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男人（之七）

九追忆吴雷川校长

一九八五年文藻逝世后，我整理他的书籍，忽然从一摞书中翻出一个大信封，里面是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老先生的一幅手迹。那是一九三七年北平沦陷后，我们离开燕大到云南大学去的时候燕大社会学系的同学们请吴雷川校长写的、送给我们的一张条幅，录的是清词人潘博的一首“金缕曲”，吴老在后面又加了一段话。找到这张条幅，许多辛酸的往事又涌上心头！我立刻请舒乙同志转请刘金涛同志裱了出来，挂在我的客厅墙上。现在将这幅纸上的潘博的词和吴老的附加文字，照录如下：

无用武，尚有中原万里！胡郁郁今犹居此？驹隙光阴容易过，恐河清不为愁人俟。闻吾语，当奋起。青衫搔首人间世，叹年来兴亡吊遍，残山剩水！如此乾坤须整顿，应有异人间起，君与我安知非是？漫说大言成事少，彼当年刘季犹斯耳，旁观论，一笑置。

文藻先生将有云南之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诸同学眷恋师门，殷殷惜别，谋有所赠，以申敬意，乃出此幅，属余书之。余书何足以充赠品？他日此幅纵为文藻先生所重视，务须声明所重者诸同学之敬意，而于余书渺不相涉，否则必蒙嗜痂之诮，殊为不值也。附此预言，藉博一粲。

二十七年六月杭县吴雷川并识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学成归来，在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时，初次拜识了吴雷川校长。他本任当时的教育部次长；因为南京教育部有令国内各级教会学校应以国人为校长，经燕大校董会决议：聘请吴老为燕大校长。吴老温蔼慈祥，衣履朴素，走起路来也是那样地端凝而从容。他住在朗润园池南的一所小院里，真是“小桥流水人家”。

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夏天的中午，我正在朗润池北一家女教授住宅的凉棚下和主人闲谈，看见吴老从园外归来，经由小池的北岸，这时忽然下起骤雨，吴老没有拿伞，而他还是和晴天一样从容庄重地向着家门走去，这正是吴老的风度！

“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暂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日本占领区一刻也呆不下去了，文藻同云南大学联系，为他们创办社会学系。

我们定于一九三八年夏南迁，吴老的这一张条幅，正是应燕大社会学系同学的请求而写的，这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

此后，太平洋战起，燕大也被封闭，我们听说汉奸王克敏等久慕吴老的为人，强请吴老出任伪职。吴老杜门谢客，概不应酬，蛰居北海松坡图书馆，以书遣怀，终至愤而绝粒，仙逝于故都。

吴老的书法是馆阁体，方正端凝、字如其人，至今我仰瞻挂在客厅墙上，从这幅字迹，总觉得老人的慈颜就在眼前，往事并不如烟！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１日清晨致巴金巴金老弟：

十月十一日信收到，我也想向你发发牢骚，但牢骚发了又有什么用处？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

小林信我已回了，你“胆”大，可以敢说真话，精神是应有物质为基础的！

昨天看见《文艺报》上有你的话，说你不会搁笔，我想也是。你总是说搁笔，我相信你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北京已经冷了，炉子未来之前，只赖阳光了！问你们一家好！

小林要好好休息，她太累了！听说她要到香港，换换空气也好。

香香何时回来？

大姐十、廿四、一九八八养猫林斤澜同志来信叫我谈养猫，但我并没有养猫。

咪咪是我的小女儿吴青养的。不过在选猫时我参加了意见。

当三只小猫都抱过来放在我的书桌上时，我一眼就看上它！它一身雪白，只有一条黑尾巴和背上的两块黑点。

我说：这猫的毛色有名堂，叫做“鞭打绣球”。我女儿高兴地笑了说：那就要它吧。一面把它的姐妹送走了。

后来夏衍同志给我看一本关于猫的书，上面说白猫有一条黑尾巴，身上有黑点的，叫做“挂印拖枪”。这说法似乎更堂皇一些。

我自己行动不便，咪咪的喂养和调理，都由我的小女儿吴青和她的爱人陈恕来做。他们亲昵地称它为“我们的小儿子”。特别是吴青，一下班回来，进门就问：我的小儿子呢？

他们天天给它买鱼拌饭吃，有时还加上胡萝卜丝之类的蔬菜。天天早上还带它下楼去吃一点青草。还常常给它洗澡。

咪咪的毛很长，洗完用大毛巾擦完，还得用吹风机吹干，洗一次澡总得用半天工夫。

咪咪当然对它的爸爸妈妈更亲热一些，当他们备课时，它就蜷伏在他们的怀里或书桌上，但当它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它也会跑到我的屋里，在我床尾叠起的被子上，闻来闻去，然后就躺在上面睡觉，有时会跳上我的照满阳光的书桌上，滚来滚去，还仰卧着用前爪来逗我。

只有在晚上大家看电视时，只要吴青把它往我怀里一推，它就会乖乖地蜷成一团，一声不响地睡着，直到它妈妈来把它抱走。

咪咪还有点“人来疯”，它特别喜欢客人，客人来了，它总在桌上的茶杯和点心之间走来走去。客人要和我合影时，陈恕也总爱把它摆在我们中间。因此咪咪的相片，比我们家第三代的孩子都多！

咪咪现在四岁多了。听说猫的寿命一般可以活到十五六岁。我想它会比我活得长久。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８日阳光满室之晨痴人说梦我几乎没有一夜不做梦。

我记得西方有位作家说：旅行了几十年的人，他的手提箱上重叠地贴上了许多旅馆的商标纸。最下面的是永远也揭不下来了。人的脑子也一样，最先留下的印象也是永远抹不掉的，总在梦中重复出现。

我的梦里的人物，都是七八十年前的我的父、母、弟弟、师、友……醒来涌上我心头的，是龚定庵的诗“……忧患稍稍平，此心即佛者，独有爱根在，拔之暴难下，梦中慈母来，絮絮如何舍”。

昨夜又梦见我回到美国威校宿舍“娜安壁迦”楼去——其实这座楼早已拆掉了——我住的却是一间三角形的屋子。

我说：这间屋子虽然窄小，却离慰冰湖最近，还同美国同学争了半天！

最近七八年来，寸步不离的美国朋友送我的“助步器”，和常在我书桌上打滚的咪咪，却从来没有入梦。我在梦中虽不是健步如飞，却也来去自由。从容地游山逛水。而跳到我书桌上的不是咪咪，而是我母亲所喜爱的那条花白长毛的“北京狗”！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晨（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１９８９年第１期。）一颗没人肯刻的图章我每天都会得到一两封信，而每当“作协”的信使来时，更会得到一大捆小朋友的信，这些信有的是从同一个小学校来的，大概是这班小朋友在课本上读到我的一封《寄小读者》，于是老师就让他们来写回信。总之，无论是老、中、青或小朋友的信，信末总是祝我“健康长寿！”

我活了八十八岁，寿是不短了，但是健康呢？

我不能和健康的老人一样，不用说国内国外地旅行访问，就连“闲庭信步”也做不到。

八年前我的右腿摔折了，虽然做过手术，但仍只能扶着“助步器”，至多到隔壁我的小女儿住的单元去坐一坐。每月到医院检查时，是要下楼坐车的，也是靠我的外孙或司机同志背我下楼，再塞进汽车里。总之，我是个废人！

每天，天还未明，我就醒得双眸炯炯了，我一想到又得过一天“废人”的生活，就恨不得甩掉这一个沉重痛楚的躯壳！

但是我的儿女们和大夫们还千方百计地保我“永远健康”！

可见甩掉一个躯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想起至圣先师孔子有过一句“骂人”的话：“老而不死是为贼”。

我就想刻一颗“是为贼”的闲章来嘲弄自己。

我请了一向替我刻闲章的朋友王世襄，他笑着摇头不干！

我又请别的许多朋友，他们也都是笑着摇头。我只好请我的老朋友胡藉青大姐去请一个职业的刻图章的人来做这受酬的工作，没想到她倒请到了一位王老先生替我刻了，还亲自送来。我真是喜出望外。

现在这颗闲章，已经用过几次了，是几位年轻的朋友，向我索赠近作的时候，在书上印上了我的所有的图章，其中自然也包括所有的闲章，“是为贼”是最后的一颗！

我替团体或个人题字的时候，却从来不用它，因为这颗图章，“不恭”的意味太重。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６日晨致宫玺宫玺同志：

《中国散文诗一百篇》两本及信已收入，谢谢。有工夫好好看看。

您爱人的病如何了？为什么没有提及？希望她早日康复。

我很好，勿念，祝好！

冰心十一、七、一九八八致葛翠琳亲爱的翠琳：

你的热情洋溢的信早收到了。你的两个“研究会”，都已组成，且得到各方面的赞助，这都是精力旺盛的你的努力结果，可喜可贺！“冰心儿童图书奖”，可有可不有，不必为此费太多心思，韩素音和我本来约好，因那天我去医院查体，回来累了，和她另约，她又必须第二天走，终未见面，为憾！今天立冬，我楼早已有暖气。

祝好！

冰心十一、七、一九八八致王安忆亲爱的安忆：

那么大的一张稿纸只写几个字，可是我把你的散文集《向日葵》看完了，多好的一本书，把你的生活和思想都写进去了，我本来就喜欢散文不修饰，想到那里写到那里，从里面我还认识了你的父亲。

我的病早就好了，不必挂念，北京虽冷，但阳光好，暖气热，我没有穿棉衣。你母亲好吗？请代道念，祝你小夫妻百年偕老！

冰心十一月十三日一九八八无士则如何前几年，不少领导人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其后，又有人加了一句：

无兵不安。这些话都对，概括得也非常准确。可惜尚缺一个重要方面——无士怎么样呢？

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

几个月前，我曾向一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后来有的报刊将我这问题公开发表了。我想，发表也好，让社会上各方有识之士来一起思索吧。

果然，半个月中，我就收到有全国政协转来三封信件，就是“无士则如何”的回响。即使是微弱的回响，也比石沉大海要好。恕我没有征求他们的同意，将三封信的内容摘录如下。因为我觉得信虽是写给我个人的，而谈论的却是全社会、全民族所关心和应该关心的大事。

江西南昌油脂化工厂陈水根的信中说：

“我个人认为答案应是无士不兴。兴者，旺盛之谓也。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同样，没有文化的群体是愚蠢的群体。无士，我们的事业就不会兴旺发达。

“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接触的是大众的实践。我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是不可思议的。

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吃亏在文化素质低的例子俯拾皆是。

您老知道的比我更多（这倒未必。——冰心注）。这要引起领导们的重视。尤其是决策者的重视，要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议议。

“任何民族都需要有一精神支柱，尤其是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尤显重要。这支柱的建造需要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与道德修养凝聚。舍此别无他路。因此，要重视文化知识，重视道德修养，重视知识分子、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是势在必行、理所当然的事。”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求是新能源研究所杨俊宇同志信中说：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四化建设，目的是要建成文明昌盛的国家。否则，我们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了。因此，我悟出了你所提的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无士不昌’。加上这句，就完整了。是否有当，请您及政协委员们给以指正。”

四川成都５１３信箱余人同志对这个问题更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

“士者，知识分子也。它是和知识、科学、社会文明紧密联系的代名词。中国要富强，中华要振兴，一要靠民主，二要靠科学。但归根到底是要靠科学。因为民主也是一种科学，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一切事物，党也好，政也好，农也好，工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如果违背了科学而行事，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很难想象，在一个文盲充塞、科学文化落后、社会道德水平低下的国度能建设现代化的国家。靠缺乏教育和文化修养的人不能搞好现代化事业；靠杂乱无章的管理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新秩序；靠投机诈骗、阿谀奉承、以权谋私之徒，只能搞乱整个社会。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我们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还处于落后地位，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懒惰，也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长时期缺乏民主和不重视科学所造成的恶果。缺乏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必然阻碍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科技落后、文化素质低，社会生产力低下，又维持了不民主制度的延续。如此恶性循环，就使社会停滞不前。

“要促进民主化进程，促进科学技术发展，首先就要培养更多的士，造成更多的有用之材。而教育，又是振兴中华的基础工程，切不可认为办教育不但不赚钱、反而花大钱而丢了这项千年大计的根本，去办那些急功近利的蠢事；更不要只把重视教育挂在口头上，写在文件中，而不去办一件两件实实在在的事。

“所以，对冰心老前辈所提问题，我这个后生小子的答案，只有一句话：无士不兴！”

他们三位身在天南地北，却不约而同地说了同一个意思。

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也似乎无需再多说什么了。我只希望领导者和领导部门谛听一下普通群众、普通知识分子的心声，更要重视“无士”的严重而深远的后果。“殷鉴不远”，只要回想一下十年大乱中践踏知识、摧残知识分子、大革文化命所造成的灾难，还不清楚吗？

岁月易得，“五四”运动７０周年就在眼前。七十年前，一批思想界、文化界的先锋人物，于国事蜩螗之时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向封建势力、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冲击，揭开中国的现代史页。时隔七十年，我们今天还是要大声疾呼：

要让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不重视“士”，不重视科学、教育、文化，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成了空谈，现代化也会流于纸上谈兵。１９８８年１１月郑振铎他是我在“五四”时期最早认识的人他是给我介绍最多朋友的人他是藏书最多的人在我病中他是借给书最多的人他是让他的女儿叫我做“干娘”的人他是我的朋友中死得最仓猝的人他是我和文藻常常悼念的人他是中国的爱国的文化人可永志不忘的人冰心扶病书戊辰大雪之日一个充满了力量的汉字我近来往往在天还没亮时就醒起了，这时周围沉黑，宇宙间没有半点声息！

真是“万籁无声”！

从这一句里，我心头涌上许许多多的“万”字。

我惊奇地发现：中国文字中的“万”字有这么大的惊人的魅力，它的覆盖面之大，之深，是无与伦比的。

我首先想起的是古人的诗句——我往往只记得诗句而忘了诗人的名字——如：

万山无语看焦山这把焦山写得何等挺拔、何等声势？大有“万笏朝天”的意味了。

又如咏牡丹的诗句：

万花低首避天人又把牡丹写得何等端严，何等艳丽！

唐诗人李白有：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上两句写的是他的无聊、落魄；下两句写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急，之快。而两岸猿声又一直伴随着他的无限的离愁。

唐诗人杜甫的：

万方多难此登临说的是当时天下动乱的情景，又如：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就是因自己的贫寒，而想到天下的无可庇风雨之茅屋的寒士，真是“仁人之心”。

清诗人龚定庵有：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他要叫唤出九州风雷，请老天抖擞精神，不拘一格地降下许多可用的人材。

他却也有缠绵悱恻的句子，如：

枕上逃禅遣却心头忆古人的反战文字，如李华的《吊古战场文》：

就比西方人因从月球上能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而倍加称道的，“人道主义”得多了。

昔人诗里的：

一时回首月中看写的就是三十万征人心中的“厌战”情绪，至于花蕊夫人的：

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就是一位女强人刺向“投降者”的一把匕首了！

这时窗外已经出现了曙光，我对于“万”字的思索暂时被打断了。而我心中的这个充满了力量的“万”字，是不到我自己“万念俱消”，“万缘俱断”的时候，是决不会泯灭的！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晨急就埋在记忆最底层的一本书前天半夜醒来，眼前忽然摊着一个打开的薄薄的本子，是我几十年来从未想到也未曾再看到的《烧饼歌》又名《推背图》（“推背”两字不知什么意思），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军师刘基的一段谈话，和刘基说的一些对于天下事的预言，是我在一九一一年从烟台回到福州路过上海时，从大人那里看到的，是当时极为抢手的一本书！

开头是讲朱元璋咬了一口烧饼，看见刘基来了，便把它盖在碗下，请刘基猜里面是什么东西，刘基说：“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这是一块烧饼。”以下便是朱元璋请刘基算一算将来的国运，刘基的回答，全是七个字一句的，从朱元璋以后几代的明朝皇帝一直讲到清朝的光绪和宣统（他的每句话虽极“模糊”，但是下面都有注释，也不知是谁加的。

底下又说了一大段话，如“得见金龙民心开，刀兵水火一齐来，×××××××，父死无人兄弟抬”，至此朱元璋问：

“胡人至此尚在否？”刘基说：“胡人至此亡之久矣，”底下还有许多没法子解释的话，最后是：“适有异人自楚归，马行千里寻安歇……除暴安良民多谷，安享九州金满赢。”

这是一九一一年的事了，“辛亥革命”这“革命”二字，是当初许多愚昧无知，数千年习惯于封建制度之下的民众，所不能了解的，这种像算命一样的书，便应运而生了。

天快亮时，我忽然想到最后四句话的头一句，所谓“异人自楚归”，楚是湖南，这位异人是不是指的毛泽东主席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在举国纷乱中成立了么？说来也真巧！

我写下了这一段，是想说明人的头脑，是个最奇怪的东西，在毫无联想之中，忽然浮现出一本几十年来早已忘却而且是当时看后就一笑置之的无聊的书。

和我同年龄的人不多了。这些少数的同龄人之中，不知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现在当然是找不到了，八十年代尊重科学的中国人民更不会去找，也更不必去找它！１９８９年从评价《群言》说起我认为在我书桌上的几十种刊物杂志中，能使我不能释手地从头一篇一直看到末一篇的，只有《群言》！

从前看过的几期不说了，只谈最近的１９８８年的第１２期，就有几篇极好的文章。

头一篇就是卷首丁石孙同志的《问题在于把教育放在什么位置》。

在我自己的经验是作为一个当家的人，一个主妇，从有限的收入中，在盘算支出的时候，总是先留下一笔最重要的买米、面粉、玉米面等等做饭、蒸馒头、做窝窝头的原料，因为“民以食为天”，而在饭食中，这些东西又是必不可少的。

至于饼干、糖果、巧克力、冰淇淋……甚至于含维他命Ｃ最多，最有营养的水果，如桔柑之类，也都是在米、面等都具有了之后，“行有余力”，才开始考虑购买的。

“教育是立国之本”是中央说过无数次的煌煌宣言，我这个小小老百姓，不必再重复了。我只记得古人说过“为政不在多言”，我希望做国家的当家人，真格地把教育经费也像每一家的主妇一样，当做买米买面的钱一样，在筹划“家用”的时候，先把它存到一边，那么至少在十亿人民之中，不至有两亿多的文盲了！

在这一期《群言》“十年以来”栏内，还有陆诒同志的《要有点危机感》也是一篇极好的文章。但我觉得这文章的题目还“出”得太温和了！我们不是要有“点”危机感，而是应该有“迫在眉睫”、“压在心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请抬头看一看全国青少年中普遍流行的“读书无用论”

以及“全民经商”的怪现象，——我手里本来还有的，去年福建宁德县有几百位中小学教师弃教从商的事情（忘了是在哪家报纸上的）以及去年１２月２９日的《北京日报》第四版上的“辽宁省有一个学年初中生辍学１１万人”的报道，我认为这几百位教师和１１万个中学生，不是心甘情愿地这样做的，他们都有各自的“逼不得已出此下策”的怨愤理由！

我的确老了！眼睛里又生了白内障，写字看书都有困难，我不能“引用”“抄写”我所讲的《群言》１９８８年第１２期上那两篇文章的许多警句，我请求每一个中国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一读这两篇文章。我们是应该都有极其深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知书识字的公民们都比我年轻，不要坐视堂堂一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在２１世纪变成一片广阔无边的“文化沙漠”。但我还是幸福的，因为我无论如何是看不见了！１９８９年１月５日晨（戊辰小寒）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我看着我客厅里的两架玻璃书柜里堆叠着的许许多多海内外的朋友亲戚和许许多多不认识的小朋友送我的贺年片。

那些片上的图画真是花团锦簇，不但有花朵、儿童，还有更多的小猫（也都是白色的，和我的咪咪一样）。

我衷心地感谢这许多年来给我写信的上百上千的小朋友们，他（她）们的情意是那么恳切，字迹是那么工整，最后还总是祝我健康长寿。我的寿命真是不短，算来已经度过八十八个春秋了。但是健康呢，却有不少问题，我从一九八○年九月右腿骨折后，不但行动不自由了，生活也不能自理，这时亏得有我小女婿的姐姐陈同志，日夜在帮助照顾我。我不但夜里不能自己翻身，连人家把我扶坐书桌前以后凡是我的手够不到的地方，还是要人帮忙，比如拿一本书，一支笔，一张纸，一杯茶等等、等等都是要麻烦人的。我们一般笑骂无用的人是“行尸走肉”，但是我却连“行尸走肉”都不如，因为“尸”“肉”还能行走！

想起我小的时候，在海岸上狂奔……就是在一九八○年以前，我也还是走遍五湖四海。

我半夜醒来还会悄悄地呜咽！

我勉励着自己坚强起来，还满有希望似地说过“生命从八十岁开始”，但实际上那种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啊！

我近来又增加上右膝骨上骨节增生，眼睛里又有了白内障，起来、坐下、看书、写字都有困难……总之，这些都是我从来不复小朋友信的原因。我不但没有时间，也没有了精力。

但我已珍重地将这些年来收到的千百封可贵的信，都送到巴金同志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请他们代为收藏起来了。

中国俗话说：“岁数不饶人”，老年来到了，这原是无法抗拒的千古以来的真理。是我自己太“天真”了，不能正确地承认这个真理！

话说回来，我看着我玻璃书柜里堆积的那些五光十色的贺年片，我心里充满了幸福！

我也记得西方一本圣书上有句能够说出我心底的话的句子，是“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１９８９年１月７日大雪之后《关于男人》再版序《关于男人》再版时，由我的二女婿陈恕加上我历年来写的有关男人的文章，交给舒济同志，其中人物都是我所敬爱的男人。以前我写的都是追念已故的人物，以后我将不再这样写了，因为我已活到八十八岁，自己行将就“火”了，此后我要写的就是现在还活着的，我所敬爱的人，已写出的就是巴金！

读《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着》后我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没有亲身得到蔡元培先生教诲的荣幸，但在二十年代，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蔡先生是我们一般大学生心目中的第一号人物！

蔡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是近代中国教育的奠基人。这些歌颂的话，都不必多说了。蔡先生重视教育，尤其是美育，他还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我对蔡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延聘教师兼收并蓄，使学生们对各种学术流派都有研究学习的机会。我最记得那时学术界所斥为最顽固的，直到民国成立几多年后，还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先生，也因为他久游西欧，学识渊博，而被蔡先生延聘为北大教授。辜先生还有他自己的条件，就是上课的时候，全班学生必须先进课堂，而后他才进去；下课的时候，也必须他先出来，然后学生才能走出课堂。这一切，蔡先生都接受了。

蔡先生爱才若渴，可见一斑。

在蔡先生和林纾先生的通信中，还可以看到先生办学的主张：一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是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校外行动悉听自由。这也是蔡先生的伟大之处。

还有蔡先生的《读武者小路实笃的着作有感》中，说到“中国觉醒的人不及日本多，觉醒人的力量，也还不及日本人的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决不用悲观……俄国人的尽力，是我们的模范。”这些话给我的感触极深！我是世界大战后第一批到日本去的（一九四七年），那时日本东京真是遍地瓦砾；但是，在觉醒力量很强的日本人民奋发图强的努力下，从教育入手，不到几年，人民的素质就提高了许多，我从一九五一年回国后，又几次随友好团访问日本，看她真是一年比一年地繁荣富强，如今已经是美国的强大挑战者了。我从每次来采访我的记者用的都是日本的照相机，坐的也大都是日本汽车中，看到日本科技进步之速。我们说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在原料和人才方面，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和开发。蔡先生的“决不用悲观”，何时才能实现？！

蔡先生还竭力提倡国语和白话文，他认为我们生在一个国家里，最重要的是求知识、谋职业、服务社会三件事，而这三件事都有应用国语的必要。同时，他也重视世界语，说是世界语可以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了解。在《文学和一般艺术的关系怎样》中，蔡先生推文学为一般艺术的总代表，这更是我终身服膺的。

五四运动时期，蔡先生为营救被捕学生，奔走呼号，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我看到报纸上蔡先生的短短的辞职宣言，有“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之句，可见先生当时是心力交瘁了！

我是蔡先生的崇拜者，在“蔡元培研究会”成立之际，我虽然对蔡先生的思想和主张没有甚深的研究，近来又因年老体弱，眼睛生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有困难。但读了高平叔同志所编《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着》一书，我感到我还得尽我所知，写出一点，因为这是我的荣幸！

关于男人（之八）十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这位作家就是巴金。

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我的孩子们都叫他巴金舅舅——虽然我的弟弟们在学问和才华上都远远地比不上他。

我在《关于男人》这本书里、《他还在不停地写作》一文里，已经讲过我们相识的开始，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而带些忧郁和沉默。但是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他就比谁都健谈！我们有过好几次同在一次对外友好访问团的经历，最后一次就是一九八○年到日本的访问，他的女儿小林和我的小女儿吴青都跟我们去了。在一个没有活动节目的晚上，小林、吴青和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东京街上游逛。招待所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记得那晚上在客厅里，他滔滔不绝地和我谈到午夜，我忘了他谈的什么，是他的身世遭遇？还是中日友好？

总之，到夜里十二点，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我就催他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他才回屋去睡觉。

就在这一年的九月，我得了脑血栓后又摔折了右腿，从此闭门不出。我一直住在北京，他住在上海，见面时很少，但我们的通信不断。我把他的来信另外放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将来也和我的一些有上下款的书画，都送给他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可佩——我不用“可敬”字样，因为“敬”字似乎太客气了——之处，就是他为人的“真诚”。文藻曾对我说过：

“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他对我们十分关心，我最记得四十年代初期在重庆，我因需要稿费，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的书，巴金知道我们那时的贫困，就把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交给了上海的“开明书店”，每期再版时，我都得到稿费。

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我们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巴金就不这样，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处之一。

至于他的着作之多，之好，就不用我来多说了，这是海内外的读者都会谈得很多的。

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

他近来身体也不太好，来信中说过好几次他要“搁笔”了，但是我不能相信！

我自己倒是好像要搁笔了，近来我承认我“老了”，身上添了许多疾病，近日眼睛里又有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很困难，虽然我周围的人，儿女、大夫和朋友们都百般地照顾我，我还是要趁在我搁笔之前，写出我对巴金老弟的“爱”与“佩”。

为着人类、国家和人民的“光明”，我祝他健康长寿！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６日阳光满案之晨致王一地一地同志：

信同那本俄文书①（可惜我看不懂）已拜领，十分感谢。

我近来得了白内障，写字看书都有困难，长寿而不健康，也没有法子。祝你合家安吉冰心一，廿七，一九八九①苏联《儿童文学》“中国专号”１９８８年６月号。冰心的《中国的儿童文学》一文，发表于该刊。《关于女人》台湾版自序丹扉女士要在台湾出版我的那本以“男士”为笔名写的《关于女人》。但是那本书实在太薄了，只好将我几十年来写的有关于女人的文章来凑数。希望台湾的读者们能够欣赏数居炎黄子孙一半的中国女人是多么可敬可爱！

冰心１９８９年１月３０日于北京纪念老舍九十诞辰老舍，您是地道的北京旗人，我只能称呼您“您”。

您是我们在重庆期间最亲密的朋友。

您是我们的朋友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舒伯伯”。

您是文藻把孩子们从您身边拽开，和他一同吃几口闷酒，一同发牢骚的唯一的朋友。

您是一九五一年我从日本回国时，和丁玲一同介绍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人。

您逝世的消息，是我的大女儿吴冰从兰州大学写信到“牛棚”里告诉我的。她说：

“娘，您知道么？舒伯伯逝世了！”

我想说“您安息吧”，但您不会安息，您永远是激荡于天地间的一股正气！一九八九．二．二报》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３日。）寄给台湾笔会的文友们旧历新年快来到了！

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最热闹的、传统的家族大团圆的节日。

脆响的爆竹的声音，使我痛苦地想到：一个完整的中国，为什么被人为地分成两边？把我们十二亿骨肉同胞，弄得如此隔膜？如此生分？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日子，不能再延长下去了！

我们海峡两岸的文艺工作者，永远是行进在人生大道上的十二亿同胞们的吹鼓手和啦啦队。

让我们在海岸两边一同拿起手中的如椽大笔，写出真挚深刻的文艺作品，来提醒和引导海峡两岸的十二亿同胞一同伸出爱国热情的双手，愈伸愈长，愈伸愈近，直到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河山连成一片。一九八九二月三日在巴黎的一百天我在《关于男人》那本书里《我的老伴》一文中，写过：

“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期间，我同他在欧美转了一周……他到处寻师访友……为几个优秀学生联系从师入学的问题。到了法国，他又要回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度过了悠闲的一百天！”

我在《关于女人》一书中，《我的房东》一文里提到了一些我在巴黎生活的一部分，却没有讲到我在巴黎的真实生活。

那时，每天一清早，在女仆玛利亚替我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不吃早点，只带一块巧克力，走到罗浮宫，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宫里大圆花坛里栽的红、黄、白、紫四色分明的郁金香，朵朵花上都挂着闪闪发光的露珠。

上午或下午都有那时在巴黎学美术的王、陈两位中国女大学生，来陪我谈天说地，可惜她们的名字都忘记了。回国后，“七·七事变”就起来了，我们也没有通过信。

到了黄昏，我就独自去到附近的“香泽丽榭”大街两旁的咖啡座上，啜着咖啡，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法国女人。法国的女人真俏！这俏就俏在她们的衣着打扮上。她们的衣、鞋、帽子一般都是同一色调。那年时兴的是豆青和淡红色，看着她们穿着浅青或浅红的称身的连衣裙，戴着和衣服同色的帽子，帽子上缀着同色的花，年纪十分轻的就不施粉脂，自然也焕发出容光。年轻大点的也不浓妆而是淡抹，这和我走过的日本、美国、英国以及后来走过的德国、俄国的女人都不相同，法国女人那种俏美的淡妆，使人看了眼睛和心都觉得舒服！

王、陈二位女士还曾带我去过一个专卖妇女大衣的叫做“春天”的商店。一排排的衣架上，挂着有上千件的女大衣，式样也件件不同，颜色却都是黑的。

这段生活，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回忆！１９８９年２月４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