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邦国也更接近于帝国，而不是接近于城邦。城邦是不可能发展为帝国的。所谓“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其实不过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盟主的联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帝国。希腊的城邦也没有一个发展为帝国。其原因，除城邦的自治、自给、主权在民等与帝国制度不能相容外，还因为城邦不是战争的结果。城邦制度的建立，起因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尽管希腊人原本也是蛮族，他们的贸易和移民一开始也难免伴随着强盗行径和海盗生涯，但城邦制度的建立并不能归结为战争。
中华的帝国制度和邦国制度却是战争的产物，是两个蛮族的后裔（周和秦）武力征服世界的产物。帝国是秦王嬴政率领秦军打出来的，邦国则是武王姬发率领联军打出来的。因此，帝国诞生之前，诸侯之间的战争史不绝书；帝国诞生之后，改朝换代也主要靠战争来实现。
当然，希腊的城邦之间也有战争。惨不忍睹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发生在城邦时代的希腊。希腊最终也要走向统一，变成帝国，但这不是城邦的愿望，因此必须假手于蛮族马其顿人和“洋化的土著”罗马人（这是顾准先生的说法）。结果造就的也不是希腊帝国，而是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这就又与邦国不同。邦国制度因战争而起，因战争而亡。它的军事性质、松散结构和那个不可或缺的“天下共主”，就是战争的策源地；走向一统和变成帝国，则是它的历史使命。因此，邦国能够而且一定要发展为帝国，因为它其实只是帝国的预备阶段。只不过这个预备阶段长了一点，竟长达八百多年。
其实，从文明初起，经过分散发展，达到统一帝国，“几乎可以说是规律”，不能变成帝国的城邦反倒是个例外（请参看顾准先生的有关论述）。但这个“例外”却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就是民主与共和。这份遗产至今仍在造福人类，因此就连我们这些东方人，在提起古代希腊时，也不免怀有崇敬的心情，尽管那些城邦不过“蕞尔小国”。
历史是公平的。当世界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时候，它给了东西方两个伟大民族以同等的机会，让它们各自创造了一种国家制度，并分别成为后世的楷模。邦国和城邦，它们一个是帝制的源头，一个是共和的源头，但都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邦国制度发展而来的帝国制度，曾使我们民族龙腾虎跃，在世界上独步一时；而城邦制度留下的政治遗产，则在千年之后大放光辉，并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之潮流。东西方文化和东西方制度的这种“交相胜”，其秘密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还是先从西周封建说起。
封建的秘密
尽管缺乏足够的证据，但似乎仍可大致推定，邦国制度萌芽于夏，初始于商，成熟于周。事实上后人所谓“封建”，指的也是西周时期的那个制度。夏商制度，连孔子都说不甚了然，只能以周制为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真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其实也是周制度和周文化。因此，邦国制度和后来帝国制度的利弊得失，都是要归于周人的。
与希腊人一样，周人原本也是蛮族。而且，也和希腊人一样，当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就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这是一个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经过数十代人的默默耕耘，在草莽中悄然兴起的民族。他们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坚忍不拔，筚路蓝缕，开创出自己的辉煌事业和独特文明。这个民族的领导者都是一些有智慧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提高生产力，懂得如何用怀柔政策来争取周边部落和部落国家的民心，懂得如何后发制人地对付强敌，懂得在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韬光养晦，终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夺取了“天下”即“国家联盟”的领导权。
现在看来，周人对殷人的胜利，是一种文化战胜了另一种文化，即农耕文化战胜了工商文化，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殷人，大约是重商的。而且，按照学术界的一种猜测性意见，正因为他们重商，后世才用其国号——商，来指称“做生意”这一行业，并把生意人（贾人）称作“商人”（殷人），或用于区别两种不同的生意人（行商坐贾）。殷人也是重鬼神的。他们对鬼神之迷信和崇拜，几乎到了无日无事不占卜的程度。殷人的手工业也很发达。他们不但掌握了而且很可能还垄断了青铜的冶炼技术。也许，正是靠着技术的垄断、鬼神的恐吓和金钱的收买，再加上刑罚的高压，殷人建立起并维持着他们的霸权。
周人则反其道而行之。《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三个民族三种文化，一个比一个先进。所谓“尊礼”，其实就是重人事，重伦理，重情感，以礼仪代刑律，以人情代恐吓，以血缘为纽带，以爵列为赏罚。这无疑是比装神弄鬼、杀人如麻更得人心的做法，因此大受欢迎。于是，靠着对内实行开明专制，对外实行怀柔政策，周终于取殷商而代之，并由此产生出一种理论——得人心者得天下。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规律，甚至不过弥天大谎——得人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人心（请参看本书第六章），但对周人而言，却是所言不诬。武王伐纣，并没有用多少时间，便是证明。
然而难题也就接踵而来。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武王克商，事在公元前1046年。但中华大地上的战争，却既不始于斯，也不终于斯。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战争就开始了。九黎战涿鹿，炎黄战阪泉，虞舜伐三苗，夏禹伐共工，何曾有一日安宁？事实上，在邦国制度诞生之前，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周人最后能够“得天下”，也仰仗了那些特别能战斗的部落和部落国家。我们知道，正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说，部落之间的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在他们看来，进行掠夺“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战争使得手了的部落受益匪浅。靠着这种不劳而获又立竿见影的办法，得手了的部落迅速膨胀起来。与此相对应，部落的总数却在减少：夏禹时上万，商汤时三千，到了周武王的时候，只剩下八百，而且这八百个部落也多半不再是部落，而是初具规模的“部落国家”了。如何摆平这些形成不久，还带着野蛮社会习气和遗风，动不动就会动粗动武的“国家”，对于刚刚成为联盟或联邦领袖的周人，是一个考验。
这时，武王和他的得力助手周公，便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他们的办法是赎买，即用封土赐爵的形式来赎买这些部落国家，以及他们的武装力量。这也是老办法。比如周人的领袖季历，就曾被商王封为“西伯”。周谷城先生的《中国通史》说，所谓封建，自有部族战争以来，便已有了雏形，但亦只有雏形而已。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所谓“封建”，原本是野蛮社会武力集团政治妥协的产物，是用分封的形式对部落武力的赎买和对部落联盟的确立。武力虽然是野蛮时代占有资源和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却不是唯一手段。打，有打不赢的时候；吃，有吃不掉的部落。起先，部落之间战争规模尚小，自然不妨把战败者赶尽杀绝。但当战争变成“世界大战”时，就不能再搞“三光政策”了。于是封建制兴焉。
所谓“封建”，其实就是处置战败者的土地和人民。土地，原本是搬不走的；人民，也原本是杀不绝的。那就各安其位，原封不动。要动的是这些土地的疆域和这些土地上的首长。重新划分疆域，这就是封；重新指派首长，这就是建。周人指派的首长，或是先代的后裔（如陈），或是自己的族人（如蔡），或是参战的盟军（如楚），或是异姓的功臣（如齐）。先代的后裔得到了封赏，自然感恩戴德；参战的盟军得到了封赏，自然心满意足；异姓的功臣得到了封赏，更加效忠王室；自己的族人得到了封赏，愈发同心同德。当然，周王也不会忘记给自己留一块地盘。这块地盘，就成了他们最后的据点。
这当然是一种策略，却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它甚至是一个阴谋，却是一个对社会对民族有利的阴谋。于是，为了保证胜利的局面能够维持，为了保证邦国制度长治久安，武王和周公便编造了“天命”的谎言。
按照武王和周公的说法，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上天之所赐予，叫“天下”。天下的管理者是上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既然是上天的儿子，那么，所有的土地便当然都是他的，这就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所有的土地都是天子的，那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当然也就都是他的臣仆，这就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一来，周王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他的分封天下也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据。
可惜这于理不通，于事不符。因为天下不但原本不是周王的，也不是殷帝的，而是大家的，或者是各人自己的。参战的诸侯，原本是各国的领袖。有的是部落的首领，有的是事实上的国王，都有自己的土地和子民。他们参加倒殷的战斗，除不满殷人的盘剥以外，也是想在胜利之后分一杯羹。现在，桃子还没摘到，怎么连自家的树都姓了姬呢？
这就只能拿殷的灭亡来恐吓。武王和周公说，殷人为什么“有天下”（其实是当了部落联盟的领袖）？是因为殷的先祖有德，上天垂爱，天命为君。后来，帝辛（纣王）失德，不敬天，不法祖，不勤政，不爱民，弄得天怒人怨，狗跳鸡飞，天命就要更改了。怎么更改呢？很简单，“革除”殷人所受之“天命”，简称“革命”。上天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周，因此这场革命，就叫“周革殷命”。这是历史的必然，客观的规律，是皇皇上天不可违抗的意志，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殷鉴”即是证明！
武王和周公的这一套“革命理论”大约是说服了诸侯们的。何况他们发现，周人要的只是一个名义，实惠还是自己的。不但增加了土地和人民，而且在自己的封地还可以为所欲为。那些蛮族领袖就更是兴高采烈。他们以前因为落后于华夏诸族，未免自惭形秽。现在既然受封，也就成为列侯，可以与中原各国平起平坐，礼尚往来了。这可真是咸与维新！于是纷纷欣然接受，并举行了隆重的典礼。祭坛上放着整只纯色的牺牲（色纯曰牺，体全曰牲），四周放着各种礼器。天子以青、白、红、黑、黄五色之土筑坛，象征着东西南北中。诸侯封到哪一方，就取哪一方的土，再掺和代表中央的黄土，用白茅包裹，赐给诸侯。诸侯们受土以后，带着近支（帅其宗氏），领着远支（辑其分族），统率着庶众（将其丑类），欢天喜地奔赴封国，定疆域，封子弟，收田租，忙得不亦乐乎。
封国几乎是完全自治的。国君可以把自己的国土再分封下去，分给自己的族人和扈从，这就是大夫。大夫又可以再分给自己的族人和扈从，这就是士。这样层层转包，诸侯有国，大夫有邑，士有田。他们是“劳心者”。没有土地的庶人、奴隶出力。他们是“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阶级划分的国家制度确立了。
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则很松散，无非朝觐会同（春见曰朝，秋见曰觐，时见曰会，众见曰同），也就是礼节性拜访，并象征性地缴纳一些赋税。至于各国内部事务，天子一般是不管的，颇有些“虚君共和”或者“虚君自治”的味道。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开始可能还有些威望，后来就不过是供在庙堂上的菩萨，再就是被诸侯们拿来当作攻打别人的借口。比如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齐国攻打楚国的理由，就是楚人没有及时贡奉用来缩酒的茅草，害得周天子无法祭祀祖宗（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这种借口现在看来，完全是故意找茬，比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不成理由，但在当时却很堂皇。因此，尽管楚人已经把话挑明，道是“君居北海，寡人居南海”，你我之间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你们凭什么来打我？齐国还是理直气壮地“打你没商量”。
这就是所谓“封建”了。或者说，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了。很显然，这样一种“封建”，是既不可能有专制（周天子鞭长莫及），又不可能有和平（各路诸侯并没有解除武装）的。事实上，正如柳宗元的《封建论》所说，所谓“西周封建”（也包括殷商的封建），其实是不得已的事情（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因为那些诸侯国，大多已经完成了从家族、氏族、部族、部落再到部落国家的演变过程。他们的首领，也原本就已经成了气候成了王侯。所谓“封建”，不过是用分封的形式来给诸王加冕而已。因此，武王和周公只能用这种连哄带骗的办法，来象征性地赎买他们的武力，却不能改变其武力集团的性质，也不能真正做到消灭战争。实际上，就连“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的秦始皇，也没能实现弭兵休战的梦想。在这个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史时期，战争仍然是迅速解决问题的简单办法。更何况，周天子只不过获得了“至尊”地位，并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是“至强”。所以，诸侯之间还要争霸（争当联盟领袖），争雄（争当超级大国），直至打出一个唯我独尊的一统天下。
因此，封建制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而代之以郡县制。邦国也必将改变性质，并最终发展为帝国。只不过在这种发展中，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更为深刻和本质的东西。
集权是一种必然
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换凭借依仗力量、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实际上，对于如何支配资源、分配财富，人类进行了各种尝试，探索了许多方案。比方说，根据武力的强弱、资金的多少，或者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相互的关系和各自的配额。这就形成了三种社会类型，即武力社会、财力社会和权力社会。部落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邦国的特点，是半武力半权力，并由武力过渡和转化为权力，或者说借助武力获得权力。因此，邦国必将发展为帝国。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它的特点，就是集权。
这是一种必然。
众所周知，制度是历史形成的，而“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又“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资源稀缺、财富不多、族群较小的情况下，仅有的一点生活资料主要靠自然法则来分配。比如在摩尔根和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时代，也包括野蛮时代前期，猎物和谷类基本上由族群的成员共享。但如果入不敷出生存困难，则年老体弱者就将被淘汰出局。他们将被分配到较少的食物，被杀死或被迫自杀，甚至被吃掉。因此，即便在这种自然法则中，我们仍可以感到某种力量的存在，比如风俗的力量，习惯的力量，自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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