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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典藏本)》 作者:季羡林

第25章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5)

  画漫画当然是指出的缺点多,这个都不行。鲁迅的杂文呢?反正现在过时了,已经过了五六十年了,算了,他在历史上有那么些功绩,他的杂文今天就没意义了,失掉意义了。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鲁迅杂文从大的方面来讲,攻击两部分,一部分是攻击国民党反动派,那很多了,这个你可以说是过时了,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跑了嘛。可他讲我们社会上一些消极现象,我们民族性格里边的一些消极的东西,一直到今天还有意义。我们现在好多不正之风,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我想讲点与这个有关的现象。同志们,你们打开《参考消息》,外国人、华裔,基本上都反映我们服务态度不好。你们也不满意吧!特别是外地来的。我听说我们这次听课同志有49%是外地来的。同志们,你们到北京来,是不是在服务态度方面也碰过钉子?

  我想恐怕是要碰的,要不碰的话是不大符合规律的。你买东西,你问他,他不理你,你再问他,呲儿你。像民航,刚出了一个广州市委书记的事件。昨天我看《人民日报》又登了类似的东西。服务态度不好,究竟是什么原因?过去对服务态度我也不满意,现在我不大敢买东西,买东西多少得挨点呲儿,算了,我叫别人去买。后来我就分析,我说服务态度不好,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呢?同志们大概你们都同意我的意见,绝对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国家服务好得很。你到日本去看一看就知道了。他不敢不好,不好的话立刻就丢掉饭碗,他们服务态度非常好。那是不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呢?坏的东西一个资本主义,一个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是。我小的时候应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吧,那时候服务态度还是好的,包括在饭馆子里边,都很好。

  那么我们现在这股邪气从哪儿来的呢?一不是资本主义,二不是封建主义。这股邪气,就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平均主义、大锅饭,就是社会主义,这就是根源。没有平均主义,没有大锅饭,服务态度就好得很,这是一个根源。还有一个根源,就是我们生产力不发展,好多现象,好多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都与生产力不发展有关系。我听说老百姓有个顺口溜,说有四种人你得巴结他,叫什么呢?

  叫“听诊器、方向盘、劳资干部、售货员”。听诊器是医生,医生你得巴结他,为什么呢?你泡蘑菇的话,弄个假条,他给你写。来了好药,他给你开,得巴结他。方向盘,是指司机,司机你惹不起,得巴结他。劳资干部,掌管人事,得巴结他。售货员,是商店里卖东西的,特别是卖日用品的,比方说豆腐,现在北京豆腐好买了,原来豆腐是很不好买的东西啊?你认识售货员的话,就买得着。现在又要分大白菜了,你要认识售货员,全是一级的,你要不认识的话,或者关系不好的话,他给你从中捣点鬼。所以我们好多社会不正之风,比方走后门,大家都讨厌走后门。买车票问题,你们现在要回去,恐怕就碰到买车票的问题了,要走后门,不走的话你就十分困难。这些都是生产力不发展的结果。国外就没有这种情况。

  你到日本去,别的国家我不清楚,我到日本、联邦德国去的次数比较多一点,哪有买车票排队的?滑稽了。你打个电话票就给你送来了,他巴不得你坐车。你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你巴结他?是他巴结你,给你鞠大躬,他希望你再来。饭馆子哪里用排队呀!我们这儿饭馆子现在我不知道,以前你要吃顿饭费劲儿极了,站在后边,看人家吃完,然后自己找一个座位,盘子、碗服务员也不拿,得你自己去拿。所以我们社会上好多不正之风,跟生产力不发展有直接联系。鲁迅攻击的我们民族的某些缺点也与此有关。我看鲁迅是满怀对中国民族的热爱,来提中国民族的弱点的,他不是幸灾乐祸。

  最近我们讲巴金,我看巴金这个同志也了不起,他那个《随想录》我没看全,看了一点,那真是大实话。话是非常难听,可是现在大家认为,巴金这个人就是讲实话。有人说巴金代表了中国散文的第二个高潮。第一高潮是鲁迅,第二高潮是巴金。我觉得是完全对的。

  他们不是假洋鬼子,说我比你高一等,你怎么怎么不行,多少多少毛病,不是。他是把自己摆到一个中国人民一分子的位置上,恨铁不成钢。我觉得鲁迅的杂文,除了攻击国民党反动派那一部分外,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完了,其余的我看都有用。今天社会上还有好多消极的东西,而且我讲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有的还有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了,比鲁迅那时候还严重。这个你不正视行吗?不正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建设呢?生产力怎么发展呢?大家放下筷子骂娘,怎么能发展生产力呢?关于鲁迅,有人好像有这个意思,说鲁迅只看到中国民族的弱点,而中国民族的优点则没看到,这不是事实。鲁迅文章本身就讲过,鲁迅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他在文章里讲的东西大概同志们都熟悉的。他这里边就讲到中国民族的优点。这是在《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里边的。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命求法的人,……虽然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有这么一些人。这些人一直到今天,还是了不起的。我们历史上不是没有。所以中国人的优点,鲁迅并没有没看着,说鲁迅光看到中国人民的弱点,没看到中国人民的优点,这不是事实。

  最近我看了些文章,其中有几个谈到中国国民性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有一篇文章是隋启仁同志写的。他说要改变封建主义的“门第观念”、“等级观念”、“资历观念”、“身份观念”、人身依附的关系、人治、封闭性、保守性、求稳不变。我们恐怕得承认有这个情况。同这些情况相对的资产阶级的观念,是平等观念、独立人格、法治、开放、冒险、标新立异等。他们要求改革嘛!

  我们是封闭、保守、求稳不变,这样怎么能改革呢?因此我们现在讲文化发展战略问题,讲文化交流,讲向外国学习,我们一方面应看到我们中国的好的方面,就是鲁迅讲的中国的脊梁,这个我们不能丢,无论如何也不能丢,要大胆发扬。另外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的弱点,在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方面,我们有弱点,刚才我举了好多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当年“九一八”,老的同志知道,“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不抵抗,他打日本打不了,他也不敢打。为什么呢?他认为日本的危害还不如江西苏区,他要先消灭红军,于是就对敌屈服。

  怎么办呢?日本进来了,一下子占了我们这么一大片土地。当时国民党的想法,就是依靠国联。国联就等于今天的联合国。依靠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呢,说是我们中国是弱国,你强国侵侮弱国,不合我们中国的伦理道德,你这国联得主持正义啊。蒋介石他这么讲,根子里边是想先消灭红军,向日本人投降,可嘴里却是这么讲的。可当时中国老百姓接受这个东西。我们的伦理概念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是优胜劣败。

  竞争,弱肉强食,谁软弱谁倒霉,该打倒。人家的伦理是这么个伦理。可是我们当时,蒋介石心里有鬼,我们老百姓的思想有那么个包袱,按中国的伦理纲常,大的欺侮小的,是不对的。鲁迅讲这叫隔膜,隔膜就是我们不懂国联,国联都是外国人、欧洲人,我们不懂他们的想法。结果有什么用呀,日本不是把东三省占了吗?

  还有一个事情,这是我自己亲眼见到的。我在德国住了多年,小孩子打架很少见。有一次就在我窗子下面两个小孩子打架了,一个高的十五六岁,一个小的七八岁。我当时脑筋里立刻就想:你怎么大的欺负小的呢?这是我的伦理概念,不行啊!大的欺负小的不对呀!可是两个小孩子打了起来,周围围了一群大人在那儿观战,没有一个出来主持正义的。结果小的不行,差远了,一下子被打倒了,躺在地上挨了几巴掌,打得挺厉害。可是他站了起来,哈哈大笑。这日耳曼民族,有他们的狂气。他还接着跟这个大孩子干,大概被打倒了好几次,最后我对门住的一个老太太,拿了一盆水,往人堆里一泼,大人小孩每人弄了一身水,散开了,走了。后来我一想这不对,人家在德国,不论谁跟谁打仗,反正谁胳膊粗,谁有劲,谁就是胜利者,这就是人家的道德观念,我们认为大的不能欺负小的,这是我们的道德观念。因此我们今天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其中有一些是要改变一下的,不变不行。跟洋人打交道,你就得讲竞争。在国内我们也得讲竞争,是不是?哪个工厂不行,就破产,现在《破产法》不是要通过吗?

  我是赞成这个的。你不行就让别人,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总而言之,我们现在这个伦理道德、心理素质、价值观念,对于一些事物的判断,不改不行。特别时间观念、效率观念,非讲不行。刚才我讲过,世界上的人都怕时间,而时间却怕东方人。咱们平常浪费了多少时间呀?是不是?这样行吗?一个人一辈子60万个小时,而且现在是三年等于石器时代的3000年的时代,这么一个世界情况,如果我们还是慢慢腾腾,还是老的东西,那不行的,我们生产力发展不了。

  总而言之,我的意思就是要讲文化交流,要讲文化发展战略,我们就要向别的国家好的地方学习,最容易学的我们都学了,啤酒也喝了、沙发也坐了,可是我们得学最难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不能马马虎虎,得把弱点克服,要不克服的话,我们的生产力就发展不了。生产力发展不了的话,社会主义建起来就困难了。那么有的同志可能要问了:啤酒很容易拿来,不用劝我们也喝了。有些东西,我们认为是我们的缺点,认为是别的民族的一些优点,这个怎么拿来呢?这个问题非常不容易解决。

  我引两个人的话,一个人是梁启超,他这样讲:“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他讲的是心理,用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办不到的。要运用新制度,得把旧心理改成新心理。

  鲁迅有一句话:“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要拿比较难拿的。怎么去拿呢?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能够改变的。中共中央的决议里边,建设精神文明里边恐怕也有这层意思,恐怕要用很长的时间。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有这个缺点,首先我们得承认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就要发展生产力,这些东西不去掉,生产力发展不了。我们得承认,不承认的话,认为我们这些东西都好得很,那怎么能变呢?那还是“用夏变夷”,用我们这套国粹来改变人家,那不行的。第一个要承认,第二个要反思,反复思考,自己思考,思考怎么办,是不是?

  比方思想改造,现在这个词大家不大用了,不过我自己认为,思想还是要改造的,每个人都要改造。现在世界上日新月异,我们思想如果停留不变,将来一定是要落伍的。特别是我们老年人,现在我跟年轻同志谈话,就发现年轻人有股锐气,看问题敏锐,保守东西少。

  比方拿文艺界来讲,新名词很多,有一些人就反对,说怎么现在写文艺批评全是新名词。我是不是赞成说是新名词都好呢?也不是的。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老年人就不大容易接受。要反思的话,老年人恐怕更要反思,我也在内,我并不例外,我并不比别人高明。只有这样,然后才能通过实践,我们的想法才能慢慢改变。比方说当厂长的,优胜劣败嘛!厂长,谁要能把厂办好,经济效益高,团结同志好,他就当厂长,不然的话就下台。这不是实践吗?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先有存在然后才有意识。将来类似这样的实践情况还会多得很。

  我想只有这样,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过去一些消极的东西,同时发扬我们积极的东西。我再着重说一句:我们要拿来的是第三个层次里的东西,属于心的东西。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一些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等等。但这绝不是什么“全盘西化”。这只是以我为主,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拿来”,无用的糟粕坚决拒绝。“全盘西化”,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

  同志们,我讲的话是一家言,放言高论,跟同志们不讲假话,可能有不正确的地方,我自己当然认为正确,请同志们讨论,谢谢大家。

  1987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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