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个中国近代史舞台上显赫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大师；梁思成，一个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奠基大师，两代名人，道路殊异。然而，儿子的成长却浸透了父亲的自身反思。在梁思成长大成人之时，梁启超的政治角色已经让位于文化学者的角色。他在给儿女的教诲中，对文化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看来，他的儿子无论如何不应再卷进社会政治的漩涡之中，而决心让梁思成专心走上文化创造的道路。1923年11月，在梁思成车祸住院之前，梁启超发起创办文化学院，他在《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中，几乎把传统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加以赞扬，谈到文学美术和接受外来文化问题时，他写道：“启超确信我国文学美术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价值，与泰西作品接触后当发生异彩，今日则蜕变猛进之机运渐将成熟。”正是这种思想，梁在1927年写给梁思成的一封信中又鼓励他说：“思成所当自策厉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你还是保持这两三年来的态度，埋头埋脑做去便对了。”
正是梁启超的设计、循循善诱和教诲，梁思成才得以在文化天地里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于是他选择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成就父亲文化梦的延续，使二十世纪的中国，多了一位有着永恒价值的文化人物。梁所从事的学业，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起来。三十年代，他在大学里创办现代中国第一个建筑系时，曾为“建筑师”设立过这样的标准：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在许多人的眼中，显然只有他达到这样的标准。他对古代建筑的考察、测绘，他对古都文化的描述，他在雕塑、绘画、文学等方面的渊博知识，使他早已超出单纯的建筑师范畴，而成为二十世纪为数不多的文化大师中的一员，而这一切，离不开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的塑造。
康有为与梁启超学习El本的明治维新，想借光绪皇帝搞戊戌变法，结果以惨败而告终，参加的人有的被杀头示众，有的凄惨外逃。这一事变，肯定对梁启超先生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不但觉得搞政治的路走不通，而且对政治产生了伤心感、厌恶感。一般说来，自己在某件事上伤透了心，就让下一代引以为教训，不叫下一代再涉足那一行，重蹈其覆辙。
不过，就梁启超先生来说，说他是想使中国早日强盛也好，说他是个人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流芳百世也好，他的那种想要实现自己价值的欲望是超出一般人的，可以说到达了我们讲的最高级--5级。他自己失败的教训，大挫了他的欲望力。鉴于他年纪已老、精力不济，以及思想上的灰心丧气，我们说他的欲望虽存，而欲望力却消减了。但是，你绝不能说他已经没有欲望力了，也不能说他的欲望力已经从基因中被去除了。不，其实那镌刻在他基因中的这种素质一丝一毫也没有削减。继承了他血统和遗传基因的儿子与女儿，在基因里依然有着他身体基因中的那些强烈欲望，构成了极强的欲望力。于是，这种受挫折的基因再不是原先那一成不变的基因，这两代人都接受了经验教训，变得务实与聪明起来了。无论是梁启超的主意，还是梁思成本来就对政治不感兴趣，这都是基因在修改自己前进的路线（即从原来的走政治之路修改成走文化之路），而不是基因中的欲望力有所消减。从梁思成能够成为一代建筑学的宗师，说明了他们家族中的这个基因欲望力依然是无限强劲的。
我相信，这样解释读者一定都会同意。
从这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出，这里面的转移，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梁启超先生是致力于中国政治上的改革的，这条路行不通，这种欲望力便转移到文化学术上来了；第二是梁启超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传递到了他儿子的身上。
我们说基因不灭，欲望不灭，正是这个道理，祖父没有能够实现自我的最高价值，最后去世了，我们并不认为是基因去世，这仅仅是第一架“战车”的毁坏。基因于是换乘了第二架“战车”--父亲这架“战车”，继续奋斗。一旦父亲没有实现，基因便跳到了儿子的身上，然而再跳到孙子的身上。人类正是靠着这种转移，才生生世世奋斗不息，进步不息，才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四、优秀的基因一般都能走向最高景观
尽管按照马兹罗博士和其他学者的解释，人的欲望有5种或15种，但要按照中国人的通常说法，其实就是一种。中国人说的是：“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大丈夫生要立德、立言、立功”、“修身、齐家、平天下”、“人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这许许多多不同的说法归结起来是一个意思，就是“我”这个自私的基因要出人头地，要创造辉煌，要达到欲望的最高值。
如果能攀到权力的最高层，这个基因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去争取，若是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它就会向学术、技术、金钱和其他道路上迈进。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们，他们本来有着非常高的学术造诣，结果，他们都走上了想要改造中国的道路，而一旦他们失败，则就会又回到研究学术方面来，想要在学术上再有所建树。
同样，鲁迅与郭沫若，一开始都是学医的，如果他们在那条路上继续奋斗下去，很可能成为一代名医。但正如鲁迅先生后来悟到的，医学只能治疗中国人的身体，不能治疗中国人的灵魂，要治疗中国人的灵魂，就得搞文学，用文学去唤醒沉睡、愚昧的中国人。于是，他们弃医从文了。然而，这只是职业选择的改变，并没有改变基因中强烈的要做出伟业的欲望。具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欲望的基因，不管做什么工作，不管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它的上进、升华、出人头地的欲望并不会有丝毫变更。
这就为我们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话题，凡是欲望值高的基因，它的欲望之高是不会改变的，改变的仅仅是这种欲望如何能更好地表现出来的指向与路径。
可以肯定，基因有高下与优劣之别，有些基因是进化得很好的基因，它不但在进化过程中复制得十分精确，既没有走形，也没有异化，而且经常占据胜算之地。此种经常能走向最高景观的基因总是具有最高的期望值。而另外一些基因，由于进化问题、父本与母本基因的选择不慎问题，以及自身复制中出错的问题，抑或是环境与教育问题，当传递到这一代后，它就是一般的基因或是下等的基因，而这后一种基因就可能不具有最高的期望值，也很难跃向欲望的最高景观。
有这样一则报道，题目是《钱王后裔遍神州》，我们辑录如下：钱其琛、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正英、钱复、钱穆、钱君……我们在潜意识中都惊异于钱氏的才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吴越国武肃王钱缪。
近年来，钱武肃王“统一两浙、保境安民、重视农桑、兴修水利、扞筑海塘、开拓海运、发展贸易”等历史功绩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他的后裔不仅人才辈出，而且遍布世界五大洲。
不久前，钱王第33世孙、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为钱武肃王陵新建的石牌坊题写了牌名。1989年9月，钱伟长在答记者提问时讲：“五代国中，有一个是吴越国，在今江浙一带。赵匡胤南征北战统一了中国，建立北宋时，以武力消灭了8个国家，只有吴越国没有灭。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吴越已经非常富庶发达了。面对赵匡胤强大的兵力，吴越国的钱姓国王，为了使生产力不遭到破坏，人民不受涂炭，做出了痛苦而又明智的抉择，取消王位，尊赵匡胤为帝，由此统一了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着名水利专家钱正英、钱钟书的侄子、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文科校审钱佼汝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钱树根等均承认他们家族为钱氏后裔。据统计，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钱氏名人就达100多位，分布于世界50多个国家，有的一家兄妹均是英才。
《三国志》作者陈寿曾经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话，可钱王后裔为什么传世三十六七代仍兴旺不衰？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钱谬临终前曾向他子孙提出过十条要求，这个遗嘱世代激励着钱氏后人。
二是钱谬从小熟读春秋，兼习武经，17岁阅兵法，文韬武略、才智过人，为后辈子孙树立了好学上进、报效国家的榜样。
三是与钱氏的《家训》有关，钱氏家训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部分，个人部分云：心术不可以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四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南京钱钟韩教授说：“我们家代代克勤克俭，历来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辈《家训》的影响吧。”
如果这则消息与评述大致不错，那么，人类中的确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优秀的基因在遗传与进化中容易冲向最高景观，容易实现最高的自我价值，而顽劣的基因则容易在进化中遭到淘汰。
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世，人的个性如何，该有哪些欲望和走什么样的道路去实现这些欲望，每一个父辈会对下一辈子女进行现实教育，每一个父辈的基因也会遗传给下一辈。从钱氏的后裔人才辈出这一点看，钱氏的遗传基因中的欲望力是极高的，无论是他的哪一代后人，是走向政途，还是走向文坛，抑或是走向科技领域，再或是经商，这都无关紧要。因为这只是选择路径的不同，与有没有欲望力无关。大凡是欲望力强盛的基因，经常会占据景观的最高境界，这是没有疑义的。
自然，由于现身处事的环境是个混沌，有好的基因的人不见得能够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而不好基因的人说不定阴差阳错占据了最高景观，这种说不准的事实是经常发生的，因为社会是个人际碰撞的综合，虽然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由于生不逢时，因此默默无闻的也大有人在。另外，像钱钟书先生那样专在学术上走向高峰，而淡泊功名的人，其实是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最高价值。我们当然不能用谁做的官最大来评定某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所以世上才有这样一句话：莫以成败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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