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两宋时期的反腐败思想(2)

　　第三节注重道德教化

　　宋代反腐败思想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强调道德教化。宋太宗亲自书写《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容斋续笔》卷一《戒石铭》。并刻石立于各州县衙门之南，用以警诫地方官戒贪奉廉。后来，真宗、仁宗都曾相继颁布《诫告贪污诏》。

　　作为国法重要补充的某些家规家训也有类似劝诫，如包拯的《家训》。总之，严惩贪官污吏在宋代初期可以说是既严格又认真的。

　　宋代官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万事有“先后缓急之序，须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余”，即为官从政者当首先修身正己。朱熹讲，修身的根本就是从“心上理会起”［宋］朱熹《朱文公政训》，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以达到正人的目的。可见，宋代官箴所谓修身实为修心。修心具体表现为“有公心，要尽心，能平心”。欲达到这一目的，就要不营私家，不言货利，不阿亲戚，不避仇嫌，忍所私而行大义，此之谓“公”。古人云：公生明，偏生暗，所以“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朱文公政训》。。“公”对官员来说既是严格的要求，又是严峻的考验。那么如何做到“公”呢？关键是要有一颗公心。而公心即为无心，“无心则公，有心则偏”［宋］李元弼《作邑自箴·正己》，《官箴书集成》。。公心的有无直接影响为官从政。“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无公心，“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稍”。《朱文公政训》。为官尽心，就要“处官事如家事”，把在官场中接触到的各类人员视为自己的家人亲属，“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既然对他们充满了亲人般的深厚感情，必然能够“尽吾之心”；在这种亲情般的人际关系中，“如有毫末不至”，则“皆心有所未尽”。［宋］吕本中《官箴》，《官箴书集成》。可见这种尽心是一种带有感情色彩而名副其实的尽心尽职。朱熹分析“人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先其事而后其食之“心”《朱文公政训》。，依然是其“从心上理会起”思想的滥觞。此外，官员要平心，拥有一颗平静、平稳、平和的心则“物情无往不烛”，反之，如动辄发怒，迁或他人，则“吏民必将受其枉”。一炽一枉，说明官员“心不可不平”。［宋］胡太初《昼帘绪论·尽己篇》，《官箴书集成》。

　　修心应达到的标准具体表现为五字箴言：“谦、和、廉、谨、勤”。这是对官员为官道德修养和基本操守最精确的概括，具备了这些优秀素质，“推而广之则达矣，写下定状则难乎？”《作邑自箴·正己》。又何必“一切听可否于吏手”《昼帘绪论·尽己篇》。。这样政务自然清明，必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吕本中在《官箴》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从此，“清、慎、勤”成为为官第一箴言，屡被后人论列。

　　一、为官要清廉

　　“廉”是历代官箴尤为重视的核心思想，为官应“廉”字当头，宋代亦不例外。“居官不言廉，廉盖居官分内事”，官、廉相伴而生，官要廉则是毋庸置疑、天经地义的“分内事”。如果“中无所主，则见利易动”，官吏极有可能陷于贪墨，造成严重后果：“终身不可洗濯”，“终不能以善其后”。廉官虽过着“粗衣粝食，节澹度日”的艰苦生活，但“俯仰无愧，居之而安，履之而顺”，真可谓“其心休休，岂不乐哉”！甚之廉者，还会“必有垂报于后”。［宋］陈襄《州县提纲》卷一《洁己、节用》，《官箴书集成》。

　　在我国封建社会重视伦理道德、家族观念深厚的传统思想影响下，一廉一贪所造成的截然相反的后果，不啻一声惊雷，在官吏耳边敲响了警钟，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心有所主，见利不动”，万事当以廉为先，既为保全自己的名节，又为自己家族的荣辱。为此要洁己为廉，节用养廉，从两方面用实际行动真正做到“廉”。

　　宋代一些名臣亦提出诸多反腐倡廉的道德思想。包拯：“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集校注》卷三《乞不用赃吏》。罗大经：“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宋］罗大经《鶴林玉露》甲编卷二《好人好事》，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杨万里：“用宽不若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然后法可尽行，赃可尽禁也。”《诚斋集》卷八十九《驭吏上》，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些思想对于净化官吏的头脑，促进廉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明集》卷一《官吏门·申儆》记载了南宋名臣真德秀劝谕同僚，各以四事自勉。他说：“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故此以为四事之首。”特别是泉州之地，“蛮貊聚焉，犀珠宝货，见者兴羡，而豪民巨室有所讼愬，志在求胜，不吝挥金，苟非好修自爱之士，未有不为污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节，污者，士之丑行。士而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怀四知之畏而却幕夜之金者，盖隐微之际，最为显著，圣贤之教，谨独是先。故愿同僚力修冰蘖之规，各励玉雪之操，使士民起敬，称为廉吏，可珍可贵。此所当勉者一也”。

　　为官清廉，光明正大，才能不受蒙蔽，明察是非；一身清白，没有私心，才能够和敢于处事公正。罗大经说：“杨伯子尝为余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盖公忠仁明，皆自此生。’”《鹤林玉露》甲编卷四《清廉》。为官清廉，才能治国安民，使天下太平。陆游在《春日杂兴》诗中云：“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吏治腐败，必然导致天下大乱，政权衰亡。岳飞更直截了当地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飞传》。

　　要做到清廉，首先是要深刻认识清正廉洁的意义，以及贪污腐败的危害，认识到清廉是居官者分内的事情，是最起码的为官道德。其次，要大力提倡清正廉洁，反对贪污腐败，形成一种“崇尚清廉，鄙视贪污”的社会风气。其三，是节俭。只有节俭，才能养廉；奢侈必然导致贪污。陈襄说：“仕宦有俸给之薄者，所得不偿所用。赀产优厚，犹有可诿。若赀产微薄，悉藉俸给，而乃用度不节，日用饮食衣服奴婢之奉，便欲一一如意，重之以嫁娶之交迫，必至窘乏。夫平昔奢侈之人，一旦窘乏，必不能堪，窥窃之心，繇是而起。猾吏弥缝其意，又从而饵之。一旦事露，失位辱身，追悔莫及。故欲养廉，莫若量其所入，节其所用，虽粗衣粝食，节澹度日，然俯仰亡愧，居之而安，履之而顺，其心休休，岂不乐哉？”《州县提纲》卷一《节用养廉》。南宋何坦说：“惟俭足以养廉。盖费广则用窘，盻盻然每怀不足，则所守必不固。虽未至有非义之举，苟念虑纷扰，己不克以廉靖自居矣。”［清］陈宏谋《从政遗规》卷上《何西畴常言》，《官箴书集成》。

　　朱熹对清廉的要求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贪财，二是重视自守。朱熹认为，“仕宦只是廉勤自守，进退迟速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吴尉》。。这当然不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识廉耻，不敢自炫自鬻，以求知求进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方若水》。，重要的在于做好自己分内之事，而不是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

　　二、为官要谨慎

　　其一，要调查研究，深思熟虑。每遇到一件事情，都要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掌握充分而全面的情况，反复思考，得出解决的办法，没有疑问，再付诸实施。正如陈襄所说：“官司凡施设一事情，休戚系焉。必考之于法，揆之于心，了无所疑，然后施行。有疑，必反复致思，思之不得，谋于同僚。否则，宁缓以处之，无为轻举，以贻后悔。”《州县提纲》卷一《疑事贵思》。

　　其二，要尽职敬业。朱熹主张“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与陈丞相书》。，并对几种不良官风提出了尖锐批评。一是“不见吏民”。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员为图省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对百姓的呼声不理不睬，以致“民有冤抑，无处伸诉”。《朱子语类》卷一百八《论治道》。朱熹认为这种官员是“不仁之人”，已丧失了最起码的怜悯之心。二是“不肯任事”。一些官员懒惰成习，苟且偷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朱熹批评说：“天下事所以终做不成者，只是坏于懒与私而已！懒，则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样底说，我只认做三年官了去，谁能闲理会得闲事，闲讨烦恼！我不理会，也得好好做官去。”《朱子语类》卷一百九《论取士》。三是办事拖拉。朱熹针对当时官府往往文案积压，许多事情久拖不决的情况，主张一日了毕一日事。他说：“当官文书簿历，须逐日结押，不可拖下。”四是贪图享乐。朱熹说：“今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以上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二《论官》。当官的首先想到的不是尽力职事，处理公务，而是如何吃喝玩乐，这与孔子“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的古训背道而驰。

　　朱熹还认为：“官所不比乡居，凡百动有利害，诸事切宜畏谨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吴尉》。要求为政者处处谨慎从事，“凡事须仔细体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处，防备到人所防备不到处，方得无事”《朱子语类》卷一百六《总论作郡》。。

　　正身率下，修己治人。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儒家由内圣而外王、“修身为本”的思想，十分重视主体的道德修养，及其与外在政令教化的联系。他说：“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百八《论治道》。即当政者的自我道德修养是其治国安民的本原和基础。为此，朱熹要求为官者不仅要勤于具体事务，更要于“自家身己做本领”，经常检束身心，“使知为克己之学，以去其骄吝之私”。并通过不断地锤炼和提升自己的内心世界，来更好地应对和处理外在的人情世故，特别是日常政务。他对一官员说：“暇时速须收敛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义理，事物之来，随事省察，务令动静有节，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则内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众理易明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范伯崇》。把克己自检与应事接物紧密联系，内外结合，本末相应，达到理想的为政目的。这种为政思想，内在地包含了正人先正己的主张。所以朱熹又说：为政“大要在于详审……又其大本，则欲正人者必先正己”《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八《答李诚父书》。。他经常性地劝告为官者要把正己修身置于匡君治民之先，只有自我“身心安静，精神专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九《与赵尚书书》。，方能真正实现经世济民的目的。

　　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有影响的名儒，他的这些官德思想后来得到不少官员的倡导，甚至身体力行，一些官箴著作也吸收采纳，明人彭韶还专门择取其言论而成《朱文公政训》，从而对历代的官德建设和官员的自我约束产生了一定作用。在大力加强廉政建设、端正社会风气的今天，这些思想不无借鉴意义。

　　三、为官要勤政

　　宋代官箴多次提到官员要勤于职守。“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官箴》。，“莅官之要，曰廉与勤”。“勤”是宋代官箴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受到特别重视。“勤”的具体表现为：“鸡鸣听政，所谓一日之事在寅也；家务尽屏，所谓公而忘私”，只有如此方能称之为“勤”。“勤”贵在持之以恒，是考验官僚耐性的高标准要求。要做到勤，“其要莫若清心”以上见《昼帘绪论·尽已篇》。，心清则勤。心清则无旁骛，自然会一心一意扑在政务上，勤于职守，毫不懈怠。“廉与勤”思想，要求官僚当须“远嫌疑，罢张设，广闻见，杜谗佞，审情伪，察弊病，示信令，省追呼，戢人吏，抑豪强，拯孤危，奖孝友”《作邑自箴·正已》。，使理论思想成为实际从政的具体指南，把为官理论贯彻到从政实践中去。

　　真德秀说：“莅事以勤是也。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潭州谕同官咨目》，台北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正编”本。欧阳修甚至说：“不材之人，为害深于赃吏。”因为“不材之人，不能驭下，虽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诛剥，更无贫富，皆被其殃，为害至深”。所以，他主张：“尽取老病缪懦者与赃吏一例黜之。”《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六《再论按察官吏状》，中华书局，2001年。

　　要早起问政，使事无积滞。“被底放衙，昔者尝以为戒。凡当繁剧，要须遇鸡鸣即起，行之有常，则凡事日未昃俱办，而一日优游闲暇矣。倦于起早，或遇宾客过从，往来迎送，夺其日力，则一日之事俱不办。一日之事不办，则明日之事益多。况凌晨神气清爽，心无昏乱，故起早亦为官第一策。昔鲁文伯母，言卿大夫一日勤事之节，曰朝考其职，然则古人亦审此久矣。”《州县提纲》卷一《晨起贵早》。“公事随日而生，前者未决，后者继至，则所积日多，坐视废弛。……要当随日区遣，无致因循。行之有准，则政有条理，事无留滞，终于简静矣。”《州县提纲》卷一《事无积滞》。

　　要摒除杂务，专心政事。官场庶事甚多，如送往迎来、游乐宴会等等。如果沉溺于此类事务之中，也就难于处理好政务。

　　以上这些官箴教育，正反对比，古今结合，谆谆告诫官僚为官从政应具备廉、仁、公、勤的道德品质修养，上可仰答朝廷之恩，下可抚慰士民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