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任何一个国家本国的主要商品是该国的财富，是源源不断的，并且也是永不枯竭的。地上的野兽、空中的飞禽、海里的鱼类都在自然地鳖殖增长。
每年都有一个新的春天和秋天，它们带来大量新的植物和水果。地球上的矿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既然自然财货是无穷无尽的，那么，用自然财货制造的人工财货也应当是无穷无尽的。如用亚麻、羊毛、棉花和生丝制成的毛织品、亚麻布、呢绒、白布和丝绸。
这揭示了孟先生的贸易论中的一个错误。他称赞异常节俭、节约和节约法令是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办法。并且用比喻来说明他的论点：设想一个人每年有一千镑，柜子里有二千镑，每年花费一千五百镑，他在四年的时间里就会花掉他的二千镑，这种情况对一个人来说确实如此。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就不是这样，因为他的财产是有限的，而国家的财产是无限的，是永不枯竭的。对于无限的东西来说，既不会由于异常节俭而增多，也不会由于浪费挥霍而减少。
2.每个国家本国的主要商品是该国对外贸易的基础：任何国家最初只有用本国商品交换来的一点外国商品。因为在对外贸易初期，一个国家拿不出什么东西去交换。西班牙的金银、土耳其的丝、意大利的橄榄、法国的葡萄酒以及所有其他外国货物都是用英国的呢绒和英国其他某种主要商品去交换而运到英国来的。
3.外国的主要商品是不稳定的财富。某些国家同其他国家进行独家贸《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第二章“使王国致富和增加我们财富的手段”。
易，或者独家占有某些技艺，就能赢得外国的主要商品。只要这些国家独家占有那种贸易和技艺，这些外国商品就能同本国商品一样赢利。但这并不稳定，因为其他国家可能找到与同一地方进行贸易的渠道，而技师为了谋利可能到其他国家旅居，向他人传授技艺。例如葡萄牙同印度发生了独家贸易，后来威尼斯人占去了那种贸易的很大一部分，现在荷兰人和英国人比葡萄牙和威尼斯占有更大的部分。生产几种丝绸的技艺主要限于热那亚和那不勒斯，以后传到法国，又传到英国和荷兰，现在那些地方的技艺象在意大利一样完美，因此，其他的技艺就外流，如制造镜子的技艺从威尼斯传到英国，造纸的技艺从威尼斯传到法国和荷兰。
论商品的量和质一切商品的量都是通过度量衡得知。我们不了解产生重量的原因，重量对这个目的来说并不重要，不管它是来自空气的弹性还是最大天体的重量，或是其他原因。称物体重量的方法由天平完美地显示出来，这就足够了。现在公用的是两种衡量制，即金衡和常衡。
第一种衡量制即金衡是用来称最有价值的东西，如金、银和丝绸等。后一种衡量制是用来称比较粗糙和体积较大的东西，如铅、铁等。
有两种度量，一种是用来量流体的，如蒲式耳、加仑和夸脱，量谷物、酒和油；另一种是用来量固体的长度的，如码、埃尔等，量布、丝绸。
一切国家的度量衡都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贸易。当地的海关和法律使度量衡准确无误，而且进行贸易的人了解在他做买卖的地方所使用的度量衡。政府注意防止和打击在度量衡上弄虚作假的欺骗行为。大多数商业城市有公共计量所和量具。天平两端长度不同造成的欺骗很难察觉，因此，贵重物品通常是要分别放在天平的两个盘子里来称的。
可以通过商品的颜色、声音、气味、味道、构造或外形来了解商品的质量。
商品质量的差别很难区分，那些能适当地判断这些差别的器官是极不一致的。有些人眼光比较锐利，有些人听觉比较灵敏，另一些人则嗅觉和昧觉比较灵敏。同时，每个人对自己的官能评价都很高，要找出一个裁判员来决定哪一种官能最好是很难的。其次，那些属于人工商品的质量，比如依靠人工商品的混合、构造或样式的质量是很难看出来的。有些商品的质量由不同物体适当混合而成，如小刀和剃刀，它们刀刃锋利是由于钢和铁很好的揉合和混合，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在使用时才能显示出来。帽子、衣服和其他许多东西也是很好地混合而成的。由于很难看出商品质量的差别，所以，做生意的人就要当学徒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叫做生意经。从一般买卖的情况说来，买方被迫依靠卖方的技能和诚实，由卖方提供他所说的那种质量的商品。
由于希望进一步做生意，不进行欺骗是符合卖方利益的，因为他的商店，即做买卖的地方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向那些走街串巷叫卖的商贩购买东西的人就要冒很大的被欺骗的危险。
主要质量在于样式的那些商品，如一切供穿戴的衣帽，则不那么依靠卖方的诚实。因为虽然商人或制造者是这种样式的发明人，然而，是买方的爱好和欢迎使这种样式得到使用并成为流行的式样。
论商品的价值与价格一切商品的价值来自商品的用途，没有用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正如一句英文成语所说，它们一文不值。
商品的用途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人生来就有两种总的需要，即身体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世界上满足这两种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是有用的，因此都有价值。
对满足身体需要有用的商品，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这是共同的看法。一切商品都是用来满足人的三个一般的需要即衣、食亡住的。但是如果严格加以考察，除了食物，没有任何东西是维持生活所绝对必需的，因为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赤身裸体，穴居野处，因此，只有少数东西是满足身体需要所绝对必需的。
那些由于满足精神上的需要才有价值的商品是能满足心愿的一切东西，心愿的意思就是需要，即心灵上的欲望，这种欲望之于心灵正如饥饿之于身体一样自然。
精神上的需要是无限的，人生来就在渴望，当他精神振奋的时候，他的官能就变得更精致，更有能力欢乐。他的心愿增大了，他的需要就随着他的愿望一起增加，这些愿望是对任何珍贵的东西的愿望，它们可以满足他的官能，装饰他的身体，促进生活的舒适、欢乐和豪华。
在满足精神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物品中，那些装饰人的身体、促进生活的豪华的物品有着更广泛的用途，对于一切时代，不同种类的人都是有价值的。
知识之树的果实对人类祖先的影响的最初效果是使他们以衣蔽体，这造成人类同其余创造物的最明显的区别。由于这一点，他们的后代才能称他们为人，因为除了人以外没有别的生物装饰自己的身体。此外，以衣蔽体不仅使人区别于野兽，而且也是人和人之间高低贵贱的标志。
从来没有任何一部分人是这样野蛮，但是，在他们之中又有人的差别和等级，并且发明了一些能表示这种差别的东西。
那些穿兽皮的人穿着最难捕得的野兽的毛皮，因此，海格立斯穿着狮子的毛皮。貂皮和黑貂皮仍然是荣誉的标志，地位的高低在非洲人当中可以从废弃的服装上看出来，在赤身裸体的人当中可以从他们以最珍贵的颜色来修饰自己的身体看出来，这同红色是古代不列颠人最珍贵的颜色一样。
最古老和最优秀的史书即圣经表明，在世界文明人中间，当时已经穿戴耳环、手镯、头巾和面纱以及变化多端的成套服饰。身上的这些装饰品是一宜穿戴的，只不过根据国家的习俗而有形式和式样的不同。
服装的式样常常用来表示一些人的地位。稀少的、难以得到的物品始终是光荣标志。由于这种用途，珍珠、钻石和宝石都是有价值的。珍奇的东西戍了适当的光荣标志，因为得到难以得到的东西是光荣的。
商品的价格是现在的价值，是通过计算商品的需求或用途以及符合那种需求的数量得出来的。由于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用途，商品中多余的那一部分变得毫无价值；在考虑到需要的情况下，丰富使商品便宜，稀少则使商品昂贵。
贸易商品中的每一件商品都没有固定的价格或价值。地球上的动物和植物受天的影响，天有时引起兽疽，农作物的病害、匮乏和饥荒，有时引起长年的大丰收，因此，商品的价值不得不相应地变动。除此以外，大多数物品的用途是满足精神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身体的需要。而且这些需要的绝大部分是由于想象而产生的，精神发生变化，物品变得没有用了，也就失去了它们的价值。
现有两种可以约略估计出物品价值的方法，即商人的价格和工匠的价格。商人为他的商品规定的价格是通过计算最初的成本、费用和利息得出的。
工匠的价格是通过计算材料的戍本以及加工所用的时间得出的。时间的价值根据工艺的价值和工匠的技能而定。有些工匠一周的工资是十二先令，另一些是十五先令，还有一些是二十先令以及三十先令等。
利息是商人经商的尺度。而工匠利用时间来计算利润和亏损。因为如果他们的商品的价格由于商品的数量多或用途改变而改变，他们就不付给商人利息，同时，商人也不因工匠花费时间而对他进行支付。他们双方都认为他们的买卖亏损了。
但是，市场是价值最好的裁判，因为从买方和卖方的汇集能够最清楚地知道商品的数量和它们出售的机会。物品能卖多少钱，它就正好值那么多钱。根据老的准则，ValetQuantumVendiPotest（售价即所值）。
论货币、信用和利息货币是法律规定的价值，由货币的标记和大小可以知道货币价值的不同。
货币的用途之一在于，它是价值的尺度。通过货币来计算一切其他物品的价值。当表现任何一种物品的价值时，就说它值若干先今，或值若千英镑。
货币的另一种用途在于，它是一切其他物品的价值的替换物或抵押品。因此，货币的价值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否财它既不能成为可靠的尺度，也不能成为一切物品的价值的替换物。
货币并不是绝对需要由金银制造，因为它唯一的价值是来自法律，因此，标记打在什么金属上并不重要。如果货币是由黄铜、铜和锡或任何别的东西制造，它具有同样的价值，起着同样的作用。西班牙的黄铜币、瑞典的铜币、英国的锡法寻按照它们的兑换率在兑换中具有与金市和银币相等的价值，并且象金市和银币一样起着计算物品价值的作用。六个法寻便士同六个银便士可以购买同样多的物品，说这值八个法寻，正如说那值两个便士一样，使人可以清楚地知道一件物品的价值，金市和银币以及黄铜币、铜币、锡币在法律无效的国家中会改变自己的价值，并且不产生比打上印记的金属的价格更多的价值。因此，一切外国的硬币都接重量计算，它的价值也不确定，随着金属的价格上升和下降。西班牙古银币的价值随着银的价值上升或下降，有时相当于四先令六便士、四先令七便士、四先今八便士。元和一切外国硬币也改变着它们的价值。如果不是因为有确定价值的法律，一个英国五先今硬币会等于五先令二便士，因为如果它被熔化或运往外国，它的价值就会是那么多。制造银币和金币的主要优点在于防止伪造，因为金银都是具有很高价值的金属，那些打算通过伪造硬币取得利润的人必定要伪造金属和印记，而伪造金属要比伪造印记困难得多。用这种货币对于商人来说还有其他的优点，因为金银除了用来制造货币以外，还是具有其他用途的商品，如做盘于。金银花边、金银丝等。硬币同它们的价值相较体积小，商人们在金银条块上涨时发现有机可乘，因而把金银市运往各地，虽然这对商人来说可能是一种便利，但是却使货币短缺而常常损害国家。因此。大多数国家制定法律，禁止运输货币，但禁止不住。拿西班牙来说，虽然运输货币要判处死刑，但是在大帆船回国两个月以后，汪这个国家仍然很少看到货币。
有人非常尊重金银，因此认为金银本身具有一种内在价值，并用金银来计算任何物品的价值。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囚，是因为货币由金银铸造，以致他们未能辨别货币与金银。货币有确定的价值，因为它是法定的，而金银的价值则是不确定的，而且它们和铜、铅以及其他金属一样，会改变自己的价格。在开采金银的地方，就它们的矿脉纤细以及为得到它们所花的费用而论，它们既不能比其他矿物产生更多的利润，也不能为了开采它们而付给矿工更多的工资。
除非为了挥霍而用金银制作盘子、花边、丝带，东方君主们的习惯是把金银储存起来，或把它们埋在地下。金银在西方被挖掘出来，在东方则被埋藏起来。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大量金银物品，自从发现西印度以来，价值大为减少，在这段时间里，它们的价值不能大大超过锡或铜的价值。因此，那些寻求点金石的先生们如果最终偶然发现了它，他们该是多么失望？因为，如果他们能制造出大量金银，象他们及其前人为寻找点金石而花费的一样多，那就会大大改变即降低那些金属的价格，以致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由此得到的盈余是否会同他们为了把金属变成金银所支付的一样多。只有稀少性才能保持价值，而不是金属中任何内在的长处或质量保持价值。因为如果考虑到长处，那么，那些用金子换刀或铁器的非洲人在交换中是吃亏的，铁是比金银都有用得多的金属。我们对这一不同意见的论断是：没有任何东西本身具有确定的价值。一物同另一物的所值相同，时间和地点使得一切物品的价值产生差别。
信用是评价导致的价值，它象货币一样购买货物，而且在一切商业城市中很多商品是以信用出售的，以后再收现款。
有两种信用，一种以买者的能力为基础，另一种以诚实为基础，前一种人叫做好人，意指他是能干的人，他买东西通常用的时间很短，在一个月内忖款，所付款项算作现金，价格由以制定。另一种是指诚实的人，他可能是穷困的，他通常可能要用三个月、六个月或更长的时间以他自己的货物出售后的收入向商人偿付，因此，卖者对买者的诚实的依靠超过对他的能力的依靠。大多数零售商贩是依靠这种信用来购买的，并且通常赊售给他们的东西比他们拥有的财产多一倍以上。
大商业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和威尼斯有公办的信用银行。它们对贸易有很大好处，因为，它们避免了不断数钱的麻烦，使支付更加容易，引起了商业的巨大活跃。公办银行非常关心商业，伦敦的商人因为缺少这样的银行曾被迫把他们的现金交给金匠，从金匠的票据得到这样的估用，因此，这些票据在支付中从一个人手里转入另一个人手里，就象银行的票据一样流通。尽管这种方式的信用减少了巨额货币，二十五年内不少于两百万，然而这些票据却使商业活动非常迅速和方便，所以信用始终保持在某种范围内。
因此，非常值得惊异的是：因为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富的和最主要的商业城市，因为公办银行中存在着这么多的便利、迅速和安全，并且由于缺少这样的银行丽产生了巨大的损失，所以伦敦商人和贸易家在此以前不久曾向政府谈到建立公办银行。
一般的不同意见认为，一个公办银行在君主政体中不可能是安全的。这不值一驳；按照这种意见，似乎君主不是受支配国家的同一政策准则所支配，即千方百计为臣民谋福利，在臣民的福利中也涉及君主自身的利益。
确实，在一个完全依靠军事力量的完全专制的政府中，商业同国家事务没有关系，并不带来收入。可能存在一种猜忌心理，即这样一个银行可能诱惑一个君主去占有它；他这样做无损于他的政府的事务。但是，在英国，政府不是专制政府，人民是自由的，并且享有任何国家的公民所享有或曾经享有的最高立法权，在那里，关税给国王的金库带来大量收入，在那里，船只是国王的支柱。商业的繁荣对国王有多少利益，对人民就有多少利益。所以，没有理由担心，因为，谁会持这样的异议，说他存入银行的货币不会象他的财产那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呢？或者，同他的土地和财产相比，为什么他更害怕失去他的货币呢？
利息是财货的租金，正象它是土地的租金一样，前者是加工过的，或人工的财货的租金，后者是未加工的，或自然财货的租金。
利息通常被看成是货币，因为付利息借来的货币是用货币归还的。但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利息是为财货支付的；因为借来的货币是花费在购买货物上，或者在它们被买来以前为它们付出的。没有人把付出利息得到的货币放在身边而失去这笔款项的利息。
利息的另一个用途在于，它是商人据以结算盈亏帐目的标准。商人期望在买卖中以自己的货物得到更多的利息。因为他遇到坏帐和其他危险，所以，他认为所得比利息多就是盈利，比利息少则是亏损。如果不比利息多，那便是既无盈利也无亏损。利息的另一用途在于，它是土地租金的价值尺度。它规定土地买卖的价格，因为用在通常情况下加上三年利息的办法就能得出国家土地通常的价值。三年的差额是允许的，因为土地比货币和财货更为可靠。
在荷兰，货币的利息是百分之三，计算一下什么数乘三是一百镑，是三十二，再加三年，就构成三十六年的收益，这就是荷兰土地的价值。用同一标准来衡量，英国的利息是百分之六，土地值二十年的收益，在爱尔兰，仅值十三年收益，那里的利息是百分之十。所以，根据利息率，就能得出一个国家土地的价值。
因此，一切国家的利息都是由法律决定，由法律确定下来的。否则，它就不能成为商人结算帐目、绅士出卖土地的标准。
论贸易的用途和利益贸易的用途在于制造和提供为生活的维持、防御、舒适、欢乐和豪华所必需的或对这些有用的物品。于是酿酒商、面包师，屠夫、家禽贩、厨师以及药剂师、外科医师和他们的从属为维持生活提供了食物和医药。刀匠、军械工人、火药工人连同他们的贸易伙伴为国防而生产产品。鞋匠、鞍工、椅匠以及更多的人是为了人们生活得舒适。香料商、小提琴手、画家和书商以及一切使事物满足人们感官享受、造成心情愉快的行业，都促进人们的欢乐。
但是表现生活的豪华的行业是无穷无尽的。因为除了装饰人的身体的行业如手套商、内衣经售商、帽商、女裁缝，成衣匠以及其他等等之外，还有那些制造装扮用的材料的行业如服装商、丝绸商、花边商、缎带商以及帮助他们的布商、绸布商和女帽商等，为数在一千种以上。还有制造仆人用具和马匹饰物的行业，而那些建造、装备和装饰房屋的行业是不计其数的。
于是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大显身手，因为，通过商业，国家的自然财货得到了利用，羊毛和亚麻做成了衣服，兽皮做成了皮革制品，木材、铅、铁和锡做成了上千种有用的东西，这些商品的多余部分是无用的，被商人用去交换酒、油、香料以及外国的一切好东西。商人由于他的辛苦而获得一份，地主由于出租地产而得到另一份。所以，通过商业，不只是一般居民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而且比较富有的居民还享有促进生活的舒适、愉快和豪华的一切东西。相反，在同一个国家中，如果没有商业，地主就会饭蔬衣粗，蛰居陋室，而且他们出租土地除了得到他们贫穷的赤脚佃户的敬意和奉承外，将一无所获，因为佃户拿不出任何别的东西。
贸易提高了地租，因为使用了几种改进措施，土地生长出更多的自然财货，因此；地主的那一份是较大的。无论他的那一份用货币或用实物支付都是一样的，因为货币必须用来买这些货物，货币是一种为了恒于交换而由法律制定的、想象的价值，自然财货是现实的价值和地租。
商业的另一种好处是，它不仅带来富裕，而且带来和平，因为北方民族发展的时候，由于气候造成的困难丽被迫迁移，并且常常消灭和征服气候比较暖和的地方的居民，以便为自己留下立足之地。从那时起，就有一个谚语：OmneMalumabAquilone（北风是万恶之源）。但是那些从事贸易的北方居民，他们的勤劳使土地变得更加肥沃，并且由于用国家的财货去交换气候比较温和的地方的酒和香料，那些国家成为最适宜于居住的地方。有着温暖的食品、衣服和住房的居民更能经受寒冷季节的巨大困难。这些看来就是过去七、八百年没有发生来自世界北方的、要消灭比较温暖国家的居民的那种入侵的原因。其次，贸易使劳动者得到的工资超过打仗得到的报酬，所以，在国内过和平生活而不是到国外打仗找出路更加符合人类的利益。
这些都是贸易对人类的好处；贸易对政府的好处是很多的。贸易增加政府的收入，提供人民的就业机会，因为，每个工作的人都要因自己吃穿的东西付给政府一些钱。于是货物税和关税增加，并且每个人挣得越多，消费得越多，国王的税收也就增加得越多。
这提示了结束有关制造或进口哪些货物对国家最有利的争论的方法：唯一的差别是，雇用多少人来制造他们，因此，进口生丝比进口金银对政府更有利，因为拈丝和织丝比金银加工雇用的工人更多。
贸易的另一种好处是，它对保卫政府有用，它提供战争的军火库。枪炮、火药和子弹都是用矿物做的，而且都要由商人加工制造。其次，那些矿物不是在一切国家中都有，大量的硝石来自东印度，因此，必须由商人进口，用本国的财货去交换。
贸易的最后一个好处是，它有助于帝国的扩大。如果一个世界性的帝国或者一块非常辽阔的版图能够在世界上重新建立起来，那么，这看来很可能是靠贸易实现的，是靠增加海上的船只而不是靠陆上的军队实现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无法加以讨论。但是怯兰西国王在欧洲建立帝国的明显意图，成为人们共同的话题，这一意图引起人们一些短暂的思考，在把一方面的困难同另一方面的机遇加以比较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思考。
建立一块非常辽阔的版图，特别是在欧洲，困难是很多的。
第一，欧洲的人口比以前稠密，它所设防的市镇和城市比最后一块辽阔的版图罗马帝国时多，因此，欧洲不容易从属于任何一位君主的权力。
是否只是由于人类的自然增长，欧洲人口就更加稠密，出生超过最初遍及世界的死亡？
或者，是否因为欧洲居民醉心于贸易，土地变得更加宫饶，提供更丰富的食物，从而防止了从前毁灭过大量人口的饥荒，所以，近三百年来，历史学家看不到有大的饥荒？
是否由于排干巨大的泥沼、湖泊、沼泽，砍伐大量的森林，为人口的增长腾出地方，空气变得更有益于健康，因而瘟疫和其他传染，病的危害比以前小？没有什么瘟疫象普罗科皮阿斯①和沃辛汉②所报道的瘟疫那样猖撅，那次瘟疫在意大利毁灭了大量人口，幸存者不到百分之一，而在欧洲其他地方，生者人数不足以埋葬死者。1665年发生的鼠疫是最大的一次，但在英国、荷兰和鼠疫流行的其他国家，却没有夺去百分之一人口的生命。
是否因为发明了枪炮弹药，所以不象以前那样有很多人在战争中被杀死？薛西斯在反对希腊人的一次战斗中损失二十六万人，亚历山大消灭了大流士军队十一万人，马利乌斯杀死了十二万辛布里人。在大的战斗中，死亡人数很少低于十万人，但是，现在死亡二万人就被认为是很大的杀戮。
是否因为北方人醉心于贸易，所以如此大量的人口没有被人侵消灭？
是否由于所有这些情况，或者特别由于其中的某一情况，欧洲变得人口稠密？对这里的讨论来说那是无关紧要的。只需要表明，事实就是这样，把各国的古代史同现代史加以比较，它就显而易见。
在对古代的描述中，各地树林密布，野兽成群，居民尚未开化，野蛮成性，不习手艺，政府象是一伙人或一群人。但是在现代，树林被砍伐，狮、熊和其他野兽被消灭，再也没有食肉动物与人住在一起，人驯养猫、狗供自己使用。在从前是树林的地方种上了谷物，并且用木材建立起城市、城镇和乡村。人们穿衣习艺，而那些小的人群和家族便扩大为大的国家和王国。英国人口增长的最无可争辩的证明是未日裁判书，它是对征服者威廉统治时期英国全体居民的调查报告。由此书可以看出，从那时以来，英国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因为对摩西关于世界增长的假设，一般说来，基督教徒是深信不疑的。已故首席法官黑尔爵士在其论人类起源的书①中努力去说服世界上所有其余的人，使他们也相信这一点。如果不是用在本书中自然得出的东西，即来自各个时代军队的各种胜利的东西，而是用任何其他的论题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那将是浪费时间。
在世界的初期，政府是从小小的家族和人群开始的。所以，任何政府由于统治者的大智大勇而走在其余政府前面的时候，就日益发展壮大。对于尼鲁斯（他管辖的地区是最古老的从而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说来，开始建立亚述帝国是没有困难的，他的后继者继续保持和扩大这个帝国也是没有困难的。居鲁士、大流士、希斯塔斯普、薛西斯等的十分庞大的军队，其人数①《拜占庭历史巨着集》。再次修订和补充，根据巴·格·尼布尔的建议，由皇家波鲁上文学研究院审定陆续出版，第II部分，“普罗科皮阿斯”（波勒，1883年）：见第I部分，第249—255页（波斯之战）和第II部分，第162页（哥特之战）。
②《纽斯特尼亚概况》（亨利·托马斯·赖利编，载干大英历史案卷，1876年，伦敦）；见第292页（公元1349年）。这部着作于1574年第一次出版，后来再度问世，作为威廉·卡姆登的《盎格尼亚、诺曼尼亚、伊比尔尼亚、坎布尼亚的古典作品》的一部分于1603年在法兰克福出版。
①马修·黑尔爵士（1609—1676）：《人类最初的起源；根据自然本来的面目来考察和研究》。按照《国民传记字典》（XXIV，22）的说法，这部着作在黑尔生前没有出版过。
最少的也在五十万人以上，这在当时世界人口不多的情况下是所向无敌的。这些庞大的军队最初看来似乎说明当时世界人口比现在稠密，因为现在最伟大的君主的军队很少有超过五万人或六万人的。军队人数这么多的原因是，他们并不擅长军事技艺，并且这表明，世界处于它的知识的幼年期，而不是人口稠密，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去当乒打仗。如果那种情况现在成为惯例的话，考虑到居民是七百万人，英国就可能有一支超过三百万人的军队。按照同样的比例，法国（有四倍大）的国王就可能召集一支一千二百万人的军队。这么大的数目是这个世界闻所未闻的。
靠军队来扩大帝国的第二个困难是，自从发明印刷术和使用指南针以来，航海术更加为人所知，因此，人们之间就有了更多的商业活动，对国家和语言有了更多的了解，知识传播得更广，战争的技艺各地都家喻户晓，所以，人们是在比以前更加平等的条件下打仗的。就象两个机灵的击剑者，在仕何一人取得优势之前，要战斗很长一段时间。亚述人和波斯人对外进行征服，更多地是依靠士兵的人数丽不是依靠纪律，希腊人和罗马人则依靠纪律超过依靠人数。世界越老越聪明。好学之风首先在希腊人中间盛行起来，后来在罗马人中间盛行起来。一如后者在学习方面取得成功，他们在建立一个帝国方面也取得成功。但是现在双方都同样进行训练和武装起来，战争的胜利不可能是十分巨大的，征服者不遭受相当损失而取得胜利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
靠军队来扩大版图的另一个困难是，哥特人征服了绝大部分的欧洲，并以他们的政府形式来决定自由和土地财产，以致任何君主都难以改变那种形式。
是否如某些人所认为的，哥特人是十个部落的一部分。这些人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曾对威尔士、芬兰、奥尼克和其他北部地方（这些地方外人不大去，外人可能改变他们的语言）居民的语言进行过比较，发现这些语言同希伯来语在很多词和发音上是一致的，他们说话都是发颚音。肯定无疑的是，看来他们的政府形式是仿效迎南地的摩西政府的榜样制定的，即按照土地财产，按照疆上建立在土地财产上这一古代格言来划分立法权。那里君主制是由处于和平中的占领军轻而易举地把土地划分为三份而建立的。将军充当国王，获得三分之一土地，上校们充当贵族，获得另外三分之一土地，上尉们和其他低级军官充当绅士，获得其余三分之一土地，普通士兵是农民，被征服者是农奴，根据他们的土地份额，在他们中间分配立法权。那些有土地财产的人应该有权使法律去维护土地财产，这是必要的。
看来只有两种固定的政府形式：上耳其的和哥特的或英国的君主制，它们都建立在土地财产上。在第一种形式中，财产和立法权都只掌握在君主手里；在第二种形式中，财产和立法权则掌握在君主和老百姓手里。一种形式最适合于用军队来增加领土，因为君主总是绝对能够根据各种不同的战争情况发号施令。另一种形式最适合于贸易，因为在人是最自由，并且安心地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地方，那里的人也最勤劳。
所对有其他各类的政府，无论贵族政府或者最高官员是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都是不完善的、混乱的、不稳定的，因为人天生就是雄心勃勃的，他继承了上帝给予亚当管理万物的同样的统治精神。王位越是经常空着，就越是经常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在成则为王是法则的地方，总是为了金奖而发生战争。尽管一些看来喜欢这样的政府形式的政治家千方百计去保卫这样的政府，但绝对不可能没有象马利乌斯和西拉这样的人去扰乱这样的政府，也绝对不可能没有象凯撒这样的人去篡夺这样的政府。
哥特人的政府是一个完美地确定的形式，人民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十分自由。这对于领土的扩张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因为在一个好政府领导下的人民会更加奋不顾身地去保卫这个政府。自由的人民比奴隶有更多的东西可能丧失，他们的胜利所得到的报偿比任何雇佣兵的薪金要多得多，所以他们会进行更顽强的抵抗。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自由提高了他们的勇气，并且在建立他们的帝国方面同他们的军纪起着同样的作用。自由城市泰尔使亚历山大要克服的困难，比所有亚洲城市给他制造的困难还要多。
生活在专制君主权力下的亚洲人民进行了微弱的抵抗。亚历山大征服了里比亚、菲尼夏、潘非尼亚，在他迎战大流士的征途上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埃及不战而降，很多乐于改变波斯束缚的国家也是这样。此外，他为争夺整个波斯帝国只打了两仗，那些奴隶般的人民的抵抗十分微弱，他在每一仗中的损失都不到五百希腊人，虽然从人数上来说，大流大的人数远远超过他的人数，前者超过二十六万人，后者不到四万人，而在杀戮的人数上也很不成比例，在西利西亚那一仗中，他杀掉十一万人，在阿尔贝拉一仗中，他杀掉四万人。而大约在同一时候，斯巴达人这个自由的民族同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副王安提帕特尔打仗，在一次战斗中（双方军队都没有超过六万人）马其顿人被杀死一千零一十二人，这比亚历山大在他的两次战斗中损失的总人数还要多，对一个自由民族作战和对一个奴隶般地柔弱的民族作战的差别竟是如此之大。
由于同样的原因，世界上的人口更加稠密，战争的技术也更为人所知。
欧洲人民在自由政府领导下生活。要统治一个国家和要征服一个国家同样困难。人民的人数大多，以致不可能让他们服从。毁灭绝大部分人，那是过于残忍和灭绝人性的。烧毁城镇和乡村，强迫人民迁移，就会失去绝大部分的掠取物。因为人民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力量，所以对君主说来，对未发现的地域的土地具有所有权，同对没有人民的国家具有所有权一样，都是毫无好处的。
此外，国家和语言更为人所知。人类彼此间也比以前更加了解。被压迫人民迁移到他们能够得到庇护的其他国家，并且成为其他政府的国民。由于以这样的方式增加国民，那些政府变得更加强而有力，也就更能抵抗帝国的侵犯。所以，每次征服都使得下次征服更加困难，因为可以从先前被征服的那些人民那里得到援助。现在已不再象以前那样把被征服者迁移到遥远的地区，世界上人满为患，已无立锥之地。
进行征服而又让他们自由，只是纳贡效忠，这等于没有征服他们，因为没有理由可以指望在他们能够进行抵抗的时候他们还会服从。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占有自己的财物，他们的服从不会长久，他们很快就会进行反抗。所以，虽然罗马人在他们统治的初期让一些国家享有自由，以此作为对下次征服的援助，然而当他们变得强大的时候，他们就把全部征服地划分为行省，这是防止征服地发生叛乱的最有效的办法。
这些是帝国在陆上扩大领土的困难，但并不是它在海上崛起的障碍，因为那些阻碍帝国在陆上发展的事物，倒会促进帝国在海上的发展。认为世界上人口更加稠密，这并非偏见，但海上有足够的空间。很多设防的城镇可能会阻止军队胜利进军，但不能阻止船舶破浪前进，航海技术日新月异，航海船舶无远弗届。不需要改变哥特人的政府，因为它最赞成这样一个帝国。
保持由海上得到的征服地的办法同保持由陆上得到的征服地的办法不同。一种办法是，烧毁城市、市镇和乡村，使人口变得稀少，以便更加容易统治他们，让他们屈从。另一种办法是，城市必须扩大，并且建立新的城市，不是放逐人民，他们必须继续占有自己的财物，或者被邀请前往帝国所在地。
前一种办法是，居民被奴役，后一种办法是，居民得自由。这样一个帝国所在地必须是在一个岛上，他们的防御只能依靠船舶。保卫他们的领土和扩大他们的领土都靠这同一方法。
不需要其他论据就订以断定，在海上比在陆上能够更快地建立起一个帝国，也比人们所见到的荷兰联邦的发展能够更快地建立起一个帝国。荷兰联邦在过去一百年内的发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从哀鸿遍野的悲惨景象变成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不久前还是一个贫穷的渔民小镇的阿姆斯特丹，现莅是欧洲主要城市之一。在同一时间内，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力图在陆上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他们已经达到与他们的海上势力相等的程度。如果他们的政府对于辽阔的领土说来是合适的，并且他们的国家不与讨厌的邻邦即欧洲大陆各国连接，从而省去用于自卫的军费，那他们不久就会争夺所在地的统治权。
但是，英国看来是这样一个帝国的更合适的所在地：英国是一个岛，所以不需要军队保卫。此外，商人和军人是绝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兴旺发达的。
英国有很多适合于大片领土的大港口。由于气候的影响，居民生来就勇敢，斗鸡和猛大的勇敢凶猛也为其他地方所不及。君主制既适合于贸易也适合于帝国。如果制定一个一般入籍法，规定所有在英国购置土地的外国人都能享受英国人的自由，那么，它可以比任何政府依靠陆军都要快得多地开拓出广大疆土：因为在欧洲的某些地方，人们受到战争的折磨和骚扰；因为某些统治者侵犯自己臣民的权利并且奴役他们；因为英国人民享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和最好的政府；因为依靠航海和书信，就可以有大规模的贸易和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于是一切国家的法律和自由也就为人所知。那些受压迫和被奴役的人也许会迁移，并且成为英国的臣民。如果臣民增加，作为王国的力量和收入的船只、货物税和关税也会按比例增加，王国不久就会变得十分强大，不仅能够维持它自古以来对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的统治权，而且可以把它的统治扩大到所有的大洋：这个帝国无论同亚历山大的帝国或凯撒的帝国相比，光荣都不逊于它们，而且幅员要辽阔得多。
论促进贸易的主要原因促进贸易的主要原因（且不谈好政府、和平、地理位置和其他有利条件）是穷人的勤劳和富人的慷慨。
慷慨就是自由使用由穷人的勤劳所创造的一切供身体和精神之用，这主要是指自己使用，但是并不妨碍他对其他人慷慨。与这一美德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是挥霍与贪婪：挥霍是一种对人有损害而不是对贸易有损害的罪恶，他生活阔绰，把应该维持自己一生生活的钱财在一年中就花光用尽。贪婪是一种对人和对贸易都有损害的罪恶，它使人挨饿，使商人破产。同样，贪婪的人认为自己变宫了，其实他变穷了；因为供人使用的商品没有被消费，积压起来，被说成是物资丰富，这些商品的价值下降，贪婪的人的财产，无论是土地或货币；都不如以前值钱。对一个贸易国家说来，富人都贪婪而不花费，就会象一场对外战争那样危险。因为，虽然他们自己并不会因贪婪得到任何东西，也不会更加富裕，但是他们会使国家变穷，使政府在由消费而来的关税和货物税方面遭受巨大的损失。
慷慨应该主要表现在把支出同等地分配在与衣食住有关的那些物品上。根据指定给每个人的份额或其地位，并且也多少考虑到精神上更精致细腻的需要进行分配。这样的分配能使柏拉图主义者和伊壁坞鲁主义者这两个哲学派别都感到满意：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最能促进贸易的支出，是花在穿和住、花在装饰身体和房屋上的支出。有一个人提供食物，就有上千的商人给身体穿着打扮，修建和布置房屋。时髦是属于衣服的，它是衣服的式样或形式。
在某些地方，衣服是一成不变的，如在整个亚洲和在西班牙。但是在法国、英国和其他地方，衣服是千变万化的。时髦或衣服的变化是伟大的贸易促进者，因为它在旧衣服穿破之前就引起衣服的消费：它是贸易的精神和生命；它造成循环，并且把价值轮流赋予各种商品；它使巨大的贸易驱体保持运动；它是一种关于给人穿着打扮的发明，使人就象生活在永恒的春天之中，他从未看见他的衣服的秋天。赶时髦是以称赞君主对衣服式样的选择而对君主及其宫廷表示的尊重。很多严肃、庄重的人鄙视这种行为，但是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为那些大声疾呼极力反对新式样的浮华虚荣，同时又称赞旧式样的正派体面的人，忘记了每一种旧式样以前都曾是新式样，所以可以用同一论据来反对这种论调。如果一个印度人或者一个外国人从未见过任何人以前是怎样穿着的，那就应该让他担任争论的裁判。他如果同时看到下面三种不同穿着的人，一个是穿新式样华美服装的人，一个是穿人们认为体面的旧式样服装的人，还有一个是穿人们普遍认为具有尊严威望的官员制服的人，那他做出的裁决一定是以二与一之比来否定任何一种严肃的式样。因为仅仅由于使用和习惯，而不是由于任何样式上的特别方便，衣服才变得严肃和体面。因为如果方便是值得称赞的标准，那就会产生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应该挑选西班牙人的紧身服装，还是土耳其人的宽大服装？所以，由于一切服装都同样漂亮，很难知道哪一种最方便：应该鼓励发展新式样，因为这为大部分人提供了生计。
另一大大促进贸易的花费是建筑，它对人类说来是自然的，是为人的出生建造一个住所或寓所，这是显示富有和伟大的最合适、最恰当的方式，因为花费太大，一般人望尘莫及。这是一项适合于取悦君主的乐事，因为一座雄伟华丽的建筑最能代表住在这座建筑中的人的咸严崇高，并且是表明此人伟大的最持久和最真实的历史。
建筑是最主要的贸易促进者，它比吃和穿动用更多的行业和人员：建筑业的工匠，如砌砖匠、木匠、泥水匠等，使用很多人手；而为建筑制造材料如砖、石灰、瓦等的那些工匠，则使用的人手更多；再加上那些布置房屋的人如室内装法商、锡蜡器皿商等，他们的人数就多得几乎不可胜数了。
在贸易使居民变得非常富有的荷兰，政府积极鼓励营造业者，并且由国家出资修建了房屋和街道。在阿姆斯特丹，他们三次花巨款把城墙推倒，把泥沼排干，为营造业者腾出地方，因为房屋是工匠制造货物、商人出售货物的地方，没有新房屋，贸易和居民都不可能增加。
此外，扩大城市对于贸易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穿和住这两项有利的支出都增加。人天生就是雄心勃勃的，大家住在一起会互相竞赛，这可以从彼此在衣服、用具和房屋家具上要胜过对方表现出来而如果一个人离群索居，他的最主要的支出就会是食物。正是由于这一习惯，当住在城里的法国贵族们发明各种时髦式样时，法国虽然是一个根本不适合于贸易的国家，却占有很大的贸易份额。由于衣服的式样和城市的生活，法国国王的收入是如此巨大，使他的邻国感到烦恼，当他能够保持自己国内的和平时，收入就总是那样巨大，那些财富源泉会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国库。
论英国贸易衰落和地租下降的主要原因贸易衰落的两个主要原因是：禁令多，利息高。
贸易禁令是贸易衰落的原因。因为一切外国商品都是用本国商品交换得来的，所以禁止输入外国商品，就会妨碍人们制造和出口很多为了交换外国商品而生产的本国商品。制造和经营这些商品的工匠和商人失去了他们的贸易，而这些贸易所获得的、并且在其他商人之间花费的利润就丧失了。由于缺少这样的出口，本国货的价值下降，而地租也必然随着货物的价值下降。主张禁止外国商品的一般论据是，引进和消费这些外国货妨碍制造和消费我们自己本国制造和发展的同类货物。因此，弗郎德勒的花边，法兰西的帽子、手套、丝绸，威斯特伐利亚的火腿等是被禁止的，因为认为这些东西妨碍英国的花边、手套、帽子、丝绸、火腿等的消费。但这是一个错误的理由，这一错误理由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考虑究竟是什么引起贸易的。不是身体的需要引起消费，很少的东西就能满足人体的需要。引起贸易的是精神的需要、时髦、对新奇事物和稀有物品的想望等。英国的花边、手套或丝绸一个人想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因而他不再想买它们，而想花钱买威尼斯的针绣花边、杰斯明的手套或者法兰西的丝绸。他可能在不想吃英国火腿的时候却想吃威斯特伐利亚的火腿。所以，禁止外国商品并不必然会引起英国同类商品的更多的消费。
此外，外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具有相同的精神上的需要，他们想望新奇的事物，他们对英国衣服、帽子、手套和外国商品的评价比对他们本国产品的评价高，所以，虽然外国商品的使用或消费可能会减少同类英国商品的消费，但是制造的英国商品的数量不会减少。如果制造的数量相同，那么，它们在外国被消费掉比在本国被消费掉对国家的好处更大，因为国家可以收取和使用运费，大宗货物的运费可能成为全部价值的第四部分。
期望靠这样的禁令得到好处的特殊贸易往往失算，因为如果大多数商品的使用取决于流行的风尚，而风尚常常变化，那么，那些商品的使用就会停止。例如，假定有一条禁止藤椅的法律，但是，不能必然得出结论说，那些制造舖编织地毯的椅子的人会有较好的生意。因为采用木椅、皮椅或丝绸椅（这些椅子在贵族中间已经使用，因为藤椅变得太便宜、太普通了）的风尚也许会流行起来，或者，他们可能干脆不用椅子，采用睡毯子的习惯。这是古代罗马人的习惯，土耳其人、波斯人和一切东方君主仍有这种习惯。
最后，如果查禁或禁止某些种类的货物能够证明，这对商人有好处，并且增加我国同类商品的消费，那么，它也会证明是国家的损失。因为贸易对国家的好处，是来自关税和来自使用很多人手的货物。所以，虽然禁止的办法可能增加本国同类商品的消费，但也会妨碍用来交换这些商品的其他商品的运输，而其他商品支付更多的关税、运费，或者在制造中使用最多的人手。
国家会因禁止而遭受损失。例如。经常用烟草或毛衣去换取威斯特伐利亚的火腿，那么，禁止的办法虽然会增加英国火腿的消费，却会使国家遭受损失。
因为前者支付更多的运费和关税，后者使用更多的人手。按照这一标准，看来禁止一切未加工的货物，如生丝、原棉、亚麻等以及一切大宗货物如酒、油、水果等将是国家的损失，因为任何能够用于交换的东西，不可能比前者使用更少的人手或者比后者支付更多的运费。
如果收支平衡，或者一切外国货物都是用金银购买的，情况并不会发生变化，因为金银是外国商品，只支付很少的运费，只使用很少的人手从事制造，并且当初是用一些本国货物去交换而被带人英国的，并且为它们运来进行支付，必须为它们运走进行支付。确实，如果用我们的哗叽、呢绒或者布匹去交换未加工的货物，那将对国家更有利，因为在前者和后者的生产上人手的数量是不同的。
但是，一切从事贸易的国家都细心研究它们贸易的好处，并且知道用加工过的货物去换取未加工的货物所得利润的差额。所以，任何国家制定禁止一切外国货物（只有那些能够给它带来最大好处的货物可以幸免）的法律，都会使其他国家也制定同样的法律，后果将是毁掉一切对外贸易。因为一切对外贸易的基础，来自每一国家本国商品同另一国家本国商品的交换。
结论是：引进外国货物会妨碍本国货物的制造和消费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纠正这种不利情况的办法不是禁止那些货物，而是对它们征收重税，使它们总是比我们国家制造的货物昂贵。价格昂贵会妨碍对它们的一般消费，使它们专供贵族使用，贵族可能因为这些商品昂贵而重视它们，也许，即使不进口外国商品，贵族也不会消费更多的英国商品。征收这样的赋税，君主的收入会增加。并且任何外国君主或政府都不能反对，因为各国政府享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征税的自由。贸易将继续是公开的和自由的，而商人享有他们的贸易利润，国家的多余的滞销货物将被运走，这将维持本国货物的价格和地租。
英国贸易衰落和地租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的利息比荷兰和其他进行大规模贸易的地方的利息高，英国的利息是百分之六，荷兰是百分之三。
因为与相同的港口进行同类货物贸易的一切商人，应该按照相同的利息进行贸易。
利息是买和卖的尺度。英国的利息比荷兰高，英国商人进行贸易有一个不利之处，因为他不可能与荷兰商人在同一港口，按同一价值出售同类货物。
荷兰商人可以把值一百镑的货物卖一百零三镑，而英国商人必须把同类货物卖一百零六镑才能得到相同的本金和利息。
当托马斯·格雷汉爵士几乎是独家经营对西班牙的贸易，而上耳其公司独家经营对土耳共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布匹销售的时候，虽然当时英国的利息是百分之八，利息的差额并不损害贸易。因为什么人独家经营对一个地方的贸易，他就可以随意给自己的货物规定价格。但是，现在贸易是分散的，几个国家都制造同类的工业品。荷兰和英国的商人都与同一些国家进行同类货物的贸易，因此，他们应该按同一利息（它是贸易的尺度）进行贸易。
此外，英国商人在他买的回头货方面也有同样的不利，因为荷兰商人买的同类的回头货可以低价出售。
由于利息的不同，荷兰已成为欧洲的这一地区各种货物的巨大仓库和货栈，因为货物储存在荷兰比储存在英国便宜。
商人购买自己货物的时候不可能知道他将按什么价格出售这些货物，它们的价值取决于需要和数量之间的差额。虽然这是商人喜欢考察的最主要的事情，但是这取决于很多无法知道的情况。所以，如果丰富的货物使价格下跌，商人就把货物储存起来，直到货物销售殆尽，价格上升，但是英国商人由于处于不利地位，不可能把自己的货物储存起来，因为价格上升到可以支付费用和百分之六的利息之前，同类货物使会从荷兰运来，使价格下降，这是因为货物按百分之三的利息储存在那里，所以能够卖得便宜一些。
在英国，很多英国商人由于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遭到失败，因为虽然他看提货单就能多少猜到这里进口的货物，因而不让自己的货物出手而等待价格上涨。但是；他不知道荷兰有多少存货，在价格高到足以支付仓库费和利息之前从荷兰运来同样货物的时候，他不能把自己的货物出售谋取利润。
所以，现在大部分英国贸易是由迅速的回头货所推动，根据每天印出的利率单进行买卖。依靠这一方法，英国的贸易是狭窄的和有限的，国王失掉了进口的收入，如果英国是欧洲的仓库的话。他本来会得到这些收入的。国家失掉了货运和海运所雇用的人手会产生出来的利润。
英国的利息很高是地租下降的原因；因为贸易被限制为迅速的回头货：商人不能按照与荷兰相同的利息把外国货储存起来，他出口的本国货较少。
丰富的本国财货使地租下降。因为生产财货的其余土地，也象财货的价格一样，必然会下降。
反之，如果利息率同荷兰的一样，是百分之三，那就会使地租较为稳定，从而提高土地价值。百分之三的差额是如此之大，以致很多荷兰商人，他们住在荷兰，却在英国出售他们的货物。他们开出凭证，按英国利息投放出自己的货物，他们认为这比他们靠贸易所能得到的好处更大。
这会提高某些地产的地租，而使其他地产的地租保持不变。因为农场主必定会象商人一样算细帐，财货的利息和地租必定都会加以考虑。现在，如果农场主在他的农场上有三百镑财货，农场很容易出租，他能靠出租农场生活得很好，因为他现在付出的利息是百分之六，所以在利息是百分之三的时候，他可以使租金每年增加九镑，并且从农场得到同样的利润。而有些农场主具有同样的财货，却很难把农场租出去，在他们的帐上将有每年九镑的预付款以弥补少得的租金：因为虽然农场主在年底不再得到什么，但是在结帐的时候，必定会有九镑加进土地的价值，那是从财货的帐上转来的。如果利息是百分之三，那么英国就始终会有一个谷物和羊毛的仓库，那将对农场主有很大的好处，并且使农场主的租金更加确定。因为有丰收年和歉收年，农场主在大丰收年遭到失败的，比在歉收年恢复元气的要多。因为当价格很低的时候，收成并不能支付播种、耕耘和运往市场等的费用，当价格很高的时候，并不是在丰收年遭受损失的一切人都能得到收戍。现在，如果利息是百分之三的话，大丰收年的谷物和羊毛将会被购买和储存起来，以备歉收年出售。在丰收年进行的购买将会使价格不致跌得太低，而歉收年的出售将会防止价格升得太高，用这种办法就能最恰当不过地给谷物和羊毛规定一个适中的价格。农场主的财货和地租将会更加确定。
但是，现在荷兰是一个大谷仓。人们总是按百分之六的利息在英国储存任何数量的谷物，而人们始终能够随便购买按百分之三的利息在荷兰储存的谷物，并且能够又快又便宜地把谷物从荷兰运往英国的任何地方，就象谷物是储存在英国一样。
第三，如果利息是百分之三，英国的土地就会值三十六年至四十年的收益，因为利息规定土地买卖的价格。利息的降低将不会改变其他商品的价值，因为一切商品的价值来自它们的用途，它们的贵贱来自它们的丰富和短缺。利息的降低也不会使货币变得更短缺。因为如果法律不再允许利息超过百分之三，那么，靠利息为生的人必定按照这一利率放款，否则就得不到利息，因为他们不可能放出贷款到任何别的地方以得到更大的好处。但是，如果认为利息的降低会使货币变得短缺，并且会损害想得到贷款的政府，那么，可以由条款规定，所有贷款给国王的人可以获得百分之六的利息，这样的好处会使所有的人都贷款给政府，而国王由于这一法律将节省百分之二。
这样一种法律造成的表面上的掼害，是减少靠利息为生的人的收入。但这不是全面的损害，因为在那些人当中，很多人既有土地又有货币，并且从二者的互有涨落中得到的是一样多。此外，他们当中很多人生活节俭，很多时间是住在他们的地产的范围内，所以并不需要利息，但啧有烦言。他们很长时间享有借款人的好处。因为土地只提供百分之四，而利息是百分之六，新的债务是每年负债比农业债务价值所要支付的多百分之二。农业债务价值曾经毁灭了很多好的农场，并且吞没了很多英国古代贵族的地产。
摩西这个聪明的法律制定者，他认为分配给犹太人的土地应该继续留在他们的家族中。他禁止犹太人支付利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些必然成为他们近邻的泰尔商人将会依靠放债收利的办法最后得到他们的土地。很清楚，这看来是有道理的。因为犹太人可能接受陌生人的利息，但不支付利息，因为接受利息，他们就能保有自己的地产。
法学家发明了恨定继承权，把地产保持在家族中。把利息降到百分之三将大大有助于使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因为地产的价值增加一倍，按照同样的支出比例去消费它，就需要增加一倍时间。
现在，当国家正在进行一场课税斗争的时候，提高土地的价值看来是最需要的。因为土地是必须用于支持和维持政府的资金，而税收的支付则比较少，比较容易，因为税收不会很重。因为按照二十年收益计算，一镑中的三先令现在是每人土地地产的一百三十三又二分之一。但是，如果土地价值增加＝倍，那将是土地的二百二十六分之一，那就更容易提供了。
康帕内拉一百年前就考虑到法国广阔的土地，他说，如果这些土地以前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下联合起来，那就能提供如此大量的收入，以致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欧洲。这一分析的影响可以从现在法国国王的意图看出来：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土地数目不可能增加，所以看来绝对必需的是，应该提高土地价值，以保卫国家抵抗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地产价值的提高将是对贵族们（他们的土地必然承担战争的重担）的补偿。这是政府的资金和对政府的支持，对整个国家有极大的好处，而它更加伟大的地方在于，它不扰乱、减少或改变其他任何东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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