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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因其有18条具体措施，而被简称为“18条”政策。在这个第一部促进成果转化的地方政府政策性文件中，第一次明确鼓励科技人员参与技术要素分配。
1999年，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宋后燕成为“按技术要素分配第一人”。她的课题组因转让“注射用重组链激酶”成果，按照“18条”第四条规定，获得304万元转让收益。宋教授一人就拿到120万元分红，任军作为项目第三完成人，分得30万元。
其实用到这30万元，已是2年后的事了。与其说“18条”给了任军创业资本，不如说“18条”给了任军创业理念和机遇。
“科研成果只有产业化，才真正有意义。”为此，宋后燕教授亲自“下海”出任项目转化公司的总经理，全力投入产业化运作。作为弟子，任军责无旁贷地投入到公司的工作中。就是在这家上海实业医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任军从一个“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的科研人员成长为一个企业决策者。从生产经营、GMP建设、市场营销，直到公司总经理，一番历练下来之后，任军深切感受到高校课题组和企业之间的巨大差别。
“通过课题组完成新药研发是非常难的，因为研发力量主要是学生，而学生的流动性太大。”任军解释说，“经过两三年，学生熟悉了研发项目也快毕业了，新的人又得重新培养，研发连续性根本无法保障。”而企业的问题则是一厂一药，很多企业只有一二个品种，使得高额的产业化成本无法分摊，风险极大。
对科研和企业都已熟悉的任军坚信自己能走出一条扬长避短的新路。“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是想做一个品种不行，那么就发挥我们在科研上的强势，多做几个新药研发”。原公司股东非常认可他的能力和理念，决定出资1500万元，支持任军创业。
如果没有后来的“插曲”，也许就没有了那30万元创业的传奇故事。但即使没有这个传奇，任军等因为成果转化项目而成长起来的18个创业者依然会演绎出另一番创新故事。知本可以转化为资本，体制创新的巨大推动力才是真谛所在。
因服务创新而“重生”
5年多来，一张能围坐20余人的大会议桌，一直跟着新生源“转战南北”。从漕河泾到张江，从30万创业到资产价值达4?4亿，这张桌子成为新生源成长的“见证者”。“这张桌子不能丢，”新生源总经理任军笑着说，“当年我们开散伙会用的就是这张桌子”。
股东在新公司注册完成后立即将1500万投资款回收到自己账上，要求任军用多少申请多少。满腔激情、血气方刚的任军无法接受这种资金管理方式，毅然带着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姐妹独立创业。2001年，用30万元奖金注册的新生源诞生了。
资金少，就尽力节约成本。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就用服务换，在为云南、北京、上海等实验室提供技术服务的同时，研发自己的新药。“在人家的实验室里我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新生源的总经理张翊回忆起当初创业的艰难不胜唏嘘，“我们就坐在走廊里。等机会做实验，搞研发”。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新生源坚持着3个国家生物技术一类新药的研发工作。
而任军融资的工作丝毫不比同事们轻松。“在上海闷热的夏天，西装革履的任军一手拎着笔记本电脑，一手拎着投影仪，挤公交车，拜访投资商”。张翊动情地介绍，“一个月谈了三四十家风险投资机构，3个月内演示了70几次PPT”。
好事多磨，2001年全球生物医药发展本来就处于低谷，而“9·11”事件更是雪上加霜，全世界的投资商都勒紧了钱口袋。原本准备投资新生源的一家国内上市公司也改变了投资计划。已进入批准流程的2500万投资化为泡影，通过抵押房子等办法筹措的上百万资金也花费殆尽。虽然已经连续9个月未拿薪酬的创业者们毫无怨言，但公司连做实验的钱都没有了，未满周岁的新生源濒临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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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创业有方法1998年6月，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因其有18条具体措施，而被简称为“18条”政策。在这个第一部促进成果转化的地方政府政策性文件中，第一次明确鼓励科技人员参与技术要素分配。
1999年，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宋后燕成为“按技术要素分配第一人”。她的课题组因转让“注射用重组链激酶”成果，按照“18条”第四条规定，获得304万元转让收益。宋教授一人就拿到120万元分红，任军作为项目第三完成人，分得30万元。
其实用到这30万元，已是2年后的事了。与其说“18条”给了任军创业资本，不如说“18条”给了任军创业理念和机遇。
“科研成果只有产业化，才真正有意义。”为此，宋后燕教授亲自“下海”出任项目转化公司的总经理，全力投入产业化运作。作为弟子，任军责无旁贷地投入到公司的工作中。就是在这家上海实业医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任军从一个“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的科研人员成长为一个企业决策者。从生产经营、GMP建设、市场营销，直到公司总经理，一番历练下来之后，任军深切感受到高校课题组和企业之间的巨大差别。
“通过课题组完成新药研发是非常难的，因为研发力量主要是学生，而学生的流动性太大。”任军解释说，“经过两三年，学生熟悉了研发项目也快毕业了，新的人又得重新培养，研发连续性根本无法保障。”而企业的问题则是一厂一药，很多企业只有一二个品种，使得高额的产业化成本无法分摊，风险极大。
对科研和企业都已熟悉的任军坚信自己能走出一条扬长避短的新路。“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是想做一个品种不行，那么就发挥我们在科研上的强势，多做几个新药研发”。原公司股东非常认可他的能力和理念，决定出资1500万元，支持任军创业。
如果没有后来的“插曲”，也许就没有了那30万元创业的传奇故事。但即使没有这个传奇，任军等因为成果转化项目而成长起来的18个创业者依然会演绎出另一番创新故事。知本可以转化为资本，体制创新的巨大推动力才是真谛所在。
因服务创新而“重生”
5年多来，一张能围坐20余人的大会议桌，一直跟着新生源“转战南北”。从漕河泾到张江，从30万创业到资产价值达4?4亿，这张桌子成为新生源成长的“见证者”。“这张桌子不能丢，”新生源总经理任军笑着说，“当年我们开散伙会用的就是这张桌子”。
股东在新公司注册完成后立即将1500万投资款回收到自己账上，要求任军用多少申请多少。满腔激情、血气方刚的任军无法接受这种资金管理方式，毅然带着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姐妹独立创业。2001年，用30万元奖金注册的新生源诞生了。
资金少，就尽力节约成本。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就用服务换，在为云南、北京、上海等实验室提供技术服务的同时，研发自己的新药。“在人家的实验室里我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新生源的总经理张翊回忆起当初创业的艰难不胜唏嘘，“我们就坐在走廊里。等机会做实验，搞研发”。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新生源坚持着3个国家生物技术一类新药的研发工作。
而任军融资的工作丝毫不比同事们轻松。“在上海闷热的夏天，西装革履的任军一手拎着笔记本电脑，一手拎着投影仪，挤公交车，拜访投资商”。张翊动情地介绍，“一个月谈了三四十家风险投资机构，3个月内演示了70几次PPT”。
好事多磨，2001年全球生物医药发展本来就处于低谷，而“9·11”事件更是雪上加霜，全世界的投资商都勒紧了钱口袋。原本准备投资新生源的一家国内上市公司也改变了投资计划。已进入批准流程的2500万投资化为泡影，通过抵押房子等办法筹措的上百万资金也花费殆尽。虽然已经连续9个月未拿薪酬的创业者们毫无怨言，但公司连做实验的钱都没有了，未满周岁的新生源濒临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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