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各派哲学

第一章各派哲学

精神哲学（MoralPhilosophy）或人性科学，可以由两种途径来研究。两种研究方法都各有其特殊的优点，都可以给人类以快乐、教训或知识。一种研究方法把人看做在大体上是生而来行动的，而且在他的举止中是为兴味和情趣所影响的：他追求此一个物象，而避免彼一个物象，至其或趋或避，则是按照这些物象似乎所含有的价值以为定的，是按照他观察这些物象时所采取的观点以为标准的。人们既然认德性是一切对象中最有价值的一种，所以这一派哲学家就把德性描写得最为和蔼可亲。他们从诗和雄辩借来一切帮助，而且在讨论他们的题目时，总是采用一种轻松简易的说法，并且采用一种最能取悦想像，引动情感的方式。他们从日常生活中选择出最动人的观察和例证来，把相反的性格加以适当的对比，他们以光荣和幸福的前程，来引诱我们进入德性之途；并且用最健全的教条和最显赫的范例，在这些途径中来指导我们的步伐。他们使我们感觉到恶和善的差别；他们刺激起我们的情趣来，并且加以规范，因此，他们只要能使我们的心来爱好诚实的行事和真正的光荣，那他们就以为他们已经充分达到他们着书立说的目的了。

至于另一派哲学家，则把人当做是一个有理性的东西来加以考察，而不着眼于其为活动的东西，他们力求形成他的理解，而不是来培育他的举止。他们把人性认为是一个可以静思的题目，他们精密地来考察它，以求发现出，有什么原则可以规范我们的理解，刺激我们的情趣，并使我们赞成或责斥某种特殊的对象、行动或行为。他们认为一切学问都有一种耻辱，因为直到现在，哲学还没有毫无争论地确立了道德、推论和批评的基础；它只是尽管谈论真与伪、罪与德、美与丑，可是又不能决定这些区分的来源。他们在从事于此种热烈的工作时，是不曾被任何困难所阻止的，他们由特殊的例证，进到概括的原则，并且再往前研究达到了更概括的原则，一直等达到了那些原始的原则，他们才可以放心，因为在科学中，人类的好奇心在达到那些原则以后，就不能再进了。他们的思辩虽然似乎是抽象的而且在普通读者看来甚至于是不可理解的，不过他们所期望的只是有学问有智慧的人们的赞成。

他们以为，只要自己能发现出一些隐藏着的真理，使后人得到教益，那他们毕生的辛苦也就得到充分的补偿了。

很确实的，前一种轻松而明显的哲学，比后一种精确而深奥的哲学，常会得到一般人的较大的爱好；而且许多人之推荐前一种，不只因为它比后一种较为可意，而且也因为它比后一种较为有用。这种哲学较容易进入日常生活中，它会铸成人心和情感；而且它由于论到鼓动人生的那些原动力，因而就改善了他们的行为，并且使他们较接近干它所描写的美德的模型。在另一方面，那种深奥的哲学，因其所依的心境不宜入于事务中和行动中，所以当哲学家离开暗处，进到光天之下时，那种哲学就烟消云散。而且它的原则也并不容易在我们的行为上留下任何影响。

心里的感情，欲念的搅扰，爱憎的激荡，都足以把它的结论消散了，都足以使深奥的哲学家成为一个凡夫俗子。

我们还必须承认，最经久、最公道的美誉是被简易的哲学所获得的，至于抽象的推理者，他们由于当代人的乖僻无知虽也能享受暂时的好名声，但他们并不能在较公道的后人面前维持住他们的好名声。一个深奥的哲学家在他的虚玄的推理中很容易陷于错误，而且他如果一直推下去，也不会因为一种结论是不常见的或同通俗的意见相反，就不接受那种结论。这样，一个错误就会生出另一个错误来。但是一个哲学家如果只是意在把人类的常识陈述在较美妙较动人的观点中，那他纵然偶尔陷于错误，也不至于错得太远。他只要重新求诉于常识和人心的自然情趣，那他就会复返于正途，使自己免于危险的幻想。西塞罗的大名现在仍然光耀着，但是亚理士多德的大名就很衰落了。

卜鲁耶（LaBruyere）名扬四海，举世共知；但是马尔布兰希（Malebranche）的荣誉，则限于他的本国和他的时代。阿迪生（Adison）将来或会被人高兴阅读，至于洛克（Locke）则恐怕要被人完全忘记了。

一个纯哲学家的为人，是不常受世人欢迎的，因为人们都以为他不能对社会的利益或快乐有什么贡献；因为他的生活同人类远隔了，而且他所沈醉于其中的各种原则和观念也都是人们一样也不能了解的。在另一方面，纯无知的人更是可鄙弃的。因为在科学繁荣的一个时代和国家内，一个人如果对那些高尚的消遣品毫无嗜好，那就的确表示出他的才气太狭窄了。

人们假设最完美的人格是介乎两个极端之间的；他对于书籍、社交和职业，都能够有相当的才能和趣味；他在谈话中仍能保持文雅的文章中那种明察和幽雅；他在从事于职业时仍能保持正确的哲学所给人养成的那种忠实和精确。

为广行培植这类完美的人格起见，最有效的工具莫过于文体流畅而宜人的一种着作，这种着作，并不向人生要求太多，它们也并无须乎深刻的钻研和埋头的苦攻，就能使人了解它们，所以结果它们把它们的学生送到人群中时，就使他充满了高贵的情趣和聪明的教条，可以来适应人生中任何事变。借这些着作的力量，德性会成了和蔼的，科学会成了可意的，社交会成了启发人的，独处会成了有趣味的。

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并以这个身份由科学接受到它的适当的食品和养料。

但是人类理解的范围是过于狭窄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并不能从成功的把握或已有的成就来希望得到满意。其次，人又不仅是一个理性动物，还是一个社会动物；但是他又不能老是享受可意的有趣的交游，而且他也不能对它们常保持相当的爱好。其次，人又是一个活动的动物；因为这种趋向以及人生中其他的许多必然，他又不得不来从事职业或事务；但是人心也需要松宽些，不能尽管继续来操心、来勤劳。由此看来，自然似乎指示给我们说，混合的生活才是最适宜于人类的，它并且秘密地警告我们不要让这些偏向中任何一种所迷惑，免得使他们不能适合于别的业务和享乐。它说，你可以尽量爱好科学，但是你必须让你的科学成为人的科学，必须使它对于行为和社会有直接关系。

它又说，奥妙的思想和深刻的研究，我是禁止的，如其不然，那我将严厉地惩罚你，我将使它们给你带来沈思的忧郁，将使它们把你陷在迷离恍惚的境地，将使你的自命的发明在发表出去以后受到人们冷淡的待遇。你如果愿意做哲学家，尽管做好了，但是你在你的全部哲学思维中，仍然要做一个人。

一般人如果只是爱好浅易的哲学，而不爱好奥妙深刻的哲学，并且对于后一种哲学，不加任何责难或鄙弃；则我们或者不妨勉从一般的意见，并且让各人自由来维持他的嗜好和意见。但是人们既然有些太过度，甚至绝对排斥了一切深奥的推论，或所谓哲学，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进而考究，我们有什么合理的理由，来为那些推论实行辩护。

一开始我们就可以说，由精确而抽象的哲学所产生的一种重大的利益，就是这种哲学对于浅易近人的哲学所有的那种补益。如果没有前一种哲学，则后一种哲学便不能在其意见中、教条中、或推理中达到十分精确的地步。一切优雅的文章不是别的，只是各种角度、各种方位下所见的人生的图画；它们可以使我们按照它们给我们所呈现出的物象的性质生起各种情趣来，如称赞、惩责、羡慕、非笑等。一个艺术家，如果除了他的细微的趣味和敏锐的了解以外，还精确地知道人类理解的内部结构和作用，各种情感的活动，以及能分辨善和恶的那种情趣，那他一定更能刺激起我们的各种情趣来。这种内部的考究不论如何费力，但是人们只要想胜任愉快地来描写人生和风俗的显见的外表的现象，他们就不得不从事这种研究。解析学者虽给我们眼前呈现出最可憎最不快的对象来，但是他的科学对于画家是有用的，甚至于在画家画维纳丝和海伦时，那种科学也可以帮助他。画家虽然运用其艺术中最丰富的色彩，并且给他的形象以最幽美最动人的姿势，但是他同时必须注意到人体的内在结构，各种筋脉的方位，各种骨节的组织，各种器官的功用和形相。在任何情形下，精确都是有助于美丽的，正确的推论都是有助于细微的情趣的。我们纵然想夸张其一，贬抑其他，那也是白费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说，在任何艺术和职业中，即在那些最有关于人生和行动的艺术和职业中，务求精确的精神（不论如何获得）总能使它们更近于完美的程度，使它们更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利益。

一个哲学家的生活虽然会离开实际的事务，但是哲学的天才如果被一些人谨慎地培养起来，它就会广布于全社会，使各种艺术和行业都一样正确起来。政治家会由此在分划权力和平衡权力时，有较大的先见和机敏；法律家由此会在他的推论中得到较大的准确和较精细的原则；司令们由此会在施行训练时较有规则，在计划和实行时较为谨慎。

现代政府所以较古代政府为稳定，现代哲学所以较古代哲学为精确，也就是依据同样次序进行的，而且它们将来的进步或者也是要由同样次序进行的。

纵然我们由这类研究收获不到什么利益，而只能借此来满足自己的无害的好奇心，我们也不应当鄙弃这种满足；因为我们这样就在人类所有的不多几种安全无害的快乐上又增加了一种。人生最愉快最无害的大路，是经过科学和学问的小径的；任何人只要在这方面能把一些障碍除去，或开辟任何新的境界，而我们在那个范围内就应当认他是人类的恩人。

这一类研究纵然似乎是令人费神，令人疲乏的，可是这也是因各人的心理而异的。

这个也正如人类的身体不一样似的，有的身体因为精强力壮，所以它需要猛烈的运动，而且他能由一般人所认为沈重劳苦的活动得到快乐。幽暗对人心和眼睛诚然是痛苦的，但是我们如果能用特殊方法使幽暗中发出光明来，那却是痛快的、高兴的。

但是人们所以反对幽暗的深奥的哲学，不仅因为它是令人费神、令人疲乏的，还因为它是必然生起不定和错误的根源。在这里人们对于大部分的哲学，确是提出最公道、最似乎近理的反驳，他们说，哲学实在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哲学之所以生起，或则是由于人类虚荣心的无结果的努力，因为他们每爱钻研人类理解所绝对不能接近的题目；否则就是由于普通迷信所有的一种伎俩；那些迷信因为不能用公平的理由来防护自己，所以他们就摆出这些纠缠人的荆棘来，以掩护他们的弱点。这些强盗因为被人从旷野中追赶出去，所以他们就跑到树林内，等待机会来袭击人心中任何一条没有防备的小径，并且以宗教的恐怖和谬见来袭击它。最顽强的反对者，只要稍一不留神，就会被他们所压迫了。许多人因为懦弱和愚昧给这些仇敌开了大门，并且甘心恭敬地、贴服地来接待他们，认他们为自己的合法的统治者。

但是我们可以此为充分的理由来主张说：哲学家应该停止那些研究，而让迷信继续占领它的避难所么？我们不是正应该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并且看到我们必须继续战争，一直达到敌人的腹地么？我们并不能希望，人类因为屡次的挫折，最终会抛弃这类缥缈的科学，并且发现出人类理性的适当领域来。因为人们觉得常常唤回这类题目来，是最有兴趣的，而且除此以外，盲目的失望在科学中并不能合理地存在下去，因为以前的企图不论如何失败，而我们依然可以希望，后代人们凭其勤劳、幸运和改进了的睿智，会达到前代所不知晓的发明。每一个好冒险的天才，对这个难得的奖品都会欢忻跳跃，他不但不被前人的失败所挫阻，而且会因此更为奋励；因为他希望，成就那样艰难的一件冒险事业正是一种光荣，那种光荣正是单为他保留着的。我们要想使人类的学问完全免除这些深奥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只有认真地来研究人类理解的本性，并且把它的能力精确地分析一下，以求指示出，它无论如何不配作那样辽远、那样深奥的研究。我们必须先经受这种疲乏，以求在以后安逸过活：我们还必须细心来培养一种真正的哲学，以求消灭虚妄假混的哲学。懒惰对有些人虽然能给他们防御住这种欺骗人的哲学，但是在另一些人，这种懒惰却又被好奇心所平压下去。失望有时虽然能得势，但是它在后来也许会让步于乐观的希望和期待。只有精确的和正直的推论是唯一的万应的良药，它可以适合于一切人，一切性格；只有它可以推翻那个深奥的哲学和玄学的妄语——那个哲学因为和普通的迷信相混之故，已经使它有几分不能为疏忽的推理者所穿越了，已经使它装出科学和智慧的模样来了。

在审慎地研考以后，我们固然有一种利益，固然可以把最不定最不快的一部分学问驱除出去，但是我们如果能精确地考察人性中各种能力和官能，那我们还正有许多积极的利益。人心的作用是最奇特的，它们虽然紧紧靠近我们，但是它们一成为反省的对象，它们便似乎陷于暧昧的地步。我们的眼睛不容易找到分辨它们、识别它们的那些界线。那些对象太精细了，它们并不能在同一方面下或同一方位下继续好久；我们必须在一刹那间借天生的优越的锐目（这个锐目是可以借习惯和反省而进步）来把握住它们。因此，我们只要能知道人心的各种作用，把它们互相分离开，把它们归在适当的项目下，并且把它们在做为反省和研究的对象时所呈现的那种纷乱情形改正了，那已经是一部分不小的科学工作了。

这种分类和识别的工作，如果行之于外界的事物方面，如果行之于我们感官的对象方面，固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这种工作如果行之于人心的各种活动，那它的价值就会提高，而且我们所遇的困难和劳苦愈大，它的价值也就愈大。我们纵然只能贡献出一幅心理地图来，只能把人心的各种部分和能力描写出来，而不能再进一步，但是我们只要能走到这样远的地步，那至少也有几分使我们满意了。这种科学如果愈明了（现在自然是不明了的）,而一切自命为有学问而懂哲学的人们如果不知道它，那他们就愈可鄙了。

我们到此并不能再猜想这种科学是不定的、虚幻的；除非我们主张绝对的怀疑主义，把一切观察甚或行动，都推翻了。我们不能否认，人心赋有各种能力；我们不能否认这些能力都互相差异；我们不能否认，当下的“知觉”所见为各别的，在反省时，我们也可以分别它们；结果，我们不能否认在这个题目方面的一切命题中有真理有伪说，而且这种真理和伪说并不是人类所不能了解的。这类明显的分别是很多的，就如意志和理解的分别，想像和情感的分别——这些都是各个人所能了解的。至于较精细较哲学的分别，也一样是真实的，确定的，虽然它们是较难了解的。在这些研究中一些成功的例证，尤其是晚近的那些，很可以使我们较正确地明白这种学问的确定和坚牢。我们既然以为一个哲学家应该不辞辛苦来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行星系统，并且把这些辽远物体的位置和秩序摆布好，那么别的人们如果也一样胜任愉快地在与我们极其相关的人心方面，把它的各部分描写出来：我们还能故意忽略这类人么？

但是我们还可以希望，一种哲学如果细心加以培植，而且公众的注意又给它以鼓励，那它的研究正可以更进一步，它正可以（至少有几分）发现出，人心的各种活动是受什么秘密的机栝和原则所促动的。天文学家虽然一向只是根据各种现象证明了各种天体的真正运动、秩序和体积，而且他们虽然一向也就满足于此；不过到后来，一个哲学家毕竟兴起来，依据最巧妙的推论决定了各种行星的运转所依以进行的那些法则和力量。关于自然的其他部分，也有同样的研究。在心理的能力和组织方面，我们如果用同样才力和费同样心力来研究它们，那我们也可以有相等的成功，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失望的理由。我们可以猜想，人心的各种动作和原则是互相依靠的，而且这些原则又可以还原于一种更概括更普遍的原则。至于这些研究究竟能到什么程度，那在没有谨慎尝试之先（甚或在以后）,我们很难断言。我们确是知道，即在推理最不细心的人们，现在也逐日有这种企图；我们确是知道，要以充分的细心和注意来从事此种研究，乃是一种必要的事情。

我们分明知道，这种目的如果是人类理解所能达到的，则它终久会幸运地被我们获得，否则，我们也可以自信地、安全地把它抛弃。最后这个结论自然是不快意的，而且我们也不应该鲁莽地相信它。因为我们如果这样假设，那我们不是把这类哲学的美丽和价值减去大半么？各道德学者在考究刺激起我们赞赏和憎恶的各式各样的行为时，一向曾惯于找寻一种公共的原则来解释这些花样纷繁的情趣。他们虽然因为过于爱好一个概括的原则，不免稍为极端，可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们这种做法是可原谅的，因为他们只是希望找寻出一切罪恶和德性所能还原的一种概括的原则来。批评家，逻辑家，甚至政治学家都曾有过同样的企图；他们的企图也并非全部失败；自然，较长的时间，较大的精确，较热烈的专心，还更能使这些科学进于完美的程度。要把这一类企图立刻抛弃了，那是最鲁莽，最荒唐，最独断的；甚至于从来以浅薄命令和原则强加于人类的那种最大胆最肯定的哲学，也没有那样鲁莽，那样荒唐，那样独断。

那么关于人性的这种推论纵然似乎抽象而难理解，那有什么呢？我们不能因此就假定它们是虚妄的。正相反的，聪明而深刻的哲学家从来所把握不住的东西，似乎不能是很明显很容易的。这类研究纵然费我们极大的辛苦，但是我们如果能由此在这样重要无比的题目方面把我们的知识增加了，那我们就觉得不只在利益方面，而且在快乐方面，得到充分的报酬了。

不过这类思考的抽象性既然不是一种优点，反而是一种不利，而且要想克服这种困难，或者只有求助于细心和艺术，并且把一切不必要的细节都避免了，所以我们在下边的研究中，就想法来阐明这些题目，因为这些题目已经因为不定之故把聪明人阻止了，已经因为幽暗之故把无智的人障碍了。

我们如果侥幸把深奥的研究和明白的推论，真确的事理和新奇的说法调和在一块，因而把各派哲学的界限都接近起来，那就幸福了。我们如果在这样轻松推论以后，把从来似乎保障迷信并且掩护荒谬和错误的那种奥妙哲学的基础推翻了，那就更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