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寻求新的生活(2)

　　我转变了一下角色。一旦我在买东西的时候乱发脾气，我就成了地狱来的顾客；在收银台的另一头工作了这么久，我知道一位优秀的销售人员应该有什么表现。不幸的是，我很少遇到这样的人。我在哪里花钱并不重要。一天下午，在格林尼治的萨克斯，我打算挥霍一次，花200美元买一件由设计师制作的款式独特（对我来说）的丝质衬衣（信用卡已经准备好了），我甚至找不到售货员屈尊过来帮我结账。在麦迪逊45街的J.Crew 店里，当我询问一件商品的具体位置时，营业员只是不耐烦地大体指了下方向。紧张兮兮的零售商们向顾客保证过的殷切服务到哪里去了？他们不是保证这将成为新的服务趋势吗？我还没有碰到。

　　现在，从杂货店的装袋工到加油站的服务员，对于每一个提供优质服务的人，我都会认认真真地对他们说声“谢谢”。我发自肺腑地体会到他们的工作条件是多么恶劣，这么多的顾客从来没怎么考虑过他们，他们工作辛苦，工资却很低。

　　偶尔我会遇到一位星级售货员，不过这种概率就像碰到独角兽一般低。她聪明有趣、乐于助人，长得像玛丽埃尔，50多岁，红头发，就在我家当地的家得宝里像彗星一般划过。家得宝那个地方像飞机场一样大，去那里买东西会让人累得受不了，我一直都不想去那里。但是她带着我“嗖嗖”地在过道之间穿来穿去，在分类不清的商品之间很快就帮我找到了想要的东西。显然这个女人是个宝贝，其他顾客也像我一样招呼她过去帮忙找东西。

　　“你真的太棒了！”我心怀感激地对她说。碰到这样一个人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像她这种年龄的人竟然可以在这么大的一家商店里精力超常地来回走动。她咧嘴一笑，显然为自己不凡的能力感到自豪，她知道，对于一个筋疲力尽的顾客来说，遇到她这种人是多么必要。

　　“我喜欢这里。”她淡淡地说。

　　很快就到了我说“再见”的时候。2009年11月底，我碰到了一个非常讨厌的另类女顾客，她指责我对她无理，我差一点儿就和她动手了。现在我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我对她反应过度，这让我自己吃了一惊，也让那些处之泰然的同事感到震惊。真的到了我做点儿别的工作（无论是什么）来养活自己的时候了。当然，最后一击还是来自公司。

　　有不少顾客辱骂我，他们质疑我的能力，但是我从未想过自己要一走了之。现

　　在，没有任何悬念，我终于决定要离开了。

　　我一直都在打垒球，11月中旬时，玩儿了5局垒球后，我跌倒在地，左脚刺痛无比。有位队友是整形外科医生，他猜测可能是应力性骨折，核磁共振检测也确认了这一点。穿着毛线鞋的时候脚疼得不是很厉害，我也还能活动，尽管走起路来像是个喝醉的水手。

　　我决定继续在店里工作。圣诞节快到了，这是全年最忙碌的时候。长长几个月来无奈于工作时间严重缩水（每周只有5小时），我需要也想要再多赚点儿钱，现在我每周上3次班，每次8个半小时，中间只有30分钟休息时间。我需要钱，我想做完第三个假日季，我也想看看大衰退的影响有多大。

　　11月2日，购物中心已经做好了圣诞装饰，我们准备好了迎接假日季。乔似乎比平时还要累。高出乔两级之上的经理来店里视察，这位经理的级别太高，以至于在那之前我们都没见过他，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这次视察让我们大搞形象工程，疯狂打扫店面，祈祷着能通过检查，尽管我们知道这从来都不可能。“这就是零售业，他们通常只看到出问题的地方。”乔叹了口气。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在铆足力气工作了。他可是一个曾经在特种部队服役的军人，如果他都觉得累了，可能原因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问乔，我能否搬个小折叠凳过来，这样每次在收银台边上的时候我就可以坐上几分钟，我始终都在用右腿支撑着整个身体，实在是太累了。由于无法像以前一样严格坚持锻炼身体，我的体重增加了，这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了。他同意了。第二周当我在收银台后面站着的时候，乔告诉我不能用凳子了：地区经理菲尔认为柜台后面这个危险的障碍物会绊倒别人。

　　“你他妈的开什么玩笑？”

　　我很少这么和乔说话，当然也不会在顾客面前这么说话。看到我这么粗鲁，他惊住了，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但是我已经忍到了极限：浑蛋的顾客，公司条条框框的限制，漫长的工作时间，我不顾身体疼痛还要在销售全年最忙碌的日子努力工作。我的第一个圣诞节本身就是一场艰辛的考验，那是拜我受伤的右肩膀所赐，当时右肩膀在2008年5月动过手术。

　　“别在卖场上这么说话！”他咆哮道。

　　“你在开玩笑，是吧？难道我用用凳子菲尔只会说这些？不止吧，他应该说：‘嗨，凯特琳受了伤还愿意在假日季帮助我们，真的是太棒了！’” 不，这已经到头了。对我来说，这已经到头了。

　　我再也受不了了，工作无聊透顶，工资少得可怜，工作的内容就是不停地叠衣服、上袖筒、量尺码、搬东西。把一堆第三世界国家生产的高价尼龙服装卖完之后，另一堆又来了，基本上和上一批完全一样。工友之间没有几个人和我有共同点。我的身体快要散架了。工作这两年来，我的右肩膀受了伤，最后还需要动手术。再后来，我的左肩膀也需要进行几个月的物理治疗，那次摔伤之后，肩膀一年里都处于疼痛僵硬之中。现在又有一只脚受伤，医生也解释不出是什么原因。站着工作8 小时让我的脚疼得直抽筋，甚至下班之后我在家里都下不了台阶。剧痛之下，我躺在床上两三个小时睡不着觉。尽管有些方法可以缓解疼痛——要么下班之后把脚放在冰水中，要么大把地咽下止痛药——但是我不想总是依赖这些办法。

　　身体伤痛绵绵，大脑几近僵化，情感饱受摧残，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除了赚钱！我学习销售的欲望不出6个月就泄了气。显然高级管理层里没人把我的技能或是我的抱负当回事。现在这份工作当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工作，我不是教师，我不是医生，我不在非营利性行业工作，我甚至没有去做新闻。这堆海外制造的人造品成本低廉，店内的标价却高得离谱，我身心俱疲，却还要把它们推销给郊区那些不耐烦的骄纵顾客。我的薪水也少得可怜，当我向乔要求涨薪的时候，乔告诉我，我已经获得了加薪，但是加薪幅度是如此之小，我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现在这家公司竟然还满嘴胡扯。就在我把折叠凳放回家的那一周，两个装满礼品盒的大箱子就堆在收银台后面，让那本来就狭窄不堪的过道变得更加拥挤。忙碌的时候，我们五六个人在柜台后面闪来闪去，努力不撞到彼此。空塑料袋到处都是，很容易就让人滑倒。空箱子挡住了去卖场后边的路，挡住了去试衣间的路，也挡住了顾客的视线，顾客根本看不到我们身后展台上摆放的手表、刀具以及小玩意儿。

　　我那个医用治疗必不可少的凳子怎么就成了一种危险？

　　大型公司视我们为随意更换的零件，有太多的顾客视我们为废物，我们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我的经理和工友们都是如此。我现在开始重新认真考虑几年前轻易回绝的工作，像是照顾小孩，甚至打扫房间。这些工作赚的钱不需要缴税，我也不用站几个小时，更没有收入是我的10倍的浑蛋顾客轻视我的智商，就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很好玩儿。

　　在一段时间之内，这份工作真的很享受，但之后就不怎么舒坦了，再之后就得咬牙坚持才行。现在它正逼向难以忍受的阶段，只有工友之间的相互扶持才值得我继续做下去。这家店就像我们自己的一座小岛，哪怕是位于一个毫无生气、死气沉沉的购物中心里，我们的员工也始终如一值得信赖，我们努力工作，我们尽情欢笑，我们通常相处很好。在衰退期我们也能卖出去一大堆商品，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我们忍受着顾客的种族歧视，容忍着顾客的谩骂凌辱。我们定期接受训练，我们了解产品。我们通过了“神秘顾客”的检验，我们从顾客那里收到过表扬信和嘉奖卡。有一次，我们当中有一位——珊妮可——上了一天班竟然卖出去价值1.6万美元的产品。我们都惊呆了！

　　我们厌恶公司的干涉，这真让人受不了。那些远在天边、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主管们发工资给我们，不过我们清楚，对于他们来说我们不过是挡风玻璃上的一只虫子。我们不喜欢这样。

　　永远和蔼可亲的地区经理菲尔知道我的名字，经常笑着和我打招呼，问我做得怎么样。我想在店里放把折叠凳，他的反应很没气量，尽管我能猜到，他是担心公司怪罪。

　　一切都不重要了。

　　开张以来，我们店的销售额始终在公司名列前茅。从一开始，我就是店里面销售额最高的员工之一。我们店的核心产品销售额在经济下行乃至衰退期间依然坚挺，况且我们还不是公司最大的店面。我们的销售业绩不错，数字说明了一切。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包括菲尔，他监管着这片区域，我们团队做得很棒，我们努力工作，始终如一。

　　这就是我们收到的回报？

　　起初我告诉乔，1月底我再回去上班；年前最后一次上班是在12月18 日，那之后乔斯和我一起回多伦多过圣诞节。前两年我都一直工作到平安夜。

　　“我需要向人事部门汇报一下。”他说。“没问题。那之后我就不再干了。”我对他说。我想他以为我在开玩笑。我只是想从这里离开。我不想再去和人讨价还价，我不想再去抱那些无果的希望，这里是不会发生什么改善的。第二天是个星期五，那天我又告诉了他一次，2009年12月18 日是我最后一次上班。

　　“不是到1月份吗？”他问。他知道11月底的时候有个恶毒的胖家伙冲我大吼大叫，那天晚上他允许我提前3个小时下班，我那时太沮丧了。虽然以前我也伤心过好几次，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不，我必须得走了。我开始讨厌顾客，我都快成个泼妇了。我变得尖酸刻薄，始终怒气冲冲。”

　　“我知道原因，”他说，“我自己也受够了零售。我喜欢这份收入，我也喜欢工作的稳定性，不过这份工作也让我觉得厌烦。”哪怕是他的同事迈克，那个随和的曼哈顿店长，一开始还曾经面试过我的人，也快要辞职了，他说。

　　“我喜欢我的工友，我喜欢你们这些人，”我说，“是其余的部分让我讨厌。”

　　“我知道了。好吧，如果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随时可以。”

　　我谢过了他。

　　在我们小团队中间，我要离开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我也肯定地告诉工友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了。大部分人似乎都不大相信，仿佛我又在随口威胁威胁、开个玩笑而已。有谁会在经济衰退期放弃一份安稳的工作？难道我不知道外面的形势有多么糟糕吗？

　　我想让人们知道，我已经决定辞职，我不想只是单纯消失不来上班。我不希望有什么误解或是闲言碎语。我想昂着头，带着笑容，和同事们握握手，说声“谢谢”之后离开。另一方面出于私心，我也想看看那些和我一起工作了27个月的人们的反应，我们在一起经历了3个疯狂的假日季。无论是公司总部贪得无厌对我们提要求，结果只会把事情搞砸的时候，还是那些一个比一个自大的有钱贵妇过来找茬儿的时候，我们都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开会的时候坐在一起，我们一起叠了5000件T 恤衫，我们一起拾起了10000个脏兮兮的传感器大头针——大头针很锋利，有时会扎到我们的手，有时甚至会刺破鞋子扎到我们的脚。

　　我们看着工友们恋爱、失恋、辞职、炒鱿鱼、怀孕、生小孩，看着有人甩掉同居的女友，看着有人把孩子或是爱人的名字文在喉部、胸口或是肩膀上。第一次假日季我和彼得闹翻脸和好之后，他变得友善了不少，但就在2009年的圣诞节前，我又把彼得惹急了一回。我们塞在拥挤的柜台后面，我开玩笑地打在他的一只胳膊上。

　　“哎呀！”他不满地说道，“这是我的新文身。”他扮了个苦脸，又生我的气了。

　　我实在没办法理解这些工友之间的某些交际方式，坦率地说，可能我再也不会有机会了。我现在期待回归的世界里，不会有人把主要精力或是全部精力放在生小孩、养小孩上，不会有人想着弄个新文身或是再买一双闪亮的新跑鞋。我需要的是——到了现在，这种需要就像肺部需要氧气一样迫切——开始重新拥抱拥有共同理想的中产阶层，哪怕是同行中那些资产阶级的志向也会成为精神的动力。如果我继续在薪资底层做下去，周围都是一群放弃上进的人，那么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我都怀疑自己将难以再次找回之前的我。

　　现在我已经52岁了，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在自己曾经最得心应手的专业领域里，应该有一个属于我的位置，在大部分时间里，这里依然是我的乐土。2009年12月我在《史密森博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于记者来说很难敲开《史密森博物》这扇门。这激发了我的信心，短短几个小时我就赚了1250美元，在店里做半年我才能赚到这个数。

　　我会想念一些人的：塔美莎、珊妮可、卡尔、贾里德、安杰拉，还有乔。其余的人也都是努力工作的好人，但是我们之间真的没什么共同点（无论是我们家庭成员的人数、我们住的街区、我们的志向，还是我们听的音乐），我们日复一日，在空荡荡的商店里叠着一堆又一堆羊毛、聚乙烯产品，我们之间试图找话说的动力也渐渐没有了。

　　“你要离开！真的吗？”也在假日季加班的珊妮可很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