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中有这样一个现象，不知道读者是否注意到？一对夫妻，本来他们的相貌差异很大，但是随着他们十几年几十年的同床共枕的生活，相濡以沫地相处，慢慢地，他们的相貌也变得相似起来。甚至有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别人介绍对象，或新的时髦介绍法--电视上配对，如果这两个人长相上有若干的相似处，那么很可能这俩人就能够成为夫妻。
这是一种“趋同现象”，世界上每一对夫妻为了能够共同地和谐相处，他们相亲相爱的一面总是在努力，总是在向着对方靠拢，极力取得一致，这种努力也反映到了外相上来了。
这里我们是指那些心灵相通、声气相应的夫妻，而不是指那些同床异梦的夫妻。
还有一个是“接力”现象，这是指一方死去或者有其他意外，不能完成原来的欲望，那么，他的遗孀和子女便接着去完成他的遗愿，以“前仆后继”的感人努力，去成就丈夫未竞的事业。当然反之也一样，父亲未完成的业绩，儿子接着完成；母亲的遗愿，女儿实现。都是明显的“接力”现象。
欲望力不仅可以取得同步，也可以传承（也即是接力），正是由于此，两殷力量合为一股了，两代人的力量连结起来了。而社会上的许多事情是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的，所以才有这种“前仆后继”的行为，构成了，我们人类家庭生生不息发展向前的动力。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这颗政坛新星的升起。苏加诺是前印尼的国家元首，在60年代初期，苏加诺政治倾向愈开始向着共产党方面靠拢，这使得英国人与美国人非常头痛。这主要是苏哈托的军人势力目益抬头，英、美预料，为了抵消军队的目益增强的势力，苏加诺将会与印尼共产党结成更加紧密的联盟。
于是，1965年秋天，英国一位外交部崭露头角的新星名叫诺曼·雷德韦的被派往印尼，参加外交部和军情六处组织的反对苏加诺的宣传战。目的是败坏苏加诺的声誉。到了1967年春，大量不利的报道和其他阴谋活动严重损害了苏加诺的声誉，在苏哈托的逼宫之下，苏加诺终于被迫签字把权力移交给苏哈托。
我们不知道苏加诺下台时留下了什么诺言或遗言，但是他不甘心这样一次惨败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他的女儿，成长起来的梅加瓦蒂走上政坛了，开始为父亲的遗志--夺取失去的权力而斗争。
梅加瓦蒂。苏加诺1947年1月23日出生在富丽堂皇的总统府，并在那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然而，就在她17岁那年，悲剧降临到她家。
1965年10月，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陆军“将领委员会”发动了颠覆苏加诺政府的政变。1967年2月22日，苏加诺被迫宣布将总统权力交给苏哈托。3月12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选定苏哈托为代总统。第二年3月27日，正式任命他为总统。同一天，苏加诺被临时人民协商特别会议撤销总统职权，并遭软禁，后于1970年在悲愤的凄凉中去世。
梅加瓦蒂的前半生也经历了许许多多艰难坎坷。她上过大学却没有读完，一共结过3次婚。虽然深受父亲的影响，但梅加瓦蒂从政的道路上却是后来者。1991年她当选为印尼国会议员，才算走上了政坛。从政之初，并没有多少人看好梅加瓦蒂。当时有人认为梅加瓦蒂既不是领袖也不是殉道者，而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但是几年来印尼民主党在梅加瓦蒂的领导下，不断壮大并对政府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面对反对党咄咄逼人的攻势，政府加强了对反对党的打击分化。1996年6月20日，在政府和军队导演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梅加瓦蒂被赶下台，推出了亲政府的民主党前领导人苏亚迪为民主党主席。政府这一做法立即遭到大多数民主党成员和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梅加瓦蒂的支持者不顾政府一再警告，坚守民主党总部，拒绝苏亚迪接管，结果导致了因两派争夺总部而发生的印尼20年来最严重的骚乱，造成数百人伤亡，一些建筑物和汽车被毁。
这场斗争促使全国各个反对势力不论从舆论上还是从道义上都站在了梅加瓦蒂一边，这场斗争也把梅加瓦蒂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女政治家一下子推到政治斗争的前台，成为印尼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局虽然将她赶出印尼民主党，但她的政治声望却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王晓林／文）。
苏加诺执政期间，印尼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治安，都处于较好的阶段，苏加诺本人的威信也是很高的，因此苏加诺是一个很受民众欢迎的领导人。而新上来的苏哈托则是军人政变上台的军政府独裁领导者。在苏哈托执政的30余年问，其他方面不说，光苏哈托家族就赢得了300多亿美元的资财，而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于是，从社会与民众的心理言之，产生了一种怀旧的意识。在他们对比了苏加诺与苏哈托两个政府以后，他们觉得还是苏加诺政府为好。这一点，我们称之为集团、群体、国家的欲望力，我们将留待后面阐述。
作为基因遗传说，苏加诺将自己的基因遗传给了他的子女。因此，苏加诺的骄傲，就是梅加瓦蒂的骄傲，苏加诺的悲愤就是梅加瓦蒂的悲愤，苏加诺未竞的遗愿，也就成了梅加瓦蒂的欲望。
这还不仅仅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外象”。例如梅加瓦蒂生活由优越到贫穷的感受；父亲临死前的遗言（例如要推翻某某某，要报仇什么的留言与“手令”）；现政府对她的新迫害等等。而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内象”其父亲基因的欢乐与痛苦，要求与欲望，会共振似的引起子女基因的反应。这一点我们是推导而来的，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介绍过科学家的试验：取出一个人的白细胞，放人培养皿中，而这个本人到了千里路之外，他在千里之外的痛苦、惊吓与欢乐，培养皿中的白细胞都有较强烈的反应。那么，具有相同的基因的父亲与女儿（儿子）就可能存在着“共振效应”。
如果苏加诺还处于政坛，他的女儿的欲望力也许会向其他地方挥洒--当个艺术家（从事丹青墨缘或银幕明星的事业）、当个公司的董事长（利用父亲的影响去做个亿万富婆），以及当个其他什么的有头有脸的人物，至于走不走政坛之路，就无所谓了。现在，父亲悲愤、忧郁而死，父亲基因中最后的呐喊和复仇的欲望就如感应共振似的传递到了女儿的基因中，这样，即使女儿本来只是个家庭妇女，也可能肩负起这个最艰难的使命--为重振（苏加诺）家族的基因而不懈奋斗。于是，在不断遭受挫折之后，梅加瓦蒂于1998年10月组织了印尼民主斗争党。自任党主席，并被提名为1999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这个党很快在力量上超过了原来的民主党，成了名副其实的印尼一个大党。
梅加瓦蒂不善言辞，也从没有上电台去与别的政党领袖开展辩论过。至于她的领导能力，民众也不甚了解。这些都不会影响她的受民众欢迎程度。正如《雅加达邮报》总编辑恩迪·巴尤尼说：“对许多印度尼西亚人来说，她的观点如何。实际上并不莺要。她已成为印度尼西亚‘民主的象征’，对于那些对现有政治制度感到不满的人来说。她是使他们团结一致的凝聚力。”
是的，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在这里是无所谓的，只要她是苏加诺的女儿，只要她实行民主制度，那么民众就会赞同她。这种现象，发生在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身上，发生在印度的尼赫鲁家族中，也发生在美国的肯尼迪家族与布什家族中，选民们认准了你是“那个基因”，你就有着强大的号召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梅加瓦蒂的欲望力转移了，取得了与其父亲苏加诺的“同步”、“接力”的后果。
无独有偶，在马来西亚，也出现了一个女性，她丌始从家庭妇女的地位走上了政治舞台。这个人就是原来副总理安瓦尔的夫人。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6月22日（1999年）报道题：又一位女强人在马来西亚出现（记者基思·里奇伯格发自古隆坡）由一位意志坚强的妇女健步走上政治舞台，接过她们家族男性手中的旗帜继续斗争。亚洲在这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缅甸的昂山素季和印度尼西亚的梅加瓦蒂·苏加诺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是在她丈夫被暗杀后执掌政权的。
现在在马来西亚，又走来了东亚最知名的政治犯、被赶下台的副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温柔的妻子阿齐扎亚·伊斯梅尔。
安瓦尔夫人清醒地意识到，她是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接受这个新的、她未必能承担得起的任务的，她知道人们将她同其他几位亚洲女强人相提并论，但她说：“情况稍有不同，因为我丈夫仍健在，我必须向他学习。”亚洲的其他几位女政治家不得不同独裁者和专制政府抗争，当安瓦尔夫人谈到这些女政治家时，她说，她在许多方面同阿基诺夫人相似，她在访问马尼拉时曾经会见过她。
安瓦尔夫人说：“我感到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是家庭主妇，这是强加给我们的压力。所不同的是，我丈夫仍健在。而她必须独立支撑。”安瓦尔夫人已经建立了一个政党--国民正义党。虽被关在牢房中，安瓦尔仍是该党精神上的支持者，该党名称就引自“为安瓦尔赢得正义”。这个口号。
虽然安瓦尔是该党的主要动力，但安瓦尔夫人说，该党的前途完全落在她的肩上。她承认。她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安瓦尔夫人正在设法组织反对党。她希望能够扩大影响。使其超出传统的投票表硬模式，并在正义的呼声号召下建立一个多种族参加的反对党，由她丈夫作为一名领袖人物。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领袖的夫人与子女中间，我们普通人中间也明显地存在着，像巾国着名的作曲家施光南先生壮年英逝，他的夫人就努力想完成他的遗愿，去募捐、求赞助，极力想把施光南的遗作，音乐剧《屈原》搬上舞台。不管这方面存在着多大的困难，仿佛它已经成为夫人的最重要的“事业”，不完成它，大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烦躁与不安。
过去，我们对这种现象虽然常常提及，都只是什么“完成父亲的遗志”、“完成丈夫的夙愿”这方面去理解、表述，没有想到这正是亲缘基因之中的顽强传承作用，再加上不同的基因之中的相互努力趋向于“同步”的作用。有了这一根本的认识，我们就能透过遗书、遗言的表象，挖掘到了事物本质的“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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