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个行当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到了近代，出现了报纸和杂志，记者才能出现。
我没有读过《新闻学概论》一类的书籍，不知道怎样给“记者”下定义。
查一查词典，上面写的是“通讯社、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采访新闻和写通讯报道的专职人员”。我个人觉得，这样写未免有点太实了，我想把它抽象化一点，写得虚一点。我认为，记者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官员和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的作用是传递信息，增强人们间、特别是政府与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以便向着一个目标共同前进。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官员们制定对内、对外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一定都立即为人民所理解。这里就需要记者的中介，他们应该比一般老百姓站得高，看得远，他们要启迪群众，教育群众。这样一来，记者的重要作用就昭然若揭了。
在中国古代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笼罩下，最高统治者所施行的政策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只能“由之”，而不能“知之”。看来老百姓也没有“知”的愿望，他们只是“顺帝之则”，只要能活下去，就心满意足了。皇帝老爷子也设有充当花瓶的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们记的言和事，大概都是报喜不报忧，换句话说，就是只讲谎言，不讲实话。
否则脑袋就会不稳。我在上面说的“花瓶”，不是给老百姓看的，他们没有这个资格，意想中的观者上有天老爷、皇帝的老子，下有后世的子孙万代。
在普遍说谎的情况下，倘有一个说了点实话，他就会立即成为名人，先秦时代晋国的董狐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名垂青史，一直到现在，还常有人提到他。董狐当然不是记者，但在某一点上，他有与记者共同之处。
到了近代，中国也有了报纸，因而也有了记者。同社会上其他职业阶层一样，新闻记者也不会是一模一样的，而是五花八门的。如果拿说真话和说假话来作一个标准来区分记者的话，我觉得约略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敢说切中要害的真话的记者，这是极少数；第二类，真话假话都说的记者，真话假话都由于认识的水平而决定，真话也都是不痛不痒的，这是大多数；第三类，只说假话的记者，这也是极少数。第一类会冒极大的风险，甚至能丢掉性命。民国初期的邵飘萍和林白水是典型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反右时期，有几位知名的记者被划为右派，又是一些例证。第二类，特别是第三类，比较安全。然而他们对人民有什么用处呢？他们能教育人民、启迪人民吗？
我在上面说了很多真话和假话。作者在《自序》中也提到了他的老师乔冠华教导他不说假话。我觉得，在这里，必须对真话和假话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但仍然难免笼统的界定。顾名思义，真话或者实话就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反之就是假话，看起来十分简单明了。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实际情况的真相并不是容易求索的。只能根据自己求索的水平来讲话，这就算是真话了。这里面还有一个个人认识水平和觉悟水平的问题。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后期夸大风吹满神州大地的时候，有人说，一亩地可以产十万斤粮食。这当然不是实际情况，但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亩产量扶摇直上。报纸和记者也不甘落后，大肆报道。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我这个人不是什么天才，也绝不是傻瓜。我当时相信不疑。如果我是一个记者，根据我的理解水平，我会如实地报道。我自信说的是真话。但是，这种真话符合实际情况吗？可是在我主观想法上，它绝不是假话。这样一来，真话和假话拿什么标准来界定呢？
我在上面仅仅举了一个事例，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来。我只好请求读者举一隅而以三隅反了。
真话和假话的标准对一个记者来说是如此地重要，而真话和假话的区分有时又会如此地难，这就对记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记者们必须具有极高的睿智，极大的辨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明辨是非。他们还必须具有极大的勇气，只有这样才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具有了这两个条件，下笔必有新意，才能有所依附，一枚带情的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说真话和说假话，心里才会有了底儿。我们过去和现在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记者，未来所需要的仍然会是这样的记者。这样的记者是我们人民群众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是真正的记者。真正的记者有福了！
张颜兄裒其旧所为文为一集，名之曰《记者无悔》索序于我，我对于记者这一行当所知不多，这真给我出了难题，言之无物，却之不恭。谨搜索枯肠，写成了上面这一些话。这简直等于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文。尚望张颜兄有以教我。
200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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