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慧家体”、“定家用”、“光家体”、“灯家用”，以及《华严五教章》的“法界家实德”，“法性家实德”，此六例的“家”字，我至今还觉得都可用“的”字代替，都可以看作“的”字最早出现的形式。此说似较先生的说法为更简易罢？请先生再斟酌斟酌。
先生提到明末的文人有推重神会和尚者，我想请先生看看钱牧斋《杜诗笺》卷十五《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中
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
两句的长笺。牧斋读书多，故他曾读宗密的记录，指出“贞元十二年楷定禅门宗旨，敕立荷泽为七祖”的记载，又引刘禹锡《送宗密上人归草堂》诗云：“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他在此条笺注里，依据《宋高僧传》的《慧能传》及王维《能大师碑》等，明定神会，直入东都，面抗北祖，致普寂之门盈而复虚的大功。他也承认《宋僧传》说的“会自叙六祖宗脉，房琯作《六叶图序》，”他说：“而后震旦六祖之传始定。”这是他在300年前的结论，竟和我在300年后依据宗密及敦煌出土的新材料所得的结果差不多完全相同！钱氏说：
公【杜甫】与右丞【王维】房相【房官】皆归心于曹溪，不许北宗门人跻秀而祧能者也。故其诗曰，“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
故他此条笺注很大胆的指出“七祖”是荷泽神会，而不是如李华诸人所说的普寂。
这一条长笺是牧斋最得意的一条，故他作朱长孺《杜诗辑注》序，即举“天西采玉”及“七祖禅”两条为注杜诗最难之例。他自作《草堂诗笺》序，又举此二例。【皆见《有学集》卷十五】
牧斋的见解远非袁宗道弟兄所能及，但后来注杜诗的人，如仇兆鳌，完全不能懂“七祖禅”的“钱笺”的创见了。
“钱笺”于“双峰寺”一句下，曾引《宝林传》一条，此条应是《宝林传》第十卷中的文字，可见牧斋尚及见《宝林传》十卷【祖庭事苑卷一，“曹溪注：《宝林传》，唐仪凤中居人曹叔良施地六祖大师居之，地有双峰大溪，因曹侯之姓曰曹溪，天下参祖道者，枝分派别，皆其流裔】全本。金藏刻《宝林传》时，已缺卷二及卷十。绛云一火之后，我们只能盼望先生们努力“大索”一千多年前“请来”贵国的几部《宝林传》十卷全本的成功了。
匆匆敬问
起居
胡适敬上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说出来底，便好。说【得】出来崎岖的，便不好。【《语类》九，10】
写朱晦翁语两条，寄赠入矢义高先生
胡适
我所以不赞成先生的“家”字说，只是因为尊说有是“说出来崎岖”，不如“的”字说较为“平易”，较为自然。
之四
入矢先生：
几个月没有得着先生的信了，我盼望先生一切平安健好。
三月中，我因小病，在医院小住十多日，现已完全能工作了。
在入医院之前，我校写了伦敦的S．6551，写作《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我在引言里，特别向先生致谢意，并引了先生去年4月8日的来信的一段，及我答先生的4月22日信的一段。
此文后幅我附录了《荷泽和尚五更转》的各种敦煌本子，共有九本【北京、伦敦、巴黎三处】。其中最有趣的是先生去年5月6日信里指出的S．6103，原题《荷泽和尚五更转》的，我把S．2679与S．6103拼合照相，断定这两纸是同一个人写的一纸，笔迹完全相同，内容正相衔接。于是我们不但确定了《南宗定邪正五更转》是神会作的，并且确定了《荷泽和尚五更转》原来是两首。
今寄上照片一张，乞留作纪念。请先生看看S．6103与S．2679的笔迹相同到什么程度！【看1行“涅槃”与23行“涅槃”。看1行“一更初”与14行“一更初”。2行与15行的“空虚”。3行与16行的“二更催”。1行、14行、15行的“真如”，8行与21行的“四更阑”。……】
这篇文字已交与《史语所集刊》31本发表，将来定寄抽印本乞正。【印成约在明年了。】
大谷大学的朋友们去年为铃木大拙先生90岁大寿征文，今年我写了一文，题为《呼吁系统地调查多年散失在日本的唐代早期禅宗资料》，即是我在今年1月15【日】夜信上向先生说的意思，——促进“大索”的意思。
此文有一点关于《宝林传》，我想贵友柳田先生也许感觉兴趣。我指出赵城本《宝林传》八卷第41品有房琯撰的《三祖璨大师碑文》，文中有云：
……自迦叶至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至今号[大师]为三祖焉。
又铭辞有云
……迦叶至我兮，圣者十人。
貌殊心一兮，相续一心。
这几句话都可以证明此碑文是真的，确是神会请房琯作的。因为此碑文与铭文都根据神会最早提出的“西国以菩提达摩为第八代”的法统说。此说久已经过修改，久已被“西天二十八祖”的说法取而代之了，直到我的《神会和尚遗集》及《新校定的神会遗著两种》出世，人们才知道神会最早主张的“西国八代”说，有两个敦煌文件为证【巴黎的P．3485及P．2045】。《宝林传》里的法统说已完全是“二十八代”说；故第41品的题目是“第三十祖僧璨大师”章，却归示化品第四十一。《宝林传》的编造者完全不懂得房琯碑文里的法统是神会最早捏造的“西国以菩提达摩为第八代”的法统！故我们可以推知此碑文确是房官受神会之请而作的，决非《宝林传》的编造者所能伪作。
此碑及铭皆可作神会的“西国八代”说的旁证，甚可宝贵。此意请转告柳田先生，又可以助证“大索”之真不可缓了。
我的英文原稿，如先生要看看，当打一抄本寄上。原文已寄大谷大学的山口益先生了。
前承先生允为代觅《续藏经》一部，并承托朋友打听，承托京都的汇文堂书店主人帮忙，我十分感谢。但不知现时已有好消息否？上次我在1月15[日]夜信上说：《续藏经》我愿意出日金50万圆左右的价钱。如汇文堂能寻得此书，我愿意出日金60万圆。此事千万请先生促成。我7月初又须出国一次，故甚盼先生能给我一个回信。
我住在台北郊外的南港，故甚盼望有一部《续藏经》在身边。书价稍高亦可勉力，要在得此书也。
匆匆敬祝
起居百福
胡适敬上
之五
入矢先生：
谢谢先生4月26日的信，谢谢先生赠我的照片。
《续藏经》事，蒙先生留意，我特别感谢。
我为大谷大学写的英文论稿，正在复制几份副本，日内即可寄二份请教。
肯尼迪教授也是我的朋友，见面时请先生致意问好，问他何时来台北。
柳田先生的文字尚未寄来，我也很想拜读。至于“西国二十八祖”传说的演变，我曾发表过文章——如《神会传》的第三章之类，——大概我的看法是，“神会的西国八代说是造作最早的法统伪史”。“二十四代说，二十五代说，二十八代说，二十九代说，以至五十一代说，都是根据于同一错误：即是误认达摩多罗与菩提达摩为同一个人。”二十八代说的师子比丘以下各代有两种大不同的名单，忽滑谷快天早已指出了。我从前颇疑《景德传灯录》的二十八祖是契嵩追改的。但近年我细读《宝林传》，我才相信《传灯录》的二十八祖说完全是《宝林传》、《圣胄集》等等伪书里早已形成，早已决定的了。
所以，我很想看看贵友柳田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如何看法。
【以上是5月初写的。信没有写完，我的右手中指伤了筋，十多天不能写字，所以搁下了。乞恕。但在此时期，英文拙稿已有抄本了，今寄上一份，乞指正。胡适5月26日】
先生说了，断定《荷泽和尚五更转》是神会作的，此事还待“仔细的斟酌”。先生又说，“我不知神会时代的歌曲是否已发达到这样复杂的‘定格联章’形式。”
先生怀疑之点，我从前也曾怀疑过。我在1925年写《词的起源》，曾有结论，大致说：
长短句的词调起于中唐。……
白居易作《忆江南》的长短句，刘禹锡依此曲拍，作《春去也》词，题云：“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填词的先例。【参见胡适的《词选》附录的《词的起源》；此文又见于《胡适文存》第三集，上海版及台北版。】
我现在完全承认敦煌出来的《荷泽和尚五更转》两首【S.6103S．Z679】是神会作的，我的理由有这些：
【1】我在《史语所集刊》29本，页836—839，已指出，此中第二首【P．2045】的思想内容与《南阳和上坛语》的思想是“互助发明”的。我举了两例：一是第二更的“处山谷，住禅林，人空定，便凝心。一坐还同八万劫，只为担麻不重金。”此可以同《坛语》“须陀洹在定八万劫，……住在定中劫数满足，……发菩提心，同今日知识发菩提心不别”【《集刊》29，830】言语相比较：这是神会反对坐禅的革命思想。二例是第四更的“法身体性不劳看。看则住心便作意，作意还同妄相团”，试比勘《坛语》“以不见性，故言深远；若了见性，即无深远。”【《集刊》29，832】，可知这也是神会的一个特殊见解。【担麻不重金的故事见《长阿含经》卷七《蔽宿经》】故我从思想内容上承认第二首五更转是神会作的。
【2】第一首《五更转》【S．6103s．2679】的思想也很像神会的见解，例如第一更的“莫作意。……何劳端坐作功夫？”又如第三更的“莫作意，勿凝心。”
【3】敦煌的S．6103S．2679原题《荷泽和尚五更转》，这已是很【够】重要的证据了。更可注意的是先生的“其泽”字与“和”字之间，用朱笔旁写着“寺”字，可“五更”两字之右旁，朱笔写着“神会”两字，可算作一证。【先生原信。1959．5．6】先生试依朱笔添注的状态，重写此标题，就成了这个样子：
“荷泽寺 神会和尚五更转”
“寺”字与“神会”二字同是朱笔，所以须隔的如此之远者，只是“抬头”表示尊敬之意。如P．9045《坛语》的原题是这样的
“南阳 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真了性坛语”
这都是“抬头”表示敬意。这种“抬头”示敬的写法，其底本大概写在本人生存的时期，至少我们可以说其底本大概写在本人还在被人崇敬的时期。所以S．6103的墨笔标题最足以证明这两首《五更转》是神会的作品，似无可疑。
以上说明，敦煌出来的证件使我们不能不承认那位死在宝应元年【762】，年93岁的神会确曾做了两首《五更转》，每首五章，总共十章，曲拍完全相同。这就是说，盛唐时期已有依现成的曲拍“填词”的事实了。
神会最活动的时期是开元、天宝时代【713—755】，故我们可以说，开元、天宝时代确然已有依现成的曲拍作曲的风气了。
所以，我的新结沦是：
现在我们看敦煌出来的各种佛曲，特别看那流传最广的神会和尚的《五更转》，我们不但可以相信开元、天宝时代已有依照当时最流行的曲拍作佛曲的风气，我们并且可以相信那样填词作曲的风气可能比开元天宝还更早，可能是人们歌唱的普通作风，并不限于教坊的乐工，也不限于歌妓舞女，也不限于佛教的和尚尼姑。凡是好听的曲子，凡是许多人爱听爱唱的调子，总有人依照那曲调编造新曲，那就是“填词”了。【胡适《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史语所集刊》外编第四种，页28以下】。
我在此文里，也提到各种敦煌本《五更调》或《五更转》，如：
【1】五更调艳曲P．2647【刘复《缀琐》二七】
【2】维摩五更转S．2454
【3】《无相五更调》P．6077
【4】《太子五更转》P．2483【刘复三六】
【5】《叹五更》【罗振玉《零拾》五】
我也提到了许国霖抄的《五更调》【周字七十】与刘复抄的《南宗赞》【P．2763】，与伦敦的【S．5527】。这一首《五更调》，我也参校写定了。此曲题作“南宗赞”，但思想不近于神会，例如第一更有“行住坐卧常作意”即与神会的“无念”“莫作意”相反。我暂定此首是“后来的和尚套神会的《南宗定邪正五更转》做的佛曲”。
至于这些佛曲，我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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