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嘴多舌：
中国的历史文化里，素有蔑视众生的传统。在许许多多的人眼中或心中，历史永远是各色英雄活跃演出的舞台，英雄的生命和众生的生命永远不会等值。这一点，在演绎英雄故事的《水浒》中，更是有着充分的展示。
“好汉”、“英雄”与“人性”本性的反抗
美国学者杰克逊在他的英译本《水浒》之“序言”这样说道：“《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了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水浒传》也可以作为人类本性反抗非正义现象的一个例证。”
大嘴觉得这种评述还是很符合一般大众对《水浒传》的印象的，即有一条重要精神贯穿着《水浒》，这就是：管尽天下不平事。
在《水浒传》第五十八回中说道，大名府画匠王义带女儿到华山进香，被华州贺太守强夺了女儿，并将他刺配充军。途经少华山，恰遇九纹龙史进。史进杀了两个防送公人，将王义救上山，又去华州冒险行刺贺太守，事虽不成，但他奋身所为，正是典型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又如第四十四回中，挑着一担柴进城来卖的石秀见一群无赖围殴病大虫杨雄，便奋勇来助杨雄，将众无赖打得东倒西歪，赢得了路经此地旁观了这一幕的戴宗、杨林的赞赏：“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
再如第三十回中，武松醉打蒋门神后，对众人宣称：“我从来只打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与此相似的是，戴宗也曾向宋江介绍李逵说他“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
最典型的莫过于鲁达。当侠义慷慨的鲁达一开始便在水浒世界里大踏步地出场时，这种管尽天下不平事的精神就被他一腔热血燃烧着带到了鬼蜮横行的人间：先是救护金翠莲，打死镇关西，此后便亡命江湖展开了一系列锄强诛暴的行动：痛揍小霸王，火焚瓦官寺，大闹野猪林……一路上“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虽有些粗鲁，却展示了最充分的“义侠”精神。
这一切都说明梁山好汉中确实有可敬、可爱的汉子，如奋身忘我、锄强扶弱的鲁智深，如单纯豪爽、勇敢而富有血性的九纹龙史进，他们都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好汉”（即好样的汉子）。
只可惜，梁山泊中这样的好汉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只是因为开篇鲁达故事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使人误以为梁山好汉个个如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梁山好汉的普遍行径。实际上，通读一下《水浒》，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而且即便是拔刀相助，它的正义性有时也要打个折扣，倒是杀人越货的要多一些。
人性英雄
大嘴认为梁山泊的“好汉”们不是由一股人而是两股不同的人组合成的。一股是所谓平民出身的“强人”，另一股是所谓官家出身的“名士”。前一股代表了“野性”一族，对他们来说，杀人放火是小事，剥皮吃人是常事。他们不只与官府斗，是什么人都杀、都下蒙汗药的，李逵总是见人就砍。这种人当然不是人性英雄。后一股代表了“奴性”一族，都是在命不能保全的情况下才被逼上梁山的，他们才是梁山主角，主导故事发展，也就是梁山政治的发展方向。
在梁山泊，两股人能够结合到一起，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压制过了极限，“名士”上了“强人”的山，他们被逼到了一起，并且最后肯定是“名士”领导头脑简单的“强人”；二是他们的性格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所谓讲“义气”，也就是“两肋插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范畴——比我们今天说的哥们义气高一些，但比起我们所说的社会正义，则完全不能并论。这个算是水浒好汉的优点。晁盖与宋江分别代表了这两股人，在晁盖死后，宋江通过举“替天行道”大旗、设“忠义堂”完成了梁山的根本转向。接受招安不仅理所当然，而且条件也非常之低，只要赦免保命就行，完全符合“忍辱求生”性格人物的标准。
水浒好汉受封官爵是在后来破辽立功之后。所以，在检阅招安人马时，道君天子忍不住夸奖，与百官道：“此辈好汉真英雄也”。这可真是天大的讽刺！连道君天子都认为是“英雄”了，怎么还会是英雄呢？！可见《水浒传》的“好汉”
一词用的很妙，好汉也绝不等于英雄。
因此他们难逃悲惨的结局是在所难免的。它教化我们认清人性的脆弱和无奈，即使再三的美化也难掩作者苍白的苦闷——这是一个时代的束缚。作者企图挣脱却发现自己的努力是莫名的徒劳，反而更身陷泥潭，于是作品增加了一些黑色幽默。它像紧箍咒套牢作者也套牢读者，《水浒传》有种深深的魅力，仿佛读着读着让人有想身临其境的冲动。
《水浒传》几乎没有多少关涉人性的英雄故事。也没有去表达许多人想象的社会正义问题，因为作者在探究人性深处的问题。
梁山——英雄的世界
英雄的史诗
荷马的《伊利亚特》是大嘴非常喜欢的一部外国作品，它是一部英雄的史诗。
但如此宏大而庄严的英雄传奇之中，也裹挟着极其有趣的细节：它的开始就是阿喀琉斯暴风般的愤怒与希腊军队轰然的分裂，面对天神那不可违逆的归还女祭者的要求，王中王阿伽门农让出了自己的战利品，转而向阿喀琉斯要求一个女子。
阿喀琉斯递交了少女，继而任性地退出了战争，退出之余，还不依不饶地祈求神灵要求上天降难于希腊联军。在不同价值观的审视目光下，英雄间的龃龉不免有若儿戏，而且具有极其孩子气的一面。所以阿喀琉斯那暴风般的宏大雄伟的愤怒，在阅历丰富的读者面前却往往会显得犹如一个任性孩子的叫喊。
海明威在创作《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时运用了很多基督教的隐喻，直接影射其为受难耶酥。其悲剧性体现在：这个受难的耶酥被迫通过那么多琐碎而低俗的细节来与鲨鱼们斗争，锱铢必究着每一寸马哈林鱼肉。而特洛伊战争的最荒诞与可悲之处，在于无数英雄十年奋战丧国灭家殒身不恤的结果，是墨涅拉俄斯饶恕了他不贞的妻子，回到斯巴达去过普通人的幸福生活。他们的意思，合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庄严宏大的前提最终落实在轻逸琐碎平庸的故事之上，讽刺和荒诞意味之后，悲剧就产生了。英雄的史诗也产生了。
在中国，《水许传》与《三国演义》都是最受欢迎的作品，也都是赞颂英雄的史诗。
众所周知，《水浒传》全书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只有其首领宋江遗事在史书中有记载。经过数百年的增改渲染，由民间传说的英雄故事演变成现在所见到的小说模样。从寥寥无几的文字记载衍化成这样气势雄浑的史诗般的小说。但大嘴想：无论作者有多么丰富的想像力，如果没有一代代群众的支持，也是不可能如此成功的。
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水许传》基本上是一部反叛的小说，歌颂反抗当权者的英雄人物。在权势者的凌辱欺压下，那种追求“倘有这样的英雄豪杰”、“倘有这样的除暴安良之处”，正是在这样的梦想之中才产生出《水浒传》的。
那是真挚地反映出当时民众的愿望的文学作品。如果举例，可把英雄们聚居之地梁山泊看作是人们的理想之乡，在梁山泊里有农作、屠宰、养蚕等日常生活的各种描写。这意味着，《水浒传》与权势压迫无缘而追求自由自主的世界，不正表现了大众这种内心憧憬的世界吗？
有一点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水许》的英雄们从来将自身的安全置之度外。
他们在自由自在的另一天地中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没有必要挺身奔赴厮杀的战场，更何况是那样出生入死地去拯救那个欺压百姓而陷入困境地的朝廷。
然而他们的个性也不允许对弱者见死不救。弱者有难，英雄们就挺身而出。
也许朝廷利用了这种情形而招他们向朝廷投降。而《水浒》对权势者予以无情的鞭挞，他们利用英雄们忧国忧民的真情而最后却如卸磨杀驴般将他们予以清除，这里面是有深意的。
围绕着权力与“民众的力量”，这个不断变化的悲剧就这样打上句号了吗？
大嘴认为没有！也许它永远也打不上句号。而英雄的悲剧，会让他们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英雄。
不同的英雄
比起众多的《水浒》版本，大嘴还是比较欣赏被金圣叹“腰斩”的《水浒》，到英雄排座次后便戛然而止，让人对前半部梁山英雄多彩的故事、张扬的人性有回味无穷之感，后半部中诸位英雄均已定型，只剩下打打杀杀，落个鸟兽散。
宋江无疑是水浒中的一号人物，梁山的悲剧与宋江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及时雨宋江是正儿八经的俗人，自幼饱读诗书，忠义却不能两全，作为押司，一方面为官府做事，另一方面不得不为晁盖通风报信。在江州城未得皇上赦免，心中郁愤，醉酒题下“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反诗。
梁山上擒得个花枝招展的一丈青却做心甘情愿状送给王矮虎，即使在汴梁李师师处一阙《西江月》也写得不明不白：“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却也是欲说还羞。
梁山之上，晁盖临终前又将他推到不尴不尬的境地，折箭为誓“擒得史文恭便为山寨之主”，岂不是难为武艺并不精熟的宋江？功成名就后面对鸩酒不得不饮，却又拉上李逵做垫背；虽是及时雨却是“送”到江里面，终究无益。故事的悲剧是宋江性格使然。
较之宋江最有佛性的人物要数花和尚鲁智深了，并不因为其是个和尚，智深做和尚也是杀人放火的酒肉和尚，与佛不着边。梁山中那么多人犯案潜逃，只有智深一人受戒出家，与佛有缘。征方腊后听到钱塘大潮便提起禅杖杀出，“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可怜他做了一辈子和尚竟不知圆寂是何所云，一个凶悍的杀人和尚与佛却也是一线之隔，一朝大彻大悟，便香汤沐浴，净身坐化。“鲁智深，鲁智深，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跟寻，咄！解使天空飞白玉，能令大地做黄金。”
《水浒》中有两个人物你永远无法忘记。一百单八将中武松和林冲在众多武艺高强的将领中凛然而出，也许是施耐庵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及“武十回”
写得太过精彩，这两位截然不同的英雄总能跃然纸上。
水浒英雄中，林冲也许是最贪恋人间烟火的人了，作为禁卫军的高级军官，家有宽宅美妻，前程似锦，怎么也不会料到会在梁山上做一名五虎骑将，而一连串明目张胆的无耻阴谋强加在这个近乎单纯的男人身上时，他逆来顺受，即使在牢城营中也依然勤勉地工作着，幻想能重见天日，其实是山神庙的一夜改变了林冲。风雪之夜林教头饮着冷酒时会想些什么，施耐庵没有告诉我们，作为一名孤苦伶仃的劳改犯一定会想起在东京的日子，娇妻美酒，校武场上叱咤风云，然而这一夜过后林冲将不再想起，要好的朋友出卖自己，生活被剥夺得希望全无，逼上梁山的一个“逼”字最能体现在林冲身上，去梁山的路上林冲心中一定平静得很。
武松一开始便是个平民英雄，从打伤人到投柴进，打虎杀嫂、打蒋门神到鸳鸯楼，成为行者到二龙山落草，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武松行事，从没有什么禁忌，他从没有想到什么封妻荫子、锦绣前程，武松活得很简单，后世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武松，只因为他够简单，打伤人便跑了，哥哥给害了便杀嫂报仇，敢在聚义厅前拂及时雨的兴头：“招安招安，都冷了弟兄们的心。”武松性格中没有唯唯诺诺，全都是钢筋铁骨，这也许是分崩离析的一百单八将中，武松能在杭州寿终正寝的原因。
牢城营中，林冲上下使用银两，免了杀威棒，武松面对差拨索贿：“打便打，给你银子，不坏了大宋的律例？”，都是英雄，总有些许不同。
怎样“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是飘扬在水泊梁山杏黄旗上的四个大字，代表了梁山武装的本质。可什么是“替天行道”呢？行什么样的道呢？按照作者的意思就是代老天伸张正义？可书中伸张正义的地方不多，为己为私的地方倒是不少，却有些“劫富济贫”的事，值得大嘴说上两句。
梁山好汉的行事风格，本来应该遵循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原则。但梁山大寨中的众好汉们似乎并不太相信和奉行这条准则。而好汉们上山的动机，主要的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一种是待到朝廷招安，去边关一刀一枪博功名。前者拿来吸引草莽英豪，后者用以劝诱朝廷将佐。至于纯出于为天下苍生替天行道的动机而上山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
水浒故事中多次讲到了梁山好汉的“劫富济贫”。这种事情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不需劫富而纯粹的济贫。如鲁达资助金氏父女，如宋江在郓城时，“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
第二，没有济贫而纯粹的劫富。如智取生辰纲，如火并王伦后晁盖派人下山打劫客商，如梁山人马攻破高唐州、华州、曾头市后，将金帛钱粮尽行装载上车，扬长而去。
第三，就是劫富而又济贫。如宋江打破祝家庄后，本打算屠庄，被石秀劝转了性，反而各家赐粮米一石。（其实这点施舍只是牛身上拔了根儿毛，梁山好汉破庄后“得粮五十万石”，而分给祝家庄五七百家佃户的不过每家一石，施舍了千分之一，但好赖也总算是济贫了）；如攻破青州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其实这只能叫赔偿损失）；如攻陷东平府后，先是“便开府库，尽数取了金银财帛，大开仓库，装载粮米上车，使人护送上梁山泊金沙滩，交割与三阮头领，接递上山”，而后才“将太守家私，大散居民”，这种济贫更是如九牛拔一毛，比祝家庄那段济贫还不如；再有就是打破东昌府后，“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一发送梁山泊。”
但不管这些具体的描写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真心想把梁山人马说成是劫富济贫的仁义之师的，多少年来人们也是这样相信的，而若去钻研具体情节，就会有漏洞出现在眼前了。这种对“梁山好汉都是劫富济贫的英雄”这一前提想当然的预设和想当然的接受，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当然的预设和接受，是因为劫富济贫历来就是下层人民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天马行空自掌正义的游侠看重劫富济贫，如《清稗类钞·义侠类》中提到的关东大盗白胜魁、周五等，都专劫富人，散赈无告贫民。
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同样将此作为一项极重要的纲领，如北宋初王小波率百余贫苦佃农、茶农首义时，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如元代红巾军提出的“摧富益贫”，以及此后农民起义相继提出的“杀富济贫”等等。
那么何以中国民众如此看重劫富济贫？先看民国时期学者的分析。如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认为，中国古代财富的集中，与现代资本的集中不同：现代资本的集中是由于竞争所致，而竞争可以改良技术，增加工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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