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分钱惹的祸

　　“家训”这个词，现代人虽有些陌生，在古代却是个常用词，它几乎就是家庭教育的代名词。

　　事实上，我们现代人对“家训”这个词稍微有些隔膜，在认识上也存在着一些误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一般以为古代儒家教育的主要渠道和我们现在一样，是课堂，也就是古代的私塾和学院，学院里头又有政府办的和私人办的，这倒和我们现在的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有些相似。但我们不知道，这些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在校人数是很少很少的，一般一个县的县学，也就是当地唯一的一所公办学校，人数也不过三四十人。宋明以后的书院人数多一些，但一般也不过就八九十人。私塾就更不用说了，规模更不可能大，所以古代儒家教育的主要渠道其实不是学校的教育，而是家庭教育，其主要形式就是家训。

　　所以历代知识分子，包括士家大族，甚至是一般的平民人家，都非常重视家训。像曾国藩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所谓儒学传承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他重视家训的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所以他的家训也就成了现代人学习古代家训时的第一个扛鼎之作。

　　当然曾国藩重视家训，除了儒家特别重视家庭教育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即曾国藩是一个特别“爱家”、特别重视家庭的男人！

　　他爱家、重家到什么地步呢？

　　有一句话可作证明。他曾在家书中说过一句名言，说：“今人都将学问看错了……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 （《全集·家书》）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最讲究的就是“学问”两个字，学问好不好，也就能看出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到底能有多大的人生成就，所以“学问”对于儒家的知识分子来说，基本上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能做出绝大学问，这样的人生对于一个儒生来说，那就是至高境界了。可曾国藩却说一般人都把学问理解错了，这个“绝大学问”居然不在别的地方，就在“家庭”里面。

　　曾国藩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又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还是先通过他家庭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来破解一下这个谜题。

　　道光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843年，在京城当翰林的33岁的曾国藩，意外地发了一笔横财，这让他非常高兴。但所谓乐极生悲，正是这笔横财，反倒引发了一场曾国藩意料之外的家庭危机。

　　事情是这样的。曾国藩虽然考中了进士，在翰林院当了翰林，可他跟他那帮进士同学不一样，别人很多是出身名门，出身官宦世家，而他不过出身于湖南的一个农民家庭。家里本来就很穷，资助他上学考进士就已经是耗尽了所有的积蓄。现在曾国藩当官了，家里不仅不可能再资助他了，还指望着端铁饭碗的曾国藩拿钱来资助贫困的湖南老家呢。这一来，曾国藩的经济状况一下就非常拮据起来了。

　　我们前面说过，清代官员的正薪，也就是标准工资其实是很低的。一个七品县令的年薪不过四五十两白银，当然，另外也还有些固定的米粮供应。就算是朝廷高官一品大学士标准年薪也不过就一百八十两。

　　大家可能会说，不可能吧，这也太少了点儿！

　　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事实上，靠这点儿工资那根本没法过了，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个词叫“高薪养廉”，反过来就是“低薪养贪”，清朝的贪官尤其的多，跟官员工资太低也确实有关系。

　　但我们说这部分标准工资只是工资的一部分而已，其他的灰色收入事实上是有很多的。另外在标准工资和灰色收入之间，还有一部分半灰色收入，而且是朝廷认可并主动给予的，叫做“养廉费”。就是如果你当官不贪污腐败，朝廷在标准工资之外，就发一部分养廉费给你。这个养廉费可比那个工资要高得多得多。一个县令工资不过四十两，而养廉费可以拿到上千两；而像一品学士，工资不过一百八，而养廉费一年最高则可以拿到两万两。你看，高薪养廉这个思路其实古代也早就有了。但问题是，你不出事，谁也不能说你不廉啊，所以这个养廉费，说起来是廉洁自律的奖励，但其实人人都有，贪官也有，贪官在被查出来是贪官之前，都能心安理得地拿这笔养廉费。

　　可就这个养廉费也并不是完全按照官阶来发放的，而是要看岗位的重要与否。所以像曾国藩当的这个翰林院的普通学士，根本就是个闲职，想贪都没有地方贪，所以不仅标准工资少得可怜，他的养廉费也少得可怜。

　　另外，像曾国藩，因为当的是一个闲职的官，所以除了标准工资和养廉费这两块，他也不能有什么其他的灰色收入，所以他的日子过得就很紧巴了。再加上他当的又是京官，所谓“京城居大不易”，北京当时的物价水平就很高，所以曾国藩自己也觉得尤其是当官的头几年，物质上还是比较艰难的。

　　可再艰难，他也得从收入里挤出一大部分来寄回湖南老家。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一来他是家里的老大，几个弟弟都等着上学读书呢，只有他工作了，他不拿钱谁拿钱？二来，家里为培养他，那是付出了很大的本钱的，他爹那等于是在这个大儿子身上进行了长期的投资的，投资是要讲究投资回报的，现在他当官了，而家里又困难，他曾国藩当然应该寄钱回家。三来曾国藩是个标准的儒生，一生以理学传人自命，儒家最讲究孝道，现在你工作了，你挣钱了，下面有一大堆弟弟妹妹要养，曾国藩也认为他当然要为父母承担一些。所以，他每年都从微薄的工资收入里挤出一大部分寄回湖南老家。

　　但问题是曾国藩兄弟姊妹总共九个，尤其是下面有四个弟弟要上学读书，家里就指着十几亩地和他爹当私塾先生的一点收入，所以就算是曾国藩省吃俭用把工资都寄了回去，可还是架不住人多、嘴多、要吃饭的碗多、筷子多，所以曾家在湖南还是过得很拮据，还是欠了一屁股债。

　　到了道光二十三年这一年，曾国藩总算时来运转，被升为翰林院的侍讲，而且被任命为四川乡试的主考官。这一下曾国藩高兴坏了，作为一个京官，总算有机会到地方上去转悠一下了。这京官下地方，往往就是当肥差的机会。曾国藩当这个四川乡试的主考官，这个位置虽然是暂时的，但却非常重要。又因为属于出差的性质，所以朝廷会一次性发一大笔出差的差旅费和补助费，而回来的时候，按当时的规矩，四川当地又会孝敬一大笔差旅费与补助费，这个数量比朝廷发得还要多。另外，考上的举人们按理还有谢师费。所以，就这个四川乡试的主考官，让曾国藩一次收入了一千好几百两银子，这比他当官以来所有工资收入的总数还要多。

　　曾国藩这个高兴啊，他是个孝子啊，当即就拿出整整一千两银子寄回了湖南老家，并写了封长长的家书向父亲报喜。

　　在这封家书里，曾国藩用很愉悦的笔调说了自己最近的升官发财，末了，他还画蛇添足地说了一下自己对这寄回去的一千两银子用法的意见。

　　他说：“付银千两至家，以六百为家中完债及零用之费，以四百为馈赠戚族之用。”

　　那意思是说，我这次寄了一千两银子回家，我觉得最好留六百两作为我们曾家还债以及日常生活之用，剩下的四百两，最好分给我们的亲戚和族人。这是我对这一千两银子用法的处理意见。

　　要知道，这封家书是曾国藩写给他父亲的，钱也是寄给他父亲的，怎么分配怎么用这笔钱，按一般的习惯应该是他父亲说了算，而且从孝道的角度看，这钱虽然是你曾国藩挣的，但你既然心甘情愿地把钱寄回去了，那怎么用，你身在千里之外，就没必要操那份闲心了。况且有父亲在，他怎么用，你作儿子的有什么好说的呢？还要替老爹拿主意！

　　按理说，曾国藩这个分配意见完全有点多此一举，而且自己家本来还很拮据，还要分出四百两接济那些穷亲戚，所以一般人也会觉得难以思议。但奇怪的是，他爹丝毫没有反对儿子的这个分配意见，完全按照曾国藩的意见，就把这钱四六分了。

　　可他爹没意见，不代表别人没意见，他的几个弟弟们为此意见大了去了。尤其是他的六弟曾国华和九弟曾国荃，专门写了信对大哥表示了抗议，不仅表示抗议，还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说大哥这是沽名钓誉。这一下，在小小的曾家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曾国藩本来一件好事，却引发了有关财务问题的家庭危机。

　　老六、老九对大哥表示强烈不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我们自己家本来就穷，又不是特别有钱，这一千两完全是我们曾家自己的钱，又不是偷来、抢来的，凭什么要分出四百两来给别人？二是大哥你肯定不知道我们曾家现在欠债有多少吧！我们现在欠债刚好一千两，你这一千两银子寄回来也就刚好够还债的，更别提改善生活了，你还要拿出四百两来给那些穷亲戚，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三是大哥你寄钱回来，那是你的孝心。老爹也还健在，怎么用应该老爸说了算，你做儿子远在千里之外，没必要操这份儿闲心。

　　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按理说，曾国藩这个分配决定是有点出人意料，但他两个弟弟对他横加指责也实在是太过份。怎么着说，这一千两银子也是曾国藩挣来寄回家的，他对此提出使用意见，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就算要分四百两给亲戚族人，这些作弟弟的心理上难以接受，也不能对自己的亲哥哥这样指责啊！

　　事实上，曾国藩因为岁数比几个弟弟大很多，而他小时候虽然不是很聪明，但脾气却非常的犟，所以他总是动不动就骂他那几个弟弟。现在反而被两个弟弟一顿抢白、一顿指责，而且还是因为自己寄钱回家，所以曾国藩一开始心里也是无名怒火直冒。搁着以前的脾气，他肯定要回封信把两个不懂事的弟弟好好教训一番。可这时候，身在北京的曾国藩修身养性的功夫已经不一般了，他不是拜唐鉴为师学了静功了嘛，所以他随即给两个弟弟回了一封长长的信，而这封信也成了他家书中的名篇。

　　曾国藩在这封长信里一上来就说：“来书云‘非有未经审量之处，即似稍有近名之心’。此二语推勘入微，兄不能不内省者也。” （《全集·家书》）

　　原来，弟弟的信里说他把四百两银子馈赠亲族，要不是一时糊涂，就是要沽名钓誉，这个“稍有近名之心”说得很含蓄，但其实就是指责大哥想沽名钓誉，想做秀出名。这话其实说得很重，可曾国藩却说，当哥哥的我一看到弟弟你这个指责，立刻以为这种提醒非常及时，并当时反省，检查自己的内心，看自己当初这个分钱的想法是不是有沽名钓誉的念头。就算没有，但弟弟你这个提醒对哥哥我来说，也还是有价值的。

　　这就可以看出曾国藩这时候的胸襟和肚量来了。

　　紧接曾国藩就列举了他所知道的他们曾家的亲戚和族人的各样各样的悲惨生活，认为就算我们自己家还不富裕，但比起那些穷亲戚总算要好多了，所以他觉得自己想接济亲戚和族人的想法也不算为过。

　　然后，曾国藩又检讨说，我确实不知道我们家欠的债已经达到了一千两之多了，要这样的话，就把分配比例调整一些好了，原来是四六分，现在二八分，把支援亲戚的四百两改为两百两，家里余下的债务，我下次再寄钱来还。要是你们还觉得不行，就让咱爹拿主意，我也就不再过问了。

　　在说完这些之后，曾国藩在家书里又讲了一大通如何才能保证家族兴旺的道理，并在最后分别就两个弟弟来信的文风，甚至是书法，作出了评论，当然是褒奖为主，顺带提出了如何可以再进一步提高的意见。

　　人们都说“长兄为父”，曾国藩这封信果然是一付敦厚长兄的风范，据说两个弟弟在看到他的信后，也心悦诚服，也不再闹了。在曾国藩春风化雨式的沟通与劝服下，这场因为分钱所导致的家庭危机最后终于得以安然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