捂着脑袋向门口跑去。我愤然大骂：“丁怀仁，你这个魔鬼，我恨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等着吧，让共产党整治你！让解放军整治你！”我拼命地喊，喊得嗓音嘶哑，喊得气喘吁吁，大咳不止。

　　一个解放军闻声慌忙推门进来，惊愕地问：“怎么回事儿？”他一把拽过丁怀仁，发现他额头在流血便急忙拉他往外走，“赶快找大夫包扎一下。”丁怀仁捂着头连声说：“没事儿，没事儿。”在门口他又转过头，“安琪，我对不起你，你多保重吧。”他哭丧着脸装出一副可怜相。

　　“滚，滚，去下地狱吧！”我欲哭无泪，积在心头的只有无尽的悔恨，这一切的不幸都源于我的梦，从孩提时就已经开始的梦，梦想当作家，当艺术家，当电影明星，梦想出人头地成为尊贵的上等人，梦想过上锦衣美食的优越生活，梦想觅得聪颖美貌的白马王子的专爱，可如今已是香消梦断，一切的一切都像肥皂泡一样瞬息间化为乌有。回想从年初到现在，从参加政工队到国军失败几近成了俘虏，一件件不幸接踵而来，妈妈弟弟都忍心弃我而去，女孩子最珍贵的贞洁操守已毁于一旦，如今我已经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人们管这叫瘸子，我已经失去照镜子的勇气，不敢面对难以遮掩的丑陋。我才十七岁，未来还要经受多少日日夜夜的“炼狱”考验？还要付出多少痛苦和磨难才能赎尽我的罪愆？这是为什么？就因为我有梦吗？有梦也是罪过吗？有梦才要受到这样无休止的惩戒吗？谁能告诉我？我困惑不解，我找不到答案。

　　不写了，不写了，从今往后再也不写了，什么都不写了，扔掉这支一直陪伴我写过欢乐也写过忧伤写过幸福也写过苦痛的笔！我忽然想起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结尾的两句话：“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是“八一五”光复不久，学校刚刚复课，没有教材，国文老师就从《古文观止》中选文章教我们，其中便有给我印象极深的《归去来兮辞》。那位袁育人先生在读到这两句时，似有无限感喟系之，语音变得凄楚苍凉，深深地感染了我。课下闲谈时方知他在生活中的许多不可抗御的不幸，他就说过“人要认命”的话。是了，是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思悠悠恨悠悠，恨到何时是尽头？认命吧！认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