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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北大哲学课壹》 作者:胡适

第26章 荀子的哲学智慧(1)

  简识荀子

  一、荀子略传

  荀子名况,字卿,赵人。曾游学于齐国,后来又游秦(《强国篇》应侯问入秦何见。按应侯作相当赵孝成王初年),又游赵(《议兵篇》孙卿议兵于赵孝成王前。〈赵孝成王应当在公元前265至245年〉),末后到楚。那时春申君当国,使荀卿作兰陵令(此事据《史记?年表》在楚考烈王八年[前二五五])。春申君死后(前238),荀卿遂在兰陵住下,后来遂死在兰陵。

  荀卿生卒的年代,最难确定。请看王先谦《荀子集解》所录诸家的争论,便可见了。最可笑的是刘向的《孙卿书序》。刘向说荀卿曾与孙膑议兵。孙膑破魏在前341年。到春申君死时,荀卿至少是一百三四十岁了。又刘向与诸家都说荀卿当过齐襄王的老师。襄王即位在前283年,距春申君死时,还有四十五年。

  荀卿死在春申君之后,大约在前230年左右。即使他活了八十岁,也不能在齐襄王时便“为老师”了。我看这种种错误纷争,都由于《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如今且把这一段《史记》抄在下面: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一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这段文字有两个易于误人之处:

  1.荀卿“来游学于齐”以下,忽然夹入驺衍、驺奭、淳于髡三个人的事实,以致刘向误会了,以为荀卿五十岁游齐,正在稷下诸先生正盛之时(刘向序上称“方齐宣王威王之时”,下称“是时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

  不知这一段不相干的事实,乃是上文论“齐有三驺子”一切的错简。本文当作“驺衍田骈之属,……”那些荒谬的古文字,不知这一篇《孟子荀卿列传》是许多后人添插的材料(如末段记墨子·翟的二十四字文理不通,或是后人加入的),却极力夸许这篇文字,文字变化不测,突兀神奇还把它选来当古文读,说这是太史公的笔法,岂不可笑!

  2.本文的“齐襄王时”四个字,当连上文,读“驺衍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那些荒谬的人,不通文法,把这四字连下文,读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不知这四字在文法上是一个“状时的读”;状时的读,与所状的本句,决不可用“而”字隔开,陋开便不通了。

  古人也知这一段可疑,于是把“年五十”改为“年十五”(谢堵校,依《风俗通》改如此)。不知本文说的“年五十始来游学”。这个“始”字含有来迟了的意思。若是“年十五”,决不必用“始”字了。

  所以依我看来,荀卿游齐,大概在齐襄王之后,所以说他“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这文理很明显,并且与荀卿一生事迹都相合。如今且作一年表如下:

  公元前(265至260)荀卿年五十游齐。同(260至255)入秦,见秦昭王及应侯。同(260至250)游赵,见孝成王。同(250至238)游楚,为兰陵令。

  公元前(230左右)死于兰陵。至于盐铁论所说,荀卿至李斯作丞相才死,那更不值得驳了(李斯作丞相在前213年。当齐襄王死后五十二年了)。我这一段考据,似乎太繁琐了。我的本意只因为古人对于这个问题,不大讲究,所以不嫌说得详细些(参观第六篇第一章),要望学者读古书总需存个怀疑的念头,不要作古人的奴隶。

  二、《荀子》

  《汉书·艺文志》:《孙卿子》三十二篇,又有赋十篇。今年《荀子》三十二篇,连赋五篇、诗两篇在内。大概今本乃系后人杂凑成的。其中有许多篇,如《大略》《宥坐》《子道》《法行》等,全是东拉西扯拿来凑数的。还有许多篇的分段全无道理:如《非相》篇的后两章,全与“非相”无关;又如《天论》篇的末段,也和《天论》无关。又有许多篇,如今都在大戴小戴的书中(如《礼论》《乐论》《劝学》诸篇),或在《韩诗外传》之中,究竟不知是谁抄谁。大概《天论》《解蔽》《正名》《性恶》四篇全是荀卿的精华所在。其余的二十余篇,即使真不是他的,也无关紧要了。

  三、荀子与诸子的关系

  研究荀子学说的人,需要注意荀子和同时的各家学说都有关系。他的书中,有许多批评各家的话,都很有价值。如《天论》篇说:

  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同伸)。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宋子即宋钘。他说:“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为欲多。”荀卿似是说他只有见于少数人的情性,却不知多数人的情性。杨倞注似有误解之处)。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

  又如《解蔽》篇说: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杨云:俗当为欲)谓之,道尽嗛矣(杨云:嗛与慊同,快也)。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又《非十二子》篇论它嚣、魏牟“纵情性,安恣睢,禽兽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陈仲、史鳅“忍情性,綦谿利忮,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墨子·翟、宋钘“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慎到、田骈“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下修”王念孙校当作“不循”似是),……不足以经国定分”。

  惠施、邓析“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王校惠当作急);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远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韩诗外传》无子思孟子二人)。

  此外尚有《富国》篇和《乐论》篇驳墨子·的节用论和非乐论;又有《正论》篇驳宋子的学说;又有《性恶》篇驳孟子的性善论;又《正名》篇中驳“杀盗非杀人也”诸说。

  这可见荀子学问很广博,曾研究同时代诸家的学说。因为他这样博学,所以他的学说能在儒家中别开生面,独创一种很激烈的学派。

  荀子论天与性

  一、论天

  荀子批评庄子的哲学道:“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这两句话不但是对庄子哲学的正确评判,并且是荀子自己哲学的关键。庄子把天道看得太重了,所以生出种种的安命主义和守旧主义。荀子对于这种学说,遂发生一种激烈的反响。他说:

  惟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

  又说:

  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天论》)这是儒家本来的人事主义和孔子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同一精神。即如“道”字,老子、庄子都解释为那无往不在、无时不存的天道;荀子却说: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儒效》。此依宋本)

  又说: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君道》)所以荀子的哲学全无庄子一派的神秘气味。他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从王念孙校),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署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

  ……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为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天论》)荀子在儒家中最为突出,正因为他能用老子一般人的“无意志的天”,来改正儒家墨子·家的“赏善罚恶”有意志的天;同时却又能免去老子、庄子天道观念的安命守旧的种种恶果。

  荀子的“天论”,不但要人不与天争职,不但要人能与天地参,还要人征服天行以为人用。他说: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裁之?(王念孙云:依韵,制之当作裁之。适案依杨注,疑当作“制裁之”涉下误脱耳)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同上)这竟是培根的“战天主义”了。

  二、论物类变化

  荀卿的“战天主义”,却和近代科学家的“战天主义”不大相同。荀卿只要裁制已成之物,以为人用,却不耐烦作科学家“思物而物之”的功夫(下物字是动词,与《公孙龙子?名实论》“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的下两物字同义。皆有“比类”的意思。物字可作“比类”解,说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物字条)。荀卿对于当时的科学家,很不满意。所以他说: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儒效》)充虚之相施易(施同移),坚白同异之相分隔,正是当时科学家的话。荀子对于这一派人屡加攻击。这都由于他的极端短见的功用主义,所以才有这种反对科学的态度。

  他对于当时的生物进化的理论,也不赞成。我们曾说过,当时的生物进化论的大旨是“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荀子所说,恰与此说相反。他说:

  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非相》)《韩诗外传》无度字,王校从之)。

  杨倞注此段最妙,他说:

  类,种类,谓若牛马也。……言种类不乖悖,虽久而理同。今之牛马与古不殊,何至人而独异哉?这几句话便把古代万物同由种子以不同形递相进化的妙论,轻轻的推翻了。《正名》篇说:

  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为是行为之为)。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荀子所注意的变化,只是个体的变迁,如蚕化为茧,再化为蛾,这种“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的现象,叫做“化”。化来化去只是一物,故说“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既然只是一物,可见一切变化只限于本身,决无万物“以不同形相禅”的道理。如此看来,荀子是不主张进化论的。他说:

  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非相》)这就是上文所说“古今一度也”之理。他又说:

  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今本作“以其治乱者异道”。王校云:《韩诗外传》正作“其所以治乱异道”。今从王校改)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其所见焉,犹可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传也?妄人者,门庭之间,犹可诬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上乎?(《非相》)这竟是痛骂那些主张历史进化论的人了。

  三、法后王

  荀卿虽不承认历史进化古今治乱异道之说,他却反对儒家“法先王”之说。他说:

  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曰字上旧有故字,今依王校删):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教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非相》)但是他要“法后王”,并不是因为后王胜过先王,不过是因为上古的制度文明都不可考,不如后王的制度文明“粲然”可考。所以说:

  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久故也(察也下旧有“非无善政也”五字,此盖涉上文而衍,今删去)。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详,闻其细(旧作详,今依外传改)而不知其大也,故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

  (《非相》)

  四、论性

  荀子论天,极力推开天道,注重人治。荀子论性,也极力压制天性,注重人为。他的天论是对庄子发的,他的性论是对孟子发的。孟子说人性是善的,荀子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

  这是荀子性恶论的主旨。如今且先看什么叫做“性”,什么中做“伪”。荀子说: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性恶》)又说: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名》)依这几条定义看来,性只是天生成的,伪只是人力做的(“伪”字本训“人为”)。后来的儒者读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把“伪”字看做真伪的伪,便大骂荀卿,不肯再往下读了。所以荀卿受了许多冤枉。

  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家都崇拜“天然”过于“人为”。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都是如此。大家都以为凡是“天然的”,都比“人为的”好。后来渐渐的把一切“天然的”都看作“真的”,一切“人为的”都看作“假的”。

  所以后来“真”字竟可代“天”字(例如《庄子·大宗师》:“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以真对人,犹以天对人也。又此篇屡用“真人”皆作“不然的人”解。如曰“不以心楫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又“而况其真乎?”郭注曰:“夫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者也。”此更明显矣)。而“伪”字竟变成“讹”字(《广雅释诂》二:“伪,为也。”《诗?免爱》“尚无造”,笺云:“造,伪也。”此伪字本义)。

  独有荀子极力反对这种崇拜天然的学说,认为“人为的”比“天然的”更好。所以他的性论,说性是恶的,一切善都是人为的结果。这样推崇“人为”过于“天然”,乃是荀子哲学的一大特色。

  如今且看荀子的性恶论有何根据?他说: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是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这是说人的天性有种种情欲,若顺着情欲做去,定做出恶事来。可见得人性本恶。因为人性本恶,故必须有礼义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方才可以为善。可见人的善行,全靠人为。故又说:

  故枸木必将待櫽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兴圣王贵礼义矣。故櫽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子·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性恶》)这是说人所以必须君上礼义,正是性恶之证。孟子把“性”字来包含一切“善端”,如恻隐之心之类,故说性是善的。荀子把“性”来包含一切“恶端”,如好利之心,耳目之欲之类,故说性是恶的。

  这都由于根本观点不同之故。孟子又认为人性含有“良知良能”,故说性善。荀子又不认此说。他说人人虽有一种“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此即吾所谓“可能性”),但是“可以知”未必就知,“可以能”未必就能。故说:

  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为“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性恶》)例如“目可以见,耳可以听”。但是“可以见”未必就能见得“明”,“可以听”未必就能听得“聪”。这都是驳孟子“良知良能”之说。依此说来,荀子虽说性恶,其实是说性可善可恶。

  五、教育学说

  孟子说性善,故他的教育学说偏重“自得”一方面。荀子说性恶,故他的教育学说趋向“积善”一方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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