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国家的不同需求
扩言之，每个人都有一只马蝇在叮着，促使你在加紧快跑。蔡斯先生被叮的是“总统欲”，而其他的人呢？有的是“金钱欲”，有的是“名利欲”，有的是“升官欲”，有的是“求色欲”（“君子好逑”）。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侧重，但似乎，每个人都一定会有一只或者两只马蝇叮着，才使得我们都蝇营狗苟，匆匆忙忙，像没头苍蝇似的乱转悠，一刻也停不下来。
不是吗，愈是城市中的人，不论是蓝领白领的工作人员，或是什么律师、工程师和商品推销员，都是显得如此忙碌，没有休息的时间，没有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才在这个城市谈判完，又立即飞向了另一个城市。大一些的人物是满世界飞，小一些的人物是满中国跑，还有一些人被束缚在一个工厂、公司里，虽然只是两点一线（家与工作的地方），也是没自没黑地工作，为的是多挣些钱，养家糊口。或是为自己多增加一些表现业绩，好升职有望。
我们红尘中人都是如此辛苦忙碌地生活着的，一切都是那样紧张繁忙，连松一口气的时间都不多，许多人都在感叹活得太累，就是因为我们所背的包袱都十分沉重。
对于每一个想要实现自己欲望的人而言，最好是在寻找到前进的目标之后，能把自己的欲望力集中到一起，做非常有力的一击，而不要分散使用自己的精力，四处出击，到处开花，那样这个人可能是个多面手，却难以达到创造顶尖的成就。
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欲望力也是有限的。
一个人的一辈子究竟有多少时间呢？我们大约都是稀里糊涂地过日子了，没有很好地计算过。但是有人很精确地替我们计算过了。
如果以一位寿命为70岁的欧洲人为例，计算每天占据他最多时间的日常活动的话，那么，他一生中有1年的时间用来跑步，1年娱乐，7年吃饭，23年的时间睡觉。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在许多活动中浪费了很多时间，如果计算一下我们整个生命历程中每种活动占去的时间的话，许多人都会感到惊讶。在这些只需短短几分钟、但每天都在重复的必不可少的活动申，我们失去了大部分的时间：仅刷牙就用掉了我们生帝中的3个月时间；上厕所用了106天的时间。
在市场或公共汽车站排队等候就花了我们近2年的时间，一共有500天之多！在填写表格上浪费了305个无聊的工作日。我们只有整整10年的时间在忙于工作，这意味着我们生命中近1∕7的时间是工作日。
与我们用来乘坐交通工具的3年，或用在做饭等家务劳动上的195天相比，我们用来娱乐或使我们感到愉悦的时间简直微乎其徽。我们平均只有250天在看书；享受爱情的时间就更短了，只有110天。
男女两性之间分配时间的方式也有所差异：女性会用2年的时间来洗澡，而男性只会用掉117天；男性用于穿戴的时间为177天，女性则比他们多花费1年多（531天）的时间。
就此看出，一个人再努力，工作时间也不过是生命过程的1∕7，即要在10年之中实现自己的全部或大部分欲望要求，这就显得十分短促和紧张。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如果不把自己的欲望目标收缩得较小较集中，那么，很可能到了某个人快死之时，也实现不了多少，最后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人间。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想问题，站到一个国家政权机构及领导人物的角度来想问题，则情况就又得换过来了。
我们试想，人的欲望就那么四个：权、利、名、色，而其中追求权与利的又占据了大多数。利（金钱）还好说，当农民、当工人、当商人都可以挣到一份钱，自然，当名人拍广告就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几乎你也挣钱，我也挣钱，不会发生冲撞，即使发生了冲突，也可以“相互挠背”，利益均享。而权则不一样，愈到顶端的位置愈少，而费争得愈激烈，所以，在权力的争夺之中，要“相互挠背”是十分困柏的。这完全和一切的比赛场上争夺冠军一样，冠军只有一个，亚军或者是一名或者是两名，而参加赛跑的却有几百位选手（例如像马拉松赛跑），这种竞争势必没有调和的余地，不是你胜，就是他赢。说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只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才会提出来，就今天来看世界上所有的比赛都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这是错不了的。
因此，也给一切的政权机构带来了一个实际问题：如果没有引导与分散，我们势必会把绝大多数的人都引到为权力之争的道路上来，而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人际关系的紧张。
二、把权力的蛋糕切得小一点如何
是的，如果是小至一个单位的部门长，大覃一个国家的总统有着非常大的权力，什么都是他说了算，他不但可以代替权，还可以代替法，他还掌管着许许多多的钱，成为一个单位的“土皇帝”，既掌握着某个人的升职与使用，还管着他的夫人与孩子的生活、前程，那么，一方面，这个官儿很可能会滥用手中的权力，自己先腐败下来；另一方面，他的下属对这个位置也会馋涎欲滴。
不错，只要人们有着对权力的渴望，那么处于低位置上想要向着高位攀登的人，都会渴望着没有得到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无论大小，无论集中与否，都会有诱惑力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把权力的蛋糕做得越大越诱人，愈会诱发人们去激烈地竞争。要是把这个大蛋糕切得小一些，分成的块多·些，这种竞争可能就会缓和下来。
有人说过山东某个军阀一个笑话，是张宗昌还是韩复榘就无关紧要了。他去一个学校，看到学生在打篮球，10个人争抢一个。他马上把校长叫来批评一顿：“我不是批给了你们好些钱，你们还是这样穷酸。要10个人抢一个球，你再去买9个来，让他们一人玩一个。”要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笑话，这不是普通的球，它或是一枚彩球，代表着一个美丽女子抛掷的爱情；或是一个金球，代表着巨大的财富；再或是一个奖杯之类的东西，代表着运动员的辉煌。而球只有一个，而争抢的人又有许多，那么，最后的结果非打得头破血流不可。具有比赛角逐性的运动项目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如果把运动激烈的程度减缓了，那就没有什么看头了。本来世界冠军只有一个，现在把一个球剖成了7个，这就意味着得到“球”的人不再是世界冠军，而是什么洲际冠军了，而洲级冠军比起世界冠军来，本身就逊色不少。权力的情况则不是那样的。在封建时代，一个县只有一个县级长官，称县长，顶多再配一个副手--县丞，那么这个县长的权力就过于集中了，老百姓称他为“县太爷”、“一县的父母官”，就是说他像一个家庭的父母一般，什么都可以管。今天就不同了，起码是县长和县委书记两个第一把手执政。要是再往下分，就有五套班子：县委班子，县政府班子，人大班子，顾问班子，政协班子，还有县武装部这个准军队的领导班子等等。
我们也不赞成把一个权力切割得过于细过于琐碎，如果是那样，新的弊病又会出现：谁都是官，谁都没有实权，管不了事，或者只当官不管事，民众的负担增加了，而权力机构中反而出现了混乱。我们赞成的是把这块蛋糕切得稍稍少一些，既让职位略多一些可以多安排一些人，又不让人浮于事，“三个和尚没水吃”。
这的确是个政权机构设置艺术，也许可以画出一条波动曲线来，找出+个最佳数值，不过，如果能掌握到这样一个分寸，既把“权力块”做适当的切割，又不过于细碎；既能减少争权夺利又可用权为民多办实事；权力之间的界限明确并存在着相互的制约机制，那么这其实就达到了“黄金分割”。
从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政权形式的最大改变是由封建君主的专政制换成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所谓三权分立是把一个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区分开来，由议会行使立法权，君主掌握行政权，法院专管司法权，这三者相互制约，求得平衡。这是法国的盂德斯鸠根据英国洛克的分权论加以发展而提出来的。到了今天，绝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按照这一模式在分割权力。
这就是说，将封建专制政权这一块蛋糕，可以一切为三。
对于封建专制制度而言。我们得承认，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所想的这个办法是相当进步的。虽然我们役有生活在封建时代，但是从历史书和电视、电影故事中都看到了那个时候的权力状况，一个皇帝，他本身就代替着法律和行使着法律，在他的一念之间，一言之间，一个无罪的人可以判为死刑；一个重罪的人可以立时无罪释放；他可以量国家的安危与人民的利益于不顾，率性地向邻国开战或议和。中国戢“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例证。不管是这个大臣的见解和做法多么正确，这个儿子多么符合礼义规章，但魏个不讲道理的君主和糊涂的父亲要叫他们死，他们就得死。而现在三权分开了，由议会集体来制定法律，君主只有执行的份儿，如果抽行得不好，司法还有干预权。这就极大程度地避免了权力的滥用。同时，对于我们所说的欲望力理论而言，起码有三个人（三方人士）进入了最高权力机构，那些被“总统欲”这只马蝇叮咬着的人，当不上总统的那个位置，做个参院主席或是独立检察官也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另一个把权力蛋糕切小的办法是确定任期，不让最高权力让一卜人终身担任，到了这个人快死之后，又转交给他的儿子或孙子来继承。一般地说，一个总统任期可以一届，顶多两届，连任三届的少而又少。而一届也只有4年或5年，这样，一个总统当了10年现职以后，他就必须下台了，而这个最高职务，就由另一个人来担任，这就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让每一个竞争的人都可以怀抱着希望。
在今天，我们仍看到，在中东的许多国家，仍然是封建制的权力格局，这些国家的皇帝，依然是一种终身制：约旦·侯赛因。1952年8月登基为哈希姆约旦国国王摩洛哥哈桑二世1961年3月登基成为摩洛哥王国国王利比亚卡扎菲。
1969年9月发动革命成功成为利比亚国王阿曼·卡布斯。
1970年7月发动宫廷政变成为阿曼苏丹叙利亚阿萨德。
1971年3月当选为叙利亚总统巴林·萨勒曼。
1971年8月巴林独立后成为埃米尔阿联首扎耶德。
1971年12月当选为阿联酋联邦总统科威特贾比尔。
1977年12月成为科威特第十三任埃米尔。
1979年7月当选为伊拉克总统伊拉克萨达姆。
1981年10月当选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沙特法赫德。
1982年6月成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第五任君主埃及穆巴拉克这些国家的君主，最长的干了51年，最短的也有21年，那还只是“迄今为止”，过了二十世纪，有些君王可能还会干下去，直至老死。
约旦国王侯赛因，当了51年的国王。最后死时，才把千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大凡这样的国家，等到老国王去世时，就会发生一场政权危机，轻则大换政府官吏，重则引起骚乱、政变和内战。
当然，这些国王任职再长，也不如我们中国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两朝，康熙皇帝执政了61年，乾隆执政了60年。乾隆皇帝还算有一点点明智，认为自己不能超过老祖父康熙的执政时间，就在当了60年后主动引退当了太上皇。这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届4年，两届8年，我们假设平均每个总统任时为6年的话，那么就要换10个总统了。这等于说，一个康熙或乾隆，就减少了9个具有“总统欲”的人达成他们欲望的机会。
就美国这个国家，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三权分立”这种构架并不只是存在于国会、法院和总统及他所领导的政府的三个权力的最高点上。被称为“铁三角”的三权分立，几乎渗透到了权力的各个部分。
美国的创建者看出战争力量的严重潜在危险，为了不让菜一个人能轻易地使用军权与战争权，就再将军权分割，使总统担任总司令，而国会具有宣战和募兵、提供海军和为军方筹募费用的权力。总统无权向国外宣战，也不能划拨XXX亿美元作为战争费用，这些权力掌握在国会里面。
从美国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每次一有战争，总统就必须请求国会募集新的作战陆军和海军，但是自从冷战开始，这种宪法规定的平衡遭到了破坏，总统获得了不需国会批准即可采取宣战行动或募集陆军的实质权力。而一旦美国部队投入了战争后，国会就觉得无权甭定他们的经费、武器和弹药。总而言之，国会已丧失了宣战与否的权力。
而往下，可以进行战争的军方，国防承包商，以及出身于分配到庞大国防预算之选区的国会议员三者之间又构成了“铁三角”。这也就是说，军队一旦要打仗，就必须购买武器弹药，这些得由国防承包商供给，但是军费预算又得国会里管战争经费的委员会审批，三者缺一不可。
国防部铁三角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它影响国家安全政策甚巨，涉及的金钱数额庞大无比。从1981年底到1986年5年间，军事费用高达13000亿美元。随着国营计划大部分受到牵制，国防部预算成为私人承包商最大的生意，以及国会支持者的最好财源。有些大笔国防合约的部分数额，就能使某些小国的总预算相形失色，因此国防部预算是真正大笔的政策性利益分配，它的数目满足许多方面的经济欲望。
师防空炮能延续一段长时期的原因之一，是受到它自身铁三角的保护。1983年，众院要封杀师防空炮时，有5个人拼命为该炮辩护，他们和师防空炮都有政治和经济关系。
“三权分立”的优点和缺点都在这里了，要是三角里构成了某种利益的一致性，要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某一方权力被削弱而另一方的权力被加强之后，三角或是变成了二角，或是三者同流合污，制约的可能性与有效性便失去了。
美国的农业政策也是如此，农业部、农业组织、集中于国会农业委员会代表农业州的国家议员组织成了一个“铁三角”关系。
然而，两者相比较而言，独裁统治的弊病更大，不久前被英国警方拘留的82岁智利前总统、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就是一个十分霸道的人物。他于1973年发动军事政变，杀害了民选总统阿连德后上台到他交出军权退役，前后共延续了25年的独裁统治。在这段期间里，他干了哪些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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