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的发展，实在出人意表。第一、常州在李鸿章部下郭松林、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李鸿章及常胜军戈登合力猛攻之下，于四月初六十复；接着久守镇江的冯子材进克丹阳。大家都以为这两支军队会师以后，一定乘胜西趋，直扑金陵，为曾国荃助攻。哪知李鸿章尽管朝旨催促，却以伤亡过重，亟须整补为名，按兵不动。这是为左宗棠、胡雪岩所预料到的，李鸿章不愿分曾国荃一心想独到的大功，有意作态。
第二、是“天王”洪秀全忽然下了一道有如梦呓的“诏令”，说“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过了两天，“天王”服毒自尽，实现了他“上天堂”的诺言。接位的是洪秀全的十六岁儿，名叫“洪天贵福”；称号唤做“幼天王”。
消息外传，都知道曾国荃成大功在即，颇有人高吟杜少陵的“青春作伴好还乡”，作乱后重整家园之计。而京里重臣、京外督抚，有良心，肯做事的，亦都在默默打算，曾国荃一下金陵，太平天国十余年的积聚，尽萃于“天王府”，足可用来裁遣将士，恢复地方；固然，金陵所得，必是用于江南及湘军，但应解的协饷，可以不解，就等于增加了本地的收入。象左宗棠就是打着一把如意算盘，认为曾国荃一克金陵，广东便将复成浙江的饷源。他曾跟胡雪岩谈过，到那时候，要专折奏，派他到广东去会办厘捐。胡雪岩口头一诺无辞，其实不当它一回事；在他看来，此事渺茫得很，只是不便扫左宗棠的兴，所以只是唯唯敷衍而已。
在李鸿章所拨借的炮队协攻之下，曾国荃所部在五月底攻占了“龙膊子”，其地在江宁城外东北的钟山之巅，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此地一失，“忠王”李秀成束手无策了。曾国荃用兵，独得一“韧”字；苦苦围困到这般地步，要韧出头了，更不肯丝毫怠慢，下令各营，由四面收束，直往里逼，逼近城下，昼夜猛攻。而真正的作用是，借无时或已的炮声，遮掩他掘地道的声响。
金陵围了两年，曾国荃从朝阳门到钟阜门，挖过三下多处地道，有时是“落磐”，挖地道的士兵随死随埋，丛葬其中；有时是为长毛所发觉，烟熏水浇，死者论百计。有一次快成功了，地道内的士兵，忽然发现一枝长矛刺了下来；其实是长毛行军休息，随意将矛一插，而官军轻躁没脑筋，使劲将那枝矛往下拉，长毛始而大骇，继而大喜，掘地痛击，功败垂成，死了四百人之多；都是朱洪章的部下。
朱洪章是贵州人，也是曾国荃部下高级将领中，唯一的非湖南人。因为孤立其间，不能不格外卖力，免得遭受排挤。曾国荃亦很看重他，一直保到提督衔记名总兵，派他经理营务处。此时再挖地道，由他与记名提督河南归德镇总兵李臣典共同负责。
从六月初八开始，日夜不停，挖了七天才挖成，填塞炸药，可以作最后的攻击了。曾国荃问部下诸将：哪一营“头敌”；哪一营“二敌”？
诸将默无一言。便按官职大小，个别征询。官阶最高的是萧孚泗，已经补上福建陆路提督，他依旧沉默；便只好问李臣典了。
李臣典倒愿打头阵，但要朱洪章拨一两千精兵给他。朱洪章表示：“既然如此，不如我来当头。”事情便这样定局，还立了军令状，畏缩不前者斩！
六月十六日正午，由朱洪章下令施放炸药。地道中的炸药有三万斤之多，进口之处用巨石封固；另外以极粗的毛竹伸入地道，内用粗布包炸药填塞，作为引线；引线点燃以后，但闻地底隐隐如雷声，却不爆发，天空中的骄阳，流水烁金一般，炸药决无不燃之理；万千将士挥汗屏息，等得焦灼不堪。这样过了一个钟头之久，地底连那隐隐雷声都消失了。
过去亦常有不能引发炸药的事情；这一次看起来又是陡劳无功。各营将士，无不失望，正准备先撤退一批部队，分班休息时；突然间，霹雳之声大作，仿佛天崩地裂似的。太平门的一段城墙，约有二十多丈长，随烟直上，耸得老高，成为闻所未闻的奇观。
这有个说法。明太祖建都南京，洪武二年始建都城，征发大量民夫，花了四年功夫，方始完工，周围六十一里，不但比北平城周四十余里、西安城周二十四里都大；而且亦是世界第一大城。
南京城不但大，而且高，平均都在四十尺以上。大与高之外，最大的特色是坚，城以花岗石为基，特为烧制的巨砖为墙；砖与砖之间，用石灰泡糯米浆水砌合。全城告成，再以石灰泡糯米浆水涂敷，所以在城外随便指一处敲击，都会显出白印。五百年来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城墙，毕竟还敌不过西洋的炸药；只是被炸以后，砖砖相砌，过于坚牢，所以才会造成二十余丈长的整段城墙，飞入空中的奇观。后来知道，这段城墙飞出一里多外，裂成数段落地，打死了数百人之多。
在当时，朱洪章奋身向前，左手执旗，右手操刀，大呼上城。于是九门皆破，有所谓“先登九将”，除朱洪章、李臣典、萧孚泗以外，还有记名总兵武明良、熊登、伍维寿、提督张诗日、记名按察使刘连捷、记名道员彭毓橘。捷报到京，自然要大赏功臣。据说文宗在日，曾有诺言：平洪杨者封王。但清朝自三藩之后，异姓不王；甚至封公爵的亦没有。因此，亲贵中颇有人反对实现文宗的诺言；形成难题。最后是慈安太后出了个主意，将一个王爵，析而为四，曾国藩功劳最大，封侯；其是曾国荃，封伯；接下来是一个子爵、一个男爵，封了李臣典和萧孚泗。
朝旨一下，朱洪章大为不服。论破城当日之功。他实在应该第一，首先登城，生擒伪勇王洪仁达，占领“天王府”。而曾国荃奏报叙功时，却以李臣典居首；据说，当朱洪章占领“天王府”，看守到黄昏时分，李臣典领兵驰到，自道“奏九帅之命接防”。于是“天王府”归李臣典的控制，看守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光天化日之下，“天王府”无缘无故起火，烧得精光。事后曾国荃奏报，搜索“天王府”，除了一颗伪玺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李臣典叙功居首的奥妙是如此！朱洪章在“先登九将”中甚至不如孚泗还落得一个五等爵末位的“一等男”；他所得的恩典，是“无论提督总兵缺出，尽先提奏；并赏穿黄马褂，赏给骑都尉世职”，虽亦不薄，但名列第三，太受委屈。
一口气咽不下，朱洪章去找“九帅”理论。曾国荃大概早有防备，应付之道甚绝，他说：“我亦认为你应居首功。但叙功的奏折，是由我老兄拜发；听说是他的幕友李某捣鬼。”说着，从靴页子里拔出一把雪亮的雪子，倒持着递向朱洪章，“你去宰了那个姓李的。”
朱洪章为之啼笑皆非。但李臣典亦如黄梁一梦，锡爵之恩；黄马褂、双眼花翎之荣，竟不克亲承宠命；恩旨到时，已经一命呜呼。据曾国荃奏报，说他攻城时，“伤及腰穴，气脉阻滞”，因而于七月初二日不治出缺。却又有人说，李臣典死在“牡丹花下”——破城之日，玉帛子女，任所取携；李臣典一夜之间，御十数女子，溽暑不谨，得了“夹阴伤寒”，一命呜呼！当然，这是私下的传说；反正死因如出于床第之间，真相是再也不能水落石出的。
萧孚泗的封男爵，亦有一段故事。
当城破无可为计时，李秀成在乱军中带着一个亲信书僮，出通济门往东南方向逃走；目的是越过茅山，经溧阳、长兴到湖州，与由杭州遁走的长毛会合。
走到一处叫方山的地方，撞见八个樵夫，其中有人认识他，却确不定，便冒叫一声：“忠王！”
李秀成一看行藏被人识破，便长跪相求：“哪位领路带我到湖州，我送三万银子酬谢。”
说着，他与他的书僮都将袖子抹了上去；但见四条手臂上，戴满了金镯子；另外有一匹马，驮着一只箱子，看上去并不大，可是压得马的腰都弯了，可以想见其中装的是金银珠宝。这八个樵夫见此光景，大起贪心，一方面想侵吞李秀成的钱财，一方面还想报功领赏。于是这八个人将李秀成主仆骗入山下的“涧西村”，公推一个姓陶的去向官军报信；目的地是驻扎太平门外的李臣典营中，因为姓陶的有个同族弟兄是李臣典的部下，托他转报，比较妥当。
姓陶的经过钟山，又饥又渴；想起这里是萧孚泗的防区，营中有个伙夫，因为供应柴草的关系而熟识，不妨到他那里歇脚求食。
姓陶的得意忘形，休息闲谈之间，透露了生擒李秀成的经过。这个伙夫便转告亲兵；亲兵转报萧孚泗，姓陶的便注定要做枉死鬼了。
一番密密嘱咐，将姓陶的好酒好肉款待；萧孚泗自携亲兵二十多人，烈日下疾驰到涧西村，将李秀成手到擒来；价值十余万银子的金银珠宝，亦归掌握。姓陶的被一刀斩讫，借以灭口；不过萧孚泗总算还有良心，没有杀那个伙夫，给了他五颗上好的珠子，一匹好马，暗示他连夜“开小差”，走得越远越好。
萧孚泗的得封男爵，就以生擒李秀成之功。曾国荃到后来才知道真相，吩咐赏那八家樵夫，每家一百两银子。结果为亲兵吞没大半，只拿出去一个“大元宝”——五十两银子，由八家均分。
如果李秀成真是为萧孚泗凭一己之力所生擒，这份功劳，就真值得一个男爵了。因为“天京”虽破，“幼天王”未获，只说已死在乱军之中，对朝廷似难交代。幸好有个李秀成，论实际，其人之重要又过于“幼天王”，足可弥补元凶下落不明之失。
其时曾国藩已由安庆专船到江宁，抚循将士，赈济百姓以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处置李秀成，委派道员庞际云、知府李鸿裔会审，这李鸿裔，就是曾国荃向朱洪章所说“捣鬼”的“李某”。
从六月廿七到七月初六，十天的功夫，审问的时间少，李秀成在囚笼写“亲供”的时候多；每天约写七千字，总计约七、八万言。却为曾国藩大删大改、所存不过三分之一；方始奏报。其中谈到城破后，洪秀全两个儿子的下落，说是“独带幼主一人，幼主无好马，将我战马交与骑坐。”“三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带幼主冲由九帅攻倒城墙缺口而出。君臣数百人，舍命冲出关外，所过营塞，叠叠层层、壕满垒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帅营中，营营炮发，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主两个分离，九帅之兵，马步追赶，此时虽出，生死未知。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进，定然被杀矣，若九帅马步在路中杀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个小童，何人知也？”
这段供词，与曾国藩奏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之中”，有桴鼓相应之妙；不道弄巧成拙，反显删改之迹——“幼天王”未死，逃到湖州了。
在曾国藩封侯的同时，又有恩旨赏赉东南各路统兵大帅及封疆大臣；亲王僧格林沁，加赏一贝勒；湖广总督官文，赐封一等伯爵，世袭罔替；江苏巡抚李鸿章一等伯爵；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四川总督骆秉章、浙江提督鲍超，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西安将军都兴阿、江宁将军富明阿、广西提督冯子材、均赏给骑都尉世职。
东南大员，向隅的只有左宗棠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上谕中特为交代：“俟浙赣肃清后再行加恩。”这虽是激励之意，但相形之下，未免难堪；尤其是李鸿章封爵，使得左宗棠更不服气。往深一层去想，曾国藩节制五省军务，江西、浙江亦在其列；这两省既未肃清，就是曾国藩责任未了，何以独蒙上赏？
再有一件事，使左宗棠气恼的是，江宁溃败的长毛，只有往东南一路可逃；因而湖州一带，本来打得很顺利的，忽然增加了沉重的压力。如果事先密商，曾国荃定于何时破城，进兵围剿的策略如何？都能让左宗宗知道，先期派兵填塞缺口，伏路拦截，又何致于让溃败的长毛，如山倒堤崩般涌过来？然则曾军只顾自己争功，竟是“以邻为壑”了！
朝中当国的恭王，以及上获信任，下受尊重，确能公忠体国，为旗中贤者的军机大臣文祥，却不知东南将帅之间，存着如此深刻的矛盾；紧接着大赏功臣的恩诏之下，又有一道督责极严的上谕，让左宗棠看了，更不舒服。
上谕中说：“江宁克复，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这几句话，便使左宗棠疑心，曾氏弟兄奏报克复江宁的战功，不知如何铺张扬厉，夸大其词？因此对于后面：“着李鸿章将王永胜等军，调长兴，协防湖郡；左宗棠当督率各军，会合苏师，迅将湖州、安吉之贼，全行殄灭，克复坚城，勿令一贼上窜”的要求，越起反感。
“你看，”他对胡雪岩说：“曾氏兄弟，不但自己邀功，还断了别人的建功之路。照字里看，大功已经告成，浙江可以指日肃清；湖州长毛如毛，攻起来格外吃力，即使拼命拿下来，也讨不了好。因为有曾氏兄弟先人之言，说江宁的‘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朝廷一定以为我们虚报军功。你想，可恨不可恨？”
胡雪岩当然只有劝慰，但泛泛其词，不能发生作用；而谍报一个接一个，尽是长毛的某“王”、某“王”，由皖南广德，窜入浙江境界，越过天目山，直奔湖州的消息。最后来了一个消息，是难民之中传出来的；飞报到杭州，左宗棠一看，兴奋非凡。
这个报告中说：“幼天王”洪福真，在江宁城破以后，由“干王”洪仁干、“养王”吉庆元、“誉王”李瑞生、“扬王”李明成“保驾”，六月廿一那天，到达广德；然后由守湖州的“堵王”黄文金，在五天以后亲迎入湖州城内，并且已得知“忠王”李秀成为官军所获的消息，所以改封洪仁干为“正军师”。
这一下，左宗棠认为可以要曾氏弟兄的好看了；当即嘱咐幕友草拟奏稿，打算飞骑入奏，拆穿曾国藩所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中的谎言。而正当意气洋洋，解颜大笑之际；胡雪岩正好到达行辕，听得这个消息，不能不扫左宗棠的兴，劝他一劝。
“大人，这个奏折，是不是可以缓一缓？”
“何缓之有？元凶行藏已露，何敢匿而不报？”左宗棠振振有词地说。
胡雪岩知道用将帅互讦，非国家之福的话相劝，是他听不入耳的，因而动以利害，“我们杭州人有句俗语，叫做‘自扳石头自压脚’，大人，你这块石头扳不得！”他说，“扳得不好，会打破头。”
“这是怎么说？”
“大人请想，这样一奏，朝廷当然高兴，说是‘很好！你务必拿幼逆抓来；无论如何，不准漏网。抓到了，封你的侯。’大人抓不到呢？”
“啊，啊！”左宗棠恍然大悟，“抓不到，变成元凶从我手中漏网了！”
胡雪岩是有意不再往下说。象左宗棠这样的聪明人，固然一点就透，无烦词费；最主要的，还是他另有一种看法使然。
他这一次上海之行，听到许多有关曾氏兄弟和李鸿章的近况，皆由曾、李的幕友或亲信所透露。有许多札中的话，照常理而论，是不容第三人入耳的，而居然亦外泄了！这当然是曾李本人毫无顾忌，说与左右，深沉的只为知者道：浅薄的自诩接近大僚，消息灵通，加枝添叶，说得活龙活现，无端生出多少是非，也没来由地伤害了好些人的关系，因为如此，胡雪岩对左宗棠便有了戒心。
他在想，这位“大人”的大没遮拦，也是出了名的。如果自己为他设计，离间曾李之间的感情；说不定有一天，左宗棠会亲口告诉别人如何如何。这岂非“治一经、损一经”；无缘无故得罪了曾、李，就太犯不着了！
而左宗棠有他这句话，已经足够。当时很高兴地，一叠连声地说：“吾知之矣！吾知之矣！”
这样的回答，在胡雪岩却又不甚满意；他希望左宗棠有个具体的打算说出来，才好秉承宗旨，襄助办事。因而追问一句：“大人是不是觉得愚见还有可采之处？”“什么愚见？你的见解太高明了！”左宗棠沉吟着说道：“不过，在我到底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而况李少荃一向为我——。”
他也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知道他平日言论的人，都能猜想得到，李鸿章一向为他所藐视。如今与他修好，仿佛有求于人似的，未免心有不甘。胡雪岩认为从正面设词规劝，与在私底下说人短处不同，即令密语外泄，亦是“台面上”摆得出去的话，并无碍于自己的名声，因而决定下一番说词，促成左、李的合作。
“大人，”他有意问道：“如今唯一的急务是什么？”“你是指公事，还是指我自己的事？”
“公事也是如此，大人的私事也是如此。一而二，二而一，无大不大的一件大事是什么？”
“自在是肃清全浙。”
“是，肃清全浙只剩一处障碍；就是湖州。拿湖州攻了下来，就可奏报肃清。那时候，大人也要封侯拜相了。”“拜相还早，封侯亦不足为奇。果然膺此分茅之赏，我是要力辞的。”
胡雪岩不知道他这话是有感而发，还是故作矫情，反正不必与他争辩，惟有顺着他的语气想话来说，才能打动他的心。
“大人这一首高！”他着大拇指说：“封侯不希罕，见得富贵于我如浮云，比曾相、李中丞都高一等了。不过，朝廷如无恩命，大人又怎能显得出高人一等的人品？”“这话倒也是。”左宗棠深深点头。
左宗棠终于松了口，胡雪岩也就松了口气。至于如何与李鸿章合作？就不用他费心了；一切形势，左宗棠看得很清楚，而且谈用兵，亦不是他所能置喙的。他只提醒左宗棠一点，会攻江宁，李鸿章忤了朝旨；目前急图补救，所以即使左宗棠不愿与他合作，他自己亦会派兵进窥湖州，表示遵从朝廷所一再揭示的，“疆臣办贼，决不可有轸域之分”的要求。左宗棠亦实在需要李鸿章的支援。
第一是兵力。湖州已成为东南长毛的逋光薮，残兵败将交集结在一起，人数超过左军好几倍。而且逼得急，会作困兽之斗，决不可轻视。
第二是地形。湖州四周，港汊纵横，处处可以设仗邀击，本是易守难攻之地；当年赵景贤孤城坚持，因势制宜，将地形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如今长毛守湖州的主将黄文金，亦非弱者；且假“幼主”洪福真的名号以行，指挥容易。而且湖州所贮存的粮食，据报可以支持一年，这又比赵景贤当时的处境好得多了。
这进取湖州的两大障碍，都不是左宗棠独力所能克服的；而亦惟有李鸿章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两大障碍。论兵力，有苏军的协力，才可以完成对湖州的包围——当然不是象曾国荃攻金陵那样的四面包围。如果采取这样的方略，即使兵力部署上能够做得到，亦是不智之举；从古以来，围城往往网开一面，因为不放敌人一条生路，必然作生死的搏斗，就算能够尽歼敌人，自己这方面的伤亡，亦一定是惨重无比。反过来看，留下一个纵敌的缺口，正可以激起敌军的恋生之念，瓦解他的斗志。而况在预先安排好的敌人逃生路上，可以处处设伏，反为得计。
论地形，湖州外围的第一要隘是北面出太湖的大钱口；当年赵景贤雪夜失大钱，导致湖州的不守。以今视昔，情势不殊，要破湖州须先夺大钱；而夺大钱，苏军渡太湖南下，比左军迂道而北要方便得多。同时最大的关键是，攻大钱必须要用水师，而这又是左军之所短，苏军之所长。
李鸿章当然要用他之所长，尽力有所作为，既以弥补常州顿兵之咎；亦以无负锡封爵位之恩。左宗棠自与胡雪岩深谈以后，默默打算；自己这方面地利、人和都不及李鸿章，如果不能大包大揽，放下诺言，限期独力攻克湖州，就不能禁止李鸿章驰驱前路，自北面攻湖州。两军不能合作，便成争功的局面；李鸿章争不过无所谓，自己争不过，让李鸿章喧宾夺主，那就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了。
他想来想去，因人成事，利用李鸿章相助，是为上策。自己只要尽到了地主的道理，客军不能不处处情让，即使苏军先攻入湖州，李鸿章亦总不好意思，径自出奏。只要光复湖州的捷报由自己手中发出，铺叙战功，便可以操纵了。
打定了主意，暂且做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左宗棠亲自提笔，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李鸿章，在商略扫荡东南余孽的策略中，透露出求援之意。李鸿章亦很漂亮，答应将他部下的“郭刘潘杨四军”，全数投入湖州战场。郭刘潘杨——郭松林、刘铭传、潘鼎新、杨鼎勋四军，是淮军的中坚；其实李鸿章投入湖州战场，还不止这四军，另有以翰林从军的刘秉璋，与曾国藩小同乡、江南提督黄翼升的水师，亦奉委派，分道助攻。朱鸿章的心思与左宗棠大致相同，有意大张声势，将进攻湖州一役，看得不下如金陵之复，一方面象押宝似的，希望能俘获“幼逆”，掘得“金穴”；一方面亦是有心扫扫曾军的兴头。
在湖州的长毛，号称二十万，至少亦有六折之数；左李两方，正规军合起来不下八万，加上随军的文员、夫役，总数亦在十万以上。彼此旗鼓相当，发生恶战是意中之事；但胜负已如前定，而且长毛败退的情况，大致亦在估计之中。因为由于地形的限制，进取的方向，只能顺势而行。左宗棠所部由湖州东南、西南两方面进逼；苏军则由东北、西北分攻，并从正北进扼大钱口，以防长毛窜入太湖。湖州的东面，是东南最富庶的地区，有重兵防守，而且东到海滨，并无出路；在湖州的长毛，唯一的出路，只是向西，如能冲过广德，则江西有李世贤、汪海洋，都是长毛中有名的悍将，能会合在一起，或者还有苟延残喘的可能。
战场如棋局，不但敌我之间，尔虞我诈；就是联手的一方，亦在钩心斗角——李鸿章毕竟还是下了一着专为自己打算的棋，将刘铭传的二十营，陆续拔队，指向浙皖之交；名为进攻广德，断贼归路，其实是想拦截黄文金，俘“幼逆”，夺辎重。
湖州终于在七月二十六克复了。
如事先所估计的，黄文金果然开湖州西门遁走。大队长毛分三路西窜，到了广德，又分两路，一路向皖南；一路是由黄文金带着“幼逆”，由宁国过西天目山，经开化、玉山窜入江西境内。刘铭传穷追不舍；其他各军为了争功，亦无不奋勇当先，连追五日五夜，长毛溃不成军，黄文金死在乱军之中了。
但是洪福真却还是下落不明；比较可靠的传说是由江西南下，打算与窜至广东、福建边境的李世贤、汪海洋会合。然后西趋湖北；与“扶王”陈德才联结，自荆襄西入陕西，在关中另起一个局面。这当然是一把如意算盘。但即令打不成功，这样窜来窜去，如与安徽、河南的捻匪合流亦是大可忧之事。因此，朝廷对两次三番，穷追猛打，而竟未能促住“幼逆”，置之于法，深为恼火。
更恼火的是左宗棠。“全浙肃清”的折子已经拜发，而洪福真未获，就不能算克竟全功，一时还难望分茅之赏。
辨明了“十万”之说；再论纠参部下的责任，言语晚为犀利：“至云杭城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州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仅是这两句话，便如老吏断狱，判定曾国荃有不容贼众逸出的责任，而曾国藩有谎报军情的罪过。但在结尾上，却又笔锋一转，故弄狡猾：‘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衍尤。”这段话是所谓“绵里针”，看来戒慎谦和；其实棱角森然，句句暗隐着指责曾国藩的意思在内。
这通奏折发出，不过半个月便有了回音。由恭王出面的“廷寄”，措词异常婉转，不说一时还不能封左宗棠的爵，却说“左宗棠自入浙以来，克复城隘数十处，肃清全境，厥功甚伟。本欲即加懋赏，恐该督以洪幼逆未灭，必将固辞；一俟余孽净尽，即降恩旨。”是很明显地暗示，左宗棠封爵，不过迟早间事。
关于他与曾国藩的争辩，亦有温愉：“朝廷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潘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上谕中虽未责备曾国藩，但是非好恶，已表现得很清楚。而许左宗棠以“一代名臣”，更是上谕中难得一见的字样。总之这一场御裁的笔墨官司，左宗棠占尽上风；而与曾国藩的怨，自然也结得更深了。
曾左结怨，形诸表面的，是口舌之争；暗中拼命抵拒的，是地盘之争。而又象在夹缝中受挤，又象首当其冲的是曾国荃。
曾国荃的本职是浙江巡抚。用失之时，为了鼓励将帅，不按建制任职；此省大员在他省领兵，事所常有。但战事告一段落，情形就不一样了。
照常理而论，曾国荃即令破江宁以后有过失，到底百战功高；应该让他赴浙江巡抚本任，才是正办。无奈左宗棠以闽浙总督兼署浙巡，绝无退让之意。而曾国藩为曾国荃告病，虽由于忧谗畏讥，以急流勇退作明哲保身之计；其实亦是看透了老弟有“妾身不分明”的隐衷，估量他决不能到任，不如自己知趣。
在朝廷却又能左右为难之苦。一方面东南军务地穴于湖州克复、全浙肃清，不能不敷衍左宗棠的面子；一方面却又觉得真个让簇新的一位伯爵，解甲归田，不是待功臣之道。因此，对于曾国荃告病，一直采拖延着不作明确的处置；希望曾左之间，能够消释嫌怨，言归于好，由左宗棠出面奏请交卸篆，饬令曾国荃到任。
这是个不能实现的奢望。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决定成全曾国藩的心愿，许曾国荃辞职。可是空出来的浙江巡抚这个缺，由谁替补？却颇费斟酌。
朝廷也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最好是让蒋益澧由藩司升任，而浙江藩司一缺，则由左宗棠保荐。无奈蒋益澧的资望还浅；并且这样处置，在曾国藩的面子上太难看。朝廷调和将帅，决不肯轻易予人以偏袒某人的印象，所以左宗棠的意愿是不考虑的了。
要考虑的是：第一、新任浙江巡抚确需清廉练达的干才，因为洪杨所蹂躏的各省，浙江被祸最惨；善后事宜亦最难办，非清廉干练，不足以胜任。第二、此人要与左宗棠没有什么恩怨；而又能为曾国藩，甚至李鸿章所支持，然后浙江的善后事宜，才能取得邻省的援助。第三、大乱已平，偃武修文；浙江巡抚是洪杨平后委派的第一员封疆大吏，也是恢复文治的开始，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出身。如果有过战功，更为理想。结果选中了一个很理想的人。此人名叫马新贻，字谷山；先世是回回，从明太祖打天下有功，派在山东卫所当武官，定居曹州府荷泽县，已历四百余年之久，因此，马新贻除了信回教以外，彻头彻尾是个山东土著。
在马新贻的新命传至浙江的同时；江西来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消息，“幼逆”洪福真终于落网了。
收束平洪杨的军务，却还有相当艰巨的戡乱大任，需要部署。
恭王、文祥的计议，犹有三处叛乱要平服，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处叛乱是：第一、南窜的洪杨余孽；第二是扰乱中原的捻匪；第三是荼毒生灵、为患西陲的回乱。
幸好人才旺盛，冠绝前朝；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叛乱。
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说“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藏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这所谓“贼”，便是捻匪。
捻匪原以皖北为老巢，自经僧王全力攻剿，流窜到湖北、河南一带。张洛行虽死，他的侄子张总愚亦非弱者；加以陈玉成的旧部赖文光由关中回窜，因为“天京”已破，成了丧家之犬，自然而然地与捻匪合流，大为猖獗。朝廷深知僧王的马队，追奔逐北，将捻匪撵来撵去的打法，并非善策；一旦疲于奔命，为捻匪反扑，非大败不可。同时，又因为僧王的身分尊贵，连西宫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指授方略，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索性独断独行。因此，倒不如设法让他交卸军权，回京享福，才是公私两便之计。
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只有一个曾国藩。不仅威望足够；而且他那“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以静制静，稳扎稳打的作风，亦正可救僧王之失。至于筹饷之责，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上谕中虽未明言，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交界，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可是这样部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第一，曾、李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天经地义；第二，李鸿章带兵，曾国藩替他筹过饷，如今曾国藩带兵，自然该李鸿章筹饷；第三，两江最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处饷源，所以谁当两江总督，都有筹饷的责任。
这样的安排，就大局而言，不能算错；只是委屈了曾国藩，便宜了李鸿章与吴棠，可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再有一个是杨岳斌。他是与彭玉麟齐名的水师名将，本名杨载福；因为同治皇帝这一辈，玉牒谱系上第一字为“载”，不免有犯讳的不便，所以改名岳斌。当江宁未克复以前，他已升任陕甘总督；打算赋以敉平回乱的重任。回乱不仅生于陕甘；也生于云南与新疆。云南将次平服，而新疆方兴未艾；朝廷寄望于新封子爵的鲍超，特降温旨，认为新疆平乱，“非得勇略出群如鲍超者，前往剿办，恐难壁垒一新”，所以命曾国藩传旨鲍超，在他回籍葬亲的两月假期一满，“即行由川起程，出关剿办回乱。”恭王和文祥知道鲍超好名，特地拿乾嘉名将杨遇春，与他相提并论，很灌了一番米汤。上谕中说：“从前回疆用兵，杨遇春即系川省土著，立功边域，彪炳旅常。鲍超务当督率诸国，肃清西陲，威扬万里，以与前贤后先辉映。该提督忠勇性成，接奉此旨，必即遵行，以逼朝廷委任。”话说得很诚挚，而命曾国藩传旨，亦有暗示他帮着催劝之意。无奈曾国藩对湘军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早有定算；鲍超是他的爱将，当然要加意保全，所以只是照例传旨，并不劝驾。
再有一个朝廷寄以重望的，便是左宗棠。他是现任的闽浙总督，由江西瑞金为鲍超所败，而窜入福建境内的李世贤、汪海洋两大股，顺理成章地该由他负责清剿。
左宗棠不是怕事的人，对此亦自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可是朝廷一连串的处置，却使他即气又急，愤愤不平。
首先大失所望的是，浙江巡抚派了马新贻；蒋益澧落了空，也就等于是他失去了浙江这个地盘。其次是李鸿章调署两江，名位已在己之上，使他很不舒服。其次是在江西的陕甘总督杨岳斌，奉旨迅即到任；朝廷责成浙江每月拨给陕甘协饷十万两，并先筹措八万银子，作为杨军的开拔费用。为此，左宗棠的肝火很旺，每日接见僚属，大骂曾国藩、李鸿章和郭嵩焘。这样骂了几天，怒火稍减；想想既不肯辞官归田，就得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军务是有把握的，就是饷源越来越绌，得要找个足智多谋的人，趁马新贻末曾到任以前，好好筹划妥当。
这个人自然非胡雪岩莫属。“雪翁，”他说，“你看，挤得我无路可走了！你算算看，我该到哪里筹饷？哪里都难！”
两个人将十五行省一个一个地算。除开穷瘠的省份，有饷可筹的富庶之地，都已为他人早着先鞭；江苏、安徽是两江辖区，曾李师弟的势力，根深蒂固；江西沈葆桢，对待曾军的前例，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山东、山西供应京饷，而且两省巡抚阎敬铭、沈桂芬清刚精明，都不是好相与的人；湖北食用川盐，在沙市设局征厘，收入相当可观，可是官文是督抚中唯一的一个旗人，有理无理，皆受朝廷袒护，不容易打得进去；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有骆秉章在那里，顾念旧日宾主之谊，自然不好意思唱一出“取成都”。“福建穷得很；我能筹饷的地方，只有贵省和广东了。东该给我的饷不给；可恨郭筠仙，心目中只认得曾涤生、李少荃。此恨难消！”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至于马谷山，听说倒还讲理；不过既是曾涤生所保，又是李少荃的同年，不见得肯助我一臂。雪翁，你看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默然。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难，左宗棠的知遇要报答；而浙江是自己的家乡，为左宗棠设谋画策，可不能挨地方父老的骂。
胡雪岩一向言词爽利，而且不管天大的难事，一诺无辞；象这样迟疑不答的情形，可说绝无仅有。左宗棠微感诧异，不免追问缘故。
“不瞒大人说，我很为难。大人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当然出在浙江，筹得少了不够用；筹得多了，苦了地方。说起来是我胡某人出的主意；本乡本土，我不大好做人。”雪岩又说，“如果大人兼署浙江巡抚，我还可以出出主意，截长补短，见机行事，总还兼顾得到。现在换了马中丞，我又是分发江西的试用道，是大人奏调我在浙江当差；大人一离浙江，我当然不能再问浙江的公事，善后局的差使亦要交卸，何况其他？”
他一路说，左宗棠一路点头，等他说完，做个“稍安毋躁”的手势答道：“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我完全清楚，我们要好好谈谈。万变不离的宗旨是：雪翁，你仍旧要帮我的忙。怎么个帮法，我们回头再商量，现在先谈你的难处；诚如所言，我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只有着落在浙江，而且要定一个确数，按月一定汇到，连日子都错不得一天。雪翁，凡事先讲理，后讲情；情理都站得住，还争不过人家，我当然也有我的手段。”
胡雪岩不知他最后这几句话，意何所指？只能就事论事，问一事：“大人预备定一个啥数目？”
“你看呢？”左宗棠放低了声音说：“我们自己人，我告诉你实话：我的兵，实数一万八千，不过筹饷要宽，照两万三千人算。”
胡雪岩的心算极快。士兵每人每月饷银、军粮、器械、弹药、马草，加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平均要五两银子；两万三千人就是十一万五千两。另加统帅个人的用途；文案、委员的薪水伙食；送往迎来的应酬费用，每个月非十五万银子不可。
这笔巨数，由浙江独力负担，未免太重；胡雪岩便很婉转地说道：“闽浙一家。福建拨给浙江的协饷，前后总计，不下三百万两之多；如今福建有事，当然要帮忙。而况大人带的又是浙江的兵，理当浙江支饷。不过，浙江的情形，大人是再明白不过的；如果能够量出为入，事情就好办了。”
成语是量入为出，胡雪岩却反过来说，倒也新鲜；左宗棠便捻着八字胡子，含笑问道：“何以谓之量出为入？倒要请教。”
“譬如一碗汤，你也舀，他也舀，到嘴都有限……。”“啊！”左宗棠抢着说道：“我懂了！我亦本有此意，第一，陕甘的协饷，决不能答应；第二，广东解浙江的协饷，有名无实，我要奏请停拨。”说到这里，他眼珠打转，慢慢地笑了，笑得极其诡秘。
这一笑，大有文章。胡雪岩觉得非搞明白不可；便有意套问一句：“广东的协饷是个画饼，虽不能充饥，看看也是好的。”
“不然！奏请停拨，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这是个画饼。雪翁，”左宗棠突然兴奋了，“你看老夫的手段！画饼要把它变成个又大又厚，足供一饱的大麦饼。你信不信？”“怎么不信？”胡雪岩紧接着问，“大人变这套戏法，可要我做下手？”
“当然！少了你，我这套平地抠饼，外带大锯活人的戏法就变不成了。”
“大锯活人”四字，虽是戏言，却也刺耳，胡雪岩便用半开玩笑的语气问道：“大人，你要锯哪一个？”“哪一个？”左宗棠有种狞笑的神色，“锯我那位亲家。”胡雪岩骇然。他早知左宗棠跟郭嵩焘有心病，而此心病，不但未能由时光来冲淡，反有与日俱深之势；但何致于说出“大锯活人”的这样的话来？因此一时楞在那里作声不得。
左宗棠的脸上，也收起嬉笑之态，变得相当认真，眼睁得好在，嘴闭得好紧；但眼神闪烁，嘴唇翕动，竟似心湖中起了极大的波澜似的。这就使得胡雪岩越发贯注全神，要听他如何“大锯活人”了。
“雪岩！”左宗棠第一次改口，以别字相呼，表示对胡雪岩以密友看待，“你的书读得不多，我是知道的；不过‘世事洞明皆学问’，照这一层来说，我佩服你。”
“不敢当。”胡雪岩有些局促，但也很率直，“大人有什么话要说，尽管吩咐；拿顶‘高帽子’套在我头上，就有点吃不消了。”
“你我之间，何用要什么送高帽子的手段？我的意思是，我的为人，我的处世，只有你能明白五分；还有五分，你不但不明白，或许还会大不以为然。这就因为你少读书；如果你也多读过一点书，就会明白我那另外五分，而且谅解我不得不然；势所必然！”
原来如此，胡雪岩倒有些受宠若惊了，“大人”他说：“你老跟我谈‘大家之道，在明明德’，我是不懂的。”“我不跟你谈经，我跟你谈史。雪岩，我先请问你两句成语，‘大义灭亲’、‘公而忘私’怎么讲？”
胡雪岩无以为答；觉得也不必答，老实回复：“大人不要考我了。就从这两句成语上头，谈你老的打算。”“我不是考你，我的意思是，我的行事，照世俗之见，或许会大大地骂我。不过，我的行事，于亲有亏，于义无悖；于私有惭，于公无愧。这都非世俗之见所能谅解，而只有读过书的人，才会在心里说一声：左某人命世之英，不得不然。”这段话很掉了几句文，不过胡雪岩也大致还能听得懂；而且听出意思，他对郭嵩焘要下辣手了！所想不通的是，他有何辣手可对郭嵩焘？
他的疑问，立刻得到了解答；左宗棠起身坐在书桌前面，伸毫铺纸，很快地画成一幅地图，在那些曲线、圆点之中，写上地名；胡雪岩看出是一幅闽粤交界的形势图。“李世贤在漳州。漳州是九月十四沦陷的，总兵禄魁阵亡；汀漳龙道徐晓峰殉难。李世贤大概有八千多人，不可轻敌。”左宗棠又指着长汀、连城、上杭这三角地带说：“汪海洋在这一带；照我的看法，他比李世贤更凶悍。然而，不足为虑，贼不足平！雪岩，你这几年总也懂得一点兵法了！你看李、汪二贼的出路在哪里？”
这一下好象考倒了胡雪岩。他仔细看了半天，方始答说“他们是由西面江西逃过来的；往东是出海，有好长一段路，再说没有船也出不了海。北面呢，大人带兵压了下来，啊，”胡雪岩恍然大悟，很有把握地说：“这两个长毛的出路，只有南面的广东，嘉应州首当其冲！”
左宗棠深深点头，拈髭微笑，“对，”他说，“嘉应州首当其冲！到了那时候充饥的就不是画饼了！”
语中有深意。左宗棠没有说下去；胡雪岩不便回——怕自己猜错了，冒昧一关，是大大的失言。
谁知左宗棠毫不忌讳，真的拿胡雪岩当可共极端机密的心腹看待，“郭筠仙一直担心曾涤生‘驱寇入粤’，他没有想到‘驱寇入粤’的是他的亲家。”他说：“雪岩，到那时候，又另是一番局面了。”
胡雪岩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觉得左宗棠的手段真是太辣了些！虽然，这正是他所猜想到的，但测度是测度，听别人亲口证实，感觉又自不同。
“雪岩，”左宗棠问道：“你倒说说看到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番局面？”
“是。”胡雪岩想了想说，“到那时候，朝廷当然借重大人的威望，拜钦差大臣，节制福建、浙江、广东三省的军务。郭中丞——。”他没有再说下去；意思是郭嵩焘在左宗棠“大锯活人”的摆布之下，非吃足苦头不可。
“不错，此亦是势所必然之事。到那时候，雪岩，我不会再累浙江了，不怕郭筠仙不乖乖替我筹饷。不过，”左宗棠沉吟了好一会，“也说不定！郭筠仙愚而好自用；怕他仍旧执迷不悟。”
“果然如此，大人又怎么办？”
“那就不能怪我了！可惜！”
前后两句话不接气，胡雪岩再机敏也猜不透他的意思；只以此事于减轻浙江的负担关系甚大，不能不追问：“大人，可惜些什么？”
“可惜，我夹袋里没有可以当巡抚的人物。”
这是说，如果将来郭嵩焘不能替左宗棠筹得足够的饷；他不惜攻倒他派人取而代之。这样做法，却真是“公而忘私”、“大义灭亲”了。
“到时候看吧！言之过早。”左宗棠对着他手绘的地图凝视了好一会，突然拍案而起，“对，就是这么办！”
接着，左宗棠谈了他的突如其来的灵感。他指着地图为胡雪岩解释，自己的兵力还不够；倘或想用三面包抄的办法，将长毛向广东方面挤，相当吃力。万一有个漏洞填塞不住，长毛一出了海，不管在福建或浙江的海面，自己都脱不了干系，岂不是弄巧成拙？
因此，左宗棠想请李鸿章的淮军助以一臂。克复湖州之役，彼此合作得还满意；如今再申前请，想来李鸿章不致于拒绝。
“不过，这话我不便开口。”左宗棠说，“如果是我出面相邀，就得替客军筹饷；譬如他派一万人，一个月起码就得五六五银子，再加上开拔的盘缠，第一笔就非拨十万银子不可，实在力有未逮。倘或朝廷有旨意，让淮军自备粮饷，来闽助剿；我们至多备五万银子作犒赏，面子上也就把好看了。雪岩，你说，我这把如意算盘如何？”
“是好算盘。不过淮军自备粮饷，恐怕李中丞不肯。他出饷，我们出粮；李中丞就没话好说了，因为他的军队闲摆在那里，一样也是要发饷的。至于请朝廷降旨，只有请福建的京官在京里活动。”
“那怕不行。”左宗棠摇摇头，“福建京官，目前没有身居高位的，说话不大有力量。闽浙唇齿相依。浙江在京的大老，雪岩你倒想想看，有什么人可托？”
“浙江在京的大老，自然要数许大人；不过，他的吏部尚书交卸了。倒是他的大少爷，在南书房很红；还有他一位侄少爷，是小军机，专管军务——。”
“对！对！”不等胡雪岩说完，左宗棠便抢着说，“这条路子再好都没有，请你替我进行。许家杭州望族，你总有熟人吧？”
“他家的人很多，我倒认得几痊；不过象这样的大事，也不好随便托人。”胡雪岩想了一会说，“大人，我想到上海去一趟；去看许七大人。一面拿大人交办的事托他；一面想拿许七大人搬到杭州，出面来办善后。”
左宗棠想了一下。觉得胡雪岩这个办法极好——所谓“许七大人”就是小刀会刘丽川起事之时的江苏巡抚许乃钊；如今逃难在上海。他的胞兄，也就是胡雪岩口中的“许六大人”许乃普，以吏部尚书致仕，因为闹长毛不能南归；在京里是浙江同乡的“家乡”。而且科名前辈，久掌文衡，京中大老，颇加尊礼。许乃普的长子许彭寿，是李鸿章的同年，也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这一榜的会元；许乃普还有个胞侄许庚皋，在“辛酉政变”中出过大力，如今是极红的“小军机”——军机章京领班之一，熟谙兵事，精于方略，对军务部署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走这条路子，路路皆通；必要时还可以请许彭寿以同年的交情，写封切切实实的信给李鸿章，更无有不能如愿之理。
粉墨春秋汪精卫汉宫名媛王昭君大浪淘沙李鸿章买命吕不韦乞女临邛卓家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乾隆韵事明朝的皇帝明末四公子清官册、假官真做董小宛正德外记缇萦玉垒浮云慈禧全传丁香花清朝的皇帝风尘三侠(高阳)第二、是“天王”洪秀全忽然下了一道有如梦呓的“诏令”，说“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过了两天，“天王”服毒自尽，实现了他“上天堂”的诺言。接位的是洪秀全的十六岁儿，名叫“洪天贵福”；称号唤做“幼天王”。
消息外传，都知道曾国荃成大功在即，颇有人高吟杜少陵的“青春作伴好还乡”，作乱后重整家园之计。而京里重臣、京外督抚，有良心，肯做事的，亦都在默默打算，曾国荃一下金陵，太平天国十余年的积聚，尽萃于“天王府”，足可用来裁遣将士，恢复地方；固然，金陵所得，必是用于江南及湘军，但应解的协饷，可以不解，就等于增加了本地的收入。象左宗棠就是打着一把如意算盘，认为曾国荃一克金陵，广东便将复成浙江的饷源。他曾跟胡雪岩谈过，到那时候，要专折奏，派他到广东去会办厘捐。胡雪岩口头一诺无辞，其实不当它一回事；在他看来，此事渺茫得很，只是不便扫左宗棠的兴，所以只是唯唯敷衍而已。
在李鸿章所拨借的炮队协攻之下，曾国荃所部在五月底攻占了“龙膊子”，其地在江宁城外东北的钟山之巅，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此地一失，“忠王”李秀成束手无策了。曾国荃用兵，独得一“韧”字；苦苦围困到这般地步，要韧出头了，更不肯丝毫怠慢，下令各营，由四面收束，直往里逼，逼近城下，昼夜猛攻。而真正的作用是，借无时或已的炮声，遮掩他掘地道的声响。
金陵围了两年，曾国荃从朝阳门到钟阜门，挖过三下多处地道，有时是“落磐”，挖地道的士兵随死随埋，丛葬其中；有时是为长毛所发觉，烟熏水浇，死者论百计。有一次快成功了，地道内的士兵，忽然发现一枝长矛刺了下来；其实是长毛行军休息，随意将矛一插，而官军轻躁没脑筋，使劲将那枝矛往下拉，长毛始而大骇，继而大喜，掘地痛击，功败垂成，死了四百人之多；都是朱洪章的部下。
朱洪章是贵州人，也是曾国荃部下高级将领中，唯一的非湖南人。因为孤立其间，不能不格外卖力，免得遭受排挤。曾国荃亦很看重他，一直保到提督衔记名总兵，派他经理营务处。此时再挖地道，由他与记名提督河南归德镇总兵李臣典共同负责。
从六月初八开始，日夜不停，挖了七天才挖成，填塞炸药，可以作最后的攻击了。曾国荃问部下诸将：哪一营“头敌”；哪一营“二敌”？
诸将默无一言。便按官职大小，个别征询。官阶最高的是萧孚泗，已经补上福建陆路提督，他依旧沉默；便只好问李臣典了。
李臣典倒愿打头阵，但要朱洪章拨一两千精兵给他。朱洪章表示：“既然如此，不如我来当头。”事情便这样定局，还立了军令状，畏缩不前者斩！
六月十六日正午，由朱洪章下令施放炸药。地道中的炸药有三万斤之多，进口之处用巨石封固；另外以极粗的毛竹伸入地道，内用粗布包炸药填塞，作为引线；引线点燃以后，但闻地底隐隐如雷声，却不爆发，天空中的骄阳，流水烁金一般，炸药决无不燃之理；万千将士挥汗屏息，等得焦灼不堪。这样过了一个钟头之久，地底连那隐隐雷声都消失了。
过去亦常有不能引发炸药的事情；这一次看起来又是陡劳无功。各营将士，无不失望，正准备先撤退一批部队，分班休息时；突然间，霹雳之声大作，仿佛天崩地裂似的。太平门的一段城墙，约有二十多丈长，随烟直上，耸得老高，成为闻所未闻的奇观。
这有个说法。明太祖建都南京，洪武二年始建都城，征发大量民夫，花了四年功夫，方始完工，周围六十一里，不但比北平城周四十余里、西安城周二十四里都大；而且亦是世界第一大城。
南京城不但大，而且高，平均都在四十尺以上。大与高之外，最大的特色是坚，城以花岗石为基，特为烧制的巨砖为墙；砖与砖之间，用石灰泡糯米浆水砌合。全城告成，再以石灰泡糯米浆水涂敷，所以在城外随便指一处敲击，都会显出白印。五百年来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城墙，毕竟还敌不过西洋的炸药；只是被炸以后，砖砖相砌，过于坚牢，所以才会造成二十余丈长的整段城墙，飞入空中的奇观。后来知道，这段城墙飞出一里多外，裂成数段落地，打死了数百人之多。
在当时，朱洪章奋身向前，左手执旗，右手操刀，大呼上城。于是九门皆破，有所谓“先登九将”，除朱洪章、李臣典、萧孚泗以外，还有记名总兵武明良、熊登、伍维寿、提督张诗日、记名按察使刘连捷、记名道员彭毓橘。捷报到京，自然要大赏功臣。据说文宗在日，曾有诺言：平洪杨者封王。但清朝自三藩之后，异姓不王；甚至封公爵的亦没有。因此，亲贵中颇有人反对实现文宗的诺言；形成难题。最后是慈安太后出了个主意，将一个王爵，析而为四，曾国藩功劳最大，封侯；其是曾国荃，封伯；接下来是一个子爵、一个男爵，封了李臣典和萧孚泗。
朝旨一下，朱洪章大为不服。论破城当日之功。他实在应该第一，首先登城，生擒伪勇王洪仁达，占领“天王府”。而曾国荃奏报叙功时，却以李臣典居首；据说，当朱洪章占领“天王府”，看守到黄昏时分，李臣典领兵驰到，自道“奏九帅之命接防”。于是“天王府”归李臣典的控制，看守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光天化日之下，“天王府”无缘无故起火，烧得精光。事后曾国荃奏报，搜索“天王府”，除了一颗伪玺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李臣典叙功居首的奥妙是如此！朱洪章在“先登九将”中甚至不如孚泗还落得一个五等爵末位的“一等男”；他所得的恩典，是“无论提督总兵缺出，尽先提奏；并赏穿黄马褂，赏给骑都尉世职”，虽亦不薄，但名列第三，太受委屈。
一口气咽不下，朱洪章去找“九帅”理论。曾国荃大概早有防备，应付之道甚绝，他说：“我亦认为你应居首功。但叙功的奏折，是由我老兄拜发；听说是他的幕友李某捣鬼。”说着，从靴页子里拔出一把雪亮的雪子，倒持着递向朱洪章，“你去宰了那个姓李的。”
朱洪章为之啼笑皆非。但李臣典亦如黄梁一梦，锡爵之恩；黄马褂、双眼花翎之荣，竟不克亲承宠命；恩旨到时，已经一命呜呼。据曾国荃奏报，说他攻城时，“伤及腰穴，气脉阻滞”，因而于七月初二日不治出缺。却又有人说，李臣典死在“牡丹花下”——破城之日，玉帛子女，任所取携；李臣典一夜之间，御十数女子，溽暑不谨，得了“夹阴伤寒”，一命呜呼！当然，这是私下的传说；反正死因如出于床第之间，真相是再也不能水落石出的。
萧孚泗的封男爵，亦有一段故事。
当城破无可为计时，李秀成在乱军中带着一个亲信书僮，出通济门往东南方向逃走；目的是越过茅山，经溧阳、长兴到湖州，与由杭州遁走的长毛会合。
走到一处叫方山的地方，撞见八个樵夫，其中有人认识他，却确不定，便冒叫一声：“忠王！”
李秀成一看行藏被人识破，便长跪相求：“哪位领路带我到湖州，我送三万银子酬谢。”
说着，他与他的书僮都将袖子抹了上去；但见四条手臂上，戴满了金镯子；另外有一匹马，驮着一只箱子，看上去并不大，可是压得马的腰都弯了，可以想见其中装的是金银珠宝。这八个樵夫见此光景，大起贪心，一方面想侵吞李秀成的钱财，一方面还想报功领赏。于是这八个人将李秀成主仆骗入山下的“涧西村”，公推一个姓陶的去向官军报信；目的地是驻扎太平门外的李臣典营中，因为姓陶的有个同族弟兄是李臣典的部下，托他转报，比较妥当。
姓陶的经过钟山，又饥又渴；想起这里是萧孚泗的防区，营中有个伙夫，因为供应柴草的关系而熟识，不妨到他那里歇脚求食。
姓陶的得意忘形，休息闲谈之间，透露了生擒李秀成的经过。这个伙夫便转告亲兵；亲兵转报萧孚泗，姓陶的便注定要做枉死鬼了。
一番密密嘱咐，将姓陶的好酒好肉款待；萧孚泗自携亲兵二十多人，烈日下疾驰到涧西村，将李秀成手到擒来；价值十余万银子的金银珠宝，亦归掌握。姓陶的被一刀斩讫，借以灭口；不过萧孚泗总算还有良心，没有杀那个伙夫，给了他五颗上好的珠子，一匹好马，暗示他连夜“开小差”，走得越远越好。
萧孚泗的得封男爵，就以生擒李秀成之功。曾国荃到后来才知道真相，吩咐赏那八家樵夫，每家一百两银子。结果为亲兵吞没大半，只拿出去一个“大元宝”——五十两银子，由八家均分。
如果李秀成真是为萧孚泗凭一己之力所生擒，这份功劳，就真值得一个男爵了。因为“天京”虽破，“幼天王”未获，只说已死在乱军之中，对朝廷似难交代。幸好有个李秀成，论实际，其人之重要又过于“幼天王”，足可弥补元凶下落不明之失。
其时曾国藩已由安庆专船到江宁，抚循将士，赈济百姓以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处置李秀成，委派道员庞际云、知府李鸿裔会审，这李鸿裔，就是曾国荃向朱洪章所说“捣鬼”的“李某”。
从六月廿七到七月初六，十天的功夫，审问的时间少，李秀成在囚笼写“亲供”的时候多；每天约写七千字，总计约七、八万言。却为曾国藩大删大改、所存不过三分之一；方始奏报。其中谈到城破后，洪秀全两个儿子的下落，说是“独带幼主一人，幼主无好马，将我战马交与骑坐。”“三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带幼主冲由九帅攻倒城墙缺口而出。君臣数百人，舍命冲出关外，所过营塞，叠叠层层、壕满垒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帅营中，营营炮发，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主两个分离，九帅之兵，马步追赶，此时虽出，生死未知。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进，定然被杀矣，若九帅马步在路中杀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个小童，何人知也？”
这段供词，与曾国藩奏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之中”，有桴鼓相应之妙；不道弄巧成拙，反显删改之迹——“幼天王”未死，逃到湖州了。
在曾国藩封侯的同时，又有恩旨赏赉东南各路统兵大帅及封疆大臣；亲王僧格林沁，加赏一贝勒；湖广总督官文，赐封一等伯爵，世袭罔替；江苏巡抚李鸿章一等伯爵；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四川总督骆秉章、浙江提督鲍超，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西安将军都兴阿、江宁将军富明阿、广西提督冯子材、均赏给骑都尉世职。
东南大员，向隅的只有左宗棠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上谕中特为交代：“俟浙赣肃清后再行加恩。”这虽是激励之意，但相形之下，未免难堪；尤其是李鸿章封爵，使得左宗棠更不服气。往深一层去想，曾国藩节制五省军务，江西、浙江亦在其列；这两省既未肃清，就是曾国藩责任未了，何以独蒙上赏？
再有一件事，使左宗棠气恼的是，江宁溃败的长毛，只有往东南一路可逃；因而湖州一带，本来打得很顺利的，忽然增加了沉重的压力。如果事先密商，曾国荃定于何时破城，进兵围剿的策略如何？都能让左宗宗知道，先期派兵填塞缺口，伏路拦截，又何致于让溃败的长毛，如山倒堤崩般涌过来？然则曾军只顾自己争功，竟是“以邻为壑”了！
朝中当国的恭王，以及上获信任，下受尊重，确能公忠体国，为旗中贤者的军机大臣文祥，却不知东南将帅之间，存着如此深刻的矛盾；紧接着大赏功臣的恩诏之下，又有一道督责极严的上谕，让左宗棠看了，更不舒服。
上谕中说：“江宁克复，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这几句话，便使左宗棠疑心，曾氏弟兄奏报克复江宁的战功，不知如何铺张扬厉，夸大其词？因此对于后面：“着李鸿章将王永胜等军，调长兴，协防湖郡；左宗棠当督率各军，会合苏师，迅将湖州、安吉之贼，全行殄灭，克复坚城，勿令一贼上窜”的要求，越起反感。
“你看，”他对胡雪岩说：“曾氏兄弟，不但自己邀功，还断了别人的建功之路。照字里看，大功已经告成，浙江可以指日肃清；湖州长毛如毛，攻起来格外吃力，即使拼命拿下来，也讨不了好。因为有曾氏兄弟先人之言，说江宁的‘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朝廷一定以为我们虚报军功。你想，可恨不可恨？”
胡雪岩当然只有劝慰，但泛泛其词，不能发生作用；而谍报一个接一个，尽是长毛的某“王”、某“王”，由皖南广德，窜入浙江境界，越过天目山，直奔湖州的消息。最后来了一个消息，是难民之中传出来的；飞报到杭州，左宗棠一看，兴奋非凡。
这个报告中说：“幼天王”洪福真，在江宁城破以后，由“干王”洪仁干、“养王”吉庆元、“誉王”李瑞生、“扬王”李明成“保驾”，六月廿一那天，到达广德；然后由守湖州的“堵王”黄文金，在五天以后亲迎入湖州城内，并且已得知“忠王”李秀成为官军所获的消息，所以改封洪仁干为“正军师”。
这一下，左宗棠认为可以要曾氏弟兄的好看了；当即嘱咐幕友草拟奏稿，打算飞骑入奏，拆穿曾国藩所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中的谎言。而正当意气洋洋，解颜大笑之际；胡雪岩正好到达行辕，听得这个消息，不能不扫左宗棠的兴，劝他一劝。
“大人，这个奏折，是不是可以缓一缓？”
“何缓之有？元凶行藏已露，何敢匿而不报？”左宗棠振振有词地说。
胡雪岩知道用将帅互讦，非国家之福的话相劝，是他听不入耳的，因而动以利害，“我们杭州人有句俗语，叫做‘自扳石头自压脚’，大人，你这块石头扳不得！”他说，“扳得不好，会打破头。”
“这是怎么说？”
“大人请想，这样一奏，朝廷当然高兴，说是‘很好！你务必拿幼逆抓来；无论如何，不准漏网。抓到了，封你的侯。’大人抓不到呢？”
“啊，啊！”左宗棠恍然大悟，“抓不到，变成元凶从我手中漏网了！”
胡雪岩是有意不再往下说。象左宗棠这样的聪明人，固然一点就透，无烦词费；最主要的，还是他另有一种看法使然。
他这一次上海之行，听到许多有关曾氏兄弟和李鸿章的近况，皆由曾、李的幕友或亲信所透露。有许多札中的话，照常理而论，是不容第三人入耳的，而居然亦外泄了！这当然是曾李本人毫无顾忌，说与左右，深沉的只为知者道：浅薄的自诩接近大僚，消息灵通，加枝添叶，说得活龙活现，无端生出多少是非，也没来由地伤害了好些人的关系，因为如此，胡雪岩对左宗棠便有了戒心。
他在想，这位“大人”的大没遮拦，也是出了名的。如果自己为他设计，离间曾李之间的感情；说不定有一天，左宗棠会亲口告诉别人如何如何。这岂非“治一经、损一经”；无缘无故得罪了曾、李，就太犯不着了！
而左宗棠有他这句话，已经足够。当时很高兴地，一叠连声地说：“吾知之矣！吾知之矣！”
这样的回答，在胡雪岩却又不甚满意；他希望左宗棠有个具体的打算说出来，才好秉承宗旨，襄助办事。因而追问一句：“大人是不是觉得愚见还有可采之处？”“什么愚见？你的见解太高明了！”左宗棠沉吟着说道：“不过，在我到底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而况李少荃一向为我——。”
他也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知道他平日言论的人，都能猜想得到，李鸿章一向为他所藐视。如今与他修好，仿佛有求于人似的，未免心有不甘。胡雪岩认为从正面设词规劝，与在私底下说人短处不同，即令密语外泄，亦是“台面上”摆得出去的话，并无碍于自己的名声，因而决定下一番说词，促成左、李的合作。
“大人，”他有意问道：“如今唯一的急务是什么？”“你是指公事，还是指我自己的事？”
“公事也是如此，大人的私事也是如此。一而二，二而一，无大不大的一件大事是什么？”
“自在是肃清全浙。”
“是，肃清全浙只剩一处障碍；就是湖州。拿湖州攻了下来，就可奏报肃清。那时候，大人也要封侯拜相了。”“拜相还早，封侯亦不足为奇。果然膺此分茅之赏，我是要力辞的。”
胡雪岩不知道他这话是有感而发，还是故作矫情，反正不必与他争辩，惟有顺着他的语气想话来说，才能打动他的心。
“大人这一首高！”他着大拇指说：“封侯不希罕，见得富贵于我如浮云，比曾相、李中丞都高一等了。不过，朝廷如无恩命，大人又怎能显得出高人一等的人品？”“这话倒也是。”左宗棠深深点头。
左宗棠终于松了口，胡雪岩也就松了口气。至于如何与李鸿章合作？就不用他费心了；一切形势，左宗棠看得很清楚，而且谈用兵，亦不是他所能置喙的。他只提醒左宗棠一点，会攻江宁，李鸿章忤了朝旨；目前急图补救，所以即使左宗棠不愿与他合作，他自己亦会派兵进窥湖州，表示遵从朝廷所一再揭示的，“疆臣办贼，决不可有轸域之分”的要求。左宗棠亦实在需要李鸿章的支援。
第一是兵力。湖州已成为东南长毛的逋光薮，残兵败将交集结在一起，人数超过左军好几倍。而且逼得急，会作困兽之斗，决不可轻视。
第二是地形。湖州四周，港汊纵横，处处可以设仗邀击，本是易守难攻之地；当年赵景贤孤城坚持，因势制宜，将地形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如今长毛守湖州的主将黄文金，亦非弱者；且假“幼主”洪福真的名号以行，指挥容易。而且湖州所贮存的粮食，据报可以支持一年，这又比赵景贤当时的处境好得多了。
这进取湖州的两大障碍，都不是左宗棠独力所能克服的；而亦惟有李鸿章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两大障碍。论兵力，有苏军的协力，才可以完成对湖州的包围——当然不是象曾国荃攻金陵那样的四面包围。如果采取这样的方略，即使兵力部署上能够做得到，亦是不智之举；从古以来，围城往往网开一面，因为不放敌人一条生路，必然作生死的搏斗，就算能够尽歼敌人，自己这方面的伤亡，亦一定是惨重无比。反过来看，留下一个纵敌的缺口，正可以激起敌军的恋生之念，瓦解他的斗志。而况在预先安排好的敌人逃生路上，可以处处设伏，反为得计。
论地形，湖州外围的第一要隘是北面出太湖的大钱口；当年赵景贤雪夜失大钱，导致湖州的不守。以今视昔，情势不殊，要破湖州须先夺大钱；而夺大钱，苏军渡太湖南下，比左军迂道而北要方便得多。同时最大的关键是，攻大钱必须要用水师，而这又是左军之所短，苏军之所长。
李鸿章当然要用他之所长，尽力有所作为，既以弥补常州顿兵之咎；亦以无负锡封爵位之恩。左宗棠自与胡雪岩深谈以后，默默打算；自己这方面地利、人和都不及李鸿章，如果不能大包大揽，放下诺言，限期独力攻克湖州，就不能禁止李鸿章驰驱前路，自北面攻湖州。两军不能合作，便成争功的局面；李鸿章争不过无所谓，自己争不过，让李鸿章喧宾夺主，那就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了。
他想来想去，因人成事，利用李鸿章相助，是为上策。自己只要尽到了地主的道理，客军不能不处处情让，即使苏军先攻入湖州，李鸿章亦总不好意思，径自出奏。只要光复湖州的捷报由自己手中发出，铺叙战功，便可以操纵了。
打定了主意，暂且做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左宗棠亲自提笔，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李鸿章，在商略扫荡东南余孽的策略中，透露出求援之意。李鸿章亦很漂亮，答应将他部下的“郭刘潘杨四军”，全数投入湖州战场。郭刘潘杨——郭松林、刘铭传、潘鼎新、杨鼎勋四军，是淮军的中坚；其实李鸿章投入湖州战场，还不止这四军，另有以翰林从军的刘秉璋，与曾国藩小同乡、江南提督黄翼升的水师，亦奉委派，分道助攻。朱鸿章的心思与左宗棠大致相同，有意大张声势，将进攻湖州一役，看得不下如金陵之复，一方面象押宝似的，希望能俘获“幼逆”，掘得“金穴”；一方面亦是有心扫扫曾军的兴头。
在湖州的长毛，号称二十万，至少亦有六折之数；左李两方，正规军合起来不下八万，加上随军的文员、夫役，总数亦在十万以上。彼此旗鼓相当，发生恶战是意中之事；但胜负已如前定，而且长毛败退的情况，大致亦在估计之中。因为由于地形的限制，进取的方向，只能顺势而行。左宗棠所部由湖州东南、西南两方面进逼；苏军则由东北、西北分攻，并从正北进扼大钱口，以防长毛窜入太湖。湖州的东面，是东南最富庶的地区，有重兵防守，而且东到海滨，并无出路；在湖州的长毛，唯一的出路，只是向西，如能冲过广德，则江西有李世贤、汪海洋，都是长毛中有名的悍将，能会合在一起，或者还有苟延残喘的可能。
战场如棋局，不但敌我之间，尔虞我诈；就是联手的一方，亦在钩心斗角——李鸿章毕竟还是下了一着专为自己打算的棋，将刘铭传的二十营，陆续拔队，指向浙皖之交；名为进攻广德，断贼归路，其实是想拦截黄文金，俘“幼逆”，夺辎重。
湖州终于在七月二十六克复了。
如事先所估计的，黄文金果然开湖州西门遁走。大队长毛分三路西窜，到了广德，又分两路，一路向皖南；一路是由黄文金带着“幼逆”，由宁国过西天目山，经开化、玉山窜入江西境内。刘铭传穷追不舍；其他各军为了争功，亦无不奋勇当先，连追五日五夜，长毛溃不成军，黄文金死在乱军之中了。
但是洪福真却还是下落不明；比较可靠的传说是由江西南下，打算与窜至广东、福建边境的李世贤、汪海洋会合。然后西趋湖北；与“扶王”陈德才联结，自荆襄西入陕西，在关中另起一个局面。这当然是一把如意算盘。但即令打不成功，这样窜来窜去，如与安徽、河南的捻匪合流亦是大可忧之事。因此，朝廷对两次三番，穷追猛打，而竟未能促住“幼逆”，置之于法，深为恼火。
更恼火的是左宗棠。“全浙肃清”的折子已经拜发，而洪福真未获，就不能算克竟全功，一时还难望分茅之赏。
辨明了“十万”之说；再论纠参部下的责任，言语晚为犀利：“至云杭城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州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仅是这两句话，便如老吏断狱，判定曾国荃有不容贼众逸出的责任，而曾国藩有谎报军情的罪过。但在结尾上，却又笔锋一转，故弄狡猾：‘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衍尤。”这段话是所谓“绵里针”，看来戒慎谦和；其实棱角森然，句句暗隐着指责曾国藩的意思在内。
这通奏折发出，不过半个月便有了回音。由恭王出面的“廷寄”，措词异常婉转，不说一时还不能封左宗棠的爵，却说“左宗棠自入浙以来，克复城隘数十处，肃清全境，厥功甚伟。本欲即加懋赏，恐该督以洪幼逆未灭，必将固辞；一俟余孽净尽，即降恩旨。”是很明显地暗示，左宗棠封爵，不过迟早间事。
关于他与曾国藩的争辩，亦有温愉：“朝廷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潘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上谕中虽未责备曾国藩，但是非好恶，已表现得很清楚。而许左宗棠以“一代名臣”，更是上谕中难得一见的字样。总之这一场御裁的笔墨官司，左宗棠占尽上风；而与曾国藩的怨，自然也结得更深了。
曾左结怨，形诸表面的，是口舌之争；暗中拼命抵拒的，是地盘之争。而又象在夹缝中受挤，又象首当其冲的是曾国荃。
曾国荃的本职是浙江巡抚。用失之时，为了鼓励将帅，不按建制任职；此省大员在他省领兵，事所常有。但战事告一段落，情形就不一样了。
照常理而论，曾国荃即令破江宁以后有过失，到底百战功高；应该让他赴浙江巡抚本任，才是正办。无奈左宗棠以闽浙总督兼署浙巡，绝无退让之意。而曾国藩为曾国荃告病，虽由于忧谗畏讥，以急流勇退作明哲保身之计；其实亦是看透了老弟有“妾身不分明”的隐衷，估量他决不能到任，不如自己知趣。
在朝廷却又能左右为难之苦。一方面东南军务地穴于湖州克复、全浙肃清，不能不敷衍左宗棠的面子；一方面却又觉得真个让簇新的一位伯爵，解甲归田，不是待功臣之道。因此，对于曾国荃告病，一直采拖延着不作明确的处置；希望曾左之间，能够消释嫌怨，言归于好，由左宗棠出面奏请交卸篆，饬令曾国荃到任。
这是个不能实现的奢望。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决定成全曾国藩的心愿，许曾国荃辞职。可是空出来的浙江巡抚这个缺，由谁替补？却颇费斟酌。
朝廷也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最好是让蒋益澧由藩司升任，而浙江藩司一缺，则由左宗棠保荐。无奈蒋益澧的资望还浅；并且这样处置，在曾国藩的面子上太难看。朝廷调和将帅，决不肯轻易予人以偏袒某人的印象，所以左宗棠的意愿是不考虑的了。
要考虑的是：第一、新任浙江巡抚确需清廉练达的干才，因为洪杨所蹂躏的各省，浙江被祸最惨；善后事宜亦最难办，非清廉干练，不足以胜任。第二、此人要与左宗棠没有什么恩怨；而又能为曾国藩，甚至李鸿章所支持，然后浙江的善后事宜，才能取得邻省的援助。第三、大乱已平，偃武修文；浙江巡抚是洪杨平后委派的第一员封疆大吏，也是恢复文治的开始，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出身。如果有过战功，更为理想。结果选中了一个很理想的人。此人名叫马新贻，字谷山；先世是回回，从明太祖打天下有功，派在山东卫所当武官，定居曹州府荷泽县，已历四百余年之久，因此，马新贻除了信回教以外，彻头彻尾是个山东土著。
在马新贻的新命传至浙江的同时；江西来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消息，“幼逆”洪福真终于落网了。
收束平洪杨的军务，却还有相当艰巨的戡乱大任，需要部署。
恭王、文祥的计议，犹有三处叛乱要平服，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处叛乱是：第一、南窜的洪杨余孽；第二是扰乱中原的捻匪；第三是荼毒生灵、为患西陲的回乱。
幸好人才旺盛，冠绝前朝；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叛乱。
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说“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藏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这所谓“贼”，便是捻匪。
捻匪原以皖北为老巢，自经僧王全力攻剿，流窜到湖北、河南一带。张洛行虽死，他的侄子张总愚亦非弱者；加以陈玉成的旧部赖文光由关中回窜，因为“天京”已破，成了丧家之犬，自然而然地与捻匪合流，大为猖獗。朝廷深知僧王的马队，追奔逐北，将捻匪撵来撵去的打法，并非善策；一旦疲于奔命，为捻匪反扑，非大败不可。同时，又因为僧王的身分尊贵，连西宫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指授方略，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索性独断独行。因此，倒不如设法让他交卸军权，回京享福，才是公私两便之计。
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只有一个曾国藩。不仅威望足够；而且他那“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以静制静，稳扎稳打的作风，亦正可救僧王之失。至于筹饷之责，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上谕中虽未明言，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交界，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可是这样部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第一，曾、李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天经地义；第二，李鸿章带兵，曾国藩替他筹过饷，如今曾国藩带兵，自然该李鸿章筹饷；第三，两江最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处饷源，所以谁当两江总督，都有筹饷的责任。
这样的安排，就大局而言，不能算错；只是委屈了曾国藩，便宜了李鸿章与吴棠，可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再有一个是杨岳斌。他是与彭玉麟齐名的水师名将，本名杨载福；因为同治皇帝这一辈，玉牒谱系上第一字为“载”，不免有犯讳的不便，所以改名岳斌。当江宁未克复以前，他已升任陕甘总督；打算赋以敉平回乱的重任。回乱不仅生于陕甘；也生于云南与新疆。云南将次平服，而新疆方兴未艾；朝廷寄望于新封子爵的鲍超，特降温旨，认为新疆平乱，“非得勇略出群如鲍超者，前往剿办，恐难壁垒一新”，所以命曾国藩传旨鲍超，在他回籍葬亲的两月假期一满，“即行由川起程，出关剿办回乱。”恭王和文祥知道鲍超好名，特地拿乾嘉名将杨遇春，与他相提并论，很灌了一番米汤。上谕中说：“从前回疆用兵，杨遇春即系川省土著，立功边域，彪炳旅常。鲍超务当督率诸国，肃清西陲，威扬万里，以与前贤后先辉映。该提督忠勇性成，接奉此旨，必即遵行，以逼朝廷委任。”话说得很诚挚，而命曾国藩传旨，亦有暗示他帮着催劝之意。无奈曾国藩对湘军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早有定算；鲍超是他的爱将，当然要加意保全，所以只是照例传旨，并不劝驾。
再有一个朝廷寄以重望的，便是左宗棠。他是现任的闽浙总督，由江西瑞金为鲍超所败，而窜入福建境内的李世贤、汪海洋两大股，顺理成章地该由他负责清剿。
左宗棠不是怕事的人，对此亦自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可是朝廷一连串的处置，却使他即气又急，愤愤不平。
首先大失所望的是，浙江巡抚派了马新贻；蒋益澧落了空，也就等于是他失去了浙江这个地盘。其次是李鸿章调署两江，名位已在己之上，使他很不舒服。其次是在江西的陕甘总督杨岳斌，奉旨迅即到任；朝廷责成浙江每月拨给陕甘协饷十万两，并先筹措八万银子，作为杨军的开拔费用。为此，左宗棠的肝火很旺，每日接见僚属，大骂曾国藩、李鸿章和郭嵩焘。这样骂了几天，怒火稍减；想想既不肯辞官归田，就得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军务是有把握的，就是饷源越来越绌，得要找个足智多谋的人，趁马新贻末曾到任以前，好好筹划妥当。
这个人自然非胡雪岩莫属。“雪翁，”他说，“你看，挤得我无路可走了！你算算看，我该到哪里筹饷？哪里都难！”
两个人将十五行省一个一个地算。除开穷瘠的省份，有饷可筹的富庶之地，都已为他人早着先鞭；江苏、安徽是两江辖区，曾李师弟的势力，根深蒂固；江西沈葆桢，对待曾军的前例，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山东、山西供应京饷，而且两省巡抚阎敬铭、沈桂芬清刚精明，都不是好相与的人；湖北食用川盐，在沙市设局征厘，收入相当可观，可是官文是督抚中唯一的一个旗人，有理无理，皆受朝廷袒护，不容易打得进去；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有骆秉章在那里，顾念旧日宾主之谊，自然不好意思唱一出“取成都”。“福建穷得很；我能筹饷的地方，只有贵省和广东了。东该给我的饷不给；可恨郭筠仙，心目中只认得曾涤生、李少荃。此恨难消！”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至于马谷山，听说倒还讲理；不过既是曾涤生所保，又是李少荃的同年，不见得肯助我一臂。雪翁，你看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默然。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难，左宗棠的知遇要报答；而浙江是自己的家乡，为左宗棠设谋画策，可不能挨地方父老的骂。
胡雪岩一向言词爽利，而且不管天大的难事，一诺无辞；象这样迟疑不答的情形，可说绝无仅有。左宗棠微感诧异，不免追问缘故。
“不瞒大人说，我很为难。大人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当然出在浙江，筹得少了不够用；筹得多了，苦了地方。说起来是我胡某人出的主意；本乡本土，我不大好做人。”雪岩又说，“如果大人兼署浙江巡抚，我还可以出出主意，截长补短，见机行事，总还兼顾得到。现在换了马中丞，我又是分发江西的试用道，是大人奏调我在浙江当差；大人一离浙江，我当然不能再问浙江的公事，善后局的差使亦要交卸，何况其他？”
他一路说，左宗棠一路点头，等他说完，做个“稍安毋躁”的手势答道：“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我完全清楚，我们要好好谈谈。万变不离的宗旨是：雪翁，你仍旧要帮我的忙。怎么个帮法，我们回头再商量，现在先谈你的难处；诚如所言，我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只有着落在浙江，而且要定一个确数，按月一定汇到，连日子都错不得一天。雪翁，凡事先讲理，后讲情；情理都站得住，还争不过人家，我当然也有我的手段。”
胡雪岩不知他最后这几句话，意何所指？只能就事论事，问一事：“大人预备定一个啥数目？”
“你看呢？”左宗棠放低了声音说：“我们自己人，我告诉你实话：我的兵，实数一万八千，不过筹饷要宽，照两万三千人算。”
胡雪岩的心算极快。士兵每人每月饷银、军粮、器械、弹药、马草，加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平均要五两银子；两万三千人就是十一万五千两。另加统帅个人的用途；文案、委员的薪水伙食；送往迎来的应酬费用，每个月非十五万银子不可。
这笔巨数，由浙江独力负担，未免太重；胡雪岩便很婉转地说道：“闽浙一家。福建拨给浙江的协饷，前后总计，不下三百万两之多；如今福建有事，当然要帮忙。而况大人带的又是浙江的兵，理当浙江支饷。不过，浙江的情形，大人是再明白不过的；如果能够量出为入，事情就好办了。”
成语是量入为出，胡雪岩却反过来说，倒也新鲜；左宗棠便捻着八字胡子，含笑问道：“何以谓之量出为入？倒要请教。”
“譬如一碗汤，你也舀，他也舀，到嘴都有限……。”“啊！”左宗棠抢着说道：“我懂了！我亦本有此意，第一，陕甘的协饷，决不能答应；第二，广东解浙江的协饷，有名无实，我要奏请停拨。”说到这里，他眼珠打转，慢慢地笑了，笑得极其诡秘。
这一笑，大有文章。胡雪岩觉得非搞明白不可；便有意套问一句：“广东的协饷是个画饼，虽不能充饥，看看也是好的。”
“不然！奏请停拨，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这是个画饼。雪翁，”左宗棠突然兴奋了，“你看老夫的手段！画饼要把它变成个又大又厚，足供一饱的大麦饼。你信不信？”“怎么不信？”胡雪岩紧接着问，“大人变这套戏法，可要我做下手？”
“当然！少了你，我这套平地抠饼，外带大锯活人的戏法就变不成了。”
“大锯活人”四字，虽是戏言，却也刺耳，胡雪岩便用半开玩笑的语气问道：“大人，你要锯哪一个？”“哪一个？”左宗棠有种狞笑的神色，“锯我那位亲家。”胡雪岩骇然。他早知左宗棠跟郭嵩焘有心病，而此心病，不但未能由时光来冲淡，反有与日俱深之势；但何致于说出“大锯活人”的这样的话来？因此一时楞在那里作声不得。
左宗棠的脸上，也收起嬉笑之态，变得相当认真，眼睁得好在，嘴闭得好紧；但眼神闪烁，嘴唇翕动，竟似心湖中起了极大的波澜似的。这就使得胡雪岩越发贯注全神，要听他如何“大锯活人”了。
“雪岩！”左宗棠第一次改口，以别字相呼，表示对胡雪岩以密友看待，“你的书读得不多，我是知道的；不过‘世事洞明皆学问’，照这一层来说，我佩服你。”
“不敢当。”胡雪岩有些局促，但也很率直，“大人有什么话要说，尽管吩咐；拿顶‘高帽子’套在我头上，就有点吃不消了。”
“你我之间，何用要什么送高帽子的手段？我的意思是，我的为人，我的处世，只有你能明白五分；还有五分，你不但不明白，或许还会大不以为然。这就因为你少读书；如果你也多读过一点书，就会明白我那另外五分，而且谅解我不得不然；势所必然！”
原来如此，胡雪岩倒有些受宠若惊了，“大人”他说：“你老跟我谈‘大家之道，在明明德’，我是不懂的。”“我不跟你谈经，我跟你谈史。雪岩，我先请问你两句成语，‘大义灭亲’、‘公而忘私’怎么讲？”
胡雪岩无以为答；觉得也不必答，老实回复：“大人不要考我了。就从这两句成语上头，谈你老的打算。”“我不是考你，我的意思是，我的行事，照世俗之见，或许会大大地骂我。不过，我的行事，于亲有亏，于义无悖；于私有惭，于公无愧。这都非世俗之见所能谅解，而只有读过书的人，才会在心里说一声：左某人命世之英，不得不然。”这段话很掉了几句文，不过胡雪岩也大致还能听得懂；而且听出意思，他对郭嵩焘要下辣手了！所想不通的是，他有何辣手可对郭嵩焘？
他的疑问，立刻得到了解答；左宗棠起身坐在书桌前面，伸毫铺纸，很快地画成一幅地图，在那些曲线、圆点之中，写上地名；胡雪岩看出是一幅闽粤交界的形势图。“李世贤在漳州。漳州是九月十四沦陷的，总兵禄魁阵亡；汀漳龙道徐晓峰殉难。李世贤大概有八千多人，不可轻敌。”左宗棠又指着长汀、连城、上杭这三角地带说：“汪海洋在这一带；照我的看法，他比李世贤更凶悍。然而，不足为虑，贼不足平！雪岩，你这几年总也懂得一点兵法了！你看李、汪二贼的出路在哪里？”
这一下好象考倒了胡雪岩。他仔细看了半天，方始答说“他们是由西面江西逃过来的；往东是出海，有好长一段路，再说没有船也出不了海。北面呢，大人带兵压了下来，啊，”胡雪岩恍然大悟，很有把握地说：“这两个长毛的出路，只有南面的广东，嘉应州首当其冲！”
左宗棠深深点头，拈髭微笑，“对，”他说，“嘉应州首当其冲！到了那时候充饥的就不是画饼了！”
语中有深意。左宗棠没有说下去；胡雪岩不便回——怕自己猜错了，冒昧一关，是大大的失言。
谁知左宗棠毫不忌讳，真的拿胡雪岩当可共极端机密的心腹看待，“郭筠仙一直担心曾涤生‘驱寇入粤’，他没有想到‘驱寇入粤’的是他的亲家。”他说：“雪岩，到那时候，又另是一番局面了。”
胡雪岩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觉得左宗棠的手段真是太辣了些！虽然，这正是他所猜想到的，但测度是测度，听别人亲口证实，感觉又自不同。
“雪岩，”左宗棠问道：“你倒说说看到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番局面？”
“是。”胡雪岩想了想说，“到那时候，朝廷当然借重大人的威望，拜钦差大臣，节制福建、浙江、广东三省的军务。郭中丞——。”他没有再说下去；意思是郭嵩焘在左宗棠“大锯活人”的摆布之下，非吃足苦头不可。
“不错，此亦是势所必然之事。到那时候，雪岩，我不会再累浙江了，不怕郭筠仙不乖乖替我筹饷。不过，”左宗棠沉吟了好一会，“也说不定！郭筠仙愚而好自用；怕他仍旧执迷不悟。”
“果然如此，大人又怎么办？”
“那就不能怪我了！可惜！”
前后两句话不接气，胡雪岩再机敏也猜不透他的意思；只以此事于减轻浙江的负担关系甚大，不能不追问：“大人，可惜些什么？”
“可惜，我夹袋里没有可以当巡抚的人物。”
这是说，如果将来郭嵩焘不能替左宗棠筹得足够的饷；他不惜攻倒他派人取而代之。这样做法，却真是“公而忘私”、“大义灭亲”了。
“到时候看吧！言之过早。”左宗棠对着他手绘的地图凝视了好一会，突然拍案而起，“对，就是这么办！”
接着，左宗棠谈了他的突如其来的灵感。他指着地图为胡雪岩解释，自己的兵力还不够；倘或想用三面包抄的办法，将长毛向广东方面挤，相当吃力。万一有个漏洞填塞不住，长毛一出了海，不管在福建或浙江的海面，自己都脱不了干系，岂不是弄巧成拙？
因此，左宗棠想请李鸿章的淮军助以一臂。克复湖州之役，彼此合作得还满意；如今再申前请，想来李鸿章不致于拒绝。
“不过，这话我不便开口。”左宗棠说，“如果是我出面相邀，就得替客军筹饷；譬如他派一万人，一个月起码就得五六五银子，再加上开拔的盘缠，第一笔就非拨十万银子不可，实在力有未逮。倘或朝廷有旨意，让淮军自备粮饷，来闽助剿；我们至多备五万银子作犒赏，面子上也就把好看了。雪岩，你说，我这把如意算盘如何？”
“是好算盘。不过淮军自备粮饷，恐怕李中丞不肯。他出饷，我们出粮；李中丞就没话好说了，因为他的军队闲摆在那里，一样也是要发饷的。至于请朝廷降旨，只有请福建的京官在京里活动。”
“那怕不行。”左宗棠摇摇头，“福建京官，目前没有身居高位的，说话不大有力量。闽浙唇齿相依。浙江在京的大老，雪岩你倒想想看，有什么人可托？”
“浙江在京的大老，自然要数许大人；不过，他的吏部尚书交卸了。倒是他的大少爷，在南书房很红；还有他一位侄少爷，是小军机，专管军务——。”
“对！对！”不等胡雪岩说完，左宗棠便抢着说，“这条路子再好都没有，请你替我进行。许家杭州望族，你总有熟人吧？”
“他家的人很多，我倒认得几痊；不过象这样的大事，也不好随便托人。”胡雪岩想了一会说，“大人，我想到上海去一趟；去看许七大人。一面拿大人交办的事托他；一面想拿许七大人搬到杭州，出面来办善后。”
左宗棠想了一下。觉得胡雪岩这个办法极好——所谓“许七大人”就是小刀会刘丽川起事之时的江苏巡抚许乃钊；如今逃难在上海。他的胞兄，也就是胡雪岩口中的“许六大人”许乃普，以吏部尚书致仕，因为闹长毛不能南归；在京里是浙江同乡的“家乡”。而且科名前辈，久掌文衡，京中大老，颇加尊礼。许乃普的长子许彭寿，是李鸿章的同年，也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这一榜的会元；许乃普还有个胞侄许庚皋，在“辛酉政变”中出过大力，如今是极红的“小军机”——军机章京领班之一，熟谙兵事，精于方略，对军务部署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走这条路子，路路皆通；必要时还可以请许彭寿以同年的交情，写封切切实实的信给李鸿章，更无有不能如愿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