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4)

　　第五章 (4)

　　王文韶摇头说道：“少荃哪，你倒是会问！王公大臣们要是能说得明白，太后还用让老哥走这一趟吗？老哥今儿跟你说句实话，恭亲王现在也没了主意。朝鲜毕竟与以前大不一样，此次内乱，日本设在那里的公使以‘日本商人在该国经商受到损失’为由，强迫李昰应订立了《仁川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日本不仅让朝鲜赔付了一大笔款项，还可以派兵到朝鲜驻防，理由是保护在该国经商的商人。尽管朝鲜名义上仍是我大清的属国，但倭人这一插手，可就不好办了！老哥我倒是主张该派兵过去，把乱子平下去，把李昰应抓起来，让国王重新主政。可别的大臣不同意呀，翁同龢与李鸿藻都认为，派兵过去容易引起倭人的猜忌。京里现在每日都在争吵，吵成了一锅粥，太后左右为难。少荃，你说句实话，朝鲜与我国唇齿相依，又是属国，是不是该派兵过去？”

　　李鸿章捻须说道：“大司农说得不错。朝鲜此次内乱，朝廷若不派兵平定，日本定然乘虚图之，朝鲜定难阻挡。设若日本屯重兵及大量兵船于朝鲜，则我国京畿危矣，后患定然无穷。”

　　话毕，李鸿章又对李瀚章道：“大哥，您先陪大司农坐着说会儿话，容我到书房给太后拟个折子。”

　　王文韶惊喜地说道：“少荃，你答应到天津就任了？”

　　李鸿章镇定地回道：“古人云：‘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况我李少荃乎？”

　　李鸿章拜折的当日，又派人飞赴金陵，借南洋电报局，电告署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让他速派兵船先期入朝访查确情，又急电调派提督吴长庆所部陆军，在翻译马建忠的带领下，乘船继进平定变乱。

　　两江总督左宗棠见到李鸿章递来的密函及电文后，不禁连称：“少荃难得！少荃难得！”他一面让电报局把李鸿章的电文拍发至天津，一面给李鸿章写信表示，此次出兵，饷粮由南北二洋合出。

　　李鸿章接到左宗棠来函的第二天，便随同王文韶一行先到金陵去见左宗棠，接着到上海查探日本领事馆动静，然后返津。

　　算起来，李鸿章仅仅为母亲穿孝八十余天。

　　慈禧太后见到李鸿章的折子时，吴长庆同着翻译马建忠率所部陆军，已乘船赶往朝鲜，丁汝昌遣两艘兵船随行护航。

　　慈禧太后把折子通读了一遍，马上便把恭亲王传了进来。她挥着李鸿章的折子，一字一顿说道：“没有李鸿章，真不知咱大清的日子怎么过！他才穿了八十几天孝，一听朝鲜有事，马上便开始决断。这不，他和王文韶还没有到天津，就已经调兵遣将，忙起来了。还是这班老臣可靠啊！”

　　恭亲王答称是，心里却知道，太后这是拿话在敲打他，也是在借机发泄对一班在京王公大臣的不满。李鸿章究竟上了个什么折子，竟把慈禧太后感动成这样呢？

　　李鸿章的折子这样写道：“微臣虽在苫块之中，眷怀君国，默念时局，忧煎踌躇，不有自安。本拟吁恳展假，妥营葬事，唯金革无避，礼有明训。当此中外多事之际，朝鲜密迩东边，关系大局，何敢顾恤其私，迁延推诿，致负圣明倚任之重……已派丁汝昌、马建忠酌带兵船前赴朝鲜访查确情，并拟调提督吴长庆妥商弹压调停之法。臣僻处乡隅，势难遥度。闻命以来，遵即赶紧部署，定于七月十二日起程，由巢湖出江，顺过金陵，与两江督臣左宗棠筹商水陆兵饷、后路接济各事宜。并至上海查探近日洋情，即乘轮船航海北上。抵津后仍照例素服办事，殚竭庸愚，力图安壤，希望稍纾慈廑于万一。俟卜葬有期，再求赏假回籍，以襄大事。”

　　李鸿章到天津后不久，马建忠便已由朝鲜派人递快函过来，言称已查明起事因由，确系前国王李昰应密谋此事，函后附有部分参与者的口供。

　　李鸿章马上请旨着吴长庆将李昰应等一班人逮获，由兵船押至中国问罪，借此稳定朝鲜的大局。旨准。

　　吴长庆见到李鸿章密令后，连夜动手，将李昰应等一班人捕获，又张贴告示，公开此事，敦促现国王尽早回宫主政。国王见到告示，很快便回到宫里。不几日，王妃也被吴长庆兵丁寻到。朝鲜局势很快安定。

　　对朝鲜以后将如何处理，很快成了大清国朝野议论的中心话题。这时，翰林院侍讲张佩纶，用他那支生花妙笔，最先给朝廷上了《请讲武以靖藩服折》，提出：“日本贫寡倾危，琉球之地，久居不归。朝鲜祸起萧墙，殃及宾馆，彼狃于琉球，故智劫盟索费，贪吝无厌。今日之事宜因二国为名，令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台湾、山东两处宜治兵蓄舰，与南北洋掎角。沿海各督抚迅练水陆各军，以备进规日本。”折子又说：“中国措置洋务，患在谋不定而任不专。朝鲜乱作于内，敌逼于外。吴长庆一军暂留镇抚，殆权宜之策，非经久之图。”

　　张佩纶随后又就理商政、预兵权、救日约、购师船、奉天增兵、永兴筹备等六项提出自己的六点建议。建议曰：一、理商政当简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而国治之得失，国势之安倾亦得随时奏闻，豫谋措置。二、朝鲜孱弱，嗣后当由中国选派教习，代购洋枪，为之简练掎角。三、日约贪于索费，尤狡于驻兵，闻告贷北洋，安知非借中帑以款东兵，应无庸措置。日兵屯扎王城，尤多隐患，应由吴长庆密谋钳制。四、陆军护王都，不如水军护海口。应饬部臣迅拨巨款，先造快船两三艘，由北洋选派将领驻守仁川，较为活明。五、朝鲜日益多事，辽防亦宜豫筹。请饬盛京将军抽练旗丁，归宋庆统之，与所部常满万人，以备缓急。六、朝鲜之永兴湾，严寒不冰，俄人欲得其地驻船。应会同吴大澄妥筹力争要害。

　　张佩纶此奏一上，马上便对了慈禧太后的心思，加之张佩纶人生得俊秀，出口成章，蝇头小楷又写得端庄利落，慈禧太后更是满心欢喜，以为大清国又出了位辅国大才。她一面让军机处把张佩纶的这篇洋洋洒洒的折子，抄发给在京的王公大臣、南北洋大臣及各地督抚筹议，一面着内廷拟旨，先赏张佩纶三品顶戴，随后又实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几日光景，张佩纶便由从五品小吏，进入正三品的大员行列，成了以李鸿藻、翁同龢为首的清流议政党的主干，令人刮目。

　　一连几日，张佩纶喜得忘了南北东西，几乎逢人就讲国政，上朝便递奏章，仿佛通国上下，只他一个关心国政，除了汉时诸葛孔明，再无一人能放在他的眼里。

　　慈禧太后不只一次在人前叹息：“总算祖宗有灵，曾国藩之后有个李鸿章，李鸿章有了年纪，又出来个张佩纶！真是天不灭我大清啊！”

　　葬母

　　张佩纶字幼樵，一字绳庵，又字篑斋，直隶丰润人，同治进士。李鸿章初任直隶总督时，张佩纶以翰林院检讨入李幕，帮李鸿章誊写奏稿、料理文案等事。进京后仍到翰林院任检讨职。累官编修、修撰，光绪元年擢从五品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

　　张佩纶头脑敏捷，谈吐不凡。入幕李鸿章期间，李鸿章时常在人前夸奖其“口才拔萃，文曲下凡”，使他的名声渐渐远播，很快挤入名士行列。

　　张佩纶好酒，每日无论冬夏，又总是鹅毛扇子不离手，颇有古时大贤风度。人们见了他，倒不敢称其本名，皆呼之曰“张大名士”。佩纶颇受用此称。

　　昔时，丁日昌、薛福成、黎庶昌等人，见李鸿章爱惜张佩纶，偏巧张佩纶又无家室，便想做媒，想让李鸿章招张佩纶为东床，将李之长女嫁给张佩纶为妻。

　　李鸿章却笑对几人道：“篑斋好名太过，吾女嫁与此人，恐为其所累，不得福享，还是等等看吧。”

　　但李鸿章读过张佩纶的《请讲武以靖藩服折》后，还是遵旨很认真地逐条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张佩纶所奏，李鸿章有的赞同，有的不赞同。对第一条，李鸿章不同意张佩纶的观点，认为派人过去替朝鲜主持大计，朝鲜未必肯听，也未必领情。对第二条，李鸿章认为可以办，而且正在办。这无疑是说，张佩纶所论，是事后诸葛亮。对第三条，李鸿章不同意在朝鲜常年驻兵。对第四条，李鸿章认为已经订造了两艘轮船，朝鲜有事，即可以使用。对第五条，在盛京大练陆兵，为支援朝鲜使用，李鸿章认为张佩纶是在胡说八道。因为朝鲜三面临水，利于水上进兵。张佩纶所议第六条亦不可行。

　　慈禧太后看了李鸿章的折稿后，把醇亲王奕譞召进宫来，叹道：“张佩纶所奏，貌似条条是道，如今一看李鸿章所言，才知这张佩纶治国的火候，还是较李鸿章差一些。还是按李鸿章说的办吧。凡事需慢慢来，急不得。”

　　奕譞扑通跪下道：“太后圣明，太后所论正是奴才这几日所想。奴才下去后就去找恭亲王办理此事。”

　　慈禧太后叹口气道：“我上几日说了恭亲王几句，他第二天就告假躲进府里不出来。他呀，这是和我闹气呢！你也用不着去和他商量，该办什么就办什么吧。有些人哪，就是给脸不要脸。我倒要看看，他想怎么着？我呀，就是不信，离了他，这大清的天就能塌了！你下去吧。”

　　奕譞一听这话，知道太后与恭亲王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了，自己身为帝父，大概当真就要有当议政王的那一天了。他按捺住满心的喜悦，把头对着太后磕得山响，然后这才连滚带爬地退出去。

　　恭亲王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是咸丰皇帝的异母同父兄弟。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与奕是同母兄弟。

　　咸丰帝先封奕譞为醇郡王，八年后授命在内廷行走。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参与祺祥政变，进封醇亲王。奕譞与奕虽同为亲王，但因其才识不如奕，所以一直尾随其后，有时连慈禧太后也说他是“马尾串豆腐，提不起来的货”。但他的权力欲却比朝中的任何一位王公大臣都大，恨不能登时取代六哥，过把议政王的瘾。

　　是年底，在原籍为母守灵的李瀚章函至天津，与李鸿章商议葬母一事，函称地穴等事已安排妥当，只等李鸿章最后定夺。

　　李鸿章不敢怠慢，于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元月初，即上折恳请赏假葬母。候旨期间，李鸿章一边召署督张树声至津商议海防诸事宜，一边暗里着人打点行装，俟圣旨一到，即起程赴皖。

　　元月二十六日，圣旨抵达天津。旨曰：“披览所奏，情词恳切，良为恻然。本应俯如所请，宽予假期。唯北洋事务关系紧要，李鸿章措置得宜，朝廷方资倚畀，所有请假营葬之处，俟来年正二月间，再降谕旨。钦此。”

　　李鸿章未及圣旨宣毕，已在心里大骂道：“这是哪个王八蛋出的馊主意？老母已停灵祠堂日久，穴已料理完备。诸事可等可待，没听说葬母之事也要等待！朝廷就这样对待老臣吗？”

　　李鸿章气愤已极，当夜便挥毫命楮，上《渎恳赏假葬母》一折：“入春以来，静候谕旨，本不敢以哀痛迫切之情，屡渎天听，唯时序如流，河水已解，屈指启窆之期，不过一月有余。而自津及皖，计程遥远，虽轮船便捷，亦须十余日始抵臣乡。且一切附棺之需，非事先摒挡，逐加检点，即礼仪粗具，而造次襄事，终觉不慊于心。记曰：孝子将祭，虑事不可以不豫。一祀事尚从容筹备，况于先人体魄所藏，而忍有苟简疏略之思乎？此臣月余来眷念松楸神爽飞越，昕夕引领，以冀恩诏之至……用敢再申前请，仰恳天恩，赏假数月，俾得赶紧回籍，稍遂负土之私，感荷矜全，实无既极。”

　　李鸿章最后建议，北洋通商大臣事宜，可由署直督张树声兼署。就当时而言，上至朝臣，下至平民，对葬父葬母之事极其看重，其规制仪礼几近墨守。李鸿章既是饱读诗书之士，又乃朝廷重臣，更不敢疏忽大意，否则便遭人耻笑；以后逢人办事，亦要矮人一等，低人半截。丁忧守制已被朝廷所否，若葬母之时再不到前，他李鸿章还想在家乡人面前抬头做人吗？这就是李鸿章一再恳请赏假的原因，实在也是迫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