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曾国藩的造势选才绝学(4)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早上要早起，吃饭有定时，虽在战时也不例外，而且他规定，每顿饭必须等幕僚都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

　　李鸿章一开始还能坚持，但是有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想多睡一会儿。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才下令开饭。

　　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从此之后，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早在赴京途中，就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他当众夸奖李鸿章：“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曾国藩也深知李才高气盛，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国藩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前面讲到的早起是一例。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就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后来，曾国藩和李鸿章在李元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使得李鸿章离开了祁门曾国藩的幕府，暂居南昌哥哥家中。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江浙取得突破性进展，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太平军占领的威胁。从清廷到江浙的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于是乘机写信给李鸿章，情辞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而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确信当今可资“因依”而“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重新投身曾国藩幕府。于是，曾国藩排李鸿章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工作。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临行前，曾国藩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针对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他表示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李鸿章处处秉承曾国藩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他写给曾国藩的信有44封之多。他把曾国藩比作佛祖释迦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附以成名。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首肯，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从李鸿章的身上常常可以看见曾国藩的影子：曾国藩早就使用洋炮，李鸿章来到上海后更爱洋枪洋炮；曾国藩幕府中供养着“三圣七贤”十位名儒，李鸿章到上海后也很快和上海势力中的商绅打成一片；曾国藩处理军政大事虽然会咨询幕僚们，但最后的决定还是自己的主意，李鸿章在这方面青出于蓝，来上海后不容许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李鸿章有生之年感谢曾国藩的“积年训植”，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说起曾国藩对自己的恩情：“我跟从的师辈多了，没有一位像这老翁善教的。他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李鸿章成名后朝野舆论也说他“果毅坚贞，克绍曾门衣钵”；他自己则说，别的弟子多不愿遵从师门成法，但“鸿章笃守”。他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曾国藩曾有一句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既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他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多次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携，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一日一心得

　　要选对继承人，首先要会识人，从中找到那个最能继承事业的人；其次，要重在培养，可以全面地对继承人进行多方位的培养，使他真正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最后，不要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因为你选的是继承人，所以你必须倾囊相授，毫无保留。

　　管理人才两手都要硬

　　曾国藩语录：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

　　一个好的管理者，首先要能够管理好手下的人才，用他们所长，让他们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曾国藩看来，“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广收就是广泛招揽人才；慎用就是仔细考察，通过多加培养和教育，合格了就加以重用；勤教，就是多教育培养人才；严绳就是培养、选拔时要有严格的标准。

　　曾国藩是理学名儒，道德、纲纪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尤重。他说过：“德若水之源，水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因此，对那些缺德之人，曾国藩始终是非常警惕的。警惕并不是说不用他们，而是有针对性地使用。李鸿章有两大缺点，除了没有“恒”外，还很贪财，曾国藩深知这一点，因此在这方面，尽量满足他。对于钱财，曾国藩向来不看重，虽然贪财是无德的表现，但对于一个人才来说，这毕竟没有他能带兵打仗重要。

　　还有一个人才是黄冕。这个人有大才干，但为官很贪。曾国藩不仅不说他，反而委他以筹办粮饷的重任，并经常保举他。

　　美国著名企业家玛丽·凯阿什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人才，第一要做的就是了解下属。她在任用每一个部门经理前会对他们进行彻底的调查和了解，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委以不同的职务，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

　　管理人才除了有严格的标准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先了解人才，这样才能做到有针对、有区别地管理人才。

　　刘铭传生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后来自己聚众为王，拉起了一支队伍。李鸿章奉命招募淮军时，将他的队伍募入淮军，命名为“铭军”，并给“铭军”装备了洋枪洋炮等近代武装。这支队伍为李鸿章建立功业出了不少力，但对于刘铭传的倨傲狂妄，李鸿章也着实恼火。后来，曾国藩借用淮军剿捻，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老师，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他一下。

　　在“剿捻”过程中，刘铭传军与另一悍将陈国瑞军发生了争斗。事情发生后，怎么处理曾国藩犯了难。不处理吧，于事不公，双方都不能平心静气，今后还会内讧；处理吧，这是李鸿章的属下，且刘铭传有勇有谋，又有洋枪洋炮，今后自己还要倚重他。于是，曾国藩想了个万全之策，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了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其过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畏惧。这一招果然管用，不久，曾国藩就调“铭军”独自赴皖北去剿捻了。

　　李鸿章很欣赏曾国藩处理刘铭传的办法，所以他照方抓药，在剿捻成功后，向清廷力保刘铭传的功绩，使刘铭传得以被委任为台湾道员。这个桀骜不驯的人，在中法战争中带领台湾军民奋起抵抗法军的进攻，使法军终未能攻下淡水，粉碎了法军占领台湾的梦想。

　　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刘铭传固然桀骜不驯，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只要驾驭得当，就可以让他多发挥打仗的才能，而少闹事了。

　　在处理同一事件的另一个当事人陈国瑞时，曾国藩软硬兼施，成功收服了陈国瑞，使他死心塌地地跟着曾国藩拼杀疆场。

　　陈国瑞没读过书，性格耿直、倔强和暴躁，但是打仗异常骁勇，不仅敢打仗会打仗，还能以少胜多，临阵决断又有谋略，还是性情中人，喜欢听人讲《孟子》，对那些名儒很尊重亲近，既不好色又不贪财。他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这样的人被比他更暴躁、更喜怒无常的僧格林沁收拾得服服帖帖，但是如今在曾国藩的手下，他的军士和刘铭传所统率的军士发生了械斗，曾国藩了解他的为人，处置吧，又可惜了；不处置吧，又是非太多。曾国藩知道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

　　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他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因莽撞毁了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平时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这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唯唯退出。而且在处理时公私分明，只参公罪，不计私恶，目的就是在成全他的一世英名。

　　但是，陈国瑞脾性难改，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的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国藩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曾国藩的软硬两手成功制住了刘铭传和陈国瑞这样的骁勇之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管理人才要准备好两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众所周知，曾国藩的湘军上到将领，下到士卒绝大多数都是由湖湘子弟组成的，但是也不排除一些外省人，特别是一些外省将领，如鲍超。鲍超是四川人，又是行伍出身，大字不识几个。而曾国藩对读书人较为看重，像鲍超这样的文盲做将官的极少。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对他另眼相看，相反一开始就信任他。鲍超手下全是湘勇，而且是他亲自在长沙招募而来的，并以他的名字号为霆字营。此人骁勇善战而且敢战，因此也屡建奇功，鲍超本人官也升得很快。

　　在对待那些投降的太平军将士方面，曾国藩善于揣摩他们的心理，他总结一句话：宽在名利，严在礼义。这样驾驭降将，确实也收到了实效。韦志俊、程学启、李世忠等降将无不为之拼命效力。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能够统帅几十万将士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如果没有高人一筹的用人、驭人之术，又怎么能建立如此功名呢？

　　一日一心得

　　一个管理者最需要管理的就是手下的人才，能不能建功立业，做出成绩在于人才的劳动和付出，但是管理者的手段是不是高明决定着人才的付出程度。所以，一个好的管理者会根据不同人才的性格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时候硬，审时度势采取最恰当的手段，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赏罚分明，真心激励

　　曾国藩语录：立法不难，行法为难。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在用人方面赏罚分明，这历来是领导者统领队伍，打造有战斗力的团队的不二法则。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治军赏罚分明的典型案例。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自然也是深谙其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