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9月30日，京都才女石评梅因患脑膜炎病逝，前后只12天。她和高君宇病逝在同一家医院、同一个病室，而且几乎是同一个时刻（凌晨两点左右）。好友庐隐在协和医院整理石评梅遗物时，发现她的枕头下有本日记，日记里夹着高君宇的遗像和那片被退回的红叶。日记的扉页上写着两行毛笔字：“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这便是石评梅的遗嘱。高君宇入殓时，石评梅将自己的照片放在他身边；而今伴着她入葬的是高君宇的遗像，还有那枚象牙戒指。如同浩渺烟波情爱湖中的一株残荷，高石之恋以一曲哀婉、凄恻的悲歌收尾。
石评梅有《红鬃马》《匹马嘶风录》《涛语》等传世。诚如庐隐所说，她早期的作品较浅薄，困于卿卿我我，囿于惜花怜月的哀叹。后来，“是由悲哀中找到了出路”，挣脱了个人的藩篱。“下观人世的种种色色，以悲哀她个人的情，扩大为悲悯一切众生的同情了。”“她不但替她自己说话，同时还要替一切众生说话。”尤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她关注社会和人生。“三·一八”惨案后，她及时写出揭露反动当局残杀青年的《血尸》，缅怀烈士的《痛哭和珍》《深夜絮语》。李大钊被害后，她扬眉奋笔疾书《断头台畔》。还为“济南惨案”写了表达对日寇强烈义愤的《我告诉你，母亲》等。在《缄情寄黄泉》中面对黑暗的现实她呐喊：“我是撑着这弱小的身躯，投入在这腥风血雨中搏战着走向前去的战士，直到我倒毙在战场为止。”
丁玲：红色政权里闪亮的星辰
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她是20世纪中国文坛最有才气的女作家之一，她早期追求个性人生，最终成为了一位革命作家。作品中，丁玲始终坚持女性的立场，而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丁玲（1904—1986），现代女作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1927年开始发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28年10月，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1929年冬，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
1930年，丁玲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敌人对她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国民党做事，都遭到拒绝。同时她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终于在党的帮助下，于1936年9月逃离南京，奔赴陕北，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
在苏区，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创作出《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以及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1948年，丁玲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荣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她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妇联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和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繁忙工作之余，她写出了大量散文和小说，并扶植了许多文学新人。
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次遭受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2年，“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5年。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1984年，中央组织部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多年来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丁玲在晚年，不顾体弱多病，勤奋地写出了《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100万字的作品，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热情培养青年作家。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冰心：有着冰雪般晶莹剔透的心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早在六朝刘宋时期，诗人鲍照就用“清如玉壶冰”（《代白头吟》）来比喻高洁清白的品格。自从开元宰相姚崇作《冰壶诫》以来，盛唐诗人如王维、崔颢、李白等都曾以冰壶自励，推崇光明磊落、表里澄澈的品格。而谢婉莹则从清澈无瑕、澄空见底的玉壶中捧出一颗晶亮纯洁的“冰心”浸润了她的所有读者。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她父亲谢葆璋参加了甲午海战，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后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冰心出生后只有7个月，便随全家迁至上海，4岁时迁往山东烟台，此后很长时间便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大海陶冶了她的性情，开阔了她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响着她幼小的心灵。曾经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冰心随父亲在海边散步。走在沙滩上，面对海面夕阳下的满天红霞，冰心要父亲谈谈烟台的海，这时，父亲告诉女儿：“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比如威海卫、大连、青岛，都是很美的，但都被外国人占领了，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只有烟台是我们的！”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冰心幼小的心灵里。
在烟台，冰心开始读书。家塾启蒙学习期间，她已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7岁即读过《三国演义》、《水浒》等。与此同时，她还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就有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读《块肉余生述》时，当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中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饿交迫的时候，冰心一边流泪，一边掰着手里母亲给她当点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自己是幸福的！
辛亥革命后，冰心随父亲回到福州，住在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一座大院里。这里住着祖父的一个大家庭，屋里的柱子上有许多的楹联，都是冰心的伯叔父们写下的。这幢房子原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家的住宅。林氏出事后，林家怕受诛连，卖去房屋，避居乡下。买下这幢房屋的人，便是冰心的祖父谢銮恩老先生。在这里，冰心于1912年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进学堂读书的女孩子。
1913年父亲谢葆璋去北京国民政府出任海军部军学司司长，冰心随父迁居北京，住在铁狮子胡同剪子巷，次年入贝满女中，1918年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她向往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冰心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振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全身心地投入时代潮流，被推选为大学学生会文书，并因此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在爱国学生运动的激荡之下，她于1919年8月的《晨报》上，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产生影响。冰心说，是“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将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之后所写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面对新世界两代人的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痛。之后，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冰心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加入了当时著名的文学研究会。她的创作在“为人生”的旗帜下源源流出，发表了引起评论界重视的小说《超人》，以及引起社会文坛反响的小诗《繁星》《春水》，并由此推动了新诗初期“小诗”写作的潮流。1923年，冰心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出国留学前后，冰心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20岁出头的冰心，名满中国文坛。
在去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冰心与吴文藻相识。冰心在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攻读文学学位，吴文藻在达特默思学院攻读社会学学位，他们从相互的通信中，逐渐加深了解。1925年夏天，冰心和吴文藻不约而同到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美丽的校园，幽静的环境，他们相爱了。1926年，冰心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吴文藻则继续留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冰心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司徒雷登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成家后的冰心，仍然创作不辍，作品尽情地赞美母爱、童心、大自然，同时还反映了对社会不平等现象和不同阶层生活的细致观察，纯情、隽永的笔致也透露着微讽。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1931年的《分》和1933年的《冬儿姑娘》，优秀散文作品有1931年的《南归——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等。1932年，《冰心全集》分三卷本（小说、散文、诗歌各一卷），由北新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部作家全集。1936年，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到欧美游学一年，他们先后在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访问。在英国，冰心与意识流现代派小说创作的先锋作家伍尔夫进行了交谈。她们一边喝着下午茶，一边谈论着文学与中国的话题。
1938年吴文藻、冰心夫妇携子女于抗战烽火中离开北平，经上海、香港辗转至大后方云南昆明。冰心曾到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义务授课，与全民族共同经历了战争带来的困苦和艰难。1940年移居重庆，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久后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热心从事文化救亡活动，还写了《关于女人》《再寄小读者》等有影响的散文篇章。
1946年11月，冰心随丈夫赴日本。她曾在日本东方学会和东京大学文学部讲演，后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在日本期间，冰心和吴文藻在复杂的条件下团结和影响着海外的知识分子，积极从事爱国和平进步活动。冰心作为一位忠诚的爱国知识分子，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追求光明，永不止息。在抗日战争时期，她与周恩来就有过接触，应邀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周恩来曾邀请她访问延安，虽然未能成行，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解放战争时期，冰心拒绝参加“国大”代表竞选，支持亲属投奔解放区。新中国成立之初，她身居日本，心向祖国，坚决支持吴文藻毅然摆脱国民党集团的正义之举。
在新中国成立的新形势鼓舞下，吴文藻、冰心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挠，于1951年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从此定居北京。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他们，并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肯定和慰勉。冰心感受到新中国欣欣向上的民心，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祖国的各项文化事业和国际交流活动中去。期间，她先后出访过印度、缅甸、瑞士、日本、埃及、罗马、英国、前苏联等国家，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传播友谊。同时她发表大量作品，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新生活。她说：“我们这里没有冬天”“我们把春天吵醒了”。她勤于翻译，出版了多种译作。她所创作的大量散文和小说结集为《小桔灯》《樱花赞》《拾穗小札》等，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冰心受到冲击，家被抄了，被关进了“牛棚”，在烈日之下，遭受造反派的批斗。1970年初，年届70的冰心，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冰心与吴文藻才回到北京，接受党和政府交给的有关翻译任务。这时，她与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通力合作完成了《世界史纲》《世界史》等著作的翻译。在这段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冰心也和人民一样，陷入困顿和思索之中。在十年“文革”的动乱中，尽管受到不公正对待，她坦然镇静地面对一切，坚信真理一定胜利。她时时密切关注社会主义祖国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她曾在《世纪印象》一文中写到：“九十年来……我的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永远是坚如金石的。”实践证明，冰心是长期与党患难与共的亲密朋友。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祖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冰心迎来了奇迹般的第二次创作高潮。她不知老之将至，始终保持不断思索、永远进取、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1980年6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病痛不能令她放下手中的笔。她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她当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创作了《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等佳作。散文方面，除《三寄小读者》外，连续创作了四组系列文章，即《想到就写》《我的自传》《关于男人》《伏枥杂记》。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创作风格之独特，都使得她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出现了一个壮丽的晚年景观。年近九旬时发表的《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都是用正直、坦诚、热切的拳拳之心，说出的真实话语，显示了她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
冰心是上世纪的同龄人，她的一生伴随着世纪风云变幻，一直踏着时代的脚步，坚持写作七十五年。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元老，她的写作历程显示了从“五四”文学革命到新时期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伟大轨迹。她开创了多种“冰心体”的文学样式，进行了文学现代化的扎扎实实的实践。
苏雪林：学术界的福尔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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