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伍禾
从一位友人寄来的羊城晚报的副刊《花地》上，读到了在《诗人伍禾十五周年
祭》的标题下刊登着的绀弩前几年写的追念伍禾的三言诗，和贺苏、周敏新写的悼
诗。我的心感到沉重。真是岁月如流，伍禾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五年了。我早已应该
写下我的悼念，却一直拖延着没有动笔。这些年来，如果要写哀悼的文字，那是不
止两篇、三篇的。我都没有写。不是对于战友的忘情，而是我想逃避，不愿让自己
又一次沉入哀痛的心情中。但我也并不能得到心的安宁，每一念及他们，就感到愧
疚和不安。特别是对于伍禾，以我们的友谊，不应该默无一言，而且他是在那样悲
惨的情况下去世的，身后又是那样地寂寞。友人将关于伍禾的悼诗寄来，当是好意。
我却从中感到了无言的责备：“难道你不应该写点什么吗？”是的，我应该写一点
什么，虽然，只能是简短的……抗战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刚刚开始在报
纸的副刊上投稿的时候，已经知道伍禾的名字，他当时在武汉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
的诗人了。我没有机会结识他。抗战期间，他在桂林为一家文艺刊物编诗。我在重
庆。他写信来约稿，这样我们开始了通信。我们见面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在国
民党军队的湘桂大撤退中，他和妻子聂碧莲带着一个不足一岁的婴儿，在极其艰困、
危险的情况下，到了重庆（他在《抗战文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逃难途中的情
况），在一家从桂林迁来的出版社工作，名义上是经理。但那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就
只有他一个，除了编辑之外的一切事务：校对、跑印刷厂、发行……以至勤杂，他
都必需担当起来。我当时住在重庆郊区，每当进城时，就去看他。出版社在一个小
小的木板楼上，而那里也就是他的家了。在堆满书、纸型和杂物的空隙中，有一张
床和一张破旧的三斗桌。他热情地接待我，但难得安静地坐下来，往往是一面和我
谈天，一面处理着出版社的工作或是家务。他的工作繁重，做每一件事又都极其认
真，因而就异常忙碌。而生活是清苦的，他没有时间写稿，靠一点微薄的工资负担
一个家。有几个友人认为他得到的待遇不大公平而愤愤。我却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
怨言。他说：“一切为了事业……”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将他们出的书给我看，赞扬
着那些作品。我们交往密切起来是在武汉。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夏初，他脱离了那家出版社，回到了武汉。我不久也
回到了武汉。他主编一家报纸的副刊《长江》。我则从葛琴手中接编大刚报的副刊
《大江》。我们都住在武昌，经常见面，谈天、谈大局，也交换一些工作上的意见。
有时，两人一道过江到汉口发稿。
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进步的文艺运动已经被反动派扼制得
近乎窒息状态。在武汉，更是一片荒凉。而伍禾所在的那家报纸是国民党的省报。
他是在“虎穴”里工作，处境就更为险恶。
然而，在他所编的副刊上刊登的作品，大都是反映了现实生活、表达了人民的
情绪和愿望的。当然，他常常受到警告，友人们有时也劝他不要“赤膊上阵”。有
一次，他对我说：“是的，应该注意策略。但退让只能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否则，
编这个副刊还有什么意义呢？冒一点风险，也是必要的。现在做什么工作能不担当
一点风险呢？除非躺下来睡大觉。”他在一则编后记中写道：当千军万马奔腾在几
乎是一整个亚洲大陆的时候，当壮健的骑者在冒死犯难用生命创造历史的时候，我
们却伏在一个静如死水的斗室中，吮笔编写。
……
壮健的读者无需祝福，更何况“北风吹断马嘶声”。我的亲爱的友人，能发光
么？一点萤火，一支烛光，一把炬火，都好都好，请把这个瑰奇的时代照得通明！
他工作的那间小厢房，是名副其实的斗室，用他自己的话说：“像棺材那样狭
长，而且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斗室。他坐在纸窗前，埋头在破旧的条桌上，他的
心和“壮健的骑者”的心一同跳动。而且，他呼唤友人们做萤火，做烛光，做炬火，
来照明这个瑰奇的时代。——我们应该想到，他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在刀枪剑
戟丛中，这样来公开宣告自己的心情和希望的。
而同时，他也注意在文学创作上抵制那些不良的倾向。当时泛滥成灾的黄色文
化当然是为他所厌恶的，而他也不满意于那些主观公式主义的作品，那些顾影自怜
的感伤主义的作品，那些浅薄的乐观主义的空洞的叫喊……。而对于真正从生活中
来的，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真实的作品，虽然在技巧上比较差，他却乐于推荐给读者。
他坚持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
伍禾不止一次地对我谈到雪峰同志的一句话：做任何工作，即使看来是小小的
工作，都应该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精神，伍禾正是以这样的精神来做
副刊编辑工作的。他认真阅读来稿，发现了一篇较好的作品就异常高兴，他用毛笔
一丝不苟地和分散在各地的作者们写信。他联系了一些知名的作家，如聂绀弩、骆
宾基、邹荻帆等，而更多的是年轻的作者，如田野、苏汜、何钟辛、葛珍……。他
对他们进行了具体的帮助，为他们的成长付出了心血。在当时当地，《长江》受到
许多倾向进步、要求进步的读者的关注和爱护也正是必然的。伍禾正是从读者中，
从“声气相投”的作者中汲取了力量，从对自己工作意义的认识，从对人民、对时
代的责任感中汲取力量的。他在艰危的处境中，在清贫的生活中，勤劳地而且是乐
观地工作着。诚然，《长江》上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作，即使从当时整个斗争的
形势看，《长江》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是有限的。然而，它曾经团结了一批作者，
它曾经照亮了黑暗的一角，它曾经温暖和鼓舞了许多读者的心……武汉终于解放了，
全国终于解放了。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能够畅谈的机会不
多。偶尔见面，感到他心情健旺，身体也比过去好了。而且，在生活上也开始摆脱
了贫困。
没有想到，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们都被卷入了一阵突然而来的旋风中。我们
完全被隔绝了。两年后，我才知道原来和他在一起工作的郑思已离开了人间，那么，
伍禾的命运呢？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呢？我无从打听。
一九五七年的秋天，我们偶然相遇了，那是在一家医院的门诊部里。分手两年，
却恍如隔世。有多少话要倾吐，却只是简单地交换了一点彼此的情况。他告诉我，
他现在一家出版社当普通的编辑，即将下乡去劳动。那以后不久，我却偶然听说，
在乡下，他又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那时“反右”的高潮早已过去，他是“补划”
的。
我们再见面已经是一九六二年了。他已从乡下调回武汉，工作关系转到了省图
书馆。他原就有肺病，一九五五年受审查期间，房间当西晒，又不通风，他就只有
睡在泼过水的水泥地上，这样度过了酷暑，却因而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在乡下劳动，
使病加重了。现在不能上班，就在家里整理关于鲁迅的资料。他还是那样认真负责，
一丝不苟地工作着。
他的问题并未解决，所以来看他的朋友很少。我的处境当然不会比他好，只能
偶尔到他家去坐坐。虽然我们在态度上还是亲切的，但却又可以感到某种无形的距
离，我们不能也不愿深谈，只是一般地聊聊天，从中得到一点温暖。这也是“相濡
以沫”吧。他当时开始研究围棋。当我们相对无言时，他就要我和他对弈。我完全
是外行，而且对此道并无兴趣，但为了不让他扫兴，有时就陪他下一盘。同时我感
到了他内心的深深的寂寞……
后来，就是那动荡混乱的时期。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已病
得很严重了，不能出门走动。我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和一些见闻。他流露出对
现状的某种困惑和迷茫，后来激动起来了，说：“看来，我要戴着‘帽子’去见马
克思了。哈哈！……”我打断了他的话，提议来下一盘棋。他同意了。但一反常例，
下棋时心不在焉，一下子谈到解放前的某些遭遇，一下子谈到对某个友人的不满。
后来，他突然说：“你看需不需要我再为你写一点材料？那对你或者有点好处的……”
他的话使我感到意外，而且，老实说，我不相信材料可以决定或改变我的命运，因
为，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
所以我含含糊糊地答复了他，而且立即转变了话题。两三年后，我在“牛棚”
中，从一个审讯我的“小将”口中得知了他的死讯。又过了几年，我才从一位友人
那里得知他死的详情：他不但心脏病严重，而且由于受到各种摧残，死前已经精神
失常了……
在一九八○年，他的问题得到了平反。我参加了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哀乐声
中，在他的遗像前，过去交往的种种情景都浮上了心头。我从他的亲切的目光中感
到了他的欣慰：他曾经以他的生命的热发出他的光，就算那只是“一点萤火，一支
烛光”吧，但已融合在时代的光华中。此外何所求呢？我也从他亲切的目光中，感
到了他对我——一个老朋友的期望：为了珍惜幸存的生命，要让它更旺地燃烧……
１９８３年７月３１日８２５曾卓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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