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真的惊慌了，也许家里其他的人没有和她分忧；因此，对大人们的同情绝望了以后，她来寻求我幼稚的支持。她问：“你好不好给你父亲写封信，报告他俄罗斯人要来侵犯的事情呢？”
这封携带着母亲忧虑的消息的信，是我给父亲写的第一封信。我毫不晓得一封信应该怎样开头怎样结尾。我去找玛哈南达，他是管产业的文书。信上一切称呼的规格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情感上逃不出和管产业的文书文字分不开的陈腐气息。
我收到一封回信。父亲叫我不要害怕；如果俄罗斯人来了，他会亲自把他们赶走。这个充满信心的保证，似乎没有解除母亲忧虑的效果，但却把我从对父亲的陌生中解放出来了。
从那时起我要每天给父亲写一封信，也就每天去麻烦玛哈南达。他受不了我的纠缠，就拟出信稿叫我去抄。但是我不知道寄信是要付邮资的，我总以为只要把信交在玛哈南达的手里就会到达，也不必再担心了。我不需要说，因为玛哈南达比我大得多，这些信从来没有达到喜马拉雅山顶上去。
在父亲出外很久之后，就是只回来几天，整个家庭都载满了他在家的重量。我们会看见大人们在一定的时间内规矩地穿上他们的长袍，以拘谨的步法和严肃的姿态走进他屋里，谁要是嘴里正嚼着“班”，也先把它吐掉。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地。母亲亲自去监督烹调，为的使每样菜都合口味。那个执职杖的老克努，穿着白制服，裹上有顶饰的头巾，守在父亲的门口，总是警告我们，在父亲午睡的时间，不要在他房前的凉台上吵闹。我们要轻轻地走过，低声地说话，也不敢往屋里窥视。
有一个节期，父亲回来给我们三人行授予圣线①的仪式。
在瓦当塔瓦吉施先生的帮助下，他收集了些《吠陀经》的旧礼节作为行礼之用。有好几天我们学习以正确的发音来朗诵《奥义书》的选句，父亲安排我们，在“婆罗摩正法”的名下，和毕茶拉姆先生一同坐在经堂里。最后我们剃光了头、戴上金耳环，我们三个小婆罗门在三层楼的一处，进行了三天的灵修。
这真是好玩极了。那耳环使我们彼此揪起耳朵来的时候，有个很方便的把柄。在一间屋子里，我们发现一面小鼓；我们拿着这鼓出来站在凉台上，看见哪一个仆人从下面走过，我们就敲起鼓来。这就使他抬头来看，立刻就又掉转眼睛赶快地缩了回去②。总而言之，我们不能说这灵修的三天，是在苦行的默想中度过的。
但是我相信像我们这样的男孩，在古时候的隐士中并不罕见。如果在古老的经文上说，十岁或是十一岁的舍罗堕陀或是舍楞伽罗婆③用了整个童年时期来供奉和讽诵曼荼罗经。对于这话，我们也不必勉强地予以毫无疑问的信仰；因①②③《沙恭达罗》中沙恭达罗义父干婆的两个徒弟。
授圣线仪式未完成时，非婆罗门若看一眼受仪人，就被认为有罪。
所谓圣线是一根白线，只有高等种姓的人才能挂。
为“男孩天性”这本书是比经文更古老更真实的。
在我们正式成了婆罗门教徒以后，我就很喜欢念诵《伽耶特里》，①我总是专心致志地来思索它。它决不是一本我在那种年纪所能完全理解的经文。我记得很清楚，我做着怎样的努力，先祈求“地·天空·天”的帮助，来扩大我的自觉。
我是怎么感觉或是怎么想的，很难说得清楚，但这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弄清字义，不是人类的理解力的最重要的作用。
教学的主要目的不是解释字义，而是去叩心门。如果问一个孩子，在叩门声中，他心里有什么被叫醒了，他也许会说些很傻里傻气的话。因为在心里发生的事情，比他能用言语表达的巨大得多。那些把希望钉在大学考试上，把它当作教育效果的考验的人，是不重视这个事实的。
我能忆起许多我所不能了解、而却能深深感动我的事情。
有一次我们在河边别墅的凉台上，我大哥看到阴云密集，就大声地朗诵起迦梨陀娑的《云使》中的几节诗句。我不懂而且也不必懂一个梵文字，他的入神的高吟和铿锵的音节，使我已经够感动的了。
还有，在我能够正确地了解英文以前，我拿到了一本插图很多的《老古董店》。我把全书看完了，虽然有十分之九的字是我不认得的。但是我以十分之一的模糊的了解，纺出一条彩色的线，把插图穿了起来。任何一个大学考官都会给我一个大零分，但对于读书的方法，并不证明我会空洞到零分的地步。
①《梨俱吠陀》中的一首诗。每个婆罗门早晚祈祷时必须背诵。——译者还有一次我陪着父亲到恒河上旅行。在他所带的书里，有一种是旧佛特威廉版本的胜天的《牧童歌》。是孟加拉文的。
诗句没有分开印，而是和散文一样一直连下去的。我那时一点梵文都不懂，但是因为我懂孟加拉文，有好些字是熟悉的。
我忘了我读了几遍《牧童歌》，但我还记得这一句：
它在我的心中散布开一种模糊的美的气氛。
那一个作“孤寂的村庄”讲的梵文字，对我已经够好的了。
我必得自己去找出胜天的错综的韵律，因为在这书的笨拙的散文印法里，看不出诗的断句来。这发现给我以极大的愉快。我当然没有完全懂得胜天的含意，甚至也不敢说我懂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那字音和轻快的韵律，在我心中充满了奇妙的美的图画。使得我把全书抄了下来，留作自己欣赏。
当我稍大一点，读到迦梨陀娑的《战神的诞生》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也发生过。这诗句大大地感动了我，我的感觉是从那几个字上来的。“微风带着神圣的曼达基尼①下流的喷雾，摇撼着喜马拉雅雪松的叶子。”这两句使我极想尝到全诗之美。后来有一位老师给我讲解了底下的两行，那阵微风又“吹劈了渴望的猎鹿者头上的孔雀羽毛”。最后的形象是那样①恒河在天上的部分。——译者的无力，使我失望了。我若以自己的想象来凑上那几句，可能会强得多。
无论什么人回想到自己的童年时期都会同意，就是说他的最大收获并不在于他“完全了解”多少。我们的弹唱诗人就很懂得这个真理。因此在他们的说唱中，总有很大一部分是填满人耳朵的梵文和深奥的话语，这些只为着暗示，并不考虑他们纯朴的听众能否完全了解。
这个暗示的价值，连那些以物质上的得失来衡量教育的人，也不能予以轻视的。这些人坚持把帐目加在一起，来精确地算出他们传授了多少可以够本的功课。但是孩子和那些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们，是住在一个人们可以不必每步都完全了解就能获得知识的原始乐园里。只在这乐园失去了以后，必须去了解每一件事物的不祥日子就来到了。那条不必经过了解的可怕历程就能达到知识的路，是一条宽大的路。如果这条路被堵住了，虽然世界的市场照常进行，而大海和高峰就无从到达了。
因此，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虽然我在那个年纪不能体会到《伽耶特里》的全部意义，但是在我心中有些不必全懂就能领会的东西。我想到有一天，我坐在我们课室一角的洋灰地上，默想着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的眼里充满了眼泪。我不知道这眼泪为何而流；对一个严厉的审判者，我可能给一些和《伽耶特里》毫不相干的解释。这件事实说明，在意识最深处所发生的事情，住在外面的人并不是能够常常晓得的。１４和父亲一起旅行系圣线大典之后，我的光头给我一个巨大的烦恼。无论欧亚混血的孩子们，对于和神牛有关的事物是怎样地偏爱，他们对于婆罗门的尊敬是有名地缺乏的。因此，除了其他的飞弹之外，我们的光头一定还会饱受嘲弄的打击。我正在为这可能发愁的时候，有一天我被叫到楼上父亲的屋里去。他问我喜不喜欢和他一块到喜马拉雅山去。离开孟加拉中学到喜马拉雅山去！我喜欢不？啊，我能用欢呼把天空冲裂，这也许会使人了解我喜欢到什么程度。
在我们离家的那一天，父亲按照他的惯例，把一家人召集在经堂里行了宗教仪式。在我从长辈脚上捏起尘土①之后，就跟着父亲上车了。这是我一生之中，头一次有一套新做的衣服。父亲亲自选择了衣服的式样和颜色。一顶平金的绒帽凑足了我的全套服装。我把这帽子拿在手里，心里发着愁，只恐这帽戴在光秃秃的头上效果不好。我一坐进车里，父亲一定要我戴上帽子，我就只好戴上。他的脸一转向别处，我就把它摘下来。每次我看到他的眼睛，这顶帽子只得又回到它应呆的地方。
父亲对于他所处理和吩咐的一切事情，都是非常认真严格的。他不喜欢处事模棱两可，或是犹疑不决，而且从来不容许邋遢和迁就。他有一个意义明确的法则，来规定他和别①印度习俗，从长辈脚上拿起一点土来碰自己的额头，是对长辈行的礼节。——译者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点上，他和他的国人的通性是不同的。对别人，前后差错一点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同他打交道我们却必须谨慎戒惧。他倒不在乎做的太多或太少，他注意的是没有达到标准的失败。
父亲常把他所要做的事，构成一幅很细致的图画。任何节庆的集会，他不能参加的时候，他就想出每一件东西应该安放在什么地方，家里每一个人应该负什么责任，客人坐在哪个座位；没有一件他想不到的事情。等到这节日过去了，他就让每个人对他分别报告，这样他自己综合起来，取得一个完整的印象。所以当我和他一起旅行的时候，虽然没有原因可以使他阻止我的尽情游戏，而在其他的事情上，在他替我规定的严格的行为法则里，是没有留下一点空隙的。
我们先在博尔普尔停留几天。萨提亚和他的父母不久前曾到这里来过。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十九世纪的婴孩，会相信他回来后给我们讲的旅行故事。但我们却不一样，我们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画下界线。我们学过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没有给我们一点线索。那时候也没有带着插图的儿童读物来给我们指引方向。世界上管制我们的谨严的法律，我们都是在触犯了它以后才学到的。
萨提亚告诉我们说，除非是一个非常熟练的人，上火车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稍微滑一下，就一切都完蛋了。而且每一个人必须用尽全力抓紧坐位，否则开车时候那个巨大的震撼，不知道会把人扔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到达火车站的时候，我真是战战兢兢。我们居然是那么容易地走进车厢，我还总觉得最坏的情况必将到来。当最后我们可笑地顺利启程，一点不像有什么危险的样子，我感到悲哀地失望了。
火车疾驰下去；宽阔的田野和青绿的远树以及树荫下静卧的村庄，像一江的图画流掠过去，又像无数的海市蜃楼一般消失了。我们到达博尔普尔已是夜晚。我坐上轿子就闭上眼睛。我想把整个奇妙的景像保留下来，以便在晨光中再把它揭开，摆在我清醒的眼睛前面。
我怕经验的新鲜色彩，会被在黄昏微明中所得的不完美的一瞥所损坏。
当我早晨起身走到外面去的时候，我高兴得震颤起来。比我先来的那一位告诉我说，博尔普尔有一个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的特点，就是从正房到下房的小路上，虽然头上没有一点遮挡的东西，但是人走过的时候，一线阳光一滴雨点也接触不到。我就去寻找这小路，但是我的读者也许不会惊讶，我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我是在城市长大的，从来没有看见过稻田，我们读过牧童的故事，在我想像的画布上，也画过一幅可爱的牧童画像。
我听萨提亚说过，博尔普尔房子的周围都是成熟了的稻田，在稻田里和牧童游戏是每天必做的事情，拔稻、煮米、吃饭就是这游戏的特色。我渴望地回顾，但是在这赤裸的荒地上，哪里有稻田呢？也许在某些地方有几个牧童，但问题是谁能把他们和其他孩子分辨出来呢！
不久我就丢掉了我所看不到的东西——我所看到的就很够好的了。在这里没有仆人的管制，唯一圈住我的圈子，就是管理寂静的女神给我画上的天边的蓝线。在这里面我可以任意遨游。
虽然我还不过是个孩子，父亲对我的漫游没有下过禁令。
在沙地凹陷的地方，雨水犁开了很深的畦沟，刻出了堆满红沙和各种形状的石子的小型山脉，细小的河流从中间穿过，显示出小人国的地形。从这地区我收集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子，放在外衣袋里，带回去给我父亲。他从来也不轻视我的劳动，相反地他引起热情来了。
“多美呵！”他叫着说。“你从哪里找来这些个呢？”
“那边还有许许多多，成千成万的呢！”我急急地说，“我每天都能带回这么多来。”
他说：“那可好啦，为什么不用这石子来点缀我的小山呢？”
我们曾想在花园里挖一个小塘，因为地下水太浅，就放弃了，没有完工，挖出来的土堆成一座小山。父亲常坐在这小山顶上，做他的晨祷。他在那里坐着，太阳就从他对面一直伸延到东边地平线上起伏的原野边升起。他就是让我来装点这座小山。
离开博尔普尔的时候，我十分难过，因为我不能把收集来的石子带走。更难使我体会到的是，我不能因为我把东西收集在一起，就有绝对的权利来要求和事物保持亲密关系。如果命运应许了我诚恳的祈求，允许我永远把这些石子带在身边，那么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大胆地来嘲笑这件事情了。
在一个峡谷里，我看到一块洼地充满了像小河般涌流的泉水，在水里游戏的小鱼，争竞着逆流而上。
我告诉父亲说：“我发现了一股极好的泉水，我们可不可以拿来洗澡，拿来喝呢？”
“就这么办。”他同意了，他和我一样高兴，并且发下命令说，以后就到那里去取日用的水。
我在小型的山谷之间漫游，永不感到疲倦，希望能够发现一些从来无人发觉的东西。我就是这块像把望远镜倒过来看的、未经发现的土地的利文斯敦。这里的一切，矮小的枣柳树、野李树和矮小的南海蒲桃树，都和这小山脉以及我所发现的小河小鱼，调和一致。
也许是为训练我小心谨慎，父亲交给我一点零钱，让我管理，叫我记帐。他也让我负责开他的金表。在培养我的责任心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有毁坏的危险。我们早晨出去散步的时候，他让我把钱施舍给路上遇到的乞丐。但是最后我永不能给他一个正确的总帐，有一次我算出的余款比他交给我的钱还多。
“我真的必须请你作我的会计，”父亲说，“钱到了你手里就会增加起来！”
我以不倦的热情来开他的表，不久，这表就送到加尔各答的钟表店里去了。
我又想到后来父亲让我管理地产，在每月的头两天，我必须把帐目交给他。因为他的视力衰退，我必须先把每项的数目念给他听，如果他在某一点上有些疑问，他就问到细节。
我若是企图掩饰过去，或者把我认为他不会满意的项目隐瞒下来，那最后一定会被发觉的。因此每个月头，总是我很紧张的几天。
像我从前说过的那样，父亲有把每件事物清清楚楚地摆在心里的习惯——不管是帐本上的数字，节庆的安排，或是产业的增减和调动。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在博尔普尔新盖起的经堂，但是他向每一个去过博尔普尔又来看他的人仔细询问，因此他对于这经堂里的每一细节都很熟悉。他有极强的记忆力，只要他掌握到事实，这事实就永远无法逃脱。
父亲曾在他的那本《薄伽梵歌》①中，勾出他所喜欢的诗句。他叫我把这些句子连译文一起替他抄下来。在家里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孩子，但是在这里，当这些重要的事情交托给我的时候，我感到了地位的光荣。
这时我已经把那个蓝稿本扔掉了，而拿到了一本装钉本的李特式的日记。现在我留心让我的写诗不会缺乏外表上的尊严，这不但是为着写诗，而且也是为着在我自己的想象里把自己当做一个诗人。因此当我在博尔普尔写诗的时候，我就喜欢爬在一棵小枣柳树下面，我觉得这样似乎是真正的有诗意的写法。我就这样地在烈日下，没有铺着草皮的坚硬的石块地上，写出一首关于《普利色毗王之败绩》的战歌。这首诗虽然有着极其丰富的战争精神，也还逃不了早夭。这个装钉本的李特日记，也走上她姐姐蓝稿本的道路，没有留下地址。
我们离开博尔普尔，一路上在萨希卜甘杰、迪纳普尔、阿拉哈巴德和坎普尔都小作逗留，最后在阿姆利则停下了。
在路上有一个事件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火车停在某一个大站上。查票员过来剪票。
他好奇地望着我，好像有什么疑问又不肯说出似的。他走开一会儿，又带回一个同伴来，两个人在门口踌躇了半天，又走了。最后站长自己来了。他①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着名插话之一。——译者看了我的半价车票，以后就问：
“这孩子没过十二岁吗？”
“没有过。”我父亲说。
我那时只有十一岁，但是看上去比我实在的岁数显得大些。
“你一定得替他付上全票的钱。”站长说。
父亲的眼里闪着怒火，一语不发，只从匣子里拿出一张纸币交给站长。当他们把余款找回来的时候，父亲鄙夷地把这钱扔还他们。站长站在一边，为他卑鄙的怀疑的暴露，感到羞愧。
阿姆利则的金庙，像梦似的回到我的心上来。好几个早晨我陪着父亲到湖中心的锡克教的古鲁达尔巴尔①里去。庙里经忏不断。父亲坐在顶礼者的中间，有时也加入唱起赞歌，当他们发现有生人参加礼拜的时候，就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回去的时候，总是满载着冰糖和其他糖果祭品。
有一天父亲请一个诵经队队员到我们那里去唱圣歌。也许是这个人对于报酬喜出望外，结果是有那么多的歌人队伍来侵犯我们——因而我们必须坚持防御。当他们发现不能进入我们房子的时候，这些歌者就在街上截击我们。我们早晨出去散步的时候，时常会出现一张冬不拉琴横挂在一边肩膀上，看到这个，我们就像鸟儿看到猎人的枪口一样。真的，我们变得非常警惕，远远听到冬不拉的弦声，就会把我们吓走，①锡克教寺庙，为锡克教第五世祖师阿尔琼·代夫所造，兰季特·辛格在位时，庙上加了一个金箔覆盖的铜顶，因此被称为“金庙”。——译者完全不会被装进猎袋里去的。
到了夜晚，父亲常坐在对着花园的凉台上，我就被叫来对他唱歌。月亮升起了，月光透过树丛，射到凉台的地上；我用贝哈加调唱着：
父亲低头合掌凝神地听着，直到现在我还记起这幅夜景。
我曾说过，父亲听斯里干达先生说起我那首颂神的处女作时，感到好笑。我记得后来我是怎样得到了补偿。在一次入冬月节的时候，有几首颂歌是我写的，其中的一首是：
那时父亲已在钦苏拉卧床不起了，他把我和我哥哥乔提叫了去。他叫我哥哥用手风琴伴奏，让我把我写的颂歌一一唱过，有几首还要我唱两遍。我唱完了，他说：
“如果这国家的国王懂得语言，也能欣赏它的文学的话，他一定会奖赏诗人的。既然情况不是如此，我认为这就必须由我来做。”说着他就递给我一张支票。
父亲带着几部彼得·帕尔利丛书，从中取材来教我。他选出班治敏·佛兰克林传作为开始。他以为读这本书就像看小说一样，既有趣味，又有积极意义。我们开始不久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佛兰克林是一个过于事务式的人。他的狭隘的利益关系的道德，引起父亲的厌恶。
在某些事情上，父亲对于佛兰克林世俗的小心谨慎，感到非常不耐烦，他常常忍不住用激烈的语言来斥责他。
在这以前我除了背过几条焚文文法之外，没有接触过梵文。父亲让我一下子就开始读梵文读本第二册，让我一面读一面自己学习语尾的变化。我的较深的孟加拉文造诣，对我帮助很大。①父亲也鼓励我开始练习用梵文写作。我用从梵文读本学来的词汇，构成夸张的复合字句，带着许许多多响亮的Ｍ音和Ｎ音，造成一种妖魔一样混杂的神仙语言，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嘲笑我的鲁莽。
同时我也读普罗克特的《普通大文学》，父亲用浅近的语言给我讲解以后，我就用孟加拉文把它写下来。
在父亲带来的书籍中，最引我注意的是吉宾的十卷《罗马史》。这几本书似乎是十分枯燥无味。我想，“作为一个孩子，我是万分无奈地读了许多书。但是一个大人念不念书是可以随便的，为什么也自寻烦恼呢？”
我们在阿姆利则住了一个月，在四月中旬，就向达尔胡西山出发。在阿姆利则的最后几天，仿佛是永远过不完似的，喜马拉雅对我的召唤是太强烈了。
在我们坐着山兜上山的时候，高台似的山坡，都被盛开的春天稻花的光彩照亮了。每天早晨我们吃过牛奶面包就动①大部分孟加拉文的文学用语，是直接从梵文来的。——译者身，日落之前，就在下一个驿站歇宿。我的眼睛整天都不休息，唯恐漏掉什么东西。在山路转入一个山峡，林深树密，树荫下流出涓涓清泉，就像茅庵中的小女儿，在沉思的白发隐士脚边游戏着，从黝黑的覆满青苔的岩石上喃喃走过。走到这里轿夫就把山兜放下，休息一会儿，我的饥渴的心呼唤着，我们为什么不永远在这里停下呢？
这是第一次目睹的最占便宜的地方：那时候，心灵还不知道，还会有许多这样的景色将要涌现。当这个计算机晓得了这一点之后，它立刻就从注意力的支出中作起撙节。只在它相信某件东西是实在希罕的时候，心灵在估值上才不再吝惜。因此在加尔各答的街市上，我有时把自己当作一个异乡人，只在这种假定之下，我才发现有那么多的东西是可看的，只为我们没有付上注意力的全部价值，就把它丢失了。就是那真正想看的饥渴愿望，才迫得人们到外地去旅行的。
父亲把装现钱的小匣子交我保管。他没有理由把我看作一个宜于保管这个存着相当数目的路上用费的匣子的人。他若把它交在他的仆人基肖里的手里，他一定感到安全得多。因此我只能设想他是要培养我的责任感。有一天在我们到达一个驿舍的时候，我忘了把匣子交给父亲，而把它落在桌上，这使我受一顿申斥。
我们每到一站下来，父亲就让把椅子挪到驿舍外面，我们就坐在那里。暮色四合之中，从山岭清爽的空气里，星辰透出了美妙的光辉，父亲指点星座给我看，或给我讲天文课。
我们在巴克鲁塔住的房子是在最高的山顶上，虽然已快五月了，这里还是苦寒，山坡上背阴的一面，冰雪还没有融化。
就是在这里，父亲对允许我任意漫游，也毫不感到担心。
我们房子下面不远，有一座悬崖，长满了葱郁的喜马拉雅雪松。我总是拿着一根镶着铁头的棍子，独自走进这山林里去，这个庄严的森林的高影像许多巨人在矗立着——这许多世纪它们度过了多么美妙的生活啊！而在几天之前才来的孩子，居然能够无碍地游戏在它们的周围。我走进森林的阴影里，就仿佛感到一个妖魔的存在，就保有一只凝冷的太古的蜥蜴，发霉的树叶地上方格的光和影，就像是它的鳞甲。
我的屋子在房子的一端。我躺在床上，穿过无帘的窗户，我能看见遥远的雪峰，在星光中模糊地闪光。有时候，不知是什么时辰，我在朦胧之中会看到父亲围着红色的披巾，手里提着一盏灯，轻轻地走到他默坐祈祷的装着玻璃窗的凉台上去。再睡一觉，在天色未明之前，我就发现他到我床边把我推醒。这是指定的背诵梵文语尾变化的时间。从我舒适温暖的毡子里起来，是多么难受的冰凉的醒觉啊！
太阳升起了，父亲早祷之后和我一起喝过牛奶，然后我站在他的旁边，他又讽诵着《奥义书》，向神明祈祷。
以后我们就出去散步。但是我怎能跟上他呢？许多比我大的人都追他不上！因此，我追了一会儿就不追了，从山边的小路上爬回家去。
父亲回来以后我读一小时的英文。十点以后就来一次冰凉的冷水浴；不得父亲的许可，我连请仆人给我加一壶热水也做不到。为着鼓励我的勇气，父亲常告诉我，他在年轻的时候怎样地洗着冰得受不住的冷水澡。
另一件苦行就是喝牛奶。父亲极其喜欢牛奶，而且可以大量地喝。也不知道是我没有继承到这种收容能力，还是由于我以前提到的不利环境，我对于牛奶的嗜好，却是可悲地缺少。不幸的是我们总在一起喝牛奶，因此我必须乞求仆人的慈悲，感谢他们的仁爱（或是脆弱），承他们的情，从那时起我的奶杯里多一半都是泡沫！
午饭以后又开始作功课。这真不是血肉之躯所能忍受的事情。我的生了气的“早晨的懒觉”就来报复，我就会昏困得摔了下去。但是当父亲可怜我的苦况把我放了的时候，我的瞌睡立刻就消失了。以后，嗨！跑到山上去了。
我拿着棍子从这峰跑到那峰，父亲并不反对。我觉察到父亲一辈子也没有妨碍过我们的自主。有好几次我的言行都不合乎他的口味和判断，他只用一句话就可以阻止我，但是他宁愿等待我的自制的提醒。他不满足于我们驯服地接受正确的规绳；他愿意我们全心全意地喜爱真理，他晓得只有顺从而没有爱是空虚的。他也晓得，真理如果丢掉了，还可以找到，但是勉强或是盲目地从外面接受了真理，实际上是把进入的门路挡住了。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曾抱着坐上牛车沿着大干路到白沙瓦去旅行的梦想。别人都不支持这个计划，而且还有些人竭力反对，认为这是不合实际的要求。但是当我向父亲提出的时候，他确信这是一个极好的计划——在火车上旅行是有名无实的！从这看法谈起，他还对我述说他自己步行和骑马的大胆漫游，对于不舒服或是危险方面他却一字不提。
还有一次我被派为原始梵杜的秘书，我跑到父亲住的公园街的房子里，告诉他说我不赞成婆罗门教徒在举行圣礼的时候，拒绝其他种性的人参加的事实。他毫不迟疑地允许我去修改这规矩，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当我有了职权，我发现我缺乏力量。我能够发现不完善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创造完善的东西！能和我合作的人在哪里呢？我的吸引可以合作的人的力量在哪里呢？我有法子在我破坏的地方重新建设吗？
在有了能够合作的人以前，任何形式都比没有形式好——这一点，我感到一定是父亲对于现有秩序的看法，但是他决没有指出困难来使我灰心。
同他允许我在山上随意漫游一样，在寻求真理上他也让我自己选择道路。他并没有为我有做错事的危险而踌躇，他也不为我有遇到忧苦的可能而恐惧。他举起的是一个标准，而不是一根训练人的棍子。
我常对父亲提到我们的家庭。每次我收到家里任何人的信，都立刻交给父亲看。我真相信因此我就成了他从别人得不到的许多情况的媒介。父亲也让我看我哥哥们写给他的信。
这是他的教我如何给他写信的方法，因为他决不轻看外面形式和礼节的重要性我记得在我二哥的信里，用了些梵文的词句来诉苦说他忙得要命，他的岗位的工作把他的颈脖拴住了。父亲叫我解释他的情感。我照我的体会解释了，但他认为另一种解释更合宜一些。我的过度的自信使我坚持着和他争论到底，别的人也许会用责骂使我闭口，但是父亲忍耐地听我把理由说完，然后尽力对我辩明他的看法。
父亲有时也对我讲些滑稽故事。他有许多他那时代的纨绔少年的笑谈。那时候有些公子哥儿，皮肤娇嫩得连达卡的细麻布上绣花边，都嫌太粗糙。因此他们在穿细麻布的时候，就把花边扯下来，有一时期，这是件最时髦的事情。
我头一次听父亲说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卖牛奶的人，人家疑心他在牛奶里掺水。他的顾客派越多的人来看他挤奶，他的牛奶就越淡，最后那个顾客亲自跑来看他要他解释，卖牛奶的人声明说，如果必须满足每一个监视人的话，那么他的牛奶只好拿来养鱼了。
在和父亲这样地度过几个月之后，父亲就让他的仆人基肖里送我回家。
把我束缚起来的严厉的制度的锁链，自从我一离家就突然折断了。回到家来我在权利上有所增进。在我身上说，因为我近在咫尺就想不到我；现在因为我曾不在眼前；我就又回到视界里来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就预先尝到了受人尊敬的滋味。我这样地带着仆人独自旅行，言谈举止之间洋溢着健康和愉快，再加上那顶引人注目的平金小帽，所有我在车上遇到的英国人，都很恭维我。
当我到家的时候，不但是旅行归来，而且是从下房的流放，回到我内院的应有的地位上去。当内院的家人聚集在母亲房里的时候，现在也有了我的一个很高的座位。我们家里那位最年轻的新娘子也把感情和关心，倾注在我的身上。
在幼稚时期，妇女们的爱护是不由自主的，就像必需品中的空气和水一样，只管接受，不必有自动的还报；而正在成长的孩子，却显出急于从妇女们关切的罗网中解放出来的渴望。但是那不幸的东西，在他应得的时期中，这种关切却被剥夺掉，那可真成了叫化子了。
这曾是我的痛苦。因此，在下房长大之后，忽然进到妇女们丰富的情感之中，我决不能不深深地意识到这份情感。
在内院离我还很遥远的日子里，它是我想象里的乐土。内院，从外面看去是个草地，对于我却是一切自由之家。学校和老师都不在那里；而且我似乎感到任何人都不必做它所不愿做的事情。它的幽深的悠闲有点神秘的意味；大家在玩，做她想做的事情，自己做什么事也不必去汇报。我的小妹妹尤其是这样，对于她，虽然她也和我们一起上尼尔卡玛尔先生的课，而无论她功课做得好坏，他却不动声色。而且在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必须赶紧吃过早饭，准备上学，她呢，却甩着小辫，洋洋地走进里面去，把我们逗得心都乱了。
当那位新娘子，挂着金项链，来到我们家里，内院的神秘更加深沉了。她，从外面来的，又变成我们家的人，她本来是生人，而又是自己人，这对我有奇异的吸引力——我热望和她交朋友，但在我千方百计靠她近点的时候，我的小妹就把我推开，一面说：“你们男孩子在这里做什么？——快到外面去吧。”失望加上受辱，我就赶快逃走了。从她们房子的玻璃门外面，我们能看到一切新奇的玩意儿——陶瓷和玻璃做的——颜色装潢都十分鲜艳。我们是被认为连摸一下都不配的，我们也更鼓不起勇气去请求拿一件来玩玩。无论如何，那些都是稀罕奇妙的东西，对于我们男孩子们，给内院又染上一层魅力。
受过多次的拒绝，我和内院疏远了。对于我，内院和外界一样，都是接触不到的。因此我所得到的内院的印象，都像图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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