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残简：1958(6)

　　自然不会是所有的工农群众都作如是之想，即便在已被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的遭际里，我们仍可发现有不少的普通工农群众，为蒙垢的知识垂叹，为蒙难的知识分子解忧，好似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里描写的那位女主人公“马缨花”一样，他们身上人性的美好，常常化为这阴暗的遭际里一泓澄明的春泉，几支飘逸的水仙，并或多或少地给了右派们在严酷中生存下去的勇气……

　　但不可置疑，这段话，的确概括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自１９５８年以来，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心理。

　　右派们也会染上幼稚病

　　在社会的大街上，知识成了过街老鼠，就是知识分子自己，也因为知识，而有了一种政治上深深的原罪感。

　　建国后多少次运动、斗争，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一回不是像在大河小溪里淘洗床单、麻袋一样，异常卖力地淘洗自己的世界观，可世界观大象无形，你说你已获“释迦牟尼”的真传，可在口含天宪的“佛门”眼里，你依然是个尘缘未断之人。

　　似乎是到了１９５８年，才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落到了“实处”--

　　“反右”斗争后不久，王贤才所在的医院，奉上级命令，连人带设备，全部搬到了呼和浩特市。在塞外一个寒风呜咽、疏星几点的夜晚，王贤才夹着一大包东西，左顾右盼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又似幽灵一样，闪进了医院旁的荒地里，看这诡秘的模样，颇有几分像电影里的特务，转去荒山野地里给龟缩在那个孤岛上的主子发报。然而，他夹着的并不是电台，而是他译完不久的《希氏内科学》，４０万字的稿子，沉甸甸的，重似几块砖头……

　　希氏是美国的一位着名医学教育家、内科专家希塞尔的简称，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他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观点，即由于现代科学不断向纵深发展，分支科学好似人的神经系统越来越细密，过去那些同时精通好几门学科、而且在各个学科上都能达到世界水平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在２０世纪已成了昨日黄花，百科全书式的着作，在今天，已经是个人无法企及的一项集体工程。

　　希塞尔凭着他在医学界的崇高威望，组织了一百多位学识卓越的内科专家，编着了世界上第一部内科教学书，于１９２７年出版。为了适应现代医学的最新成果，以后每隔３至５年又改版一次。这部在希氏谢世之后仍被称之为《希氏内科学》的巨着，它的权威性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公认。当时除去苏联之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将其视为内科教学的标准参考书。

　　王贤才是在山东医学院读书时知道这部书的，等了半年，总算在校图书馆借出来了，有同学特意称了一下，重达１１斤半。此后除了上课，他的身心几乎全淹没在这１１斤半里。

　　这真是一片大海啊，蓝晶晶的海水，折射进水里的一片片金箔似的阳光，悠悠的海草像古代的仕女们翩翩的水袖。身上印满各种规则的几何图案的鱼儿，或是在色彩绚丽的海螺间转着圈儿，仿佛春日的原野上一对对踏青的情侣们不忍离去；或是对着一棵巨大的乳白色珊瑚礁作沉思状，那鱼腮里鼓出的串串气泡，不知缭绕了多少神秘的思绪。

　　王贤才深深地沉醉于一种理论体系的美。如果一个理论体系，能够从容、细腻而又鲜明、深刻地阐述一种社会或自然的现象与规律，这个理论便一定会有着大海般丰富的色彩美、大海般流动的韵律美。

　　一个周末的夜晚，同寝室的同学有的去看电影了，有的去参加周末舞会，他一个人坐在窗前读《希氏内科学》。眼睛有些累了，他抬起头来，看着天上那轮光华如银如练的月亮，这月色好似接通了的电源开关，陡然，他年轻的生命里感觉到一股伟力的震撼--自己必须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自己也一定能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

　　这事情便摆在了他的面前：我国的医务人员，只有少数人能够直接阅读英文原着。能够直接阅读的，也不一定能借得到这部价值昂贵、进口数量有限的书。为了让更多的医务人员读到《希氏内科学》，他，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决心要独力翻译出这部国际医学界的经典着作……

　　他擦完了第一根火柴，风吹灭了，擦第二根火柴，风又吹灭了，冥冥之中，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扯他的心机。他团起一只巴掌，心机终于溅出了一点抖抖的火苗，火苗一旦碰上了前面几页稿纸，就像浓妆的妓女发现了猎物，张开了阔大的猩红色嘴巴，立马有了妖冶、放荡的笑影。

　　火焰里，他每天仅睡四五个小时、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心血，一寸一寸地化为焦枯；希塞尔，还有几十年来数百位医学专家在万千病体上凝结成的智慧，也在异常凄婉的一阵觫动之后，升腾为灰蝶，它们旋旋散散，徘徘徊徊，好似一片不肯离去的冤魂。

　　并没有人要王贤才这样做，是他自己决定要这样做。

　　他不会没有隐痛，如同溃烂过后新肉芽的生长必然伴随阵阵隐痛，他以为唯有这样，才能生长出新的世界观来，使自己早日摘掉帽子，重新做人。在黑暗如锅的荒原上，他身子雕塑般一动也不动，只是一双手麻木、机械地将一页页的稿纸投入火焰中，远远看去，那在寒风里无限高昂的蓬蓬火焰，将他勾勒成荒原上一株被雷电击过的枯木……

　　大约就在王贤才主动烧掉那部巨着译稿的同时，北京市一些文化单位的右派，在远郊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建造一座市委疗养院。为了让这里日后风景如诗如画，他们还担负着将周围的山上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三九隆冬，除去下放干部和女右派，大伙儿都住在打着地铺的棉帐篷里，外面冰棱垂挂，里面冷得似座冰窟，睡觉时也得全副披挂，戴上帽子，裹上围巾，有的脸上还蒙个口罩。早上起来，一夜呼出的气息，在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干的活儿，多是抬几百斤一筐的卵石去填充疗养院的地基，或者挑水去山上浇灌果树苗。空手走在斗折蛇行的山路上，跑一趟下来，这帮文化人也气喘吁吁。现在实打实地干一天下来，一个个踉踉跄跄，软软瘫瘫，浑身汗透，好像是一条打断了脊梁又抽去了筋的狗。可夜里，还只能带这身臭汗钻进冰冷的被窝，再没有气力去换衣抹身，也没有时间去换衣抹身，挑灯夜战，午夜收工，已是家常便饭……

　　在这大概让愚公见了也得叹为观止的艰苦环境里，尚未闻到花果飘香的右派们，心头却绽开了一嘟噜、一嘟噜的诗果。一个名叫张永经的青年人，创作了一首名为《一担石沟之歌》的歌词，它的第一段是--

　　一担石沟石头多

　　石头满沟满山坡

　　激流担石泉水好

　　石径入云飞战歌……

　　三十年后，当上了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张永经，监制出了让多少国人哭湿了一打打手帕的《渴望》和又让人们笑得前仰后合的《编辑部里的故事》，也许他正是在大山洼里开启了自己的创作才华。很快，有人将这歌词谱上曲子，它真成了右派们学习、劳动时一曲飘荡群山的战歌。

　　从维熙也心里痒痒，在一次包括王蒙在内的右派们自发组织的上山挑水竞赛中，迎着五六级的凛冽西北风，身上脱得只剩下背心和短裤的他，也有了一片浓郁的诗意，随滚滚的热汗滔滔而下--

　　狂风似虎啸

　　落叶满山飘

　　巨石冻裂嘴

　　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

　　并没有人要张永经、从维熙戴着“镣铐”唱歌，是他们自己要表达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

　　是否如被人卖了之后却还帮着别人算钱，或者是逼你出家当了和尚，你还兴致盎然地敲起木鱼？

　　左派会染上列宁所批评过的幼稚病，右派也会染上幼稚病。

　　破碎了的浪，尚未破碎的涌

　　从１９６０年隆冬开始，次年达到了高潮，一批又一批右派由寒山瘦水、荒野大漠里撤回了城市。他们不是先摘帽再回来的，而是先回来再陆续摘帽的，似乎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已经意识到摘帽工作的速度，将远远赶不上一场令举国日月失色、山河凝滞的大饥馑吞噬生命的速度，他们不想给一堆白骨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