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秦汉时期思想舆论导向与反腐败思想的发展(3)

　　董仲舒在坚决反对任人唯亲同时，积极主张选举、任贤，并把其主张纳入天意范畴。董仲舒说：“天有四时，时三月；王有四选，选三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时之情也；有上、有下、有中，一选之情也。三臣而为一选，四选而止，人情尽矣。”《春秋繁露》卷七《官制象天》。董仲舒提出三公由“圣人”选，三卿由“君子”选，三大夫由“善人”选，三士由“正人”选。他说：“人之材固有四选，如天之时固有四变也。圣人为一选，君子为一选，善人为一选，正人为一选，由此而下者，不足选也。”《春秋繁露》卷七《官制象天》。在董仲舒看来，圣人“溥爱无私”，“君子廉洁而不污”，善人和正人善良正直，被选入官是天意所在。如果违背天意，选举任官不选贤、不任贤，天就会通过灾变予以警告和谴责，如出现冬温夏冷、寒暑失序等情况。如果出现这些灾异，可能的原因就是君主不明，善者不赏，不肖者在位，贤人被黜。拯救的办法只有“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春秋繁露》卷十四《五行变救》。

　　董仲舒认为发现和任用贤才要通过太学来培养。他说：“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徳德。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为了能够得到贤俊之才，必须设立学校，以培养德才兼备之人。董仲舒向汉武帝献策建议说：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在董仲舒看来，设置学校以培养英俊之才，应是国家的首要任务。董仲舒还认为通过地方推选也是选贤举能的重要手段。他说：“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通过学校培养和地方推选相结合来选举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任子和纳赀制度的弊端。

　　汉初以来，由于对官吏考核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出现了“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汉书》卷五《景帝纪》。的局面。董仲舒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鉴此，董仲舒提出了以下加强官吏考核、堵塞贪官污吏的进身之路的官吏考核措施：

　　第一，对各级官吏进行经常性的全面考核。他说：“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试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绌陟，命之曰计。”《春秋繁露》卷七《考功名》。

　　第二，根据官吏的职位、爵等、功过确定官吏的考核等级和进退黜陟。董仲舒说：“考试之法，合其爵禄，并其秩，积其日，陈其实，计功量罪，以多除少，以名定实，先内弟之。其先比二三分以为上中下，以考进退，然后外集。通名曰进退，増减多少，有率为弟。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一为最，五为中，九为殿。有余归之于中，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负。得少者以一益之，至于四，负多者以四减之，至于一，皆逆行。三四十二而成于计，得满计者绌陟之。次次每计，各逐其弟，以通来数。初次再计，次次四计，各不失故弟，而亦满计绌陟之。初次再计，谓上弟二也。次次四计，谓上弟三也。九年为一弟，二得九，并去其六，为置三弟，六六得等，为置二，并中者得三尽去之，并三三计得六，并得一计得六，此为四计也。绌者亦然。”《春秋繁露》卷七《考功名》。董仲舒建议的考核办法虽然很复杂，但其基本点就是循名责实，根据考核的结果把官吏分为九等，不合格者罢黜，优秀者升迁。

　　第三，对官吏的赏罚要实事求是，据其政绩作出评判。董仲舒说：“任贤使能，观听四方，所以为明也；量能授官，贤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贤自近，以备股肱，所以为刚也；考实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进，无功者退，所以赏罚也。”《春秋繁露》卷十七《天地之行》。具体而言，考核官吏要“擥名责实，不得虚言，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官职不废，虽有愚名，不加之罚。赏罚用于实，不用于名，贤愚在于质，不在于文。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倾，奸轨不能弄，万物各得其冥，则百官劝职，争进其功。”《春秋繁露》卷七《考功名》。

　　第四，选官用人，论赏行罚都要根据官吏的德才，而且应以德为主。董仲舒说：选官用人，行赏罚“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其意思是选用官吏不能论资历，应以德性作为是否选举的基础，以才能大小确定担任何种职务。

　　但是，如果选举用人唯才不重德，则会让那些心术不正、贪邪奸利之人进入官吏队伍，为害国家。董仲舒说：“不仁不知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诈，其慧足以惑愚，其辩足以饰非，其坚足以断辟，其严足以拒谏。此非无材能也，其施之不当而处之不义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埶，其质愚者不与利器。《论》之所谓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别此等也。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春秋繁露》卷八《必仁且智》。

　　董仲舒的这些认识，实质涉及官吏选拔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一是为保证吏治清廉，必须重视人才选拔。二是选拔人才必须以德才为核心标准，有效阻断奸邪之人入官之路；三是以德才选人，要以德为先，才为后。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擅权,吏治腐败,察举不实,选贡非贤,考绩制度名存实废，政治日益腐败。王符、仲长统、左雄等思想家对此十分忧虑，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反对腐败、倡行廉政的思想主张。

　　王符“隐居著书二十余篇，以议当时得失”《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潜夫论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其传世的《潜夫论》“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传》。《潜夫论》中《浮侈》、《讃学》、《务本》、《论荣》、《贤难》、《明闇》、《考绩》、《实贡》、《德化》、《潜叹》等篇章较集中反映了王符对东汉中后期腐败政治的不满，以及他对理想政治的制度设计。他在《潜夫论·考绩》中提出“凡南面之大务，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善恶信则直贤不得见障蔽，而佞巧不得窜其奸矣”，要把考绩真正落到实处，“必核于实”，防止沽名钓誉者混入，这样才能保证“官无废职，位无非人”。这种循名求实考核方法是防止贪官污吏、奸邪小人邀功冒进的最好办法。

　　当然，对各级官吏循名求实的考核还要辅之以赏罚分明。王符对汉初统治者赏罚分明的做法深表推崇：“明察其治，重其刑赏。奸宄减少、户口增息者，赏赐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乱无状者,皆衔刀沥血于市。赏重而信，罚痛而必，群臣畏劝，竞思其职。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认为只有赏罚分明，才能让“百僚争竭其忠”，澄清吏治。《潜夫论》卷四《三式》。

　　仲长统是东汉末年的思想家，他对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十分憎恨，乃论说古今，发愤著书，撰《昌言》，指陈时政，申述理想。虽然其书已佚，但较完整留存于今的《理乱》、《损益》、《法戒》等篇章以及后人辑佚的只言片语，仍然可见仲长统对于东汉末年腐败的批判和整顿吏治的主张。

　　仲长统在《昌言·理乱》中对汉代官僚贵族的奢侈腐化生活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也对东汉王朝的命运表示担忧，希望从改善吏治方面着手来挽救东汉王朝。仲长统主张对于已经选拔出来的人才，应该有一个试用期，在使用中进一步考核观察，然后方可任以适当的官职，所谓“核才艺以叙官宜”《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引《昌言·损益》。。此外，仲长统还认为要重视在官吏任用之后的跟踪考核，将跟踪考核作为对官吏进行严格监督的手段，以杜绝官吏腐败害民的行为。同样，官吏的升迁也要经过层层考核，“皆级次进”，不可无原则地突击提拔。

　　自实行察举征辟以来，虽然选拔了众多清官廉吏，但其弊端也日渐显现。左雄对此作了深刻揭露。

　　为纠正察举征辟的弊端，他建议：对于地方官吏一是实行久任制，确有政绩者可增秩加俸，非有父母丧,不得擅离职守，违法乱纪之官其罪不得再赦免,并终身禁锢，永不起用。二是实行考试选官。他说：

　　请自今孝亷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后汉书》卷六十一《左雄传》。

　　这种孝廉考试是既考知识文化水平，又在实践中测试处理实际问题能力的考试任用官吏的方法,对于反腐倡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