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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商人胡雪岩》 作者:高阳

萧瑟洋场(4-2)

    等把银票递了过去,何书办接到手中,摆在桌上,然后请个安说:“跟大少爷、徐老爷回,事情呢?一举手之劳,不过要经十三道关口,一关过不去就不成。银票我暂时收着,也不会去兑,等事情办妥了再说。”
    “是的,你多费心。”张瑞荫问:“徐老爷应该怎么回复袁老爷?”
    “请徐老爷告诉袁老爷,说当初捐中书的名字不假,只为将门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凯’。只要北洋这么咨复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爷的同知就升定了。”
    这个诀窍说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关节,一改名字就可能会把整个前程断送掉,因为要刁难的话,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折磨个一年半载,及至一关通过,又有另一关,非把钱花够了数,不能领一张俗称为“部照’的任官“文凭”,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不能分发,不能赴任,只有闲等,先就是一大损失。所以考试发榜,吏部铨选,如果姓名弄错,往往情甘委屈,将错就错,象袁世凯这样顺利的假“更名”,实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李鸿章的回任已经定局了——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久假不归”之势,便利用时机,极力拉拢张佩纶,走李鸿藻的路子,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动用武力,就没有“墨从军”而且“夺情”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象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餍,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结,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和谈。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对法如此,对英亦常使李鸿章伤脑筋。英商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接一条旱线到上海,左宗棠坚持不许;英商希望减轻茧捐,左宗棠亦表反对。而最使李鸿章为难的是,左宗棠倡议洋药土烟加厘一事。
    “洋药土烟”皆指鸦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税”。左宗棠认为鸦片流毒无穷,主张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会同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
    威妥玛提出洋药进口增加税,行销内地在各关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进口税,中国要一百五十两;英国只愿缴八十两。相差太巨,一直没有成议。
    以后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鸿章接办,而威妥玛奉调回国,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国的条件谈成功,增添他回国以后的面子,李鸿章有心帮忙,却以左宗棠的不肯妥协,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对,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业上最大的冲突是,李鸿章原主“海防”,而张佩纶有个专设“水师衙门”创办新式海军之议,大为李鸿章所欣赏。但左宗棠一到两江,巡阅过海口及长江以后,改变了他原来“陆防”的主张,特意将水师出身的彭玉麟请了来,商量造新式兵舰,而且已经开始在办了。左宗棠首创福建船政,对此道不能说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创办新式海军,左宗棠决不容北洋单独掌权。“海防”、“陆防”之争,只要打倒了他的理论,便无他虑;如今左宗棠亦主张海防,那就变成彼此竞争着办一件事,权不能独专、事不能由心,是李鸿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因此,无论看眼前,算将来,李鸿章认为左宗棠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
    这得从剪除左宗棠的羽翼着手。李鸿章手下的谋士,都有这样一种见解;且认为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胡雪岩。
    于是上海道邵友濂便与盛宣怀等人,密密商定了一个打击胡雪岩的办法,在洋债还款这件事上,造成胡雪岩的困窘。
    其时胡雪岩经手、尚未清结的借款,还有两笔,一笔是光绪四年八月所借的商款,华洋各计,总计六百五十万两;洋款不借借商款,其中别有衷曲,原来光绪三年,由胡雪岩经手,向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两,借还均用实银,条件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期限七年,连本带利分十四期拔还。
    每期六个月,仍由浙、粤、江海、江汉四关出票,按期偿还。此外有个附带条件,即商定此项条件后,如果借方作罢,三个月内关票不到,则胡雪岩罚银十五万两;汇丰如果三个月内不交银,罚款相间。
    这笔借款由于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介入,一波三折,拖延甚久。其时西征军事颇为顺手,刘锦棠率军自乌鲁木齐南进,并分兵与陕西提督张曜会功吐鲁番,一举克复,回乱首脑之一的白彦虎仓皇西遁;刘锦棠亦推进至吐鲁番盆地西端的托克逊,回众投降者两万余人。但回部首脑经和硕、焉耆,出铁门关在库尔勒地方,跟俄国军方搭上了线,而西征军却因粮饷困难,无法西进,左宗棠着急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在五月里谈成功了这笔洋债,至少望梅止渴,军心先是一振;同时在上海、湖北、陕西的三处粮台,借商款应急,亦比较容易措手了。
    哪知在办手续时,起了波折,原来英商汇丰银行贷款,照例要由总理衙门出面,致英国公使一个照会,叙明借款条件等等,由英国公使再转行总税务司及驻上海领事,转知汇丰银行照办。
    这一来,如果贷款放出去收不回,便可由英国向中国交涉;这通照会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所出的保证书,所以由汇丰银行拟好稿子,交给胡雪岩,再经左宗棠咨请总理衙门办理,而汇丰的稿子中,说明“息银不得过一分”,然则左宗棠的奏折中,何以说是月息一分二厘五?为此,其中处于关键地位的总税务司赫德,表示这笔借款不能成立。
    这当然要查。左宗棠根据胡雪岩的答复回奏,说汇丰的息银,只有一分,诚然不错,但付款办法是以先令计算,折付银圆;这种银圆,一向在东南各省通用,称之为“烂番银”,西北向不通用,所以仍旧须借以两为单位的现银。
    但先令的市价,根据伦敦挂牌,早晚不同;到时候如果汇价上涨,胡雪岩便要吃赔帐,所以接洽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先令”,这要承担相当风险,泰来洋行得息二厘五,并不为多。
    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属一贯”,只是前次“未经声叙明析”,又力言胡雪岩“息借洋款,实无别故”。很显然的,这是左宗棠硬顶下来的,朝廷不能不买他的老面子;左宗棠心里却觉得很不是味道,从此对胡雪岩的信用便打了一个折扣,可是却不能不用胡雪岩。
    胡雪岩当然亦想力盖前愆,于是而有借商款的办法,这年——光绪三年年底,左宗棠写给胡雪岩的复信说:“今岁饷事,拮据殊常,非枢邸严催协饷,筹部款,大局已不可问。洋款枝节横生,非阁下苦心孤诣,竭力维持,无从说起。“现在年关满饷,仍待洋款头批速到,始够支销,除清还鄂欠外,尚须匀拨陕赈及甘属灾黎,所余洋款,除清还沪局借款外,核计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后又不知何以为计?尊意以为兵事可慰,饷事则殊可忧,不得不先一年预为之地,洵切实确凿之论,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阁下已代为计之,非设身处地,通盘熟筹,不能道其只字,万里同心,不言而喻。”
    原来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过了,年底本应发饷;陕甘两省旱灾要赈济,再还了湖北、上海两处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间,便又是青黄不接的时期了。借款筹饷要早一年便须着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国家的责任,虽说由各省协饷,但灾荒连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协饷,无法归还欠款,仍须政府设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气,自己亦不大愿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说过,“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还罢了。洋人赚了我们重利,还要多方挑剔,实在不甘。”同时又一再表示,“何必海关及各省出票?倒象是各省替陕甘来还债;其实还的还是陕甘应得的协饷。我主持西征,筹饷我有全权;协饷不到,先借款子来接济,这就是所谓调度。商人如果相信陕甘相信我,由陕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劳动总署?”
    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借商款的办法,往返磋商定议,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另由汇丰“认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合并三百五十万,组识一个乾泰公司负责借出。照左宗棠的计算,在七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十万以上,除还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万之多,所以借几百万商款,一定能够清偿;但协饷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来一个“机圆法话”的要求,第一,不出关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还,亦可以迟还;第三,有钱还钱、无钱暂欠,利息照算,不必定为几个月一期。
    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胡雪岩只能替他办到不出关票,此外年限定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当然借商款亦须奏准;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个月以后奉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次故念左宗棠筹办各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
    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贻后累。”所谓“京饷”,即是在京的各项开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给、八旗士兵的饷项,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宫内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开支的“交进银”在内,是最重要的一笔预算,由于左宗棠动辄借款之累,连京饷都“无从筹措”,这话说得很重了。
    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入京,为了替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独断独行的情况下,借了汇丰银行招股所贷的四百万两。
    这两笔款子的风险,都在胡雪岩一个人身上。三百五十万的商款,自光绪五年起分期拔还,几乎已还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约十来万银子,邵友濂亦知道,难不倒胡雪岩,要刁难他,只有在光绪七年所借的那一笔上。
    这笔款子实收于光绪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两年只付息,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万两,分两期给付;光绪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万两。
    以前各次洋债,虽由胡雪岩经手,但如何偿还,不用他来操心,因为各省督抚加了印的“关票”,汇集于江海关后,税务司还要签押负连带责任,如果各省的“关票”不能兑现,税务司可以截留税款,代为抵付。可是这最后一次的四百万两,在借款时为了替刘锦棠解除后顾之忧,左宗棠近乎独断独行,只以为未来数年协饷尚多,不愁无法偿还,所以大包大揽地说:本银“如期由上海转运局经手交还;如上海无银,应准其向户部如期兑取。”
    这一惟恐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策动棘德阴挠,但求成功不惜迁就的承诺,无形之中便将全部风险都加了在胡雪岩的肩头上,因为各省如果不解,汇丰银行一定找胡雪岩,他们不必多费周折,请英国公使出面跟户部打交道;以胡雪岩的财力、信用与担当,每期五十万两银子的本银,亦一定挑得起来。
    话虽如此,五十万两银子到底不是一个小数目。邵友濂与盛宣怀秘密商定,到时候,“挤他一挤”,虽未必能挤倒,至少可以打击打击他的信用。
    其时——光绪九年春天,中法的关系复又恶化了。本来前一年十一月间,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上海谈判,已经达成了和平解决在越南的纠纷的三点协议。但法国海军部及殖民部,分别向他们的外交部表示,不满宝海与李鸿章的协议,海军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国发生政潮,新内阁的外交部长沙美拉库支持军部的主张,推翻前议,而且将宝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专程来华谈判。
    妙的是法国公使宝海,特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鸿章,他劝李鸿章坚持前议,不防指责法国政府违约;有了这种反对他们政府的法国公使,李鸿章觉得谈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旧照原定计划,奏请准予给假回籍葬亲。李还不肯回任,但为了开始建设旅顺军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来了,既然请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张树声暂署。
    但就在二月里李鸿章在合肥原籍时,法军在越南复又动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国在越南权益,招商局运米的船,在海防为法军扣押;设在海防及顺安的两处仓库,为法军占领,其中的存粮及其他物品,当然也被没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礼部乞援外,并特派“刑部尚书”范慎来华,效“申包胥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动,清议昂扬,都主张采取强硬的对策;甚至驻英兼驻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纪泽,亦打电报回来,建议派军援越,不可对法国让步。当时疆臣亦多主战,云贵总督岑毓英,备战已有多时,但署理两广总督的曾国荃,却不愿轻启战端,清议深为不满,因而主持总署的恭王,一面循外交途径向法国抗议;一面奏准命李鸿章迅回直隶总督本任,接着降谕,派李鸿章以直隶总督的身分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同时命左宗棠筹划江南防军待命南调援越。这时胡雪岩恰好在江宁,便跟左宗棠说:“好象应该还有张制军回两广本任的上谕;不然,李合肥一到天津,不就是有了两位直隶总署?”
    “妙就妙在没有张振轩回本任的上谕。”左宗棠答说,“总署也知道李少荃决不会到广东,恐怕也不会回天津。”
    “这,大人倒多指点指点,让我们也开开茅塞。”“李少荃看在曾文正分上,对曾老九一向是很客气的。当年江宁之围,师老无功,李少荃已经克复了常州,朝命赴援江宁,他按兵不动,为的是不愿分曾老九的功。你想,如今他如果一到广东,曾老九怎么办?”
    “是,是。”胡雪岩想了一下说:“大人说李合肥也不会到天津,是怕一到了,张制军就得回广东,那一来不是又要把曾九帅挤走的吗?”
    “正是如此。”
    “照此说来,京里只说叫李某某回任,对于张曾两位没不交代,意思也就是要李合能只领虚衔,暂时不必回任。”“不错,举一反三,你明白了。”
    “那末,李合肥怎么办呢?”
    左宗棠沉吟了好了一会‘问说:“你看呢?”
    “我看,他仍旧会到上海。”
    左宗棠点点头,“我想他也只能先驻上海。”他说:“而且他也不能忘情上海。”
    胡雪岩当即说道:“我本来想跟大人辞了行,回杭州,以后再到上海;照现在看,似乎应该直接到上海的好。”
    原来各省关应解陕甘,以便还本的协款,都交由江海关代转;所以各省解缴的情况如何,非要胡雪岩到上海去查了才知道。
    “好,你到上海首先办这件事,看情形如何赶紧写信来。看哪里还没有解到,好及早去催。”
    胡雪岩的估计很正确,李鸿章果然奏请暂驻上海,统筹全局,察酌南北军情,再取进止。意思是江南防军如果力量不足,无法南调,那就不一定用武,以求和为宜。恭王懂他的用意,奏请准如所请;于是李鸿章在三月底专轮到了上海,驻节天后宫行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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