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或者是因为国内谷物和牲畜大多，到市场上来的人多数都象他那样要卖，但只有少数人要买。（2）或者是因为运输不便，通常的出口停滞，例如在战时，贸易不安全或不准进行。（3）或者是因为消费缩减，例如，人们由于贫困，不能再花费过去那样多的生活费用。可见，最终有助于农场主出售货物的，不是增加货币，而是消除这三个真正造成市场缩减的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原因。批发商和零售商也同样要货币，就是说，因为市场停滞，他们要把他们经营的货物销售出去。不论发生哪一个原因，市场总要停滞，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现在为了考虑，什么是财富的真正泉源，或者用平常的话来说，充裕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稍稻回顾一下贸易的性质和各个步骤。
前面叙述过，商业和贸易首先起源于人类劳动，随着资本增长逐渐扩大。如果你假定，一个国家除了土地本身和居民就一无所有，那未很明显，首先，人民只有土地所产的果实及大地深处开采出来的金属可以投入贸易，或输出国外，或卖给愿意来购买这些东西的国家，通过这样的途径，他们才可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别国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人们勤劳，他们不仅得到供给，而且能达到外国货品的大大过剩，这种情况如得到改善，就会扩大他们的贸易。所以，英国不仅愿意把本国的产品，例如毛织品、锡、铅等，而且还把购自其他国家的东西，如糖、胡椒、白布等，卖给法国人、西班牙人、土耳其人等等，而且他们还廉价自产地购买货品，把它们运输到需求它们的地方去，由此得到巨大的好处。
在这个商业交往中，金银与其他商品毫无区别，人们从金银多的人手里，拿来转交给缺少或需要金银的人，从而获得象贩卖别的商品一样多的利润。因此，一个积极的精明的民族变得富有起来。懒汉则越来越穷；这里除了勤劳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策略。这个策略一经引用并加以实践，一定会有利于贸易和财富的增长。
但是，这一本身是如此简单而明显的道理，却难得为人很好地理解，以致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他们却想通过法律的力量把贸易带进来的一切金银保持在国内，期望由此而直接变富。这一切不过是一种奇妙的幻想，已经成了障碍，阻碍了许多国家财富的增长。
如果拿一个商人为例，或者你愿意说得更确切一些，拿一个城市或一个州郡为例，情况就更为明显了。
让我们制定而且更重要的是遵守这样一条法律：无论谁都不准把货币从某一特定的城镇、郡或地区携带出去，却可以自由地携带各种货品，这样，每一个人所带进的全部货币必须被留下，任何货币都不会被带出去。
其后果将是，这样的城镇或郡就会同国家的其余部分割断联系；任何人都不敢带着自己的货币到那里的市场上去，因为，不管他喜欢与否，他总得购买。另一方面，那里的人不能作为买者，只能作为卖者，到别的市场上去，因为他们不允许把任何货币携带出去。
现在，象这样的体制很快就会把城镇或郡导致不幸的境地，而他们的邻人却享有贸易自由，因此勤劳的人通过自由贸易从人类中那部分懒惰和讲究奢侈享乐的人那里获得利益，情况不正是这样吗？如果你把你的思想从一个单独的国家，从这个国家的几个区、几个城市，包括其中的居民在内，扩大到全世界，到世界上一些国家和一些政府，那么情况也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如果限制自己的贸易，其中金银即使不是占本质部分，也是占重要部分，这个国家将会遭受损害而变穷，就象一个单独的地方在一个国家内一样，这我已经论述过了。就贸易来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无论哪一方面都同一个城市在一个王国中的地位，或者一个家庭在一个城市中的地位一样。
既然贸易的增长必须被认为是财富和货币增长的唯一的原因，我愿意对这个题目再补充几点深一层的意见。
对贸易的主要刺激，或确切他说，对勤劳和才智的刺激，是人们贪得无厌的欲望，他们愿意付出辛劳以求满足，当没有别的东西能推动他们去工作时，就是这种欲望推动他们去工作的；假如人们仅仅满足于生活必需品，我们的世界将是一个贫穷的世界。
贪吃的人努力工作是为了购买精美食物以飨囱己：赌徒要钱是为了去赌场冒险；守财奴则为了贮存；以及其他等等。在这些人对这些欲望的追求中，其他比较不那么贪心的人也是得到好处的；虽然可能有人认为很少人能从守财奴那里得到利益，然而我们会发现情况并不是如此，如果我们考虑到除了每一代人都乐于浪费别人积聚的财富的这种特性以外，从一个贪得的人身上也能得到好处，因为如果他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劳动，他的劳动对其雇主是非常有利的；如果雇主不工作，而从其他人的劳动中得到好处，那么那些被他雇来劳动的人，由于被雇用也得到了好处。
有禁止奢侈法律的国家一般是贫穷的，因为，当人们受这些法律限制，其花费范围较没有这些法律限制时来得狭窄的时候，他们的勤劳和才智同时受到挫折，而这种勤劳和才智他们本来会用来获得钱财，以维持自己，按照自己的愿望充分予以花费。
禁止奢侈的办法对于维持家庭生活也许是可行的，但国家财富的增长却因此受到阻碍，因为财富唯有在从一个人的手到另一个人的手的不断转移中，才会更快地增长。
那些财产较少的人看到别人变得富有高贵，就起而仿效他们的勤劳。一个商人看到他的邻居有一辆马车，立刻就竭尽全力想去置备一辆，常常因此而弄得财力枯竭；但他为维持虚荣所做的特殊努力，对公众却是有益的，虽然对他本人说来，不足以说明他的错误做法有什么好处。
认为国内贸易并不能增长一个国家的财富，而财富的增长只能来自国外贸易，这种观点将会遭到反对。
我的回答是，一般被理解为财富的如丰盛、华丽、阔气等等，没有对外贸易是不能维持的。实际上，对外贸易没有国内贸易也是不可能维持的，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已经涉及关于贸易和一般财富的问题，由于我对它们有一个正确概念，这将纠正许多通常所犯的错误，更特别有利于我首先要证实的这个命题，那就是，金银和用金银铸造的货币无非是衡量的尺度，有它们比没有它们更便于交易；此外，它们又是适于存放多余资本的特殊基金。
为了确认这一点，我们也许应注意到，一些非常贫困的国家。它们缺乏货币，在最初贸易的时候常常使用一些其他东西，例如瑞典曾经使用过铜，各大垦殖区曾使用过糖和烟草，但并非没有很大的不便。后来财富增加了，金银被引了进来，金银便驱逐了其他交易手段，现在各大垦殖区的情况几乎都是如此。
并不是绝对必须要有一个制造充足货币的铸币厂，虽然有这么一个厂是非常有利的，而且没有铸市厂的地方，由于缺乏铸币厂而使正当利益受到损失。因为我们观察到，没有铸币厂的地方，贸易并不曾缺乏货币的充分供应，因为如果缺乏货币的话，其他王公们的铸币将会流通，如爱尔兰和一些大垦殖区的情况就是如此。土耳共的情况也是这样，在那里，国家的货币每枚价值太小，不便于巨额支付，因此上耳其统治地区得到几乎全部基督教国家铸币的供应，所有铸币在那里都同样流通。
但是，一个使用外国铸币的国家在这点上有根大的不利，因为他们取得铸币需要向外国人支付，如果他们有自己的铸币厂，他们可以自己制造。因为如前所述，铸币价值超过未铸前的同样重量和同样成色的银子所具有的价值；这就是说，你可以用货币购买超过货币本身重量的同样成色的未铸的银子。这就是外国人在铸造上所享有的好处。
如果有人说，有时出现了相反的情况，铸币流通所得少于生银出卖所得。我的答复是，凡是发生铸币贬值的地方，铸币将会被熔化为条块，从熔化中获得直接的好处。
因此，情况看来就是这样，如果你们没有使你们增加货币的造币厂，如果你们现在还是一个富裕民族，而且经营贸易，那么你们不可能缺乏你们经营所需的特殊的硬币。
第二点要指出的是，如果你们的贸易带给你们非常多的货币，你们从货币的形态中就得不到什么好处，就象条块一样，只不过在运输时货币比条块方便许多。
因为当货币的数量增加到超过商业的需要时，它就不会比未铸造的银子有更大的价值，因而有时就会被熔化。
因此，不要让对特殊货币的关心来这么严重地折磨我们；因为一个富裕的民族不可能缺乏货币，如果他们不制造货币，他们将会得到别国铸币的供应；如果从国外带进极多的货币，或者在国内铸造极多的货币，凡是超过全国商业所需的，都只是金银条块，并且只会被当作金银条块对待；铸币就象旧金银器一样，只能按它所含的成色出卖。
自从英国建立自由铸币制度以来，曾制过大量铸币，我就拿这来作证吧。这些铸币哪里去了？没有人会相信这些铸币都存在国内，而且它们也不可能全被输出了，输出铸币是要严惩的。情况明摆着，我坚信输出的是微不足道的，全都被回炉熔化了。
情况更是如此，正因为回炉非常容易而且有利可图，并没有任何被发现的危险，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我知道没有一个聪明的人会怀疑，新币准是走这一条路。
金银象其他的商品一样，有它的来潮和退潮。只要从西班牙运到一批金银，铸币厂一般给予最好的价格；那就是以铸银换生银，分量相等。为什么要送往伦敦塔去铸造呢？不久又会需要金条和银条，以便再输出。如果金条和银条都没有了，恰巧都用来造成铸币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把铸币再熔化；这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所有者对铸造不用花费分文。
这样，国家受到损失，不得不为了喂驴子而支付捆草料的费用。如果商人必须支付造币费，他就不会轻易地把他的银子送到伦敦塔去了，而早铸币总是会比未铸的银子有更高的价值了。现在铸币远不是这种情况，在很多时候比银子低得多，通常铸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硬币在这里每一盎司比我们新币价值多一个便士。
最近很多年以来，这个国家曾受到、而且现在仍在受到因剪币的陋习而产生的压力，这对它的智士说来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至于爱尔兰人，我们在和平时期是那么嘲笑他们，可并不那么会受欺骗，他们把他们称之谓科布斯（刻有八个R字样的西班牙币）的铸币一个个称过。这种错误与其余的错误一样，都出自同一个来源，不需要其他防止办法，只要停止剪币流通立即就可得到纠正。关于这个问题，我将谈谈我的看法。
有人非常担心，如果剪损的货币不为人接受，就会什么货币也没有了。我肯定，只要剪损的货币为人接受，就不会有不剪损的货币。世界上很少有什么民族或人民对减少了分量的货币论个儿计算，只有英国人才这样干，这岂不奇怪吗？
一枚新的半克朗铸币，如果它的边缘受到极小的剪损，就通不过；相反，一枚旧的半克朗铸币剪损到边缘以内，实质上不值十八个便士，却仍能流通，这是什么道理呢？
我不知道原因，为什么一个人愿意接受这一枚，而不愿意接受那一枚；我肯定，如果剪损了的新币通得过，那么新币很快都会被这么对待。我一点也不怀疑，除非停止剪市流通，不用很久每一块旧币都会被剪损。
如果，由于现在怕出弊害，而对这一点不如防治，那么当货币剪损得更厉害时，又将怎么容忍呢？肯定，最终它将变得不能忍受，而象格罗特①那样自行纠正；大家留心着吧，这在某个时候就会发生的；我们大家都尽可能把这种弊害的日子往后推延，但最终它肯定是要到来的。
我并不认为这个巨大的弊害是这么难以防治，也不会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如有些人断定的那样；相反，如果作适当处理，就可以防治，不会有难以忍受的损失——损失是会有一些的，而且还相当可观；但是当我反复考虑损失将会发生在什么地方时，我便不能认为这种损失是重大的。
一般认为，除非收回所有旧币，并予兑换，吝则没有别的办法，为此，整个国家必须通过一项普遍的税收来进行资助；但是我并不赞同这种方法，理由有好几条。
因为这将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将需要许多人手去办理，他们会期待得到而且应当得到良好的酬报；这会增加弊害，增加工作的代价；对执行这种方法的人的信任也是很大的、而且可能会被广泛地辜负的。
现在，在我对进行回收兑换这件事发表意见之前，先来计算一下损失，我不打算估计损失的总数，但以一百镑为例也能反映出同样的情况来：一百镑中完整的新币可能有十镑，还余九十镑；我想假定其中一半是剪损的货币，一半是好的；因此一百镑中将有四十五镑有某种损失；那一定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因此我认为百分之十五为剪损货币的损失，这是最大的损失了。在这种计算中，宁可把损失估计得大些，这是最保险的。
现在，如果认为是合适的话，国王在接受国库的一切岁人中，禁止接受剪损的货币，除非人民愿意以货币重量每盎司五先今二便士的值来支付而且将每一枚货币切成两半（这必须特别有效地保证做到）。我承认这将引起很大的惊讶，但是不会引起很大的抱怨，因为除了要求英国臣民以合法的货币付税外，并不要求任何别的东西。
那些要支付的人，必须或者寻找好的货币，或者把他们的剪损的货币切成两半，以这样的条件同它告别；通过这样的例子，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短时期内所有的人在日常支付中都将拒收剪币。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损失会落在谁的身上，这个损失我已经估计大约为百分之十五。
我们往往过高估计流通货币量，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货币，但过手就不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不愿去考虑货币在一个地方只停留多么短暂的一会儿；虽然每一个人希望得到它，然而没有一个人或非常少有人喜欢保持它，他们只是千方百计地立即去处理它；他们知道，一切呆死贮存着的货币是产生不出任何好处的，倒只会产生某种损失。
商人和贵人多半把钱交给金匠和放债人处理，而他们并不需要如他们的账目所表明的那样在身边保有一万镑现金，以便即刻支付给别人，实际上他们很少有一千镑硬币；他们依靠经商，在贸易的过程中，货币去得快，来得也快。因此我断定，这个国家的特有货币远比通常认为的要少。
现在假定剪市带来的一切损失都将落在有现钱的地方，这在很少地方会出现严重的情况。这对贮存的货币不会造成很大损失，因为那些想要贮藏的人，一定会贮藏好的货币。这对穷人的影响也不大，因为穷人很多时候分文没有；如果他有一点钱的话，多半数量很小，难得一下子有五个先令。租地农民一有收入就会支付给他们的地主，因此不大会刚碰上他身边有许多钱。
所以损失主要将落在商人身上，商人有时可能有几百块银币，但常常没有多少金镑。那些在那个时刻刚碰上有这么多现金的人将会遭到损失。
简而言之，剪损的货币是一个弊害，容忍它存在愈久，就愈难克服。如果这样造成的损失由公众负担（通常的设想就是如此），那么麻烦是很大的（这已经表现出来）；但是用另一种方法来防治，就不致有象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么可怕的怨言。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这些被匆忙地、混乱地加以拒绝的理由得到适当的考虑，我并不怀疑我们的看法是会一致的，那就是：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宫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但是如果获得和平，如果维持公正的司法制度，航行不被阻挠，勤勉得到鼓励，让勤勉的人得到荣誉，根据财富和品质在政府中就业，那么国家的资本将会增加，结果金银将会丰富，获利将会容易，货币不会缺乏。
附录在时前述问题作进一步考虑后，我认为应当补充下列各点意见。
一个国家变富了，金银、珠宝以及各种有用的或人们想望的东西（我已经讲过）就会多起来；大地的果实就能比以前人们较贫穷时换得更多的金银、珠宝等等。例如昔日一头肥牛能卖得的先令的数目不会多于现在能卖得的镑的数目。劳动者的工资和其他一切东西也都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这证实了我所建立的一条普遍原理，那就是，东西多了就会便宜。
因此，由于现在金银多了，人们以自己的劳动、谷物、牲口等等所换得的金银要比五百年前多得多，必须承认，那时许多方面的东西都远不如今天多。
尽管如此，我发现许多人似乎愿意承认，国家现在富有的是器皿金银、条块金银；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开展贸易所需的货币是缺乏的，并且认为，如果特殊铸市能更多一些，贸易将会增长，各种商品将会有更好的销路。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认为前面的文章已经指出。但是，为了进一步阐明问题，请大家考虑：货币是铸币厂生产的金银制品，现在如果原料已经具备，工人也有了，那未再说制品是缺乏的，这便荒谬了。
例如：如果你有谷物，你还会缺吃吗？把谷物送到磨坊去就行了。如果你说是的，但我缺吃，因为别人不愿把他们的谷物送去磨，而我又一点谷物也没有。那么你就向他们购买谷物吧，你自己把它送到磨坊去。这种情形同货币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拥有许多贵金属器皿，他是为了荣誉和炫耀自己；对此，一个较穷的人想，如果把这些器皿铸成货币，那么公众，包括他自己在内都会得到好处。但是，他全然想错了，除非你同时迫使这个宫人挥霍完他的新铸的货币。但他是不会那样做的。
因为，如果把新铸的货币贮存起来，我肯定，情况并不会得到改善；如果他用这些货币去交换钻石、珍珠等，情况仍是一样，货币只不过从一个人的手转到另一个人的手而已；而且货币可能被运往印度群岛去购买那里的宝石；再则，如果他用以购买土地，货币也无非转转手而已，除了这些商人之外，对谁来说情况也仍然一样，货币总有一个所有主，乞丐决不会拿钱去吃喝玩乐，而必定会通盘考虑，用来交换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禁止使用贵金属器皿，那么这就是一种禁侈法，象这样的法令对这个国家的财富和贸易将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现在银一个人的家里都有贵金属器皿，这个国家就具有稳固的基金，基金就是全世界所想望的，并乐意从我们手中抽走的这些贵金属；如果不准人们有那种自由，那末贵金属的失去比有自由时要快得多。因为穷商人，由于立志要使自己碗柜里有一个贵金属器皿，会比如果这种心情受到限制时更为努力工作，以求购得它。这一点我在别处讲过了。
开展国家贸易需要一定数量的特殊货币，这个数量是有变化的，有时需要多些，有时需要少些，视我们所处的情况而定。战时要求货币比和平时期多些，因为每一个人希望自己身边保持一些，以应急需；不会依赖交易中流通的货币，如他在和平时期所做的那样，因为和平时期的支付要肯定得多；他认为在战时依赖交易中流通的货币，是欠考虑的。
货币的来去和多少，会自行调节，并不需要政治家们帮忙。因为一旦货币稀少了，开始被贮存起来，造市厂便立即工作，直到需求得到满足为止。
另一方面，当和平动用贮存，货币又多了，不仅造币厂停止生产，而且多余的货将立即被熔掉，要么用来供应国内贸易，要么就输出。
因此，货币就这样交替调节：货币少了，金银块就被铸造成货币；金银块少了，货币就被熔化。我不承认两者会在同一个时候都缺少，因为那是一种贫困状况，除非我们的财力耗尽，否则不会出现这种状况，而这不属于我的题目。
有些人幻想，如果通过一个法律，在一切交易中，把一盎司银子限值为五先令，而在伦敦塔铸币厂，同样一盎司银子被铸成五先令四便士，或五先令六便士，那么英国所有的银器将会立即被铸造成货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简而言之是：他们依靠的原则是不可能实现的。法律怎么可能阻止我用我乐意给予的东西去交换别人的东西呢？有千百种方法可以用来逃避这个法律。如可以这么办：我决不给他，他也不会得到超过五先令价值的一盎司银子；我可以付给他五先令，再送给他四便士或六便士；我可以与他物物交换，这样计算，或者获利更大；如此等等，巧妙的办法是无穷无尽的。
但是，假定这个法律生效的话，并且通过这个方法，英国所有银子都被铸成了货币，情况又怎样呢？每个人在衣着、车马随从、家用等等方面的消费会比平常更多吗？我不相信；情况会恰好相反，因为上流社会和民众在他们屋子里欣赏银器等的嗜好受到挫伤，多半会抑制一切其他消费，所以，如果这个办法能够实施的话——我认为它是不可能的——，非但得不到所期望的效果，它将会带来禁侈法所具有的一切危害。
只要货币分量减轻了，或者成色减低了（这是同一回事），效果会从生金银的价格上直接反映出来。因此，实际上，你只是改变了名称，而没有改变实物。不论有什么区别，佃户和债户是得到了好处的，因为租金和债款将比以前需要支付的少了，这是指相同数量的内在价值而言的。
例如：某人在以前收到租金或债款三镑二先令，可以用它购买十二盎司或一磅纯银；但是，如果一枚五先令银币，币值比现在低了三便士，那么我确信，你用少于三镑五先令便不能买到一磅这样的银子，而且不论直接或间接，一磅银子总是值这么多。
但有人说，我们愿意用五先令购买一盎司银子，因为这是国会制订的价格，谁也不敢以高于此价出售。我的回答是，如果他们不能高价出售，他们会用以铸币；究竟有哪个蠢人，如果他可以把一盎司银子铸成五先今五便士货币，还愿意以五先令价格去出售呢？
因此，我们可以费力筑篱去围杜鹃鸟，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是靠政策致富的；而和平、勤劳和自由却能促进贸易和财富，此外别无其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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