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记得那时年纪小(1)

　　生于1980年的孩子们

　　生于1980的一群孩子们，一直到如今，在他们的世界里都有一些刻骨铭心的语汇。

　　那一年出生的孩子在今天，2005年，应该有25岁了。如果按部就班地读书，按照7岁上小学，16岁读高中，19岁进大学的轨迹，现在应该是大学毕业第二年，正在为他们新的未来打拼。属于他们的那些语汇，在今天看起来，仍然是有一点点的怀旧，就像一场经典的老电影，里面有一些与青春、梦想相关的片段。

　　一

　　1992年，在很多城市里开始大规模地普及义务教育，那一年这群12岁的孩子中的大部分经历了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有的城市把小学五年改成了六年，有的城市则把初中三年改成了四年。那年我小学五年级，被老师告知我们的毕业考试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淘汰的味道，很开心。那年九月我进了一所重点中学，是很多人羡慕的好运气，从那天开始就知道我们的初中将有四年那么长。那个时候几个小孩子不知道多出的这一年意味着什么，直到读了大学，到大四了，才羡慕起同寝室几个1981年出生的姑娘，总觉得人家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尝试一点什么，总觉得人家即便是考研失败了总还有比我们多一年的青春去卷土重来。大学里的女生，在感叹青春宝贵的同时，开始诅咒多读的这一年。

　　因为，生于1981的几个室友，清一色是享受了八年初级教育的。也正是因为赶上了九年义务教育的这班车，我们从此被所有人告诫：将来有一天，遍地都是大学生！不考大学是没有出路的！注意：这里用的是“遍地”这个词，感觉就像满山的油菜花那么壮观！所以，从升上初中的那天起，我们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全是扯淡！

　　二

　　高一的时候，我们这群人是最早接触由一个中学生写的《花季·雨季》这本书的。那一年，恰巧我们也16岁。那时候看那群深圳孩子快乐的青春，有初恋、有郊游、有丰富的课余生活和懵懂的日记，很羡慕。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摞了厚厚书本的课桌上蛰伏，习惯了这样枯燥的日子。因为我们知道：高考实行标准分制度，满分900，对于偏科的学生来说，一门不好，足以与大学绝缘。

　　可是我们还是很喜欢传阅那本30万字装帧精美的小说。虽然后来又有了很多很好的校园文学作品，但是再没有哪一部像《花季·雨季》这样打动我们16岁的年华。

　　直到今天，和很多1980年出生的孩子们说起在我们16岁那一年，也就是《花季·雨季》第一版发行的那一年的故事，很多都和刘夏、和王笑天们有关。那个时候，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做着一个梦，梦见有一天我们也能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一本像《花季·雨季》一样有着漂亮封面翔实内容的书——而事实上书店里也确实有了很多这样的书——但是我们大多没有动笔，因为，那时候的感觉确实是太美好了呵，所以连自己都知道：从此，很难有一本书，真的打动我们，就像16岁那年的那本《花季·雨季》。

　　三

　　1999年我们高三，全国第一次大面积扩招开始。那一年，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扩招，好像上大学从此就是一件不费力气的事情。还有一些人，比如我们的老师，则告诉我们“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样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蜗牛壳，好像在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面前如果错过了就万劫不复一样！也是那一年，走进了大学的我们发现师兄师姐们看我们的眼光都怪怪的，他们说：我们系里从来没有一下子录取这么多人啊！他们的那声“啊”和他们的目光，让我们觉得他们就像一点点磨出的细粮，而我们就像将就着装袋的粗粮。

　　从那一年往后系里一年比一年招的学生多，从一开始全系的人在一间公共课小教室里开系会发展到了要到公共课大教室开会，又到了要去阶梯教室开会，最后干脆把四个年级分两批开会！可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恐慌还不止于此，而是越来越多的人与越来越不够用的浴室、寝室、自习室、阅览室……学校不停地盖楼可是还是追不上学生膨胀的速度。可是真正了解大扩招带给我们的痛楚还是在2003年的那个春天，当我们走在人才市场里，当我们发现大扩招带来的是更多人的走投无路与更多的失业，我们才知道了：“飘”，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四

　　那一年，这个作文题目使全国掀起一阵对高考作文大讨论的浪潮。我还记得我旁边的男生后来说起他写的是要把冰心奶奶的大脑移植给他，要为所有小朋友写更多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他的这个清纯的愿望有了良好的收成，那一年我知道他的语文成绩是813分。可是也是那一年，这个本来可以用太多题材去表达的自由主题，却让很多学生作文拿了零分。于是，我们是在那一年发现了中学语文教育的弊端：无异于八股文的议论文埋没了多少灵动的属于青春的思维？！所以，尽管我们高中的时候还没有“新概念作文”那回事，可是因为赶上了一场这样的作文改革，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还是有一点扬眉吐气的。因此，这个词，在以后被很多次被提起来时，都说是高考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们也就很高兴地说：是啊是啊，那是我们那年高考的题目啊！于是，这个词，也就从此令我们无法忘怀。

　　五

　　2003年1月18日，在全国各地的考研考场上，799万人的考生大军奋力拼杀。也是第一年，我们赶上了考研听力被计入总分。我们这群80年的孩子啊，总是如此毫无准备地赶上很多个第一。虽然在最后复习的半年里，我们每天听大量的英语磁带，做很多听力题目。可是我们还是没有想到，真正到了考场上，题目居然那么难！那天，在我左边的那个男生看看考题，又听了听语速极快的录音，深深地叹口气。然后，他低下头，半小时后交卷走出考场。

　　那一刻，我们都兔死狐悲地看着他孤独的背影。可是我们没有勇气放弃，我们只是，很想哭、很想哭地继续作题，那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被愚弄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一年的考题居然可以比以前任何一年的考题都难！我还记得，在考场上我手脚冰凉。那股冷气，还一路侵蚀到了我的心脏。我的信念，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坍塌了！

　　我像很多人一样，只是硬撑着，坚持到了收卷的铃声响起。走出考场，在济南五中的门外，我看见有女孩子在号啕大哭。夕阳照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很多张面无表情的脸。第二天，我们的考场里已经出现了空座位。全部考完后我们才敢交流考试心得，几乎所有人都在说：第一年计听力分数，怎么这么难？那个寒假，碰见很多考研的难兄难弟，都是怨声载道。也是之后的那个春天，当我得知自己进入复试的消息后，那样巨大的惊喜铺天盖地而来——只有这一年考过研的人才知道，我们，是怎样度过那若干个不眠之夜，又是怎样的，在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突然就让我们的梦想重见了天日！

　　这一年，大部分学校的公共课分数线都下调到了45分，这个成绩暗示着这一年考研分数的惨烈，却依然无法改变799万人中的很多人将要踏上求职或复读旅途的命运。

　　六

　　2003年5月，我们这群生于1980的孩子们又和全国人民一起遭遇了一个叫做SARS的名词。是因为这场灾难，我们比从前更热爱健康，更珍惜生命。我们开始习惯愈加频繁地洗手、洗澡、开窗通风、体育锻炼，我们开始戴口罩、洒消毒液、晨检体温晚查宿，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意识到身为共产党员或者学生干部应该怎样脚踏实地、冲锋在前。

　　还有，我们开始习惯再没有用人单位来招聘，自己也无法前往招聘单位应聘、实习的日子。首届大扩招所产生的二百余万大学毕业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面前，骤然成长。并且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知道了什么叫做祸不单行。

　　七

　　命运总是制造太多的巧合，然而欣慰的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在经历了这么多个“第一”之后，如此坚强地，一次次跌倒又爬起，一次次，奔波在自己选择的路上。生于1980的孩子们呵，就这样带着这些聚会时候永远无法忘记的语汇，在理想沦陷了或者是希望的旗帜高张的时候，都忘不了擦拭一下记忆的旧胶片，轻轻拂去岁月的灰尘，让它们，就像一枚祖母绿那样闪光。真的宝石，是敢于正视岁月的沧桑、敢于直面曾经的坎坷的。

　　所以，我将这些陈年的旧事，作为对逝去的青春的菲薄的献礼，敬献于少年时代的碑前。我想，从此，生于1980的我们将更加奋然而前行！

　　1980的念想儿

　　1980的女孩子，我们诞生在八十年代开始的时候，被人从七十年代的末班车里挤出，从此，这一生，都要以八十年代自居。当八零后的写手越来越烂漫张扬的时候，当舆论对八零一代的批判愈演愈烈的时候，我们要承担下这个年代带给我们的某些强加的标签，然后以虚弱的声音辩解：我们是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过渡的一代，在我们身上，没有八十年代最鲜明的个性特征，却握有七十年代的怀旧情结；没有七十年代最清晰的愤青语言，却相信八十年代最昂扬的个人奋斗；我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生的一代，也是最后经历过凭票供应生活的一代；我们是可以普遍享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代，也是最先面临更多竞争与打击的一代……总之，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样独特的地位与经历，而拥有了更加独特的特征与符号。

　　我们兼具古典与现代的某些气质，在徘徊中寻找路径。我们这一代人，有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念想儿，固执地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直到凝固成一桢桢泛黄的老照片，还带着某些余韵悠长的怀念。既然是女孩子，所以我最初的念想儿总是和食物有关。我说过，我们经历过最后的物质贫瘠年代，那时候还没有“菜篮子工程”这样的举措，食物很单调，到了冬天几乎每家都要储存很多很多的大白菜和萝卜。

　　我童年印象中十分清晰的一点就是那个年代里我爸每年冬天都要买好多大白菜，整整齐齐垛在挖好的地窖里，供整个冬天食用。所以我后来总是无法抗拒对任静和付笛声的喜欢，因为他们有首歌叫做《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那里面有个镜头大致是付笛声骑了三轮车载着个电视机，任静在后面很卖力地推。这个镜头总是让我想起我爸骑着三轮车，里面是一车的大白菜。

　　那个时候，我家的饭桌上通常是炒白菜、腌白菜、白菜炖豆腐，炒萝卜丝、腌萝卜片、萝卜炖萝卜……可是，那样的时光，明净快乐。那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喜欢在黄昏时候举着一块松软的馒头，抹上好多粘稠浓郁的麻汁酱，站在门口一边吃一边等自己的爸爸妈妈下班回家。我们的身边荡漾着不知是哪家在炸鱼或是炒菜的香气，裹在傍晚的风里，缠绵暧昧。我们边吃馒头边捉迷藏，直到天光一点点变暗，我们的馒头吃完了，手上沾满了黏糊糊的麻汁酱，像个脏兮兮的小老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爸爸妈妈推着自行车由远及近的身影。我们几个小伙伴通常会打赌：我们在地上摆一颗小石块，看谁的爸爸妈妈先迈过那块石块。是这样幼稚无聊的游戏，却让我们乐此不疲——扑进爸爸妈妈怀抱的瞬间，黄昏可以变成黎明。

　　可是二十年后，当我们回头看看现在的小女孩子，她们是那么的干净婉约，穿着昂贵的花裙子，价格是我们那时候的小孩心目中的天文数字。她们吃肯德基、麦当劳，在各种各样的玩具间钻来钻去。可是她们中的好多人，不知道金钱的来之不易。她们再也不会咬着蘸满麻汁酱的馒头这般粗糙的食物站在家门口盼爸爸妈妈回家，再也不会因为爸爸妈妈兜里的一块橡皮糖而兴奋雀跃。

　　这是一个物质丰裕的年代，是因为丰裕，因为未曾尝试“缺少”，便没有了怦然的心动与激情的向往。这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年代，是因为竞争，因为前途上需要一个精明、能干、多才多艺的女子，她们在父母监督下学钢琴、学舞蹈、学英语口语，她们有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所不具备的高起点，却再也没有了简单快乐的、像只小老鼠一样的童年。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零食在今天看来也是粗糙至极的，最让我们心旌荡漾的冷饮是那种两毛钱一瓶的橘子味汽水。瓶子质量不怎么过关，每次打开瓶盖的时候都会发现瓶口边缘有些破碎的痕迹。有阳光的时候会看到瓶子里面那些彩色小泡翻滚着升腾，很具有视觉上的诱惑力。

　　我们还流行过一种叫做皮筋糖的食物，颜色通常很恶俗，多是鲜红、翠绿或者金黄，一分钱一根，细细长长的一条。最大的特点是黏糊，所以轻轻一扯就可以变得很长，比较粘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话总是很含糊。还有种食物叫蜂蜜糕，很脆、很甜，带点清香。据说制作过程不是很卫生，可是一角钱一块的金黄色美妙食物对我们那时候的小孩有着十分巨大的诱惑力。

　　那时候我和我同桌，那个面容清秀的小男孩时常分吃同一块蜂蜜糕，在午后的某一节课间，我们时常在铺满阳光的走廊上小心地掰开那截甜蜜的金黄，放到嘴巴里的时候会有松软的幸福。那时候我们的眼睛和笑容都是那样明媚单纯，就像阳光一样干净透明。尽管后来我长大后偶尔也会买到蜂蜜糕这种食物，可是奇怪的是我却再也吃不出当年那般甜蜜的滋味。我想，那时候的甜蜜是因为简单的分享：我们知道，许多快乐，因为与人分享，便可以变成快乐的平方。就好像那时候的娱乐方式绝对不是一个人对着电脑就可以玩的电脑游戏、QQ聊天，那时候最奢侈的休闲活动是看电视，准确的说是整个院子里的孩子都去有电视的小朋友家看电视。

　　那时候我3岁，家里有一台“日立”牌14寸彩色电视，是我们那个家属院里唯一一台彩色电视。每到晚上，我都要给大家搬小板凳，分水果，我们曾经一起看动画片、新闻联播，在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排球的时候和大人们一起为中国女排五连冠欢呼。那时候的家属院，是难以忘怀的温馨与热闹。“远亲不如近邻”，就是每到傍晚大人们坐在院子里扇蒲扇、拉家常，而我们蹲在地上玩泥巴。除夕的时候我们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会一起在院子里放鞭炮，12点的时候抢着给长辈们拜年领红包。大年初一的早晨我们转遍整个院子给所有邻居拜年，喜欢我们的爷爷奶奶们会把我们高高抱起，然后塞一大把各种颜色的糖果。运气好的话，还会有几颗酒心巧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