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 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第八章 静悄悄的危机(3)
在小布什上任之初以及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决定削减2005年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时，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维恩。埃勒斯在众人的附和声中提出了异议，他做出如下声明：“我理解在紧缩财政的前提下，做出这种选择是很艰难的。但我还是认为削减科学研究基金的做法很不明智。事实是2005年，需要自主的项目还在增多，这方面的支出还会增长。所以在保持财政约束的基础上，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拨款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不仅没有使我们的拨款增长率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而且还作出了南辕北辙的决定。这个决定忽视了国家的未来发展，是很危险的。我对政府选择做出这种决定的时机十分惊讶——此时此刻，其他国家的学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比赛中不断地超过我们的学生，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地增加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因而也很担心。如果没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我们是不能指望在国际竞争中夺回曾经失去的饭碗的。”
维恩。埃勒斯说得不错。削减经费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了。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自1992年以来，美国人撰写的科技论文在世界论文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了10% . 美国人在世界一流物理学杂志《物理评论》中发表的论文占刊登的所有论文的比重，从1983年的61% 下降到现在的29% . 现在，人们开始注意到大量的技术专利被亚洲人获得。1980年到2003年之间，日本在世界工业专利中的份额从12% 上升到21% ，中国台湾地区从0 上升到3%，相比之下，美国则从60%下降到52% . 国会议员为了得到支持，在各地高速公路项目大肆花钱已经有很长一段的历史，从今往后，让我们将钱用在试管项目上吧！以防美国在国家竞争中落后。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六：基础设施的差距一位在日本的美国前外交官托马斯。
布莱赫，在2005年5~6 月期的《外交》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开头如此写道：在布什执政的前3 年，美国在宽频因特网使用上的全球排名从第4 位下落到第13位。现在，大部分美国家庭只有“基本”宽频设备，在发达国家中这是最慢、最贵而最不稳定的网络接入方式。
在手机接入因特网模式上，美国落后的更多。这一境况无疑是布什政府在发展网络工程上的失职，实际上，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明确国家宽频发展政策的发达国家。自2001年布什执政以来，其政府认定的主要优先项目是：减税、导弹防御系统和反恐—而不是让美国在因特网创新上保持领先。实际上，布莱赫写了那篇文章以来，根据2004年的统计，情况已经变得更糟糕了。根据国际电讯联盟2005年4 月的数据，美国的宽频普及率从第13位下滑至第16位。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12月31日，美国每100 个居民中有11.4个宽频用户，这还不到韩国的一半——韩国的宽频使用率是世界最高的，每100 个居民中有24.9个宽频用户。
挪威、以色列和芬兰首次超过了美国的宽频普及水平。2005年4 月25日《国家期刊》报道，法国广泛运用宽频技术几乎让美国的名次进一步下滑。高速因特网在法国的普及率上升了1 倍，从2003年的每100 个居民5.61个宽频用户到2004年的11.2个用户，居于第17位，仅仅比美国的水平差1 位。
在布什的前3 年任期中，布莱赫认为，布什总统仅仅提及宽频两次，而且仅仅是一笔带过。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的马克。赖特在《发展报告》（2004年10月7日）中写道：“不仅如此，美国衡量宽频服务的指标还是200Kbps （Kbps，每秒千字节数，网络接入速率单位），早就不能跟上世界其他地方的水平了。”比如，在日本大概一个月支付10美元就能获得一个相当于200Kbps 的40倍速度的网络接入服务。在世界上，最聪明的国家和城市提供给它们居民的宽频服务不仅是最快的，而且是最低价格。
为什么美国要小心？
宽频技术和信息技术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们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产业，而且它们对经济的每一个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以简单而又可承受的方式与平坦世界受教育的人们联系越多，你能自动获取的知识就越多，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新。而创新越多，生产出用于促进平坦世界发展的东西就越多。这将会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促进方式。
平坦的世界使得创新和生产更加具有效率，但是如果人们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或教育方法已获得知识，不能利用平坦化的优势和好处，微软首席技术官克瑞格。芒迪说，“那么，被打垮就会是迟早的事情。”
底线当我问比尔。盖茨关于很多人认为的美国教育优势——强调创造力而不是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时，他对这种看法表现出全然蔑视的态度。按照他的观点，那些认为强调死记硬背学习方法的中国和日本培养不出来有创造力人才的观点是错误的，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一样能够和美国人竞争。
“创造力是通过接受测验激发出来的，”
盖茨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不会使用乘法的软件开发者。 .谁设计了世界上最有想象力的电子游戏，是日本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是靠死记硬背的技能工作的人……在为我工作的最优秀的软件开发人员中，就有日本人。你必须首先要记住原有的知识，才能在其基础上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
永远记住：来自年轻的中国人、印度人和波兰人的竞争不是把我们赶下悬崖，而是迫使我们上升到更高层次。他们并不想为我们工作，甚至他们根本就不想抢我们的饭碗。从创立公司的角度来说，他们是想统治我们，想要在未来建立公司，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羡慕并争先恐后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决不会满足目前自己已经取得的进展。
我曾经与一位美国籍的中国人聊天，他在微软公司工作，曾经陪同盖茨访问过中国。
他告诉我，盖茨在中国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了那些年轻人体内蕴藏的能量。
人们扒着窗户、从票贩子手里购买高价票仅仅是为了听他的一席话。同样的情况，杨致远也遇到过，他是雅虎公司的创始人，在中国，人们对他的狂热就像对待摇滚歌星。
在今天的中国，比尔。盖茨的人气超过了“小甜甜”——布兰妮。斯皮尔斯。
在今天的美国，只有布兰妮。斯皮尔斯才是人们真正崇拜的偶像——这正是令人担忧的地方之一。
难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比尔。布罗迪对我说：“我们学校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中，60% 来自外国，其中大部分又来自亚洲。4 年前的某段时间里，所有数学专业的学生都来自中国。然而，直到学校让这些学生担任助教时，我才了解到这些情况，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英语讲得不够好。”一名该校大学生的父母写信给布罗迪抱怨他们的儿子听不懂微积分学教授的课，因为那个老师的英语发音实在太差，并操着一口浓重的中国口音。
不管美国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教育是如何缺乏，但人们似乎相信，只要能通过鼓励最好的学生发挥创造性思维就可以“弥补”。情况似乎如此。中国人会告诉你现在他们已经擅长制造下一代新产品、拷贝下一代新技术，但在想象下一代新事物方面还存在不足。可是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中国人现在充满信心地认为，他们最好的高三学生可以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超过美国学生，而且现在中国关注的是如何更多地激发年轻人的创造性、创新能力和活力。
2005年10月，我访问北京，并拜访了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教育部大楼是北京最新和最漂亮的政府办公大楼，我和她在其办公室一起喝茶。她告诉我：“虽然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我们知识产权所有量却很少，中国过去的四大发明令我们非常自豪：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但是在其后我们并没有跟上发明创新的步伐，中国人有能力发明创新——而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我们需要回过头去反思。”
吴副部长补充道：“今天我们正在关注的是如何培养创造性思维和企业家精神。”
当然，行动难于言辞。培养创造性思维和企业家精神可能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顺从”相抵触，但是文化是会变的，而且中国正在经历改变，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在美国和欧洲接受教育。
“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已经选送一大批教师、学者和教授出国学习深造。
他们经历了一个进化和变革的过程，而今他们在课堂上将这些变革的细节传授给学生们。
现在我们看到世界正在改变，因特网让世界日新月异。 .我认为艺术将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艺术和科学统一起来，以让人们具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维……在艺术和科学的融合方面，我们的许多教师并没有得到很好训练。“她给我的感觉像是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威尼。克劳校长。正是这点感觉，让我确信中国现在正致力于克服自身的弱势而开拓创造性思维，以跟上美国的步伐。
可能实际的过程会比中国自己认为的要长很多。但是，当看到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顶尖表现，我毫不怀疑中国可以到达它想去的任何地方。让我带你到微软亚洲研究院看看，这是比尔。盖茨在北京建立的研发中心。微软公司在全世界有4个研究中心：一个在英国剑桥，一个在他的总部所在地华盛顿的雷德蒙，一个在北京以及最近刚刚在班加罗尔建成的第4 个。比尔。盖茨告诉我：“如果以创意的质量为标准，微软北京研究院（现微软亚洲研究院）自1998年创立以来硕果累累，成为微软公司研究体系中最富有成效的股肱。”
中国的大学开始排列座次，为了在顶尖的大学校园里占有一席之地，人们之间的竞争是十分残酷的。那些数学和自然科学成绩优秀的人能够在一流大学接受教育，或被外国公司雇佣。对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能够在微软公司设立在北京的研究院工作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而微软公司的职员是这样看待北京研究院的：“记住，在中国，即使你有幸抓住百万分之一的机会脱颖而出，那么还会有1300个人同样做到这一点。”
这种人才储备太庞大了，目前微软公司在北京的研究院正是以百万分之一的比例挑选人才。
李开复是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并按盖茨的指示亲自创建了微软北京研究院。
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通过什么方法招募研究人员呢？”李开复告诉我，他的团队奔赴中国各个大学，然后对具备博士水平的学生和职业科研人员进行数学、智商和编程测试。
“第一年，我们先测试了2000人，”他说，“然后再利用更多的测试从这2000人中挑出400 人，接着是150 人，最后，我们雇用了其中的20人。”公司与他们每个人签订了两年的工作合同，并告诉他们，当两年的期限到期时，公司将根据他们以往完成工作的质量决定是否再与他们续签一份更长期的合同或由微软亚洲研究院颁发博士后研究证明。是的，你没有看错。中国政府确实授予微软公司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的资格。最初雇用的20个人，有12个最终留了下来。第二年，几乎有4000人参加了测试。再往后，李开复说：“我们停止了测试工作。因为那时，我们的公司已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岗位，所有计算机和数学精英都想加盟……我们开始结识各大高校中的教授，这些教授会把他们认为最棒的人才介绍给我们，公司对这些教授十分信任，因为如果他们推荐过来的人不能胜任工作，他们自己也会丢面子。现在，顶尖大学里的顶尖教授不断地向我们推荐顶尖的学生。其中很多学生想去斯坦福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但他们还是决定先在微软公司做两年实习生，因为这样微软公司会为他们提供推荐信，证明他们是麻省理工学院需要的人才。”
李开复说，“他们把在微软工作看作是一生中难得的获得高收入的机会。这些青年人看到自己的父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他们曾经认为所能争取的最好前途就是当一名大学教授，做一些关于计算机方面的课题研究。教授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可以到微软公司工作，利用大量的计算机和其他资源专心进行研究。
我们为他们专门安排管理人员，所有杂七杂八的事情由专人负责，这令他们难以置信。
这些人每天志愿工作15到18小时，周末还主动加班，不休节假日。因为微软是他们的梦想。“李开复在来到微软公司以前，曾经在美国其它高科技公司里工作。他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实验室中充满着如此的工作热情，仿佛这家公司还处在刚刚创业阶段。
今天微软在中国的实验室里有200 名全职研究员。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沈向洋坚信只要有适宜的环境，中国人可以做出任何创新。在2005年计算机图形与交互技术国际会议上，来自全世界各高校院所、研究机构的98篇论文结集出版，而其中的9 篇来自北京，超过了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
沈向洋说：“在1999年，我们只有1 篇论文，2003年有3 篇，2004年是5 篇，今年我们非常幸运有9 篇。”你看到了他们发展的态势了吧？
另外，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为微软的产品贡献了100 多个新技术，从Xbox到视窗操作系统。近7 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经历了一个跨越，但是，在微软的大门之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位中国记者问我，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国落后多少？我开玩笑说：如果你不考虑创造性，中美高新技术的差距是3 个月。当我20年前读书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美国发生什么事情；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小子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往因特网传东西，中国的学生3 个月就能消化它们。但是在中国能创造这些东西吗？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主要是学习如何正确地做研究。在你有任何创造之前，你应该理解现有的东西。只要你具有这些基础，创造性便是可培养的。中国正要构建这一基础，因此，10年或20年你就会看到中国人写的高水平研究文章如潮水般涌来。
如果希望有更多原创思想在这里产生，中国将还需要更多的风险资本和法律法规将其市场化。沈向洋说：“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并不鼓励独立思维。”
“但是，当风险资本进入中国，毫无疑问会成就新一代中国企业家。明年我将会在清华大学教授一门如何为高科技风险融资的课程。在中国的大学里有的是知识，但是人们不知道如何将其市场化。”
沈向洋手下的一些中国年轻的研究人员向我展示了许多新的研究模型。我注意到一些研究人员的桌案上几乎没有大部头的资料，我问一个书架上只有七八本书的员工，“哪些是什么？”她回答说这些书上记录了研究人员已经获得专利的创新技术，每当一项技术产生，微软就会给其发明者颁发相关认证。
谁说中国造不出法拉利？
2004年12月15日，竞争委员会在华盛顿里根大楼举行了一个全国创新大会议公布其长期创新发展报告——《美国的创新：在变革和挑战中前行》。这是美国顶级技术人员和工业家联合主持的一个详尽的调查，致力于通过更多的研究、教育、创新为美国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力“加油”。
报告出来之后的几个月，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便联系了竞争委员会，说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将访问他们，并邀请委员会的成员共进午餐。德博拉。温斯。史密斯，竞争委员会精力充沛的主席，告诉我她的同事们都非常高兴能与中国的客人分享这个报告。
虽然还有其他国外代表团表达了拜访的意愿，但他们认为那没有多大必要。
“竞争委员会已经采取行动与其他国家分享报告。他（中国科技部副部长）
说他们已经将报告翻译成中文，并将之整合进一个20年的科技发展计划。“温斯。
史密斯说，“中国人紧跟我们，我们并没有紧跟他们。中国早已盯着委员会在其网络上发布的工作报告。”温斯。史密斯最近非常担忧：“要么我们实施‘美国创新报告’，要么中国实施并超越我们的计划。”
不要不在乎！当美国创新报告在华盛顿发布那天，作者们，那些很有权势的美国教育家和商界领袖，祈求白宫请布什总统参加报告发布会，他们期待利用布什使报告引起全国性关注。布什的手下拒绝了这个要求，显然他们认为这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
知道布什当天在哪里发表讲话吗？他恰恰在报告发布大厅的楼下，在同一座里根大厦，与报告会举行的时间恰恰吻合。他当时作了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他正在主持自己的“经济峰会”，对几个选定的观众和许多共和党捐献者们推销最终还是失败的社会保障私有化计划。布什在印有“保障我们经济的未来”的幕布前发表讲话。同样在报告会大厅下面，是由IBM 首席执行官萨姆。帕米萨诺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威尼。克劳校长联合主持的国家创新峰会。布什甚至不能为此抽出5 分钟时间，而中国人却马上将报告翻译成中文。这些并不是我胡言编造。
其后不久，我和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克雷格。巴雷特交流。他似乎非常气恼：“华盛顿包括两个政党，都似乎没有看到这场静悄悄的危机的到来，至少没有意识到应有的紧迫感。”
巴雷特说，“虽然美国学校毕业了许多优秀的学生，但我们会雇用任何地方的天才。”英特尔在高技术方面投资的地点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还有较低程度的马来西亚和以色列。这些地区和许多新兴市场是英特尔销售芯片越来越多的地方。
巴雷特认为平坦的世界的确给英特尔带来了变化，然而受到冲击的是许多美国人。
他说，英特尔作为一个公司是可以兴旺发达的，“即使我们不雇用美国人。
当然这完全不是英特尔的取向和意图，“他马上补充道，”虽然我们实际上还雇用很多美国人，但现今我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雇用精英并以此获得很大的成功。“
英特尔不得不到处寻找IQ、CQ和PQ高的精英，因为它的竞争者也正在这样做。
英特尔公司事务部主任特拉西。库恩说：“请记住，英特尔的芯片仅用两种原料——沙子（硅来自于沙子）和脑子——此时此刻，问题出在脑子上。”如果我们想雇佣更多的人才，并把他们留在美国，就需要政府制定更有效的国家发展的移民制度，否则我们只能走出去，到这些人才所在的地方寻找他们。如何取舍呢？我可不是在谈论数据程序员或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而是在谈论专门领域的高级工程师。这远不是建立个转接中心的问题。我们刚刚在俄罗斯建立了一整套工程机构，那里的工程师受到了极好的训练，还不断地担心会失业。
这就是雪莉。安。杰克逊的“完美风暴”，我们如果像以前那样严格限制天才从海外入境，那对于我们最好的公司来说，未来的商业机会更多的来自国外市场，而我们没有通过良好的教育让我们的孩子弥补上这个差距。如果这样的风暴来袭，像英特尔这个美国公司将会象火箭一样离开美国的土地。我们将认为它们是美国公司，因为它们还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之中，还有邮政信箱，但实际上它们已经是平坦世界的公司了。创新在那里发生的确事关重大，因为那意味着最好的工作降落在什么地方，并由此带来了更好和更体面工作的机会。微软的总部在华盛顿州雷德蒙德，Google的总部在加州旧金山，这些地点都意义重大，如果有一天它们不在了，麻烦就大了。
“劳动力获得的附加值的平均水平和生活的标准相关，”巴雷特说，“而附加值又和平均教育水平相关，如果你的雇员平均教育水平下降了，则你的竞争力、生活标准必然是下降。”
再看国会高度关心的是什么？是全美棒球联盟各队的类固醇问题，而不是美国各棒球队所在城市的自然科学教育危机。国会在对各棒球队的类固醇问题做出反应的时间是多少呢？几乎是在丑闻爆发的那个时刻。而自然科学的教育危机呢？
没有政治好处的事国会才不着急做呢，而总统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巴雷特说，“正像我妻子告诉我的，当你研究一下历史，看看每一个文明的兴衰，他们总会留下一个历史遗迹——一座位于他们首都中心的大型运动场。”
要想培养科学家或高级工程师，需要花费15年的时间——从孩子们在小学对自然科学和数学感兴趣时开始，到最终能够培养出大批人才以避免这场静悄悄的危机。
我们应该在10年前开始实施加强理工专业教育和就业的国民计划。为了防止这场我们深陷其中的危机转化为杰克逊所说的“真正的麦科伊”，彻底地降低我们的生活标准，我们应该做好所有准备，毫不迟疑，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立即启动加强理工专业教育的紧急措施。那种认为这样做是杞人忧天的想法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科学家和工程师不能一夜之间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他们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培养。
我们对此没有什么具体措施才是一个真正的危机。这可能是一场不知不觉地静悄悄的危机，但是它的确是真实地而又在眼前，正如斯坦福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的警告：恐怖的危机迫在眉睫，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世界是平的维恩。埃勒斯说得不错。削减经费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了。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自1992年以来，美国人撰写的科技论文在世界论文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了10% . 美国人在世界一流物理学杂志《物理评论》中发表的论文占刊登的所有论文的比重，从1983年的61% 下降到现在的29% . 现在，人们开始注意到大量的技术专利被亚洲人获得。1980年到2003年之间，日本在世界工业专利中的份额从12% 上升到21% ，中国台湾地区从0 上升到3%，相比之下，美国则从60%下降到52% . 国会议员为了得到支持，在各地高速公路项目大肆花钱已经有很长一段的历史，从今往后，让我们将钱用在试管项目上吧！以防美国在国家竞争中落后。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六：基础设施的差距一位在日本的美国前外交官托马斯。
布莱赫，在2005年5~6 月期的《外交》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开头如此写道：在布什执政的前3 年，美国在宽频因特网使用上的全球排名从第4 位下落到第13位。现在，大部分美国家庭只有“基本”宽频设备，在发达国家中这是最慢、最贵而最不稳定的网络接入方式。
在手机接入因特网模式上，美国落后的更多。这一境况无疑是布什政府在发展网络工程上的失职，实际上，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明确国家宽频发展政策的发达国家。自2001年布什执政以来，其政府认定的主要优先项目是：减税、导弹防御系统和反恐—而不是让美国在因特网创新上保持领先。实际上，布莱赫写了那篇文章以来，根据2004年的统计，情况已经变得更糟糕了。根据国际电讯联盟2005年4 月的数据，美国的宽频普及率从第13位下滑至第16位。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12月31日，美国每100 个居民中有11.4个宽频用户，这还不到韩国的一半——韩国的宽频使用率是世界最高的，每100 个居民中有24.9个宽频用户。
挪威、以色列和芬兰首次超过了美国的宽频普及水平。2005年4 月25日《国家期刊》报道，法国广泛运用宽频技术几乎让美国的名次进一步下滑。高速因特网在法国的普及率上升了1 倍，从2003年的每100 个居民5.61个宽频用户到2004年的11.2个用户，居于第17位，仅仅比美国的水平差1 位。
在布什的前3 年任期中，布莱赫认为，布什总统仅仅提及宽频两次，而且仅仅是一笔带过。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的马克。赖特在《发展报告》（2004年10月7日）中写道：“不仅如此，美国衡量宽频服务的指标还是200Kbps （Kbps，每秒千字节数，网络接入速率单位），早就不能跟上世界其他地方的水平了。”比如，在日本大概一个月支付10美元就能获得一个相当于200Kbps 的40倍速度的网络接入服务。在世界上，最聪明的国家和城市提供给它们居民的宽频服务不仅是最快的，而且是最低价格。
为什么美国要小心？
宽频技术和信息技术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们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产业，而且它们对经济的每一个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以简单而又可承受的方式与平坦世界受教育的人们联系越多，你能自动获取的知识就越多，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新。而创新越多，生产出用于促进平坦世界发展的东西就越多。这将会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促进方式。
平坦的世界使得创新和生产更加具有效率，但是如果人们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或教育方法已获得知识，不能利用平坦化的优势和好处，微软首席技术官克瑞格。芒迪说，“那么，被打垮就会是迟早的事情。”
底线当我问比尔。盖茨关于很多人认为的美国教育优势——强调创造力而不是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时，他对这种看法表现出全然蔑视的态度。按照他的观点，那些认为强调死记硬背学习方法的中国和日本培养不出来有创造力人才的观点是错误的，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一样能够和美国人竞争。
“创造力是通过接受测验激发出来的，”
盖茨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不会使用乘法的软件开发者。 .谁设计了世界上最有想象力的电子游戏，是日本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是靠死记硬背的技能工作的人……在为我工作的最优秀的软件开发人员中，就有日本人。你必须首先要记住原有的知识，才能在其基础上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
永远记住：来自年轻的中国人、印度人和波兰人的竞争不是把我们赶下悬崖，而是迫使我们上升到更高层次。他们并不想为我们工作，甚至他们根本就不想抢我们的饭碗。从创立公司的角度来说，他们是想统治我们，想要在未来建立公司，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羡慕并争先恐后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决不会满足目前自己已经取得的进展。
我曾经与一位美国籍的中国人聊天，他在微软公司工作，曾经陪同盖茨访问过中国。
他告诉我，盖茨在中国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了那些年轻人体内蕴藏的能量。
人们扒着窗户、从票贩子手里购买高价票仅仅是为了听他的一席话。同样的情况，杨致远也遇到过，他是雅虎公司的创始人，在中国，人们对他的狂热就像对待摇滚歌星。
在今天的中国，比尔。盖茨的人气超过了“小甜甜”——布兰妮。斯皮尔斯。
在今天的美国，只有布兰妮。斯皮尔斯才是人们真正崇拜的偶像——这正是令人担忧的地方之一。
难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比尔。布罗迪对我说：“我们学校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中，60% 来自外国，其中大部分又来自亚洲。4 年前的某段时间里，所有数学专业的学生都来自中国。然而，直到学校让这些学生担任助教时，我才了解到这些情况，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英语讲得不够好。”一名该校大学生的父母写信给布罗迪抱怨他们的儿子听不懂微积分学教授的课，因为那个老师的英语发音实在太差，并操着一口浓重的中国口音。
不管美国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教育是如何缺乏，但人们似乎相信，只要能通过鼓励最好的学生发挥创造性思维就可以“弥补”。情况似乎如此。中国人会告诉你现在他们已经擅长制造下一代新产品、拷贝下一代新技术，但在想象下一代新事物方面还存在不足。可是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中国人现在充满信心地认为，他们最好的高三学生可以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超过美国学生，而且现在中国关注的是如何更多地激发年轻人的创造性、创新能力和活力。
2005年10月，我访问北京，并拜访了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教育部大楼是北京最新和最漂亮的政府办公大楼，我和她在其办公室一起喝茶。她告诉我：“虽然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我们知识产权所有量却很少，中国过去的四大发明令我们非常自豪：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但是在其后我们并没有跟上发明创新的步伐，中国人有能力发明创新——而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我们需要回过头去反思。”
吴副部长补充道：“今天我们正在关注的是如何培养创造性思维和企业家精神。”
当然，行动难于言辞。培养创造性思维和企业家精神可能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顺从”相抵触，但是文化是会变的，而且中国正在经历改变，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在美国和欧洲接受教育。
“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已经选送一大批教师、学者和教授出国学习深造。
他们经历了一个进化和变革的过程，而今他们在课堂上将这些变革的细节传授给学生们。
现在我们看到世界正在改变，因特网让世界日新月异。 .我认为艺术将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艺术和科学统一起来，以让人们具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维……在艺术和科学的融合方面，我们的许多教师并没有得到很好训练。“她给我的感觉像是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威尼。克劳校长。正是这点感觉，让我确信中国现在正致力于克服自身的弱势而开拓创造性思维，以跟上美国的步伐。
可能实际的过程会比中国自己认为的要长很多。但是，当看到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顶尖表现，我毫不怀疑中国可以到达它想去的任何地方。让我带你到微软亚洲研究院看看，这是比尔。盖茨在北京建立的研发中心。微软公司在全世界有4个研究中心：一个在英国剑桥，一个在他的总部所在地华盛顿的雷德蒙，一个在北京以及最近刚刚在班加罗尔建成的第4 个。比尔。盖茨告诉我：“如果以创意的质量为标准，微软北京研究院（现微软亚洲研究院）自1998年创立以来硕果累累，成为微软公司研究体系中最富有成效的股肱。”
中国的大学开始排列座次，为了在顶尖的大学校园里占有一席之地，人们之间的竞争是十分残酷的。那些数学和自然科学成绩优秀的人能够在一流大学接受教育，或被外国公司雇佣。对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能够在微软公司设立在北京的研究院工作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而微软公司的职员是这样看待北京研究院的：“记住，在中国，即使你有幸抓住百万分之一的机会脱颖而出，那么还会有1300个人同样做到这一点。”
这种人才储备太庞大了，目前微软公司在北京的研究院正是以百万分之一的比例挑选人才。
李开复是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并按盖茨的指示亲自创建了微软北京研究院。
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通过什么方法招募研究人员呢？”李开复告诉我，他的团队奔赴中国各个大学，然后对具备博士水平的学生和职业科研人员进行数学、智商和编程测试。
“第一年，我们先测试了2000人，”他说，“然后再利用更多的测试从这2000人中挑出400 人，接着是150 人，最后，我们雇用了其中的20人。”公司与他们每个人签订了两年的工作合同，并告诉他们，当两年的期限到期时，公司将根据他们以往完成工作的质量决定是否再与他们续签一份更长期的合同或由微软亚洲研究院颁发博士后研究证明。是的，你没有看错。中国政府确实授予微软公司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的资格。最初雇用的20个人，有12个最终留了下来。第二年，几乎有4000人参加了测试。再往后，李开复说：“我们停止了测试工作。因为那时，我们的公司已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岗位，所有计算机和数学精英都想加盟……我们开始结识各大高校中的教授，这些教授会把他们认为最棒的人才介绍给我们，公司对这些教授十分信任，因为如果他们推荐过来的人不能胜任工作，他们自己也会丢面子。现在，顶尖大学里的顶尖教授不断地向我们推荐顶尖的学生。其中很多学生想去斯坦福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但他们还是决定先在微软公司做两年实习生，因为这样微软公司会为他们提供推荐信，证明他们是麻省理工学院需要的人才。”
李开复说，“他们把在微软工作看作是一生中难得的获得高收入的机会。这些青年人看到自己的父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他们曾经认为所能争取的最好前途就是当一名大学教授，做一些关于计算机方面的课题研究。教授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可以到微软公司工作，利用大量的计算机和其他资源专心进行研究。
我们为他们专门安排管理人员，所有杂七杂八的事情由专人负责，这令他们难以置信。
这些人每天志愿工作15到18小时，周末还主动加班，不休节假日。因为微软是他们的梦想。“李开复在来到微软公司以前，曾经在美国其它高科技公司里工作。他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实验室中充满着如此的工作热情，仿佛这家公司还处在刚刚创业阶段。
今天微软在中国的实验室里有200 名全职研究员。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沈向洋坚信只要有适宜的环境，中国人可以做出任何创新。在2005年计算机图形与交互技术国际会议上，来自全世界各高校院所、研究机构的98篇论文结集出版，而其中的9 篇来自北京，超过了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
沈向洋说：“在1999年，我们只有1 篇论文，2003年有3 篇，2004年是5 篇，今年我们非常幸运有9 篇。”你看到了他们发展的态势了吧？
另外，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为微软的产品贡献了100 多个新技术，从Xbox到视窗操作系统。近7 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经历了一个跨越，但是，在微软的大门之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位中国记者问我，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国落后多少？我开玩笑说：如果你不考虑创造性，中美高新技术的差距是3 个月。当我20年前读书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美国发生什么事情；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小子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往因特网传东西，中国的学生3 个月就能消化它们。但是在中国能创造这些东西吗？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主要是学习如何正确地做研究。在你有任何创造之前，你应该理解现有的东西。只要你具有这些基础，创造性便是可培养的。中国正要构建这一基础，因此，10年或20年你就会看到中国人写的高水平研究文章如潮水般涌来。
如果希望有更多原创思想在这里产生，中国将还需要更多的风险资本和法律法规将其市场化。沈向洋说：“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并不鼓励独立思维。”
“但是，当风险资本进入中国，毫无疑问会成就新一代中国企业家。明年我将会在清华大学教授一门如何为高科技风险融资的课程。在中国的大学里有的是知识，但是人们不知道如何将其市场化。”
沈向洋手下的一些中国年轻的研究人员向我展示了许多新的研究模型。我注意到一些研究人员的桌案上几乎没有大部头的资料，我问一个书架上只有七八本书的员工，“哪些是什么？”她回答说这些书上记录了研究人员已经获得专利的创新技术，每当一项技术产生，微软就会给其发明者颁发相关认证。
谁说中国造不出法拉利？
2004年12月15日，竞争委员会在华盛顿里根大楼举行了一个全国创新大会议公布其长期创新发展报告——《美国的创新：在变革和挑战中前行》。这是美国顶级技术人员和工业家联合主持的一个详尽的调查，致力于通过更多的研究、教育、创新为美国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力“加油”。
报告出来之后的几个月，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便联系了竞争委员会，说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将访问他们，并邀请委员会的成员共进午餐。德博拉。温斯。史密斯，竞争委员会精力充沛的主席，告诉我她的同事们都非常高兴能与中国的客人分享这个报告。
虽然还有其他国外代表团表达了拜访的意愿，但他们认为那没有多大必要。
“竞争委员会已经采取行动与其他国家分享报告。他（中国科技部副部长）
说他们已经将报告翻译成中文，并将之整合进一个20年的科技发展计划。“温斯。
史密斯说，“中国人紧跟我们，我们并没有紧跟他们。中国早已盯着委员会在其网络上发布的工作报告。”温斯。史密斯最近非常担忧：“要么我们实施‘美国创新报告’，要么中国实施并超越我们的计划。”
不要不在乎！当美国创新报告在华盛顿发布那天，作者们，那些很有权势的美国教育家和商界领袖，祈求白宫请布什总统参加报告发布会，他们期待利用布什使报告引起全国性关注。布什的手下拒绝了这个要求，显然他们认为这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
知道布什当天在哪里发表讲话吗？他恰恰在报告发布大厅的楼下，在同一座里根大厦，与报告会举行的时间恰恰吻合。他当时作了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他正在主持自己的“经济峰会”，对几个选定的观众和许多共和党捐献者们推销最终还是失败的社会保障私有化计划。布什在印有“保障我们经济的未来”的幕布前发表讲话。同样在报告会大厅下面，是由IBM 首席执行官萨姆。帕米萨诺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威尼。克劳校长联合主持的国家创新峰会。布什甚至不能为此抽出5 分钟时间，而中国人却马上将报告翻译成中文。这些并不是我胡言编造。
其后不久，我和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克雷格。巴雷特交流。他似乎非常气恼：“华盛顿包括两个政党，都似乎没有看到这场静悄悄的危机的到来，至少没有意识到应有的紧迫感。”
巴雷特说，“虽然美国学校毕业了许多优秀的学生，但我们会雇用任何地方的天才。”英特尔在高技术方面投资的地点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还有较低程度的马来西亚和以色列。这些地区和许多新兴市场是英特尔销售芯片越来越多的地方。
巴雷特认为平坦的世界的确给英特尔带来了变化，然而受到冲击的是许多美国人。
他说，英特尔作为一个公司是可以兴旺发达的，“即使我们不雇用美国人。
当然这完全不是英特尔的取向和意图，“他马上补充道，”虽然我们实际上还雇用很多美国人，但现今我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雇用精英并以此获得很大的成功。“
英特尔不得不到处寻找IQ、CQ和PQ高的精英，因为它的竞争者也正在这样做。
英特尔公司事务部主任特拉西。库恩说：“请记住，英特尔的芯片仅用两种原料——沙子（硅来自于沙子）和脑子——此时此刻，问题出在脑子上。”如果我们想雇佣更多的人才，并把他们留在美国，就需要政府制定更有效的国家发展的移民制度，否则我们只能走出去，到这些人才所在的地方寻找他们。如何取舍呢？我可不是在谈论数据程序员或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而是在谈论专门领域的高级工程师。这远不是建立个转接中心的问题。我们刚刚在俄罗斯建立了一整套工程机构，那里的工程师受到了极好的训练，还不断地担心会失业。
这就是雪莉。安。杰克逊的“完美风暴”，我们如果像以前那样严格限制天才从海外入境，那对于我们最好的公司来说，未来的商业机会更多的来自国外市场，而我们没有通过良好的教育让我们的孩子弥补上这个差距。如果这样的风暴来袭，像英特尔这个美国公司将会象火箭一样离开美国的土地。我们将认为它们是美国公司，因为它们还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之中，还有邮政信箱，但实际上它们已经是平坦世界的公司了。创新在那里发生的确事关重大，因为那意味着最好的工作降落在什么地方，并由此带来了更好和更体面工作的机会。微软的总部在华盛顿州雷德蒙德，Google的总部在加州旧金山，这些地点都意义重大，如果有一天它们不在了，麻烦就大了。
“劳动力获得的附加值的平均水平和生活的标准相关，”巴雷特说，“而附加值又和平均教育水平相关，如果你的雇员平均教育水平下降了，则你的竞争力、生活标准必然是下降。”
再看国会高度关心的是什么？是全美棒球联盟各队的类固醇问题，而不是美国各棒球队所在城市的自然科学教育危机。国会在对各棒球队的类固醇问题做出反应的时间是多少呢？几乎是在丑闻爆发的那个时刻。而自然科学的教育危机呢？
没有政治好处的事国会才不着急做呢，而总统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巴雷特说，“正像我妻子告诉我的，当你研究一下历史，看看每一个文明的兴衰，他们总会留下一个历史遗迹——一座位于他们首都中心的大型运动场。”
要想培养科学家或高级工程师，需要花费15年的时间——从孩子们在小学对自然科学和数学感兴趣时开始，到最终能够培养出大批人才以避免这场静悄悄的危机。
我们应该在10年前开始实施加强理工专业教育和就业的国民计划。为了防止这场我们深陷其中的危机转化为杰克逊所说的“真正的麦科伊”，彻底地降低我们的生活标准，我们应该做好所有准备，毫不迟疑，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立即启动加强理工专业教育的紧急措施。那种认为这样做是杞人忧天的想法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科学家和工程师不能一夜之间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他们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培养。
我们对此没有什么具体措施才是一个真正的危机。这可能是一场不知不觉地静悄悄的危机，但是它的确是真实地而又在眼前，正如斯坦福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的警告：恐怖的危机迫在眉睫，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