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 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第十章 圣母瓜达鲁佩(2)
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下去的话，预计到2015年，这个数字将下降到1600万人。在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极度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4.62亿人下降到2001年的4.31亿人，预计到2015年这个数字会下降到2.16亿人。然而在撒哈拉非洲恰恰相反，那里经济全球化的脚步非常缓慢。极端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2.27亿人上升到2001年的3.13亿人，并预计继续上升到2015年的3.4 亿人。
当一个国家基本上完成了批发型改革之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家曾经认为，只要全面实行批发型改革，比如国有企业私有化、解除对公用事业的管制、降低税费、鼓励出口等等，那么中国就将从此走上经济发展。但是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平坦，中国开始在制造业领域里同世界各地的对手竞争，印度开始向世界各地出口其科技人才，公司可以把业务外包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个人前所未有地同世界上每一个人展开竞争。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想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仅仅靠批发型改革已经不够了。更深层次的改革——一个能以更为深刻的方式改变教育、基础设施和监管的改革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发展的唯一途径是进行零售型改革如果世界缩小成一个城市，那么它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我会这样描述它：“西欧是一个有着良好生活设施的住宅区，一群老年人在这里被土耳其护士照料着，享受着天伦之乐。美国则像是一个安装着大铁门的社区，门口有金属探测器，很多人坐在前院抱怨别人是多么懒惰，却谁也不曾注意，篱笆围墙上被来自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移民扒开了豁口，并且由于这些人的工作，这个戒备森严的社区才能运转得很好。拉丁美洲是这个城市的娱乐场所，俱乐部云集，每天晚上10点开始工作，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这里是最适于居住的地方，没有商业的嘈杂，除了在智利人聚集的街道，你看不见有什么新的商铺开张。这里的老板不会对产业再投资，而是把所有的利润存在银行。
阿拉伯的街道十分昏暗，除了几条叫做迪拜、约旦、巴林、卡塔尔和摩洛哥的小巷，外人不敢在这里逗留。在阿拉伯的街区里，唯一的新商行就是加油站，其所有者也像拉丁美洲的老板一样，很少热心于扩大投资。在这里居住的人总是拉着窗帘，关闭百叶窗，并在其前院的草坪上插上牌子，上面写着；‘小心狗咬，闲人免进。’亚洲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这里是一个新兴的大市场，有许多小型商店和仅有一个房间的小工厂组成，其间夹杂着卡普兰（Kaplan）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培训学校和各种工程技术学院。他们都生活在大家庭中，所有人干起活来都不睡觉，他们想靠努力和勤奋改变命运。在名叫中国的街道上，没有强制的交通法规，但所有的道路都被铺得整整齐齐，没有坑坑洼洼，路灯也总是亮着。
印度的街道则相反，没人修理破损的路灯，路上到处都是被车轮压出的沟槽，但是警察却忠于职守，严格执法，你要是想在街边开一家柠檬水商店，必须要出示许可证。幸好，你可以通过贿赂当地警察办成你想办的事。在这里，所有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自己配置发电机以保证工厂的电力需要，必须自备移动电话与外界通信，因为本地的电线杆都倒着。非洲的街道很悲惨，这里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人口预期寿命在下降，唯一的新建筑是卫生诊所。“有一点需要注意，每个地区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弱点，都有必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零售型改革。什么是零售型改革？我们刚才谈到了推进对外贸易、促进投资以及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等批发型改革，零售型改革是指在批发型改革的基础之上，对4 个关键的社会政策进行调整，这4 个方面包括：基础设施、管理机构、教育和文化建设。这样，人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去革新、创业以及积极地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合作。
由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因率领的团队完成了一份报告，对零售型改革的很多方面作了深刻分析。我们从他们的工作成果中得到了什么？首先，使每个人都有工作并不能保证你的国家能够摆脱贫困。
每年，埃及都会保证大学毕业生100%就业，但经济近50年的缓慢增长已经使国家陷入贫困的泥沼。
“如果摆脱贫穷仅仅是工作岗位数量的问题，那就太简单了。”克莱因和比塔。哈吉迈克尔在他们为世界银行所做的研究《发展过程中的私营部门》中说，“比如，如果需要的话，国有企业可以吸收所有的无业人员。真正的问题不仅仅是就业，而是在有效率进行生产的前提下实现的就业，这种就业才会提高生活水平。国有企业和接受国家补贴的私人企业不足以支撑超过实际需要的工作岗位，过重的负担使它们难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仅仅把国外资本吸引到国内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甚至对教育的大量投资也无济于事。
“生产力的提高、摆脱贫穷不是简单地把各种资源堆在一起就可以解决，”
克莱因和哈吉迈克尔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换句话说，在进行了批发型改革之后，政府必须继续为人们提供一个受法律保护的，遵守游戏规则的经济环境，使私营企业和个人可以放心地从事各种竞争，真正的经济增长才会到来。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企业家，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去创新，公司的数量才会逐渐壮大，并对经济发展形成有利的支撑。真正的工作岗位是从这里产生的。教育改革只是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当人们感到创业是容易的，是有利可图的，雇用和解雇劳动力不受限制，信用体系十分完善，健全的法制能够保护资本所有权不受侵犯时，改革所需的各种条件才算齐备。面临竞争压力的公司只有更多更快地创新才能生存下来。
国际金融公司是在对130 多个国家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这个结论的，该项研究的题目叫做“经商2004”，国际金融公司在每个国家中问了5 个最基本的问题：①从当地的法律、市场规则和许可证费用的情况来看，创办公司是容易还是困难？②能否自由地解雇和雇佣工人？③合同的执行是否困难？④信用体系是否完善？⑤是否有健全的企业退出制度？凡是在这5 个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国家一定进行了零售型改革，反之，仅仅停留在批发型改革阶段的国家是不会在平坦的世界里繁荣昌盛的。国际金融公司的评判标准得到了埃尔南多。德索托的有力支持，埃尔南多。德索托在这方面也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秘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证明，如果改变经营环境，理顺游戏规则，让穷人们有机会参与合作，情况自然会好起来。
“经商2004”试图用一些生动的例子来阐明它的观点：。特库是雅加达的一个企业家，想开办一家纺织厂。他已经联系到了客户，进口了机器设备，制定了前景美好的商业计划。当特库要为他的企业注册的时候，开始与政府打交道。他先从司法部领取了标准表格填好，并作了公证，证明他是当地居民，没有犯罪记录。然后，他获得了一个税号，再申请营业执照，并在指定银行存入最低注册资本（人均国民收入的3 倍）。
接着，他在官方通报上发布了公司章程，支付了印花费，再到司法部注册。
90天后，他需要填写与社会保障有关的文件。168 天后，他的企业终于可以合法营业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原先联系好的客户已经和别的公司签订了合同……
艾娜是巴拿马的一个企业家，她注册建筑公司只需要19天的时间。由于公司的经营蒸蒸日上，艾娜想多雇佣些人员，并签订为期两年的合同。但是当地的法律要求有固定期限的佣工合同必须是特种工作岗位，而且期限最长为一年。与此同时，艾娜公司里的一名工人经常无理由早退，并因此影响整体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
为了替换掉这名工人，她必须事先通知工会，并得到工会的同意，然后再支付5个月的解雇赔偿金。思前想后，艾娜决定不再雇佣更有能力的应聘者，还是让这名不称职的工人继续留在公司里……再看看一个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商人阿里，他可以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工人。但是他的一个客户拒绝为晚送到3 个月的设备支付货款。法院解决这个付款纷争动用了27道程序，花费了550 多天。几乎所有的程序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都必须提供大量的合法理由，都必须聘请律师。
经过这件事后，阿里决定以后只和他熟悉的老客户打交道……蒂姆尼特是埃塞俄比亚一名年轻的企业家。她想通过向银行贷款发展自己前景不错的咨询公司。
由于当地没有个人信用记录，所以她无法证明自己的信用状况。同时，尽管她的公司拥有大量的应收账款，法律禁止以此作抵押向银行借款。最终，银行认为，如果蒂姆尼特失信，银行是无法收回贷款的，因为法院的工作效率很低，法律也没有给债权人足够的保障。借贷申请被驳回，公司的发展只能原地踏步……印度商人阿维克注册了公司，雇用了工人，签订了合同，得到了贷款。但是当他发现公司赚不到利润经营不下去时，却必须面对长达10年的破产程序。最后阿维克逃走了，留下了没人管的工人，没人还的银行贷款和欠下的税金……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有些地区经过20多年的宏观经济改革并没有减少贫困，没有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零售型改革。根据国际金融组织的报告，如果你想创造出有生产力的工作岗位（这些工作会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你想促进新公司的成长（这公司能够创新、竞争和制造财富），那么你需要一个有着完善合理游戏规则的市场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办公司十分容易，并随时可以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公司业务，由于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经营不善的公司随时关门，这样可以把资本释放出来用到能够创造价值的领域。国际金融公司并不是呼吁全面否定现有的各种机制，而是改革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各种制度，创造出良好的经济环境，便于人们利用各种合作机会在平坦的世界中生存。
国际金融公司说，“在澳大利亚开办公司，办理手续只需要两天的时间，在海地需要203 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需要215 天，在丹麦为创建新公司办理手续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在柬埔寨缴纳的费用相当于人均收入的5 倍，在塞拉利昂交纳的费用则是人均收入的13倍。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占世界30% 多的经济体不对新建公司设立最低资本要求。相反，在叙利亚，最低资本额相当于人均收入的56倍……捷克和丹麦的公司可以自由地与工人签订要求定期合同只适用于特种工作，期限最长为一年……在突尼斯，出现违约时，法院强制执行原合同的时间只需要7 天，荷兰需要39天，而在危地马拉几乎需要1500天。在奥地利、加拿大和英国强制执行合同时花费的费用不到争议合同金额的1%，但在布基纳法素、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费用占合同金额的100%. . 新西兰、挪威和美国的信用监管当局掌握着几乎每个成年人的信用记录，但是在喀麦隆、加纳、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有信用记录的人占成年人数比例不足1%. 当债务人破产的时候，英国的担保法和破产法会为债权人提供强力的支持，帮助其尽量挽回损失。而在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墨西哥、阿曼和突尼斯，债权人是没有这些权利的。在爱尔兰和日本，破产程序只需不到6 个月，而在巴西和印度则要超过10年。在芬兰、荷兰、挪威和新加坡处理破产程序的花费只相当于标的资产的1%，而在乍得、巴拿马、马其顿王国、委内瑞拉、塞尔维亚、黑山和塞拉利昂，这个比例几乎是50% . ”
国际金融组织指出，过度的规则原本是要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却对弱势群体十分不利，而且富人和有后台关系的人可以通过花钱和抢夺绕过繁琐的规则。
在劳动力市场受到严格管制的国家，企业不能随随便便地雇佣和解雇员工，尤其是妇女就业更加困难。
“好的规则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则，”国际金融组织的研究指出，“最理想程度的管理不是放任自流，但是也许会比现在大多数国家中管理程度更松，特别是那些贫穷的国家管制过多。”该研究指出的措施与我倡导的零售型改革不谋而合：一是简化原则，尽可能地解除对竞争的管制。因为竞争可以实现优胜劣汰，而过多的管制则会打开官僚贪污贿赂之门。“安哥拉采用了葡萄牙制定的就业法，该法被认为是最严格的就业法之一。但如果葡萄牙自己已经把它制定的就业法修订了两次，安哥拉就没有理由死抱着旧版法律条文不放，”二是集中精力加强对财产权的保护。在德索托的倡议下，秘鲁政府在最近10年承认了120 万户城市家庭对其所占土地的所有权。
“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使父母们可以放心地离开家去找工作，不必像以前那样守着家不敢离开。最主要的受益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可以上学了。”三是把因特网技术运用到管理之中。
它可以使办事过程更快、更透明、更不容易产生贿赂丑闻。四是减少法院卷入商业纠纷。最后，改革要持续不断，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在国际金融组织的调查中表现不错的国家都是遵循着这个原则。
关于国际金融公司的标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很多人认为其是针对秘鲁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提出的，但实际上，得分很低的国家中却包括了德国和意大利这种发达国家（德国政府甚至对研究中的一些发现提出了抗议）。
学习爱尔兰通过推进监管、基础设施和教育等方面的零售型改革而实现了跳跃式发展的最好例子是爱尔兰。有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爱尔兰今天是仅次于卢森堡的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这个国家几百年来一直是因贫穷的移民、饥荒、内战和妖精传说而著名，今天却有着比德国、法国和英国更高的人均GDP . 爱尔兰是怎样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由欧洲的病人一跃而成为欧洲的富人呢？爱尔兰的转变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时爱尔兰政府取消了对中等教育的收费，于是更多的工人阶级的孩子能接受更高的教育。
1973年爱尔兰加入了欧盟后，爱尔兰已经拥有了大批的比上一代受过更高教育的工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爱尔兰已经从加入欧盟中得到了一些收益，如得到了更多的补贴，可以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更大的市场来销售自己的产品。
但是由于爱尔兰多年来一直实行过分保护，它并没有足够的具有竞争力的商品销售。
爱尔兰已经濒临破产，并且大多数的大学生都已移民国外。
“我们继续无节制地借款、花费和征税，这几乎让我们破产，”在2005年6月我访问都柏林的时候副首相玛丽。哈尼对我说。“也正是因为我们几乎破产，我们才有了改变的勇气。”爱尔兰的确改变了。政府、主要工会、农场主和工业家们齐聚一堂，并对节俭财政养政案达成了共识，公司税锐减到12.5% （这一税率比其他欧洲国家要低得多），政府开始控制工资和价格的上涨，并大量吸收外国投资。1996年爱尔兰宣布公立大学基本上免收学费，这样就能创造更多的受教育的工人。这些措施的结果是令人震撼的。今天，世界前10名的医药公司中有9个，前20名的医药器材公司中有16个，前10大软件公司有7 个公司已经在爱尔兰开始了经营。到2004年，爱尔兰从美国得到了比中国从美国得到的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国家的税收收入稳步增加。
戴尔计算机公司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通过一封邮件向我解释道，“我们于1990年在爱尔兰投资，是什么吸引了我们？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附近有很好的大学。
爱尔兰有独立于政治集团的产业和税收政策，这些政策能对商业进行一贯的支持。爱尔兰还有非常好的运输和物流业以及良好的区位位置——使我们能够将产品很容易迅速运往欧洲主要市场。“最后，迈克尔。戴尔补充道，”他们很具有竞争意识，希望能成功，同时渴望并且了解如何成功。我们的工厂在利默里克，但是我们同时在都柏林外有几千个销售和技术人员。爱尔兰的人才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好的资源。同时我们也是爱尔兰最大的出口商。
英特尔1993年建立了其在爱尔兰的第一个芯片工厂。英特尔公司副总裁詹姆斯。贾勒特说，吸引英特尔公司的是在爱尔兰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低公司税和其他的优惠政策让英特尔公司在过去10年里节约了大约10亿美元。爱尔兰的国民健康保障也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反而是大大减轻了英特尔公司的健康保障义务。
“我们现在在那里的4 个工厂里有4500个工人，我们在香侬已经和爱尔兰工程师一起进行高端芯片的设计。”
在爱尔兰有很多个投资的医药设备制造商巴克斯特（Baxter International）
的前任首席执行官小哈里。克雷默解释道：“工作道德规范、税收水平以及劳力供应的灵活性都使爱尔兰对投资的吸引力要比法国或德国大得多，在德国或法国，解雇一个工人的成本相当大。”他补充道，爱尔兰人很有自信，他们认为如果实行灵活的劳动法，尽管可能会丧失一些工作，但是新的工作也会不断增加。而事实的确如此。当爱尔兰在就业政策上积极进取的时候，德国和法国却仍然采取防守的保护政策，它们越采取保护政策，就越难以创造新的工作。1990年，爱尔兰总的就业商位为110 万人。到了2005年底，这个数目到了大约200 万人。
爱尔兰在其他政策改革方面一样咄咄逼人，爱尔兰的教育部部长玛丽。哈纳芬解释道，国家希望将教育改革提到一个新的水平。爱尔兰准备到2010年将其科学和工程学博士数目翻1 倍，并且已经设立各种基金吸引全球公司和各类人才到爱尔兰进行研究。爱尔兰现在正积极招募中国科学家。哈纳芬说，“对于我们自己的高素质学生来说，能和国外的高素质学生交流并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建立企业或发明产品。从2001年到2005年，爱尔兰科学基金已经帮助建立了160 多个研究小组，这些研究小组中有34个是从国外实验室来到爱尔兰的。顺便提一下，爱尔兰科学基金的第一个领导人就是一个在国家科学基金工作的美国人。
爱尔兰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资金在世界的流动并不只是寻找最便宜的劳动。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外资都会去海地和孟加拉国。资金在寻找生产能力最强同时价格也最便宜的劳动，思科系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说得非常好：“工作将流向那些具有很好教育的劳动力、有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创造性环境和支持性政府的地方去。这些地方的人们将会有最好的生活水平。工作流向的国家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些领导工业革命的国家。”
文化的作用：全球化今天零售型改革所获得的利益将比过去更高，并且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明白这一点，批发型改革可以自上而下地通过行政命令推动。但如果要克服既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零售型改革需要更为广泛的公众基础和议会的大力支持。
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调动各个利益集团和公众将零售型改革推行到底，有的国家却半途而废呢？
答案是文化。
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完全归因于文化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时，不考虑其文化因素同样不合理，因此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都想把文化影响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当然，这种研究方法是有争议的，文化因素就像是屋子里的大象，谁都知道它存在，但都不愿意提起。我要提到文化因素是因为随着世界变得平坦，越来越多的合作工具可以被人们使用。有些文化能够鼓舞人们迅速地掌握并利用这些工具，而有些文化则不能。世界的平坦化会把这两类文化之间的差异放大，进而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发展结局。
关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本书是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写的《国富国穷》。
他在书中指出，尽管气候、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都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国家能够从农业社会跃进到工业社会，而有些国家没有，但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不同的文化禀赋，特别是一个社会在勤劳、节俭、诚实、忍耐和坚忍等方面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深入民心的程度。
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文化风俗和其他因素共同影响一国经济情况的观点。但是兰德斯坚持把文化问题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拒绝认为某些国家的发展持续停滞仅仅是西方殖民、地理因素或历史遗留问题的结果。他的观点让我感到精神振奋。
我认为，在平坦的世界里，文化在两个方面会影响不同人群的发展。其一是文化的外向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它可以接受异己的文化？它在全球化与本地化的结合方面表现如何？其二是文化的内向程度。在多大程度上，人们认同所谓的民族团结并集中精力于国家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社会中的人与人彼此信任，即使互不相识，也可以共同合作；在多大程度上，这个国家中的精英能够关心社会大众，并愿意回报自己的祖国，或是对国家的贫穷置之不理，只顾在国外捞钱？
国家文化的外向程度越高，越容易吸收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并把他们同自己的传统相融合，印度、美国、日本和近年来的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能力就很突出。比如在印度人看来，蒙古人来了，蒙古人去了；英国人来了，英国人去了。
但印度文化却仍然屹立，印度人仍然吃咖喱饭，印度妇女仍然穿莎丽，印度人仍然以家庭为单位，几代人在一起生活。这正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最佳范例。
“在这个世界上，开放的文化和不排斥新元素的文化会占优势，”掌管印度高科技贸易联合会的Mphasis 公司首席执行官雅伊瑟斯。拉奥说，“我的曾祖母是文盲，我的祖母只上过2 年级。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大学。而我的妹妹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我的女儿目前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我们亲眼所见这些变化，而我们愿意作出改变……
你必须有自己固有的文化，同时还要接受其他文化的统合。固守自己的文化，排斥异己的人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好好想一想，当中国皇帝把英国外交官赶走，谁最终受到了伤害？是中国。固守自己的文化是十分危险的。“”开放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十分重要，“拉奥补充说，”因为这意味着你开始接触有才能的人。当你和世界另一个角落的开发者聊天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或她的肤色，你们彼此联系的基础是因为对双方才能的认同而不是种族或民族。如果你生活在崇尚这种文化观的国度里，这种文化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你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看法。“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随着世界逐渐平坦，许多穆斯林国家开始在不安中挣扎。
由于复杂的文化和历史原因，除了土耳其、黎巴嫩、巴林、迪拜、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逐渐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很多穆斯林国家无法把全球化与本国传统有效地结合。
当今世界，只有适应性和包容性强的文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
想一想本。拉登主义者的指导思想。他们要把所有的外国人和来自外国的影响从沙特阿拉伯清除掉。这恰恰是开放与合作的对立面。部落文化和思想在许多阿拉伯国家仍然占支配地位。在平坦的世界，劳动分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人与他们不认识甚至永远不会见面的人合作。如果你想参与到现代的劳动分工中来，你必须对陌生人有更多的信任。
戴维。兰德斯说，在阿拉伯的穆斯林世界，某些文化观念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特别是一些禁止妇女在公共场所露面，禁止她们参与经济活动的观念。在这样的社会里，男人一出生就享有高于其姐妹以及社会中所有女性成员的特权，这对男人们是十分有害的，因为他们会产生自以为是的感觉，进而丧失了提高、前进和实现理想的动力。当然，这种性别歧视不仅存在于中东地区。实际上，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都出现过类似的社会现象，即使是在所谓的现代工业社会。
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对全球化的抵触已经受到了一些阿拉伯人的关注。2004年5 月5 日，在沙特阿拉伯出版的一份英文日报《阿拉伯新闻》上刊登了由沙特阿拉伯记者拉伊德。古斯塔斜的文章，题目是《需要等多久才能迈出第一步？》“在沙特阿拉伯，恐怖袭击事件已经成为新闻里的家常便饭了。每当我希望并祈祷它不要再发生的时候，事态反而更加恶化。”《利雅得新闻》的主编图尔基。
阿尔叙戴利对这些恐怖事件发生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他说，“那些执行恐怖袭击任务的人是信朱海曼（Juhaiman）
运动的追随者，这场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席卷了主要的伊斯兰教寺院。这种运动认为异教徒是可恶的，应该放手信徒们对异教徒处以极刑，不管异教徒是西方人，还是不愿意遵从他们意愿的传统阿拉伯穆斯林。阿尔叙戴利谈到：面对这种情况，沙特阿拉伯应该怎么办？如果一个国家拒绝探究深层原因，就像我们过去20年里一直做得那样，那么用同样意识形态武装的另一群破坏分子的势力壮大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世界是平的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当一个国家基本上完成了批发型改革之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家曾经认为，只要全面实行批发型改革，比如国有企业私有化、解除对公用事业的管制、降低税费、鼓励出口等等，那么中国就将从此走上经济发展。但是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平坦，中国开始在制造业领域里同世界各地的对手竞争，印度开始向世界各地出口其科技人才，公司可以把业务外包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个人前所未有地同世界上每一个人展开竞争。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想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仅仅靠批发型改革已经不够了。更深层次的改革——一个能以更为深刻的方式改变教育、基础设施和监管的改革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发展的唯一途径是进行零售型改革如果世界缩小成一个城市，那么它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我会这样描述它：“西欧是一个有着良好生活设施的住宅区，一群老年人在这里被土耳其护士照料着，享受着天伦之乐。美国则像是一个安装着大铁门的社区，门口有金属探测器，很多人坐在前院抱怨别人是多么懒惰，却谁也不曾注意，篱笆围墙上被来自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移民扒开了豁口，并且由于这些人的工作，这个戒备森严的社区才能运转得很好。拉丁美洲是这个城市的娱乐场所，俱乐部云集，每天晚上10点开始工作，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这里是最适于居住的地方，没有商业的嘈杂，除了在智利人聚集的街道，你看不见有什么新的商铺开张。这里的老板不会对产业再投资，而是把所有的利润存在银行。
阿拉伯的街道十分昏暗，除了几条叫做迪拜、约旦、巴林、卡塔尔和摩洛哥的小巷，外人不敢在这里逗留。在阿拉伯的街区里，唯一的新商行就是加油站，其所有者也像拉丁美洲的老板一样，很少热心于扩大投资。在这里居住的人总是拉着窗帘，关闭百叶窗，并在其前院的草坪上插上牌子，上面写着；‘小心狗咬，闲人免进。’亚洲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这里是一个新兴的大市场，有许多小型商店和仅有一个房间的小工厂组成，其间夹杂着卡普兰（Kaplan）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培训学校和各种工程技术学院。他们都生活在大家庭中，所有人干起活来都不睡觉，他们想靠努力和勤奋改变命运。在名叫中国的街道上，没有强制的交通法规，但所有的道路都被铺得整整齐齐，没有坑坑洼洼，路灯也总是亮着。
印度的街道则相反，没人修理破损的路灯，路上到处都是被车轮压出的沟槽，但是警察却忠于职守，严格执法，你要是想在街边开一家柠檬水商店，必须要出示许可证。幸好，你可以通过贿赂当地警察办成你想办的事。在这里，所有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自己配置发电机以保证工厂的电力需要，必须自备移动电话与外界通信，因为本地的电线杆都倒着。非洲的街道很悲惨，这里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人口预期寿命在下降，唯一的新建筑是卫生诊所。“有一点需要注意，每个地区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弱点，都有必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零售型改革。什么是零售型改革？我们刚才谈到了推进对外贸易、促进投资以及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等批发型改革，零售型改革是指在批发型改革的基础之上，对4 个关键的社会政策进行调整，这4 个方面包括：基础设施、管理机构、教育和文化建设。这样，人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去革新、创业以及积极地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合作。
由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因率领的团队完成了一份报告，对零售型改革的很多方面作了深刻分析。我们从他们的工作成果中得到了什么？首先，使每个人都有工作并不能保证你的国家能够摆脱贫困。
每年，埃及都会保证大学毕业生100%就业，但经济近50年的缓慢增长已经使国家陷入贫困的泥沼。
“如果摆脱贫穷仅仅是工作岗位数量的问题，那就太简单了。”克莱因和比塔。哈吉迈克尔在他们为世界银行所做的研究《发展过程中的私营部门》中说，“比如，如果需要的话，国有企业可以吸收所有的无业人员。真正的问题不仅仅是就业，而是在有效率进行生产的前提下实现的就业，这种就业才会提高生活水平。国有企业和接受国家补贴的私人企业不足以支撑超过实际需要的工作岗位，过重的负担使它们难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仅仅把国外资本吸引到国内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甚至对教育的大量投资也无济于事。
“生产力的提高、摆脱贫穷不是简单地把各种资源堆在一起就可以解决，”
克莱因和哈吉迈克尔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换句话说，在进行了批发型改革之后，政府必须继续为人们提供一个受法律保护的，遵守游戏规则的经济环境，使私营企业和个人可以放心地从事各种竞争，真正的经济增长才会到来。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企业家，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去创新，公司的数量才会逐渐壮大，并对经济发展形成有利的支撑。真正的工作岗位是从这里产生的。教育改革只是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当人们感到创业是容易的，是有利可图的，雇用和解雇劳动力不受限制，信用体系十分完善，健全的法制能够保护资本所有权不受侵犯时，改革所需的各种条件才算齐备。面临竞争压力的公司只有更多更快地创新才能生存下来。
国际金融公司是在对130 多个国家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这个结论的，该项研究的题目叫做“经商2004”，国际金融公司在每个国家中问了5 个最基本的问题：①从当地的法律、市场规则和许可证费用的情况来看，创办公司是容易还是困难？②能否自由地解雇和雇佣工人？③合同的执行是否困难？④信用体系是否完善？⑤是否有健全的企业退出制度？凡是在这5 个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国家一定进行了零售型改革，反之，仅仅停留在批发型改革阶段的国家是不会在平坦的世界里繁荣昌盛的。国际金融公司的评判标准得到了埃尔南多。德索托的有力支持，埃尔南多。德索托在这方面也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秘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证明，如果改变经营环境，理顺游戏规则，让穷人们有机会参与合作，情况自然会好起来。
“经商2004”试图用一些生动的例子来阐明它的观点：。特库是雅加达的一个企业家，想开办一家纺织厂。他已经联系到了客户，进口了机器设备，制定了前景美好的商业计划。当特库要为他的企业注册的时候，开始与政府打交道。他先从司法部领取了标准表格填好，并作了公证，证明他是当地居民，没有犯罪记录。然后，他获得了一个税号，再申请营业执照，并在指定银行存入最低注册资本（人均国民收入的3 倍）。
接着，他在官方通报上发布了公司章程，支付了印花费，再到司法部注册。
90天后，他需要填写与社会保障有关的文件。168 天后，他的企业终于可以合法营业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原先联系好的客户已经和别的公司签订了合同……
艾娜是巴拿马的一个企业家，她注册建筑公司只需要19天的时间。由于公司的经营蒸蒸日上，艾娜想多雇佣些人员，并签订为期两年的合同。但是当地的法律要求有固定期限的佣工合同必须是特种工作岗位，而且期限最长为一年。与此同时，艾娜公司里的一名工人经常无理由早退，并因此影响整体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
为了替换掉这名工人，她必须事先通知工会，并得到工会的同意，然后再支付5个月的解雇赔偿金。思前想后，艾娜决定不再雇佣更有能力的应聘者，还是让这名不称职的工人继续留在公司里……再看看一个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商人阿里，他可以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工人。但是他的一个客户拒绝为晚送到3 个月的设备支付货款。法院解决这个付款纷争动用了27道程序，花费了550 多天。几乎所有的程序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都必须提供大量的合法理由，都必须聘请律师。
经过这件事后，阿里决定以后只和他熟悉的老客户打交道……蒂姆尼特是埃塞俄比亚一名年轻的企业家。她想通过向银行贷款发展自己前景不错的咨询公司。
由于当地没有个人信用记录，所以她无法证明自己的信用状况。同时，尽管她的公司拥有大量的应收账款，法律禁止以此作抵押向银行借款。最终，银行认为，如果蒂姆尼特失信，银行是无法收回贷款的，因为法院的工作效率很低，法律也没有给债权人足够的保障。借贷申请被驳回，公司的发展只能原地踏步……印度商人阿维克注册了公司，雇用了工人，签订了合同，得到了贷款。但是当他发现公司赚不到利润经营不下去时，却必须面对长达10年的破产程序。最后阿维克逃走了，留下了没人管的工人，没人还的银行贷款和欠下的税金……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有些地区经过20多年的宏观经济改革并没有减少贫困，没有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零售型改革。根据国际金融组织的报告，如果你想创造出有生产力的工作岗位（这些工作会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你想促进新公司的成长（这公司能够创新、竞争和制造财富），那么你需要一个有着完善合理游戏规则的市场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办公司十分容易，并随时可以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公司业务，由于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经营不善的公司随时关门，这样可以把资本释放出来用到能够创造价值的领域。国际金融公司并不是呼吁全面否定现有的各种机制，而是改革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各种制度，创造出良好的经济环境，便于人们利用各种合作机会在平坦的世界中生存。
国际金融公司说，“在澳大利亚开办公司，办理手续只需要两天的时间，在海地需要203 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需要215 天，在丹麦为创建新公司办理手续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在柬埔寨缴纳的费用相当于人均收入的5 倍，在塞拉利昂交纳的费用则是人均收入的13倍。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占世界30% 多的经济体不对新建公司设立最低资本要求。相反，在叙利亚，最低资本额相当于人均收入的56倍……捷克和丹麦的公司可以自由地与工人签订要求定期合同只适用于特种工作，期限最长为一年……在突尼斯，出现违约时，法院强制执行原合同的时间只需要7 天，荷兰需要39天，而在危地马拉几乎需要1500天。在奥地利、加拿大和英国强制执行合同时花费的费用不到争议合同金额的1%，但在布基纳法素、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费用占合同金额的100%. . 新西兰、挪威和美国的信用监管当局掌握着几乎每个成年人的信用记录，但是在喀麦隆、加纳、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有信用记录的人占成年人数比例不足1%. 当债务人破产的时候，英国的担保法和破产法会为债权人提供强力的支持，帮助其尽量挽回损失。而在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墨西哥、阿曼和突尼斯，债权人是没有这些权利的。在爱尔兰和日本，破产程序只需不到6 个月，而在巴西和印度则要超过10年。在芬兰、荷兰、挪威和新加坡处理破产程序的花费只相当于标的资产的1%，而在乍得、巴拿马、马其顿王国、委内瑞拉、塞尔维亚、黑山和塞拉利昂，这个比例几乎是50% . ”
国际金融组织指出，过度的规则原本是要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却对弱势群体十分不利，而且富人和有后台关系的人可以通过花钱和抢夺绕过繁琐的规则。
在劳动力市场受到严格管制的国家，企业不能随随便便地雇佣和解雇员工，尤其是妇女就业更加困难。
“好的规则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则，”国际金融组织的研究指出，“最理想程度的管理不是放任自流，但是也许会比现在大多数国家中管理程度更松，特别是那些贫穷的国家管制过多。”该研究指出的措施与我倡导的零售型改革不谋而合：一是简化原则，尽可能地解除对竞争的管制。因为竞争可以实现优胜劣汰，而过多的管制则会打开官僚贪污贿赂之门。“安哥拉采用了葡萄牙制定的就业法，该法被认为是最严格的就业法之一。但如果葡萄牙自己已经把它制定的就业法修订了两次，安哥拉就没有理由死抱着旧版法律条文不放，”二是集中精力加强对财产权的保护。在德索托的倡议下，秘鲁政府在最近10年承认了120 万户城市家庭对其所占土地的所有权。
“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使父母们可以放心地离开家去找工作，不必像以前那样守着家不敢离开。最主要的受益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可以上学了。”三是把因特网技术运用到管理之中。
它可以使办事过程更快、更透明、更不容易产生贿赂丑闻。四是减少法院卷入商业纠纷。最后，改革要持续不断，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在国际金融组织的调查中表现不错的国家都是遵循着这个原则。
关于国际金融公司的标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很多人认为其是针对秘鲁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提出的，但实际上，得分很低的国家中却包括了德国和意大利这种发达国家（德国政府甚至对研究中的一些发现提出了抗议）。
学习爱尔兰通过推进监管、基础设施和教育等方面的零售型改革而实现了跳跃式发展的最好例子是爱尔兰。有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爱尔兰今天是仅次于卢森堡的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这个国家几百年来一直是因贫穷的移民、饥荒、内战和妖精传说而著名，今天却有着比德国、法国和英国更高的人均GDP . 爱尔兰是怎样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由欧洲的病人一跃而成为欧洲的富人呢？爱尔兰的转变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时爱尔兰政府取消了对中等教育的收费，于是更多的工人阶级的孩子能接受更高的教育。
1973年爱尔兰加入了欧盟后，爱尔兰已经拥有了大批的比上一代受过更高教育的工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爱尔兰已经从加入欧盟中得到了一些收益，如得到了更多的补贴，可以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更大的市场来销售自己的产品。
但是由于爱尔兰多年来一直实行过分保护，它并没有足够的具有竞争力的商品销售。
爱尔兰已经濒临破产，并且大多数的大学生都已移民国外。
“我们继续无节制地借款、花费和征税，这几乎让我们破产，”在2005年6月我访问都柏林的时候副首相玛丽。哈尼对我说。“也正是因为我们几乎破产，我们才有了改变的勇气。”爱尔兰的确改变了。政府、主要工会、农场主和工业家们齐聚一堂，并对节俭财政养政案达成了共识，公司税锐减到12.5% （这一税率比其他欧洲国家要低得多），政府开始控制工资和价格的上涨，并大量吸收外国投资。1996年爱尔兰宣布公立大学基本上免收学费，这样就能创造更多的受教育的工人。这些措施的结果是令人震撼的。今天，世界前10名的医药公司中有9个，前20名的医药器材公司中有16个，前10大软件公司有7 个公司已经在爱尔兰开始了经营。到2004年，爱尔兰从美国得到了比中国从美国得到的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国家的税收收入稳步增加。
戴尔计算机公司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通过一封邮件向我解释道，“我们于1990年在爱尔兰投资，是什么吸引了我们？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附近有很好的大学。
爱尔兰有独立于政治集团的产业和税收政策，这些政策能对商业进行一贯的支持。爱尔兰还有非常好的运输和物流业以及良好的区位位置——使我们能够将产品很容易迅速运往欧洲主要市场。“最后，迈克尔。戴尔补充道，”他们很具有竞争意识，希望能成功，同时渴望并且了解如何成功。我们的工厂在利默里克，但是我们同时在都柏林外有几千个销售和技术人员。爱尔兰的人才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好的资源。同时我们也是爱尔兰最大的出口商。
英特尔1993年建立了其在爱尔兰的第一个芯片工厂。英特尔公司副总裁詹姆斯。贾勒特说，吸引英特尔公司的是在爱尔兰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低公司税和其他的优惠政策让英特尔公司在过去10年里节约了大约10亿美元。爱尔兰的国民健康保障也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反而是大大减轻了英特尔公司的健康保障义务。
“我们现在在那里的4 个工厂里有4500个工人，我们在香侬已经和爱尔兰工程师一起进行高端芯片的设计。”
在爱尔兰有很多个投资的医药设备制造商巴克斯特（Baxter International）
的前任首席执行官小哈里。克雷默解释道：“工作道德规范、税收水平以及劳力供应的灵活性都使爱尔兰对投资的吸引力要比法国或德国大得多，在德国或法国，解雇一个工人的成本相当大。”他补充道，爱尔兰人很有自信，他们认为如果实行灵活的劳动法，尽管可能会丧失一些工作，但是新的工作也会不断增加。而事实的确如此。当爱尔兰在就业政策上积极进取的时候，德国和法国却仍然采取防守的保护政策，它们越采取保护政策，就越难以创造新的工作。1990年，爱尔兰总的就业商位为110 万人。到了2005年底，这个数目到了大约200 万人。
爱尔兰在其他政策改革方面一样咄咄逼人，爱尔兰的教育部部长玛丽。哈纳芬解释道，国家希望将教育改革提到一个新的水平。爱尔兰准备到2010年将其科学和工程学博士数目翻1 倍，并且已经设立各种基金吸引全球公司和各类人才到爱尔兰进行研究。爱尔兰现在正积极招募中国科学家。哈纳芬说，“对于我们自己的高素质学生来说，能和国外的高素质学生交流并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建立企业或发明产品。从2001年到2005年，爱尔兰科学基金已经帮助建立了160 多个研究小组，这些研究小组中有34个是从国外实验室来到爱尔兰的。顺便提一下，爱尔兰科学基金的第一个领导人就是一个在国家科学基金工作的美国人。
爱尔兰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资金在世界的流动并不只是寻找最便宜的劳动。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外资都会去海地和孟加拉国。资金在寻找生产能力最强同时价格也最便宜的劳动，思科系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说得非常好：“工作将流向那些具有很好教育的劳动力、有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创造性环境和支持性政府的地方去。这些地方的人们将会有最好的生活水平。工作流向的国家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些领导工业革命的国家。”
文化的作用：全球化今天零售型改革所获得的利益将比过去更高，并且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明白这一点，批发型改革可以自上而下地通过行政命令推动。但如果要克服既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零售型改革需要更为广泛的公众基础和议会的大力支持。
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调动各个利益集团和公众将零售型改革推行到底，有的国家却半途而废呢？
答案是文化。
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完全归因于文化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时，不考虑其文化因素同样不合理，因此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都想把文化影响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当然，这种研究方法是有争议的，文化因素就像是屋子里的大象，谁都知道它存在，但都不愿意提起。我要提到文化因素是因为随着世界变得平坦，越来越多的合作工具可以被人们使用。有些文化能够鼓舞人们迅速地掌握并利用这些工具，而有些文化则不能。世界的平坦化会把这两类文化之间的差异放大，进而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发展结局。
关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本书是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写的《国富国穷》。
他在书中指出，尽管气候、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都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国家能够从农业社会跃进到工业社会，而有些国家没有，但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不同的文化禀赋，特别是一个社会在勤劳、节俭、诚实、忍耐和坚忍等方面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深入民心的程度。
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文化风俗和其他因素共同影响一国经济情况的观点。但是兰德斯坚持把文化问题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拒绝认为某些国家的发展持续停滞仅仅是西方殖民、地理因素或历史遗留问题的结果。他的观点让我感到精神振奋。
我认为，在平坦的世界里，文化在两个方面会影响不同人群的发展。其一是文化的外向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它可以接受异己的文化？它在全球化与本地化的结合方面表现如何？其二是文化的内向程度。在多大程度上，人们认同所谓的民族团结并集中精力于国家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社会中的人与人彼此信任，即使互不相识，也可以共同合作；在多大程度上，这个国家中的精英能够关心社会大众，并愿意回报自己的祖国，或是对国家的贫穷置之不理，只顾在国外捞钱？
国家文化的外向程度越高，越容易吸收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并把他们同自己的传统相融合，印度、美国、日本和近年来的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能力就很突出。比如在印度人看来，蒙古人来了，蒙古人去了；英国人来了，英国人去了。
但印度文化却仍然屹立，印度人仍然吃咖喱饭，印度妇女仍然穿莎丽，印度人仍然以家庭为单位，几代人在一起生活。这正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最佳范例。
“在这个世界上，开放的文化和不排斥新元素的文化会占优势，”掌管印度高科技贸易联合会的Mphasis 公司首席执行官雅伊瑟斯。拉奥说，“我的曾祖母是文盲，我的祖母只上过2 年级。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大学。而我的妹妹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我的女儿目前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我们亲眼所见这些变化，而我们愿意作出改变……
你必须有自己固有的文化，同时还要接受其他文化的统合。固守自己的文化，排斥异己的人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好好想一想，当中国皇帝把英国外交官赶走，谁最终受到了伤害？是中国。固守自己的文化是十分危险的。“”开放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十分重要，“拉奥补充说，”因为这意味着你开始接触有才能的人。当你和世界另一个角落的开发者聊天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或她的肤色，你们彼此联系的基础是因为对双方才能的认同而不是种族或民族。如果你生活在崇尚这种文化观的国度里，这种文化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你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看法。“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随着世界逐渐平坦，许多穆斯林国家开始在不安中挣扎。
由于复杂的文化和历史原因，除了土耳其、黎巴嫩、巴林、迪拜、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逐渐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很多穆斯林国家无法把全球化与本国传统有效地结合。
当今世界，只有适应性和包容性强的文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
想一想本。拉登主义者的指导思想。他们要把所有的外国人和来自外国的影响从沙特阿拉伯清除掉。这恰恰是开放与合作的对立面。部落文化和思想在许多阿拉伯国家仍然占支配地位。在平坦的世界，劳动分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人与他们不认识甚至永远不会见面的人合作。如果你想参与到现代的劳动分工中来，你必须对陌生人有更多的信任。
戴维。兰德斯说，在阿拉伯的穆斯林世界，某些文化观念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特别是一些禁止妇女在公共场所露面，禁止她们参与经济活动的观念。在这样的社会里，男人一出生就享有高于其姐妹以及社会中所有女性成员的特权，这对男人们是十分有害的，因为他们会产生自以为是的感觉，进而丧失了提高、前进和实现理想的动力。当然，这种性别歧视不仅存在于中东地区。实际上，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都出现过类似的社会现象，即使是在所谓的现代工业社会。
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对全球化的抵触已经受到了一些阿拉伯人的关注。2004年5 月5 日，在沙特阿拉伯出版的一份英文日报《阿拉伯新闻》上刊登了由沙特阿拉伯记者拉伊德。古斯塔斜的文章，题目是《需要等多久才能迈出第一步？》“在沙特阿拉伯，恐怖袭击事件已经成为新闻里的家常便饭了。每当我希望并祈祷它不要再发生的时候，事态反而更加恶化。”《利雅得新闻》的主编图尔基。
阿尔叙戴利对这些恐怖事件发生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他说，“那些执行恐怖袭击任务的人是信朱海曼（Juhaiman）
运动的追随者，这场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席卷了主要的伊斯兰教寺院。这种运动认为异教徒是可恶的，应该放手信徒们对异教徒处以极刑，不管异教徒是西方人，还是不愿意遵从他们意愿的传统阿拉伯穆斯林。阿尔叙戴利谈到：面对这种情况，沙特阿拉伯应该怎么办？如果一个国家拒绝探究深层原因，就像我们过去20年里一直做得那样，那么用同样意识形态武装的另一群破坏分子的势力壮大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