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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1)》 作者:贺绍俊

第6章 七十年代的四季歌(3)

  生产队有广阔的土地,我们称为“大地”,种植着土豆、大头菜、萝卜、大葱和白菜。这些菜秋天时会被塔河镇调拨走,作为城镇居民的越冬蔬菜。队里把额定的任务完成后,余下的菜,就可自行处理了。生产队会把品质上乘的菜留着,卖个好价,以利分红。除了种菜,脑筋活泛的队长,还常承揽私活,派社员给塔河的建筑工地拉沙石,给居民区挖排水沟,给种子站栽树苗,帮林场伐木等等,捞外快。所以一队的工分,比其他生产队的值钱。也因此,二队三队的社员,总想跳到一队。但队长对社员的数量严格控制,生产队就是一个家,劳力多了,人浮于事,等于削弱队里的实力。

  社员们把分红叫做“擗钱”,擗钱后若是结余多,队长就会张罗一台戏。生产队的仓库,放置的不仅是农具和各色种子,还有锣鼓及花花绿绿的戏服。一队有个叫兰英的女人,模样好,嗓子也好,是戏台的主角。生产队唱戏,队屋就是戏场,大炕就是戏台。听戏的除了社员还有他们的家人。可是兰英的男人从来不来,尽管戏台上最出彩的是他的女人。

  兰英的男人姓蓝,在塔河镇派出所上班,个子高高,一张马脸,大眼睛暴突着,腰间别把手枪,见人爱理不睬的,骑一辆大永久自行车上下班,大家叫他老蓝。因为挣得多,他归家时,自行车车把下,常吊着好吃的,麻花、糖酥饼或是猪头肉。老蓝进镇子,常引得几条狗流着涎水跟着他的自行车狂奔。老蓝进了家门,狗们才停下来,抖抖身上的毛,悻悻地各回各的主子家去。

  我们小镇同住一幢房屋的邻里,处得好的,会走一个大门,家与家之间毫不设防。东家包饺子,会送给西家一碗;西家炖肉了,也给东家一碗。鸡鸭鹅狗更是不分彼此,一起玩耍,一起吃食,晚上还常去对方家的鸡笼鹅圈睡觉。老蓝和他的邻居张瓦匠,就共用一个院子。

  张瓦匠不像老蓝终日阴沉着脸,他是个快乐的人。老蓝的媳妇俊俏,他就常和她逗趣。老蓝早出晚归,他白天不在家时,兰英若想搬个重物呀,磨个菜刀呀,就唤张瓦匠帮忙,张瓦匠的女人从不计较。她虽然没有兰英漂亮,但温顺文静,面皮白净,别有一番韵味!邻居们因为这,常跟张瓦匠开玩笑,说他不容易,一手托两家!这话传到老蓝耳朵里,他认为张瓦匠和自己老婆有染,怀恨在心,起了歹意。一个夏日的礼拜天,他竟开枪打死了张瓦匠夫妇和他们的儿子!

  生产队的牲畜,属于集体生产资料,是不能随意宰杀和转卖的。有一年,队长见一头牛老得干不动活儿了,白搭草料,而那一段供销社好久没供应肉了,便与生产队的几个骨干合计,六人合股出资,悄悄把牛宰了分吃。知内情的除了他们,还有喂牲口的老哑巴。哑巴知道的事儿,在大家眼里跟不知道一样,所以也没介意。为了避开其他社员,杀牛是在深夜。一头牛分六份,每家连肉带骨头,挑回了半担。

  第二天一早,母亲关起大门煮肉。老牛费柴火,牛骨头和牛肉在大铁锅里被慢火煎熬了三四个钟头才烂。我急嘴子,肉半生不熟时,就掀开锅,取了一块牛骨,蹲在灶台前啃,累得腮帮子酸疼。牛肉熟透了,我又是一通吃,弄得满手满嘴都是油。母亲嫌我吃相不雅,说是像我这样的女孩,将来不好找婆家。我一赌气,掀开锅盖继续吃,撑得倒仰。

  宰牛的事情最终还是在小镇传开了。泄密的可能是老哑巴,也可能是狗。老哑巴虽然不能开口说话,但他会比画。他喜欢那头老牛,不舍得它死。据说杀完牛,老哑巴哭了,队长给他牛肉,他坚决不要。狗又为什么会成为嫌疑犯呢?因为这六户人家虽然是关起门来悄悄吃肉,可是吃剩的骨头,会扔给它们。狗牙和牛骨硬碰硬,一块骨头,狗得啃好几天。它们不仅在家啃,有时还叼到大门外,过路人一看它们嘴下的骨头棒,就明白了八九分。有人写了匿名信,把队长告到塔河镇。镇上派人下来调查,确认牛虽然被杀了,但它确实太老了,不能再为生产队效力了。而六个私分牛肉的人,事先都交了钱,可以从轻处罚。最后镇里给队长警告,并让他在全体社员大会上检讨,母亲与其他几人,则被扣了工分。老蓝杀人事件之后,这个被社员称为“六大股”的杀牛事件,成为小镇人茶余饭后的又一个谈资。

  在我的少年记忆中秋天是属于生产队的季节,也是属于母亲的季节。秋收的学问很大,先收什么后收什么,完全取决于庄稼的耐寒程度。萝卜和土豆要早收,傲霜的白菜和大头菜可以后收。收好的菜,通常分三等,分堆放着。母亲是一队的秋菜调拨员,哪片菜好,该进哪个等级,她说了算。而最终留给队里的好菜,要做个伪装。也就是将好的埋藏在里面,次的覆盖在外面,这样塔河镇来拉秋菜的人,就不会打它的主意了。

  深秋的早晨,一挂挂从塔河驶来的马车,碾着落叶和白霜,喃喃来到我们小镇的庄稼地,采购越冬蔬菜。四个生产队的菜地相距不远,但马车停在一队的时候多。往往一队的秋菜售罄,二队三队的还堆积如山呢!母亲忙完队上的活儿,会歇上一两天,然后请瓦匠来打家里的烟道和火炕,把挂了一年的灰清除,再用石灰将墙刷得雪白,用蓝油漆将炕涂得锃亮。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幸福时光,就是秋日的午后,懒洋洋地躺在新刷了油漆的热炕上,一边翻小人书,一边啃青萝卜。看累了,撇下小人书的一刻,看着雪白雪白的墙壁,感觉是在云端,满心晴朗。

  生产队的财富,是社员们用血汗换来的。母亲做领工员时,我不止一次听社员私下抱怨,说她领着干活太狠了!而母亲干活之所以拼命,不过是为了让大家多挣点。母亲在生产队卖力了二十多年的结果是,肩膀仄着,那是冬天在雪窝子里扛小杆、长时间受重压的缘故;而她的脊椎,骨刺丛生,常常疼得直不起腰来。

  如今年届七十的母亲,一提起生产队,就一肚子火气。说是在生产队干了半辈子,没少给国家做贡献,可老了生活无保障,没有补贴,不享受医疗,只能靠子女来奉养,实在不公平!她说没有生产队,七十年代的人们,就得挨饿。我一听她发牢骚,就会拿“六大股”的事挤对她。她每回都撇着嘴辩驳,不过内容不同而已。她有时说:“要不叫我,你能吃上那么香的牛肉吗,体格能这么好吗,哼。”有时则说:“杀了头老牛,塔河镇就派人下来调查了,说明那年代的人不腐败!现在别说杀牛了,当官的把单位吃空了,也没人管!”每次说完,她都要念叨“六大股”的结局,谁谁病死了谁谁得了老年痴呆症不认人了,谁谁穷得现在还得卖菜换油盐,总之,晚景凄凉的多。

  而我最想知道的,是喂牲口的老哑巴的下落。还记得有回我与邻居的女孩溜进马棚,坐在干草堆上互捉头发里的虱子,我起了顽皮,将捉到的虱子往马槽里扔,被老哑巴发现了。他瞪着眼睛,举起猪八戒扛着的那种九齿钉耙,将我们赶出马棚。在他眼里,所有的牲畜都是圣洁的。

  有人说老哑巴去了山东,还活着;也有人说,他早就死了。我想老哑巴去了另一世,是回到故园了。因为那里,是一个无声的世界。

  冬:父亲的和尚梦

  我们家人忆起发生在父亲身上的有趣往事,往往是在冬天那些昼短夜长的日子里。

  父亲与冬天也确实有缘。他生于正月,死于腊月。也就是说,他是披着雪花来的,裹挟着朔风去的。他的命运,与寒流也就有着不解之缘。虽然说父亲性格明朗热烈,像团火焰。

  祖母去世后,祖父独自拉扯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子,艰难度日。父亲十多岁时,祖父将他送到哈尔滨读中学,指望着父亲将来出息了,将他们从帽儿山带出来。祖父的四弟,也就是我的四爷爷,那时在哈尔滨的兆麟公园看大门。父亲平时住校,周末回四爷爷家里。虽然父亲的生活费由祖父出,可有时候他入不敷出了,四爷爷就得添钱。四爷爷多子多女,生活拮据,常添也添不起。所以父亲读中学时,常因家长没能及时续上伙食费而断炊挨饿。父亲说这样的窘况总是发生在月底,他提着饭盒去食堂打饭,轮到他时,伙夫会用勺子敲打着盆沿儿,高叫着:“迟泽凤,停伙了!”他只能羞愧地离开队伍,提着空饭盒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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