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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史》 作者:胡适

第30章 古代哲学的终局(2)

  从纯粹儒家的名学一变遂成纯粹的法治主义。这是中国法理学史的一大进282步,又可见学术思想传授沿革的线索最不易寻,决非如刘歆、班固之流画分做六艺九流就可完事了的。

  三、许行、陈相、陈仲。当时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最为切要,故当时的学者没有一人不注意这些问题的。内中有一派,可用许行作代表。许行和孟子同时。《孟子?滕文公篇》说: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尘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屡,织席以为食。……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这是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汉书?艺文志》论“农家”,也说他们“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大概这一派的主张有三端:

  第一,人人自食其力,无有贵贱上下,人人都该劳动。故许行之徒自己织席子,打草鞋,种田;又主张使君主与百姓“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第二,他们主张一种互助的社会生活。他们虽以农业为主,但并不要废去他种营业。陈相说:“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因此,他们只要用自己劳动的出品与他人交易,如用米换衣服、锅、甑、农具之类。因为是大家共同互助的社会,故谁也不想赚谁的钱,都以互相辅助、互相供给为目的。因此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

  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价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五谷多寡同,则价相若。

  屦大小同,则价相若。 283

  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价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五谷多寡同,则价相若。

  屦大小同,则价相若。

  因为这是互助的社会,故商业的目的不在赚利益,乃在供社会的需要。孟子不懂这个道理,故所驳全无精采。如陈相明说“屦大小同,则价相若”,这是说屦的大小若相同,则价也相同;并不是说大屦与小屦同价。孟子却说:“巨屦小屦同价,人岂为之哉”;这竟是“无的放矢”的驳论了。第三,因为他们主张互助的社会,故他们主张不用政府。《汉书》所说“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孟子》所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都是主张社会以互助为治,不用政府。若有政府,便有仓廪府库,便是“厉民而以自养”,失了“互助”的原意了(这种主义,与近人托尔斯太(Tolstoy)所主张最近)。

  以上三端,可称为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只可惜许行、陈相都无书籍传下来,遂使这一学派湮没至今。《汉书?艺文志》记“农家”有《神农》20篇,《野老》17篇,及他书若干种,序曰: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长也。

  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却不知序中所称“鄙者”,正是这一派的正宗。这又可见《艺文志》分别九流的荒谬了(参看江瑔《读子卮言》第十六章《论农家》)。

  陈仲子(也称田仲。田陈古同音),也是孟子同时的人。据《孟子》所说:

  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种。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284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避兄离母,处于于陵。

  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仲子所居之室,所食之粟,彼身织屦,妻辟纟卢以易之。

  陈仲这种行为,与许行之徒主张自食其力的,毫无分别。《韩非子》也称田仲“不恃仰人而食”。可与《孟子》所说互相证明。《荀子?非十二子篇》

  说陈仲一般人“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这一种人是提倡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故有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为。《战国策》记赵威后问齐王的使者道:

  于陵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这可见陈仲虽不曾明白主张无政府,其实也是一个无政府的人了。

  四、驺衍。驺衍,齐人。《史记》说他到梁时,梁惠王郊迎;到赵时,平原君“侧行撇席”;到燕时,燕昭王“拥彗先驱”。这几句话很不可靠。平原君死于西历前251年,梁惠王死于前319年(此据《纪年》,若据《史记》,则在前335年),梁惠王死时,平原君还没有生呢。《平原君传》说驺衍过赵在信陵君破秦存赵之后(前257年),那时梁惠王已死62年了(若依《史记》,则那时惠王已死了78年),燕昭王已死22年了。《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也有驺衍过赵见平原君及公孙龙一段,那一段似乎不是假造的。依此看来,驺衍大概与公孙龙同时,在本章所说诸人中,要算最后的了(《史记》亦说衍后孟子)。《汉书?艺文志》有《驺子》49篇,又《驺子终始》56篇,如今都不传285了。只有《史记?孟荀列传》插入一段,颇有副料的价值。《史记》说: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这是驺衍的方法。这方法其实只是一种“类推”法。再看这方法的应用:

  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次并世盛衰,因载其 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知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驺衍这个方法,全是由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用这方法稍不小心便有大害。

  驺衍用到历史地理两种科学,更不合宜了。历史全靠事实,地理全靠实际观察调查,驺衍却用“推而远之”的方法,以为“想来大概如此”,岂非大错?《史记》又说:

  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这是阴阳家的学说。大概当时的历史进化的观念已很通行(看第九篇第一二章及本篇下章论韩非)。但当时的科学根据还不充足,故把历史的进化看作了一种终始循环的变迁。驺衍派又附会五行之说,以为五行相生相胜,演出“五德转移”的学说。《墨辩?经下》说:

  五行无常胜,说在宜。《说》曰:五合水土火,火离然(五当作互)。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道藏本、吴抄本作术),木离术。286

  此条有脱误,不可全懂。但看那可懂的几句,可知这一条是攻击当时的“五行相胜”说的。五行之说大概起于儒家,《荀子?非十二子篇》说子思“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可以为证。驺衍用历史附会五德,于是阴阳五行之说遂成重要学说。到了汉朝这一派更盛。从此儒家遂成“道士的儒学”了。

  驺衍的地理学虽是荒诞,却有很大胆的思想。《史记》说他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

  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这种地理,虽是悬空理想,但很可表示当时理想的大胆,比那些人认中国为“天下”的,可算得高十百倍了!

  《史记?平原君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有驺衍论《辩》一节,似乎不是汉人假造的。今引如下:

  驺子曰:……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不能无害君子。

  这全是儒家的口吻,与荀子论“辩”的话相同(看上篇第三章)。287所谓法家

  一、论“法家”之名。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读了上章的人当知道慎到属于老子、杨朱、庄子一系;尹文的人生哲学近于墨家,他的名学纯粹是儒家。又当知道孔于的正名论,老子的天道论,墨家的法的观念,都是中国法理学的基本观念。故我以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家”。中国法理学当西历前三世纪时,最为发达,故有许多人附会占代有名的政治家如管仲、商鞅、申不害之流,造出许多讲法治的书。后人没有历史眼光,遂把一切讲法治的书统称为“法家”,其实是错的。但法家之名,沿用已久了,故现在也用此名。但本章所讲,注重中国古代法理学说,并不限于《双书?艺文志》所谓“法家”。

  二、所谓“法家”的人物及其书。

  (一)管仲与《管子》? ?管仲在老子、孔子之前。他的书大概是前三世纪的人假造的,其后又被人加入许多不相干的材料(说详第一篇)。但此书有许多议论可作前三世纪史料的参考。

  (二)申不害与《申子》? ?申不害曾作韩昭侯的国相。昭侯在位当西历前358至333年。大概申不害在当时是一个大政治家。(《韩非子》屡称申子。《荀子?解蔽篇》也说:“申子蔽于势而不知智。由势谓之,道尽便矣。”)《韩非子?定法篇》说:“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又说:“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顾千里校疑当作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依此看来,申不害虽是一个有手段(所谓术也)的政治家,却不是主张法治主义的288人。今申子书已不传了。诸书所引佚文,有“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置法而不变”等语,似乎不是申不害的原著。

  (三)商鞅与《商君书》? ?卫人公孙鞅于西历前361年入秦,见孝公,劝他变法。孝公用他的话,定变法之令,“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史记》云:“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轩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与此互相印证)。赏厚而信,刑重而必。\"(《韩非子?定法篇》)公孙鞅的政策只是用赏罚来提倡实业,提倡武力(《史记》所谓“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是也)。这种政策功效极大,秦国渐渐富强,立下后来吞并六国的基础。公孙鞅后封列侯,号商君,但他变法时结怨甚多,故孝公一死,商君遂遭车裂之刑而死(西历前338年)。商君是一个大政治家,主张用严刑重赏来治国。故他立法:

  “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韩非子?定法篇》)又“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删。”(新序)这不过是注重刑赏的政策,与法理学没有关系。今世所传《商君书》24篇(《汉书》作二十九篇),乃是商君死后的人所假造的书,如《徕民》篇说:“自魏襄以来,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魏襄王死在西历前296年,商君已死四十二年,如何能知他的谥法呢?《徕民》

  篇又称“长平之胜”,此事在前260年,商君已死七十八年了。书中又屡称秦王。秦称王在商君死后十余年。此皆可证《商君书》是假书。商君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投有法理学的书。以上三种都是很书,况且这三个人都不配称为“法家”。这一流的人物——管仲、子产、申不害、商君——都是实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学家,故不该称为“法家”。但申不害与商君同时,皆当前四世纪的中叶。他们的政策,都很有成效,故发生一种思想上的影响。

  有了他们那种用刑罚的政治,方才有学理的“法家”。正如先有农业,方才有农学;先有文法,方才有文法学;先有种种美术品,方才有美学。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且说那些学理的“法家”和他们的书:289(四)慎到与《慎子》?。见上章。

  (五)尹文与《尹文子》。见上章(《汉书?艺文志》尹文在“名家”是错的)。

  (六)尸佼与《尸子》。尸佼,楚人(据《史记?孟荀列传》及《集解》

  引刘向《别录》。班固以佼为鲁人,鲁灭于楚,鲁亦楚也。或作晋人,非)。古说相传,尸佼曾为商君之客;商君死,尸佼逃入蜀(《汉书?艺文志》)。《尸子》书二十卷,向来列在“杂家”。今原书已亡,但有从各书里辑成的《尸子》两种(一为孙星衍的,一为汪继培的。汪辑最好)。据这些引语看来,尸佼是一个儒家的后辈,但他也有许多法理的学说,故我把他排在这里。即使这些话不真是尸佼的,也可以代表当时的一派法理学者。

  (七)韩非与《韩非子》。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李斯同受学于荀卿。当时韩国削弱,韩非发愤著书,攻击当时政府“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因主张极端的“功用”主义,要国家变法,重刑罚,去无用的蠹虫,韩王不能用。后来秦始皇见韩非的书,想收用他,遂急攻韩。韩王使韩非入秦说存韩的利益(按《史记》所说。李斯劝秦王急攻韩欲得韩非,似乎不可信。李斯既举荐韩非,何以后来又害杀他。大概韩王遣韩非入秦说秦王存韩,是事实。但秦攻韩未必是李斯的主意)。秦王不能用,后因李斯、姚贾的谗言,遂收韩非下狱。李斯使入送药与韩非,叫他自杀。韩非遂死狱中,时为西历前233年。

  《汉书?艺文志》载《韩非子》五十五篇。今本也有55篇。但其中很多不可靠的。如《初见秦》篇乃是张仪说秦王的话,所以劝秦王攻韩。韩非是韩国的王族,岂有如此不爱国的道理?况且第二篇是存韩。既劝秦王攻韩,又劝他存韩,是决无之事。第六篇《有度》,说荆、齐、燕、魏四国之亡。韩非290死时,六国都不曾亡。齐亡最后,那时韩非已死十二年了。可见《韩非子》

  决非原本,其中定多后人加入的东西。依我看来,《韩非子》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其余都是加入的。那可靠的诸篇如下:

  《显学》??《五蠢》??《定法》??《难势》

  《诡使》??《六反》??《问辩》

  此外如《孤愤》、《说难》、《说林》、《内外储》,虽是司马迁所举的篇名,但是司马迁的话是不很靠得住的(如所举《庄子?渔父》、《盗跖》诸篇,皆为伪作无疑)。我们所定这几篇,大都以学说内容为根据。大概《解老》、《喻老》诸篇,另是一人所作。《主道》、《扬榷》(今作扬权,此从顾千里校)诸篇,又另是一派“法家”所作。《外储?说左上》似乎还有一部分可取。其余的更不可深信了。

  三、法。按《说文》:“ ,也。平之如水,从水; ,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廌,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象形)。

  法,今文省。佱,古文。”据我个人的意见看来,大概古时有两个法字。一个作“亼”,从亼从正,是模范之法。一个作“廌”,《说文》云:“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是刑罚之法。这两个意义都很古,比较看来,似乎模范的“佱”更古。《尚书?吕刑》说:“苗民弗用灵,制以 ,惟作五虐之 ,曰法。”如此说可信,是罚刑的“小廌”字乃是后来才从苗民输入中国本部的。廌字从廌从去,用廌兽断狱,大似初民状态,或本是苗民的风俗,也未可知。大概古人用法字起初多含模范之义。《易?蒙》初六云:“发蒙利用 人,用说。(句)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 人,以正法也。”此明说“用 人”即是“用正法”。“”是 范,“法”是模范,“以”即是用。古人把“用说桎梏以往”六字连读,把言说的说解作脱字,便错了。又《系辞传》:“见乃谓之象,形乃谓291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法字正作模范解。(孔颖达《正义》:“垂为模范,故云谓之法。”)又如《墨子?法仪篇》云: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四者为法。

  这是标准模范的“法”(参看《天志》上、中、下,及《管子?七法篇》)。到了墨家的后辈,“法”字的意义讲得更明白了。《墨辩?经上》说:

  法,所若而然也(看第八篇第二章论“法”的观念)。佴,所然也。《经说》曰:佴所然也者,民若法也。

  佴字,《尔雅?释言》云:“贰也。”郭注:“佴次为副贰。”《周礼》: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郑注:“贰,副也。”我们叫钞本做“副本”,即是此意。譬如摹拓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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