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政府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是个选择问题 (2)

　　因为只有在能够被召集到同一个广场来讨论公共事务的人们之间，才有形成和传播舆论的物质条件。通常人们都认为采用了代议制度后，这一障碍就会消失。然而要想完全克服这个障碍，就必须要有出版物，甚至是新闻报纸，它们是真正和古雅典以及古罗马集会的广场同等的东西，尽管它们不是在任何方面都能适合的同等物。曾有过这样的社会情况：甚至一个具有较大领土的君主国也无法继续维持这种形态，最终不可避免地分裂为几个小公国，它们或者是相互独立，或者是凭借一种类似封建关系那样的松散的纽带维系在一起，因为权力机器还没有完善到足以将命令从统治者本人那里传递到很远的地方。甚至连军队对统治者的服从也主要依靠自愿的效忠，而且也没有向人民征收足够税款的手段，因此也就无法维持在整个幅员辽阔的领土内强迫服从所必要的军队。不用说，在这些和其他一切类似的场合，障碍是有大有小的。障碍能够大到使政府形式运转得很坏，但还不至于达到完全消灭它或者使之落后于可能有的其他形式的地步。最后的这个问题主要视我们还没有谈到的一种考虑为转移，即不同的政府形式促进进步的倾向。

　　刚才我们已经考察了政府形式适应于在它统治之下的人民的三个根本条件。假如可以称之为自然主义政治学说的支持者们仅仅是要坚持这三个条件的必要性，假如他们的意思只不过是说，只要是不能满足第一个和第二个条件，以及在相当程度上满足第三个条件的政府，就无法永久存在，那么经过这样的限定之后，他们的学说就是无可争辩的。不过在我看来，超出了这个范围，他们的学说就是站不住脚的。一切有关制度必须要有历史的基础，制度必须同民族惯例与性格协调，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要么就是指这一点而说的，要么就是不得要领。现实中存在着大量和这些类似语句相联系的超出它们所包含的合理含义的纯粹的感情用事。但是，如果从实际上考虑，这些所谓的政治制度的必要条件，说到底不过是为了顺利实现上述三个条件而已。

　　当民族的舆论、爱好和习惯为一项或是一套制度铺平道路时，它不仅能使人民更易于接受它，更容易学会它，并且从一开始就更倾向于去做需要他们所做之事，以便维护该制度并把它付诸实施，使之能产生最好的结果。假如任何一个立法者在考虑措施时不利用这种可供他利用的现存的习惯和感情，都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另一方面，将这些单纯的帮助和便利上升到必要条件的地步则是一种夸大。人民更容易被诱导去做而且擅长做他们已经习惯之事；但是人民也学会做那些对他们来说极为新鲜的事情。熟悉虽然可以成为一大助力，然而一种观点就算起初是陌生的，只要多想想，也会对它熟悉起来。事实上，有很多全体人民热衷于没有试过的新事物的例子存在着。一个国家的人民做新事情以及适应新情况的能力大小这一因素非常重要。

　　这种特质使得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文明阶段相互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无法用一条总括的法则来判定特定的民族满足特定的政府形式的条件的能力。毫无疑问，特定民族的知识水平以及一般的实际判断力和才智是可以作为指导的。还有不应该被忽略的另外一种考虑。也许一国人民缺乏对好的制度的思想准备，这时就有必要为他们点燃一种希望。推荐并拥护特定的政府形式或者制度，并且突出它的优点，不仅是为了使人民接受或者要求采取这种制度，而且是为了能够实行这个制度而对民族进行思想教育，这就是一种方法，而且常常是能够采取的唯一的办法。在上一代以及这一代中，为了给意大利人民做自由统一的准备，意大利的爱国者们不断煽动他们去要求自由统一。但是，担负这样一种任务的人们，不仅要适当记住这种政体或者制度的好处，还应该记住实行这种制度所需要的道德上的、智力上的以及积极行动的能力。同时谨记尽可能避免煽起过高的超出这种能力的要求。

　　上述讨论的结果是，制度和政府形式在反复提到的三个条件所规定的界限之内是个选择问题。抽象地（就像人们所说的）研究最好的政府形式，是对科学智能的高度的实际运用而非空想；而人们的实际努力致力于实现的最合理的目标之一就是把最好的制度引进一个国家，在该国家的现有状况下，只要该制度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这些条件。只要是在政府问题效能方面，能够作为贬低人的意志以及目的而说的话，在其应用的其他方面也可以这样说。人的力量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有很严格的界限的，只有凭借掌握某个或者更多的自然力量才能起作用。因此，毫无疑问，能够应用于所希望的用途的力量是存在的，而它将只依照自身的法则起作用。我们无法使河水倒流；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说水车“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如同机械学上一样，政治学意义上发动引擎的力量也必须在机器以外探求。假如找不到，或者是不能克服那些可以合理地预期的障碍，发明就会宣告失败。这并非什么政治艺术的特殊之处，只不过说明了政治艺术服从和其他一切技艺一样的限制以及条件。

　　在此，我们碰到了另一种异议，或者说其实是同一种异议的不同形式。他们争论说，大的政治现象所依赖的力量并非由哲学家或者政治家所指挥。他们断言，一个国家的政府在一切实质性方面，是由该国家关于社会力量成分的分布状况所预先确定和决定的。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最终将获得统治的权力；而且，除非是已经出现或者正在发生社会本身的权力分配上的变化，否则政治结构不会有持久的变动。所以，一个国家无法选择它的政府形式。它能够选择的只不过是细节以及实际的组织而已，而整体的实质和最高权力的中心，则是由社会情况所决定。

　　在这个学说中有一部分的真理，我可以马上承认这一点。但是如果要使它变成有用的，就必须让它成为一种明确的说法并且设立适当的限度。当它声称社会中的最强大力量将变成政府中最强大的力量的时候，这里的力量指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体力，否则纯粹的民主政治就会变成唯一能够存在的政体形式。如果在单纯的膂力之外再加上两个其他因素，即财产以及智慧，我们就会更接近真理，但是还远没有达到它。多数经常被少数压制，尽管多数可能在财产上占优势，在个人智慧方面也占有优势，但是仍然被在这两方面都比它差的少数用强迫的或者其他方法加以压制。只有把这些不同的力量因素组织起来，才能使它们在政治上有所影响。而那些掌握政府权力的人必然在组织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当把政府的权力抛入天平盘的时候，在其他所有力量因素方面弱得多的一方可能会大占优势，而且可能仅由于这一点就长期保持优势。毫无疑问，政府是处在机械学上叫做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之中的，如同用较小的一头倒立着的东西那样，一旦被干扰，就会失去平衡，而且离以前的状态越来越远，而非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但是事实上仍然存在对通常所说的这一政府学说更为激烈的异议。倾向于认为转变成政治力量的社会力量是积极的力量而不是静止的力量，或纯粹消极的力量；也就是说，是实际上发挥出来的力量；换句话说，是所有现存力量中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从政治方面来说，社会所有力量的一大部分都在于意志。所以，假如在估计时我们忽略掉任何依照意志行动的东西，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估计出政治力量的因素呢？那种认为既然在社会中掌握权力之人到头来也会掌握政府的权力，那么企图靠影响社会舆论来影响政府的构成方式就是毫无用处的看法，其实就是忘记了舆论自身就是最大的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一个拥有信仰的人的社会力量和九十九个只有利益的人是等同的。凡是人们能成功地形成这样一种普遍的信念，即认为某种政府形式或者任何一种社会事实值得选择，就已经向着纠集社会力量到它的一边迈出了所可能采取的几乎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当第一个殉教者在耶路撒冷被人用石头打死，后来成为了基督的使徒的那个人当时却站在“同意他的死”的一方的那天，有谁会觉得被打死的那个人的一派在另外一个时期和地域会是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呢？之后的事件不是已然证明了他们是那样的吗？因为他们的信仰在当时是最强有力的信仰。同样的因素使得在沃尔姆斯会议（the Diet of Worms）的议席上，威顿伯格（Wittenberg）的一名僧人变成了比查理五世皇帝（Emperor Charles V），以及在那儿集会的所有君主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也许可以说这些是涉及宗教的事例，而宗教信仰在它自己的力量方面是有些特殊的。那就让我们举一个纯粹政治的例子。在这个例子当中，宗教主要处于不利的那一方。

　　如果仍然有人不相信纯理论的思想也是社会力量的主要因素之一的话，那么让他回想一下那个时代吧，当时在欧洲高踞于宝座之上的几乎都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和主张改革的国王，或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和主张改革的皇帝，更加奇怪的是，居然还有信奉自由主义的和主张改革的教皇。弗雷德里克大帝（Frederic the Great）年代，凯瑟琳二世（Catherine II）年代，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年代，彼得·利奥波德（Peter Leopold）年代，本尼迪克特十四世（Benedict XIV）年代，甘加内里（Ganganelli）、庞巴尔（Pombal）、阿兰达（Aranda）年代；那时候，那不勒斯的波旁（Bourbons of Naples）王室本身就是自由派以及改革者，而法国贵族中所有积极参加活动的人士都持有着不久之后就要使他们自己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的观点。这的确属于单纯的体力和经济力量远非社会力量的全部的一个带有结论性的例子。

　　黑人奴隶制之所以在英帝国以及其他地方宣告结束，凭借的是道德信念的传播，而不是物质利益分配上的任何变化。俄国农奴之所以得到解放，即使不是依赖于一种责任感，那么至少也得感谢那些逐渐形成的更加开明的关于国家真正利益的舆论。这些就是人们所认为的决定着他们如何去行动的东西。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普通人的信仰以及信念由他们的个人地位决定而不是由理性决定，但是那些具有不同个人地位的人们的信仰以及信念，还有受过教育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权威，施加给普通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当受过教育的人们普遍地被引导承认一种社会安排，或一种政治制度或者其他的制度是好的，而另外一种则是坏的，前者值得期待，后者则应受到谴责之时，那么就已然在把使之能够存在下去的社会力量的优势给予前者，或不给予后者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了。只有在下述意义上，一个国家的政府决定于现存社会力量的这个原理才是正确的：它对试图对现存的社会条件下所有可行的政府形式进行合理的选择也是有利的而绝非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