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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北大哲学课壹》 作者:胡适

第8章 孔子的哲学智慧(1)

  简识孔子

  孔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周灵王21年(公元前551年),死于周敬王41年(公元前479年)。他一生的行事,大概中国人也都知道,就不必一一的叙述了。他曾见过老子。大概此事在孔子三十四岁之后(说详上章)。

  孔子本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他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又做过司寇。鲁定公十年,孔子以司寇的资格,做定公的傧相,和齐侯会于夹谷,很替鲁国争得些面子。

  后来因为他的政策不行,所以把官丢了。去周游列国。他在国外游了十三年,也不曾遇有行道的机会。到了六十八岁回到鲁国,专做著述的事业。把古代的官书,删成《尚书》;把古今的诗歌,删存三百多篇;还订定了礼书、乐书。

  孔子晚年最喜欢《周易》,那时的《周易》不过是六十四条卦辞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孔子把他的心得,做成了六十四条卦象传,三百八十四条爻象传,六十四条彖辞。后人又把他的杂说纂辑成书,便是《系辞传》《文言》。这两种之中,已有许多话是后人胡乱加入的。如《文言》中论四德的一段。此外还有《杂卦》《序卦》《说卦》,更靠不住了。

  除了删《诗》《书》,定《礼》《乐》之外,孔子还作了一部《春秋》。孔子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的。所以《诗》《书》《礼》《乐》都是他删定的,不是自己著作的。就是《易经》的诸传,也是根据原有的《周易》作的,就是《春秋》也是根据鲁国的史记作的。此外还有许多书,名为是孔子作的,其实都是后人依托的,例如一部《孝经》,称孔子为“仲尼”,称曾参为“曾子”,又夹许多“诗云”、“子曰”,可见绝不是孔子做的。《孝经?钩命诀》说的“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话,也是汉人假造的诳语,决绝不可信。

  一部《论语》虽不是孔子做的,却极可靠,极有用。这书大概是孔门弟子的弟子们所记孔子及孔门诸子的谈话议论。研究孔子学说的人,须用这书和《易传》《春秋》两书参考互证,此外便不可全信了。

  孔子本有志于政治改良,所以他说: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又说: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后来他见时势不合,没有政治改良的机会。所以专心教育,要想从教育上入手。他深信教育功效最大,所以说“有教无类”,又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史记》说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这话虽不知真假,但是他教学几十年,周游几十国,他的弟子必定不少。孔子的性情德行,是不用细述的了。我且引他自己说自己的话: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话虽不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人的口气,却可以想见孔子的为人。他又说他自己道: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这是何等精神!《论语》说: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知其不可而为之”七个字写出一个孳孳恳恳终身不倦的志士。

  孔子的时代

  孟子说孔子的时代,是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这个时代,既叫做邪说暴行的时代,且看是些什么样的邪说暴行。

  第一,“暴行”就是孟子所说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了。《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共有弑君三十六次,其中有许多是子弑父的,如楚太子商臣之类。此外还有贵族世卿专权窃国,如齐之田氏,晋之六卿,鲁之三家。还有种种丑行,如鲁之文姜,陈之夏姬,卫之南子、弥子瑕,怪不得那时的隐君子要说: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

  第二,“邪说”一层,孟子却不曾细述。我如今且把那时代的“邪说”略举几条。

  一、老子老子的学说,在当时真可以算得“大逆不道”的“邪说”了。你看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又说“圣人不仁”,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又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去知,民利百倍”。这都是最激烈的破坏派的理想(详见上篇)。

  二、少正卯孔子作司寇,七日便杀了一个“乱政大夫少正卯”。有人问他为什么把少正卯杀了。孔子数了他的三大罪:

  1.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

  2.其谈话足以饰袤荧众。

  3.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这三件罪名,译成今文,便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三、邓析孔子同时期思想界的革命家,除了老子,便该算邓析。邓析是郑国人,和子产、孔子同时。《左传》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那时子产已死了二十一年(子产死于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吕氏春秋》和《列子》都说邓析是子产杀的,这话恐怕不确切。第一因为子产是极不愿意压制言论自由的。《左传》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可见子产决不是杀邓析的人。第二子产铸刑书,在公元前536年。驷颛用竹刑,在公元前501年。两件事相差三十余年。可见子产铸的是“金刑”,驷颛用的是“竹刑”,决不是一件事(金刑还是极笨的刑鼎,竹刑是可以传写流通的刑书)。

  邓析的书都散失了。如今所传《邓析子》,乃是后人假造的。我看一部《邓析子》,只有开头几句或是邓析的话。那几句是:

  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这话和老子“天地不仁”的话相同,也含有激烈的政治思想。

  《列子》书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吕氏春秋》说:

  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

  又说: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这就是出报纸的起点)。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县书是把议论挂在一处叫人观看,致书是送上门去看,倚书是混在他物里夹带去看)。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亦无穷矣。

  又说:

  洧有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这种人物简直同希腊古代的“哲人”一般。希腊的“哲人”所说的都像老子那样激烈,所行也往往有少正卯、邓析那种遭忌的行为。希腊的守旧派,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之流,对于那些“哲人”,非常痛恨。中国古代的守旧派,如孔子之流,对于这种“邪说”自然也非常痛恨。所以孔子做司寇便杀少正卯。孔子说:

  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又说:

  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他又说: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在懂得孔子的学说之前,必须先懂得孔子的时代,是一个“邪说横行,处士横议”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情形既是如此“无道”,自然总有许多“有心人”对于这种时势生出种种的反应。如今看来,那时代的反应大约有三种:

  第一,极端的破坏派。老子的学说,便是这一派,邓析的反政府行为,也属于这一派。

  第二,极端的厌世派。还有些人看见时势那样腐败,便灰心绝望,隐世埋名,宁愿过极下等的生活,也不肯干预世事。这一派人,在孔子的时代,也不在少数。所以孔子说:

  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作者七人矣。那《论语》上所记“晨门”“荷蒉”“丈人”“长沮桀溺”都是这一派。接舆说: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桀溺对子路说: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第三,积极的救世派。孔子对于以上两派,都不赞成。他对于那几个辟世的隐者,虽可以原谅他们的志趣,但终不赞成他们的行为。所以他批评伯夷、叔齐……柳下惠、少连等人的行为,道: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又他听了长沮、桀溺的话,便觉得大失所望,因说道: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正为“天下无道”,所以他才去栖栖皇皇的奔走,要想把无道变成有道。懂得这一层,方才可能懂得孔子的学说。

  《易经》里的孔圣哲学

  孔子生在这个“邪说暴行”的时代,要想变无道为有道,却从何处下手呢?他说: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易》曰:

  “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易?文言》)。

  社会国家的变化,都不是“一朝一夕之故”,都是渐渐发生的。如今要改良社会国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夫所能办到的,必须从根本上下手。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之中。我且先讲《易经》的哲学。

  《易经》这一部书,古今多少学者做了几屋子的书,也还讲不明白。我讲《易经》和前人不同。我以为从前一切河图、洛书、识纬术数、先天太极,……种种议论,都是谬论。如今若要懂得《易经》的真意,须先把这些谬论扫除干净。

  我认为《易经》,只有三个基本观念:易,象,辞。

  一、易

  易便是变易的易。天地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的。孔子有一天在一条小河上,看那滚滚不绝的河水,不觉叹了一口气说道: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逝者”便是“过去种种。”(程子说:“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无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朱子说:“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此两说大体都不错。)天地万物,都像这滔滔河水,才到了现在,便早又成了过去,这便是“易”字的意义。

  一部《易》讲“易”的状态,以为天地万物的变化,都起于一个动字。为什么会有“动”呢?这都因为天地之间,本有两种原力:一种是刚性的,叫做“阳”;一种是柔性的,叫做“阴”。这刚柔两种原力,互相冲突,互相推挤,于是生出种种运动,种种变化。所以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孔子大概受了老子的影响,故他说万物变化完全是自然的唯物的,不是唯神的(孔子受老子的影响,最明显的证据,如《论语》极推崇“无为而治”又如“或曰,以德报怨”亦是老子的学说)。

  在《易经》里,阳与阴两种原力,用“”“”两种符号代表。

  《易?系辞传》说: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这是代表万物由极简易的变为极繁杂的公式。此处所说“太极”并不是宋儒说的“太极图”。《说文》说:“极,栋也。”极便是屋顶上的横梁,在《易经》上便是一画的“”,“仪,匹也。”两仪便是那一对“”“”。四象便是“”。由八卦变为六十四卦,便可代表种种的“天下之至赜”和“天下之至动”,却又都从一条小小的横画上生出来。这便是“变化由简而繁”的明例了。

  《易经》常把乾坤(“”“”)代表“易”“简”。有了极易极简的,才有极繁赜的。所以说:“乾坤其易之门耶。”又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万物变化,既然都从极简易的原起渐渐变出来,若能知道那简易的原因,便可以推知后来那些复杂的后果,所以《易?系辞传》说:

  德行恒易以知险,……德行恒简以知阻。

  因为如此,所以能“彰往而察来”,所以能“温故而知新”。《论语》上子张问十世以后的事可能前知吗?孔子说,不但十世,百世亦可推知。这都因为孔子深信万物变化都是由简而繁,成一条前后不断的直线,所以能由前段推知后段,由前因推到后果。

  这便是《易经》的第一个基本观念。

  二、象

  《系辞传》说:“易也者象也。”这五个字是一部《易》的关键。这是说一切变迁进化都只是一个“象”的作用。要知此话怎讲,须先问这象字做何解。《系辞传》说:“象也者,像也”(像字是后人所改。古无像字。孟京、虞董姚皆作象,可证)。《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解老篇》)我认为《韩非子》这种说法似乎太牵强了。象字古代大概用“相”字。《说文》:“相,省视也。从目从木。”目视物,得物的形象,故相训省视。从此引申,遂把所省视的“对象”也叫做“相”(如《诗或朴》“金玉其相”之相)。后来相人术的相字,还是此义。

  相字既成专门名词,故普通的形相,遂借用同音的“象”字(如僖十五年《左传》:“物生而后有象”)。引申为象效之意。凡象效之事,与所仿效的原本,都叫做“象”。这一个弯可转得深了。本来是“物生而后有象”,象是仿本,物是原本。

  到了后来把所仿效的原本叫做象,如画工画虎,所用作模型的虎也是“象”(亦称法象),便是把原本叫做“象”了。例如《老子》说: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有人根据王弼注,以为原本当是“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句在先,“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二句应在后。这是“物生而后有象”的说法。却不知道老子偏要说“象生而后有物”。他前文曾说“无物之象”可以作证。老子的意思大概以为先有一种“无物之象”,后来从这些法象上渐渐生了万物来。故先说“其中有象”,后说“其中有物”。但这个学说,老子的书里不曾有详细的发挥。孔子接着这个意思,也主张“象生而后有物”。象是原本的模型,物是仿效这个模型而成的。

  《系辞传》说: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这和老子先说“有象”,后说“有物”,同一意思。“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正是说易(变化)的道理只是一个象效的作用。先有一种法象,然后有仿效这法象而成的物类。

  以上说《易经》的象字是法象之意(法象即是模范)。孔子认为人类历史上种种物质文明都起源于象,都开始于仿效种种法象。这些法象,大约可分两种:

  一种是天然界的种种“现象”(如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一种是物象所引起的“意象”,又名“观念”。《系辞传》说:

  古者疱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盖取诸涣。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盖取诸随。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文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

  这一大段说的有两种象:第一是先有天然界的种种“现象”,然后有疱牺氏观察这些“现象”,起了种种“意象”,都用卦来表出。这些符号,每个或代表一种“现象”,或代表一种“意象”。例如是火,是水,是两种物象。是未济(失败),是既济(成功),是两种意象。

  后来的圣人从这物象意象上,又生出别的新意象来,例如(涣)代表一个“风行水上”(或水“木在水上”)的意象。后人从这意象上忽然想到一个“船”的意象,因此便造出船来。所以说:

  刳木为舟,剡木为辑,……盖取诸涣。

  又如(小过)代表一个“上动下静”的意象。后人见了这个观念,忽然想到一种上动下静的物事的意象,因此便造出杵臼来。所以说:

  断木为杵,凿地为臼,……盖取诸小过。

  又如(大过)代表一个“泽灭木”的意象。后人见了这个意象,忽然发生两个意象:一是怕大小浸没了他的父母的葬地,若不封不树,便认不出来了;一是怕大水把那柴裹的死尸要浸烂了。因此便生出“棺椁”的意象来,造作棺椁,以免“泽灭木”的危险。所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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