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事业要有接班人

　　这就要说到我们在开篇中提到的曾国藩那句名言了。曾国藩在家书中对弟弟曾国荃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全集 家书》）

　　这句话很简单，成大事，以“选替手”为第一义，既然说“第一义”，也就是最重要的根本因素了。那么这个“替手”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理解这句话就很关键了。

　　我想，这里的“替手”应该至少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应该是“助手”的意思，曾国藩家训中曾另有一封家书对弟弟说过非常类似的一句话，叫“成大事者，以多得助手为第一要义”。（《全集 家书》）这里不说替手，直接说助手，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说能帮助自己去做事的人，也就是能替代自己去做具体事务的人。

　　一个团队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不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而是要有全局的眼光与策略的思考，至于具体事务，甚至各个方面的事务，自然应该交给各方面的人才去管理、去打理，所以曾国藩始终强调“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全集 家书》）就是说只有各方面都有相应的人才安排，这样的行政工作才是高效而成功的。作为湘军的实际领导者，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这应该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但曾国藩所说的“替手”就只是“助手”吗？

　　他在这句“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的后面说：“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选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全集 家书》）就是说是这个要选的替手一般来说开始的时候一定不会是满意之选的，也就是说要想有一个满意的替手是不容易的。那怎么样才能找到满意的替手呢？方法很简单，找到好苗子，慢慢培养他，全面教育他，以期这个后备选手可以成为令人满意的替手。

　　从这层意思可以看出来，这里的替手就不只是助手那么简单了。要只是助手的话，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劲了。所以这就是曾国藩所说替手的第二层意思，也就是要找到事业上的接班人。这时“替手”的“替”是“接替”的“替”，替手也就是可以接替自己去发展壮大原有事业的人。

　　毫无疑问，曾国藩这番话体现了他识人、用人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成就事业，发展事业，不仅要有好的助手，更要培养理想的事业接班人。

　　那么曾国藩理想的事业接班人是谁呢？

　　就是李鸿章。

　　可以看出来，曾国藩对李鸿章身上的缺点是看得很清楚的，这个年轻人有才，却不扎实；精明，却十分浮躁；才堪大用，却缺少磨砺。所以他才对李鸿章极尽培养之能事，包括李鸿章“三进三出”出入师门的过程，曾国藩也只把这些当成是对这个年轻人的考验与磨砺。

　　但这样一来，可能又会有人疑问，既然李鸿章有这么多缺点，曾国藩又如此有识人之明，他怎么会看中李鸿章作自己事业的接班人呢？

　　道理也很简单，这就是可以做接班人的替手和做助手的替手的不同。

　　曾国藩向来认为人才难求，德才兼备的人才更是难求，所以对于下属的个性缺点他大多都能包容。曾国藩说人才使用的关键不在于人才本身怎样，而在于用人的人怎样，也就是说你能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去用他，而是要求他样样都突出，这才是用人的关键。所以他作为湘军的领袖，也算是一位人力资源大师，经常以能识人用人并能使人尽其材自诩。

　　对于李鸿章，他看重的是他的野心，他的精明，他的全局观和独特的发展眼光，从这些角度出发，他认为只要好好的雕琢，不论李鸿章犯过什么浑，惹过什么祸，都不为过。因为，李鸿章具备了当接班人的素质。

　　但李元度就不同了，李元度也是替手，但只是助手级别的替手，不是李鸿章那样接班人级别的替手。李元度作为一个助手，虽然和曾国藩有着深厚的私人感情，但他惹的祸、他犯的错，危及到了湘军内部的发展与合作，从一个助手的角度看，这种错就是曾国藩不可原谅的。

　　所以在安徽祁门，虽然李元度和李鸿章对曾国藩都有或多或少的背叛，这一点史称“二李见背”，但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恼怒，是放在明处的，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意见，却是放在暗处的。为什么会一明一暗？就在于曾国藩对二李的态度不同。

　　当然，除此之外，曾国藩对李鸿章如此青眼有加，如此不计前嫌，扶上马还要送一程，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人才使用原则了。

　　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平生最崇拜曾国藩，他作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拿蔡锷蔡松坡编订的《曾胡治兵语录》作为教学教材，后来他曾作《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其中评价曾国藩的人才思想说：

　　“我暂且不去讨论曾国藩等人在当时应付时变的手段、思想的新旧、事业成败过程如何，而他们的苦心和毅力，自己要立身，也要扶持造就使别人也能自立，自己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之道，也就已经足以成为我们这些人的老师了。”

　　所以，蒋介石称曾国藩是“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典范。

　　当然，曾国藩自己也在家训里说过，他说：“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全集 书信》）这话出自于《论语》。孔子在《论语·雍也》篇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说君子自己立身修德，也要让别人立身修德；君子自己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这与《论语·颜渊》篇中的那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刚好对应。自己不想要的，别施加在别人身上。反过来，自己想成就事业，也要让别人成就事业。

　　这是什么？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仁”，就是一种成大事的胸怀。

　　曾国藩这一点可谓是中国士大夫的表率，他向来以奖掖后进为能，经他推荐提拔的官员不计其数，当时号称“天下督抚，半出曾幕”。就是说督抚一级的官员，也就是省级干部，有一半都是曾国藩推荐上去的。而且曾国藩推荐人才不计前嫌，像跟他有矛盾的左宗棠、沈葆桢，也是因为曾国藩的大力推荐，也得以成为一方诸侯的。所以曾国藩特别能推荐人，特别会推荐人，而且不抱个人成见，自立也立人，自达也达人，这在当时备受世人称赞。而唯一一个例外就是李元度，所以连曾国藩自己后来也对打压李元度多少有些耿耿于怀。

　　现在李鸿章的例子就更能说明问题了，由于曾国藩把李鸿章是当成了接班人来培养的，所以他在扶持李鸿章上更是不遗余力。先是不计前嫌给了李鸿章出幕办淮军的机会，而且在初创时期不论是在人员物资上都大力支持。后来，又反复写信给李鸿章教导他在上海滩如何立足，不仅指导淮军如何与太平军作战，还指导李鸿章如何在官场立足。再后来，曾国藩又以两江总督的身份一力保荐李鸿章成为江苏巡抚，李鸿章终成一方大员。

　　湘军攻下天京之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算是基本被扑灭了，这时湘军势大，成为威胁朝廷的军事力量，曾国藩知道慈禧太后忌讳自己手握重兵，就主动要求裁撤湘军，但却以保留李鸿章的淮军为条件。慈禧太后当然高兴得很，于是裁湘留淮，李鸿章的地位几乎跟曾国藩平起平坐了。

　　后来，曾国藩带兵剿捻军失败，又举荐李鸿章代替自己。再后来，曾国藩天津教案处理失利，请辞直隶总督的官衔，而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的正是李鸿章。由此，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中接过直隶总督的官印，并任协办大学士一职，也就相当于宰相了，他的政治的地位也全面超越了曾国藩，从此开始了晚清政坛的李鸿章时代。

　　所以，可以这么说，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没有曾国藩的培养与扶持，就没有晚清政坛的李鸿章时代。

　　而李鸿章崛起后，又能以曾国藩的思想为圭臬，全面推行了曾国藩的洋务思路，开展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洋务运动，这也可以算是这个学生对曾老师全力培养的最好的回报了。

　　所以，与其说曾国藩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是一种宽阔的胸怀，不如说他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是一种聪明的人才策略。因为一个人的事业，不算什么大事业。有接班人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事业，也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事业。

　　事实上，我们要用四个部分来阐述曾国藩家训的智慧与思想。至此，我们完成了前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修身、养性，这就是自立、自达；第二部分识人、用人，这就是立人、达人。这两个部分又不是断然割裂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因为能够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曾国藩的家训智慧与思想，才特别具有普适性的价值。

　　当然，要想真正能做到既自立又立人，既自达又达人，只有思想还不够，关键还要有临事时、实践中的知行合一。那么，曾国藩家训在面临现实环境与具体事务时，又会有哪些临事处世、知行合一的智慧呢？他那部传奇的《挺经》又包含着哪些人生智慧与教育智慧呢？

　　评点《曾国藩家训》下部，敬请期待。

　　跋：

　　住房、医疗、教育——可谓国人三大民生之痛！

　　作为一名教书匠，于住房、于医疗，不在其位，不建其言。但于当下之教育，实在有诸多不得不发之感慨。

　　感慨之一，只知精英教育，不知大众教育。

　　大学，虽然在不断扩招，但大学教育，还是被全社会目之为“象牙塔式的教育”。不管象牙塔里的人，还是象牙塔外的人，都有这样的认知。这只能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还在一如既往地延续着多少年以来的精英教育思维。

　　这种思维决定了从高等教育到基础教育，片面追求成绩、证书、奖励、机会等等以示“精英”的证明，成为当下的一种普遍现状。更为甚者，由此造成的教育资源竞争与不公，正成为诸多教育腐败的最大的温床。

　　所幸，有以城市图书馆教育、市民讲堂、电视讲坛为代表的大众教育正呈方兴未艾之势，但一切还远远不够。

　　感慨之二，只知知识教育，不知精神教育。

　　以前我们迷信一句话，叫“知识就是力量”，其实，就全体人类的文明史来看，就无数个体的成长史来看，思想、精神、信仰才是人生恒久的力量！

　　数十年来的教育，一直在知识教育与能力教育之间兜圈子，以为倡导了能力的培养就逃避了知识灌输的嫌疑。但全社会似乎都忘记了，教育最重要的本质是关心生命的成长、启发良善的人性、影响有价值的人生。而这一切，落在精神、信仰、思想的层面，对教育而言，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

　　可我们忘记了从哪里出发，又往哪里去。于是我们的孩子怀揣着现代科技文明，在人生必将要面对的挫折面前，一次次丢失了灵魂与勇气。

　　感慨之三，只知学校教育，不知家庭教育。

　　作为一名教师，我常听到一些家长皱着眉头、忧心忡忡地说：“只要老师能教好孩子，我们做家长的花多少钱都愿意！”

　　其实，这样心甘情愿的表白大错特错。

　　孩子该由谁来教？谁该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什么样的老师，怎样的教育，才能教好孩子呢？这些看似简单却又复杂的问题，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度里的每一户家庭，乃至每一个为人父母的人。对此，中国传统儒家教育倒是给出过一个较佳的答案，这个答案也曾经被千年的时光与纷繁的社会实践所验证过，其效果就人类已有的过往历史来看，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借鉴的。这就是传统儒家所提倡的以家训教育为主体的家庭教育。

　　《三字经》里说“养不教，父之过”。儒家向来视家庭教育为人生教育之本，对于孩子的成长，父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哪里能只担些花钱请老师的表白呢？只不过当下的父母们已全然不知晓我们祖先的传统，遂把孩子成长的重任全盘推到了学校的身上。可是，再好的学校与老师也无法取代父亲与母亲——这是教育上最简单的一条真理。

　　虽然颇多感慨，但又不免想起毛润之先生“牢骚太盛防断肠”的忠告，遂觉终日感慨，不如身体力行，故于《百家讲坛》开讲《曾国藩家训》，希望能于教育、民生、社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此，也一并感谢所有为此付出努力与心血的人！

　　郦 波

　　辛卯孟春于金陵水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