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遍布西欧各国，这种分布既使这个家族较易获得情报资讯，也使各种资讯具有了特别重大的价值：在一地已经过时了的消息，在另一地可能仍具有巨大的价值。为此，罗斯柴尔德家族特地组织了一个专为其家族服务的资讯快速传递网，在交通和通讯尚未像今日这般便利快捷的时代，这个快件传递网还着实发挥过一阵子作用。有一次，某位罗斯柴尔德为了获取资讯，甚至亲临火线并当了一回快件传递员。
19世纪初，拿破仑法国和欧洲联军正苦苦鏖战，战局变化不定、扑朔迷离，谁胜谁负，一时很难判断。后来，联军统帅英国惠灵顿将军在比利时发起了新的攻势，一开始打得十分糟糕，为此，欧洲证券市场上的英国股票疲软得很。
这时，伦敦的纳坦·罗斯柴尔德为了了解战局走向，专程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打探战况。当战事终于发生逆转，法军已成败势之时，纳坦·罗斯柴尔德就在滑铁卢战地上。纳坦一获悉确切消息，立即动身，赶在政府急件传递员之前几个小时，回到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靠资讯之便而占了先手，他们动用大笔资金，乘英国股票尚未上涨之际，大批吃进。短短几小时后，随着政府消息的公布，股价直线上升，转眼之间，罗斯柴尔德发了一笔大财。
这则轶事属于金融界的传说，但人们，包括犹太商人自己，也把这种捕捉资讯提前决策的金融技巧归之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显然只能看作大家对犹太商人在资讯方面的“精明之处”的认可。
如果说，上述事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靠先于别人获得资讯，而抓住机遇的话，那么近一个世纪后，另一个犹太大商人则完全依靠对别人“不起作用”的资讯而出奇制胜。
美国著名的犹太实业家，同时又被誉为政治家和哲人的伯纳德·巴鲁克(1870-1965)于30岁之前已经由经营实业而成为百万富翁。他在1916年时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国防委员会”顾问，还有“原材料、矿物和金属管理委员会”主席，以后又担任“军火工业委员会主席”。1946年，巴鲁克担任了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并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计划——“巴鲁克计划”，即建立一个国际权威机构，以控制原子能的使用和检查所有的原子能设施。无论生前死后，巴鲁克都受到普遍的尊重。
创业伊始，巴鲁克也颇为不易。但就是靠他作为犹太人所具有的那种对资讯的敏感，使他一夜之间发了大财。
巴鲁克28岁那年的7月3日晚上，他正和父母一起待在家里，忽然，广播里传来消息，西班牙舰队在圣地亚哥被美国海军消灭，这意味着美西战争即将结束。
这天正好是星期天，第二天是星期一，按照常例，美国的证券交易所在星期一都是关门的，但伦敦的交易所则照常营业。巴鲁克立刻意识到，如果他能在黎明前赶到自己的办公室，那么就能发一笔大财。
当时是1898年，小汽车尚未问世，而火车在夜间又停止运行。在这种旁人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巴鲁克却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赶到火车站，租了一列专车。星光下，火车风驰电掣而去，巴鲁克终于在黎明前赶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在其他投资者尚未“醒”来之前，做成了几笔大交易，他成功了。
巴鲁克同纳坦·罗斯柴尔德不一样，他利用的并不是“独家消息”，而是公开的新闻。所以，同其他投资者相比，他在获得资讯的时间上并不占先手，但在如何从这一新闻中解析出对自己有用的资讯，据此做出决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上，巴鲁克确确实实地占了先手，巴鲁克在不无得意地回忆自己多次使用类似手法都大获成功时，将这种金融技巧的创制权归之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但显然，在对资讯的“理性算计”中，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正因为犹太商人重视资讯的收集和利用，反过来，他们必然会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资讯不被对手获取。旧上海最大的犹太富商沙逊家族早期主要从事鸦片买卖。当时，上海经营鸦片的外商不止沙逊洋行一家，不少公司先于沙逊投入这一行。但沙逊家族利用其本源在印度这个鸦片产地，在产供销上占了优势，最后成为输华最大鸦片商。在这个过程中，沙逊由于同印度孟买和香港通讯往来多而便利，掌握行情及时，占了不少便宜，人家未跌，他可以先跌，人家未涨，他可以先涨，甚至吃进。所以，他非常重视这条资讯生命线，来往通讯全部使用自行编制的密电码，确保他收集的商情仅为他一家所用。这种做法现在可能已不太稀奇，但在当时却是独此一家，让人大开眼界。
．乐观的风险意识
犹太商人历来负有投机家的盛名。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投机”这个词都不明不白地带有某种贬低色彩。现在不同了，经济学家们给“投机”换上了一个恰如其分的雅称，名之为“风险管理”。这个名称一改，犹太商人也由原来的“投机家”变成了“风险管理者”。
确实，犹太商人长时期不是做生意在“管理风险”，就是他们的生存本身也需要有很强的“风险管理”意识。犹太商人不能干坐着等“驱逐令”之类的厄运到来，也不能毫无准备的到时候措手不及。在每次“山雨欲来风满楼”时，他们都需要准确把握“山雨”到底会不会来，来了有多大。这种事关生存的大技巧一旦形成，用到生意场上就游刃有余。有不少时候，犹太商人却靠准确地投这种“风险”之机而得以发迹。这里，我们又要谈到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因为他的两次“风险管理”确实很见水准，也很有效果。
哈同是靠经营“两土”起家的，这“两土”一为土地，一为烟土。土地和烟土在旧上海是两样利润丰厚的大宗商品，烟土的利润正常情况下为30％左右，而上海的土地则利润更高，从1865年到1933年，平均上涨2570倍。不过，当时上海外商做这两宗生意的多的是，而像哈同这样由一文不名的穷小子而成百万富翁的，即使在精明的上海犹太人中也仅此一个，这不能不归之于他的善于投机。
哈同从进入沙逊洋行供职，手头略有结余之时起，就放起高利贷来。以后职位高了，薪水也高了，加上高利贷利滚利，手头资金多了之后便开始涉足房地产。
1883年，中法战争全面爆发，法国军队分海、陆两路进攻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租界，特别是法国租界内的外国侨民，非常恐慌，纷纷外逃。
老沙逊洋行的老板，面对这样一片混乱状况，也慌了手脚，在外逃与滞留之间犹豫不决，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哈同这时已担任该洋行的地产部主管之职，见此便向老板献策。
哈同提出，紧张局势不会持续多长时间，上海的市面很快就会重新繁荣，现在人心不定，地价暴跌，倒反是低价购进地皮的大好机会，所以，他劝老板大批购买地皮，多造房屋。
老板将信将疑，但还是接受了哈同的意见，照此办理。中外商人见老沙逊洋行这番举动，也渐渐定下心来。不久，中法战争结束，法国殖民势力进一步渗入中国领土，这不仅使原来迁出租界的人流返了回来，而且浙江、福建等地又有许多人移居上海，进入租界。这样一来，房地产价格连连猛涨，老沙逊洋行仅这段时间里的房地产获利就高达500多万两银元。而哈同自己也通过这期间低价购进的地产价格猛涨，而一下子成了百万富翁。
1908年，哈同的鸦片生意也临到了这样的一次投机机会。该年1月1日，英国政府同意与清政府的外务部订立一项试办禁烟的协约，规定“印度鸦片输入中国额，以最近五年(1901—1905)平均额51000箱为准。自光绪三十四年起(1908年)，每年递减十分之一，以十年绝灭。”同时，清政府在国内厉行禁令，上海道台贴出布告，要求城厢烟馆，无论大小，在六个月内闭歇。还照会各租界领事，要求协同查禁关闭租界内的烟馆。一时间禁烟声浪迭起，清政府似乎动起真格的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海的一些鸦片商深恐累及自己其他生意，纷纷抛出鸦片，鸦片的大盘价格一下子跌了十几道。
但这时的哈同却无视禁令，不仅将自己的100多箱(约1万多斤)鸦片压住不放，还将客户存放在他银行中的100多万两银子全部用来收购低价鸦片。
没有多久，清政府的禁烟令在列强的干扰下，实际成为了一纸空文，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有头无尾，不了了之。原先纷纷打烊的烟馆，又像雨后蘑菇一样到处出现，而这时市场上的鸦片奇缺，急不可耐的烟民纷纷涌进租界来过一过瘾。租界内的鸦片需要量急剧增加，价格随行就市，一路疯涨，最行俏的印度烟土的价格几乎同黄金相等。
仅仅这一次，哈同在烟土上就取得了几百万两银子的暴利。
哈同的这两次投机，主要靠的是他灵敏的政治嗅觉。他知道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下，清政府不可能真有多大的作为，所以才敢于在别人看来不好的形势下，他坚持看好，并乘机低价购进，结果他成功了。
除此之外，也许同犹太商人经商时的积极乐观态度也有很大关系。犹太民族历经劫难，但在看待事物的发展趋势时，却常抱乐观的态度，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而事实是，无论经商还是做什么，乐观者总要多点机会，投中的次数也更多一些。
．生意就是生意
犹太商人善于投机或者说敢于投机，这同他们对钱的“准神圣”态度有很大关系。在生意场上，犹太商人眼里看到的，只有商品，而商品只有一个属性，那就是能生钱，除此之外，其他人为附加的属性，在作为商品的物品上，都是不存在的，犹太商人没有让商品具有过多的象征意义的习惯。
正由于这一点，犹太商人做生意时经营范围可以大大超出一般商人的范围。比如一般企业家对自己创立的公司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终身厮守，而子女继承之后，带上了一层祖宗崇拜的神圣色彩。但对犹太商人来说，出售自己的公司如家常便饭，只要能赚钱就行。因为在他们看来，创立公司本身就为赚钱，现在趁公司正在赚钱之际，把它卖了赚更大的钱，是完全顺理成章的。在本书中，可以找到许多这方面的实例。
同样的道理，犹太商人在投机时，对于所借助的东西，也从不抱有什么神圣感。只要有利于赚钱，且不违反法律(这是对钱的“准神圣性”的唯一限定)，拿来用了就是，完全不必考虑过多。因此，犹太商人可以在别人看起来无可借助的条件下，也顺顺当当地投机成功。
大家知道，钻石从开采到磨制到贸易到零售，差不多都控制在犹太商人手中，而仿钻石饰品生产并非一个犹太商人集中的行业，可奥地利的戴涅尔·施华洛世奇公司的销售权却完全掌握在一个犹太商人罗恩斯坦手中，戴涅尔·施华洛世奇公司还得向他支付10％的销售酬金。这一格局是罗恩斯坦在施华洛世奇家族危难之际，投机促成的。
施华洛世奇家族是奥地利的一个世家望族，世世代代从事仿钻石饰品的生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地利被盟军占领，施华洛世奇公司差点被法军当局没收，理由是在大战中，该公司曾接受纳粹德国的订单，为德军生产了望远镜等军用物资。
罗恩斯坦当时是个美国人，正在奥地利，得知此事后，立即前去同施华洛世奇家族谈判。罗恩斯坦主动提出，他可以去同法军交涉，设法不使公司被法军没收；但条件是，如果交涉成功，施华洛世奇家族必须将公司的销售权让与他，且在他有生之年，他可以从销售总额中提取10％做报酬。
罗恩斯坦的条件无疑是十分苛刻的，但他所能提供的帮助，却也是十分有价值的。施华洛世奇家族权衡下来，别无他法，只好接受了这一条律。
罗恩斯坦这里谈判一结束，订好协定，马上又去法军司令部，向法军指挥官郑重申述：
“我是美国人罗恩斯坦。从即日起，施华洛世奇公司已成为我的公司，因而，该公司现在属于美国的财产，所以我拒绝法军的没收。”
法军一听施华洛世奇公司已经成了美国人的公司，顿时哑口无言，只好同意罗恩斯坦的要求，放弃没收的打算。
此后，罗恩斯坦不费分文地设立了施华洛世奇公司的销售代理公司，这家代理公司就其实质而言，不过就是开发票而已，以便确保10％的销售额能成为罗恩斯坦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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