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明清时期的反腐败思想(5)

　　试看几例，以观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中对贪官污吏丑态刻画、讽刺、批判之一斑。凌濛初《拍案惊奇》中揭露贪官污吏的“强盗”行径说：“话说世人最怕的是个‘强盗’二字，做个骂人恶语。不知这也只见得一边。若论起来，天下那一处没有强盗？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申冤，官司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难道不是大盗？……三百六十行中人，尽有狼心狗行、狠似强盗之人在内，自不必说。”（［明］凌濛初著，冷时峻标校《拍案惊奇》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0页）。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塑造了一位白知县，其衙门里“蠹役满堂，纳贿关说者，中夜不绝”。而这位知县大人竟然恬不知耻地夸耀自己对“仕途之关窍”的“体会”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对此无耻之徒，蒲松龄发感慨道：“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卷八《梦狼》，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53—1055页）。“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聊斋志异》卷一《成仙》，第87—88页）。而这些“大盗”、“虎狼”们，“贪爱的是钱财，奉承的是富贵，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撇却东洋大海”《拍案惊奇》卷十一，第109页。。他们“到了仕宦，打骂得人，驱使得人，势做得开，露了一点贪心，便有一干来承迎勾诱，不可底止。借名巧剥，加耗增征，削高堆，重纸赎。明里鞭敲得来固恶，暗中高下染指最凶。节礼，生辰礼，犀杯金爵、彩轴锦屏、古画古瓶、名帖名玩，他岂甘心馈遗，毕竟明送暗取”（［清］东鲁古狂生编，秋谷标校《醉醒石》第十一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2页）。《西湖二集》第三十四卷借海盗王直之口表达了对官场腐败的痛恨：“如今都是纱帽财主的世界，没有我们的世界！我们受了冤枉，那里去叫屈？况且糊涂贪赃的官府多，清廉爱百姓的官府少。他中了一个进士，受了朝廷多少恩惠，大俸大禄享用了，还只是一味贪赃，不肯做好人，一味害民，不肯行公道，所以梁山泊那一班好汉专一杀的是贪官污吏。”［明］周清源著，刘耀林、徐元校注《西湖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40页。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八回，知府王惠与前任知府之子蘧景玉的一段对话，刻画出两类官员鲜明的为政差异。“（蘧公子说）还记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说道：‘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样？’蘧公子道：‘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王太守大笑道：‘这三样声息却也有趣得紧。’蘧公子道：‘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换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样？’蘧公子道：‘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89页。无为而治与一味盘剥狠暴，其取向不啻天壤之别。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三十回则借言宋代事而影射当世之弊政说：“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明］兰陵笑笑生著，梅节校订《金瓶梅词话》，台北里仁书局，2009年，第427页。《醉醒石》中有位吕主事，当亲友们劝他请良师教其五个儿子时，他却说：“读甚么书，读甚么书！只要有银子，凭着我的银子，三百两就买个秀才，四百是个监生，三千是个举人，一万是个进士。如今那个考官，不卖秀才，不听分上？”《醉醒石》第七回，第56页。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更对卖官鬻爵的“手段”作了揭露。说有一天，江苏制台的幕友拿出一个折子给吴继之看，这个折子上列有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个县名下都有数字。吴继之不解，这位幕友向其道破个中“玄机”说：“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若是要想那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这是补实的价钱；若是署事，还可以便宜些。”［清］吴趼人著，张友鹤校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8页。除了这种明目张胆的做法外，诸如以“礼物”的形式行贿受贿、走上司夫人路线以谋升迁等的“暗箱操作”，就更花样繁多了。此外，西周生《醒世姻缘传》、陆人龙《型世言》、《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冯梦龙《喻世明言》、王世贞《鸣凤记》、李玉《一捧雪》、金木散人《鼓掌绝尘》等小说、戏曲中，对一些大贪大奸之辈，如王振、严嵩、魏忠贤等，皆作了程度不同的揭露和批判。以上种种，无不体现出明清官场中“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明季北略》卷四）的贪婪“众生相”。

　　正是出于对那些贪官污吏的无比痛恨，所以有人主张制定律条，“‘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故能诛锄蠹役者，即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谓虐。……若人心之所快，即冥王之所善也”《聊斋志异》卷五《伍秋月》，第672页。。也有人对为官者提出劝诫：“官有三长，清居首美。恪守四知，方成君子。枉法受赃，寡廉鲜耻。罔顾人非，茫昧天理。”（［明］西周生著，武彰点校《醒世姻缘传》第十回，中华书局2002年，第86页。）

　　而这些文学作品对贪官污吏的揭露和批判，蕴含了作者深刻的用世之思和良苦用心。冯梦龙自道撰《三言》的用意说：“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断《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明］冯梦龙著、高洪钧编著《冯梦龙集笺注》卷三《〈醒世恒言〉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凌濛初亦评价道：“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诫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耎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若作吞刀吐火、冬雷夏冰例观，是引人云雾，全无是处。吾以望之善读小说者。”［明］《冯梦龙集笺注》卷三《〈今古奇观〉序》。且表明自己所撰《二拍》，“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诫，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明］凌濛初著，王根林标校《二刻拍案惊奇小引》，见《二刻拍案惊奇》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在《集外集拾遗·〈何典〉题记》中，鲁迅先生评张南庄撰此书的价值说：“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的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够了。”蒲松龄虽自叹“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清］蒲松龄《聊斋自志》，见《聊斋志异》卷首。，但其“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足以开物而成务”［清］唐梦赉《聊斋志异·序》，见《聊斋志异》卷首。。所以，鲁迅先生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3页。胡适先生更指出，《儒林外史》的意义乃在于“提倡一种新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胡适文存》卷四《吴敬梓传》，《胡适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44页。。又西周生于《醒世姻缘传·凡例》中，声明撰此书的目的：“无非劝人为善，禁人为恶，闲言冗语，都是筋脉。……能于一念之恶禁之于其初，便是圣贤作用，英雄手段，此正要人豁然醒悟。若以此供笑谈，资狂僻，罪过愈深，其恶直至于披毛戴角，不醒故也。余愿世人从此开悟，遂使恶念不生，众善奉行。故其为书有裨风化，将何穷乎？”

　　当然，文学作品并非“实录”，对腐败现象的刻画也就难免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对清平政治的渴望、对民众境况的忧虑之情，则是真挚的，其作品的价值亦因之而显。冯梦龙曾说：“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明］《冯梦龙集笺注》卷三《〈警世通言〉叙》。凌濛初亦说：“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明］凌濛初《拍案惊奇序》，见《拍案惊奇》卷首。

　　民间流行的一些歌谣、谚语中，亦有很多反映老百姓对腐败现象进行揭露和挞伐的舆情。海瑞在《治安疏》中指出：“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海瑞集》，第218页。对严嵩之擅权贪蠹，京师人借蟹讥刺说：“可恨严介溪，作事忒心欺，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后二句或作：“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谐谑》，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可笑严介溪，金银如山积，刀锯信手施。尝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九《夏贵溪》，中华书局，1959年。嘉靖三十年（1551年）、三十一年（1552年）间，御史刘锡到南直隶负责清军，“每清一军，有勾单册取者，不问果否逃回及有无家属，辄先穷治该图里排。里排畏刑，至愿代军补伍。复以为怀诈，加以酷暴，里排死仗下者无数”。当地人恨之入骨，称其为“刘剥皮”。［明］叶权《贤博编》，中华书局，1987年。魏忠贤专权时，其党徒周应秋任吏部尚书，公然卖官鬻爵，每天所得贿银万两，人称之为“周日万”。而御史李蕃、兵科给事中李鲁生、礼科给事中李恒茂，因“日走吏、兵二部，交通请托”，时人为之语曰：“官要起，问三李。”《明史》卷三百六《李恒茂传》。崇祯时，京师有“白变黄，黄变白”之谣，意指官吏行贿，原来用的是银子，后来则改为黄金，再后来又改为珍珠。有人曾在长安门上贴了一首讽刺诗：“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清］谈迁《枣林杂俎智集·揭长安门》，中华书局，2006年。可谓形象地暴露了官场中卖官鬻爵的丑态。“大僚降贼者，贿入，辄复其官。诸白丁、吏役输重贿，立跻大帅。都人为语曰：‘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明史》卷三百八《马士英》），则反映出南明小朝廷封官之滥的昏庸。京官如此，地方官亦贪暴无已。如福建布政使薛大方被按察使陶垕仲弹劾，老百姓传唱“陶使再来天有眼，薛公不去地无皮”［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二《永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以表达对贪官的痛恨和对清廉官员的爱戴。明人戴冠在《濯缨亭笔记》中曾感慨地说：“太平之世，人皆志于富贵，位卑者所求益劳，位高者所得愈广。然以利固位，终不能保其所有。故时人为之语曰：‘知县是扫帚，太守是拼斗，布政是叉口，都将去京里抖。’语虽粗鄙，而切中时弊云。”［明］戴冠《濯缨亭笔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如此情形，清代亦比比皆是。如康熙年间，京城流传这样一则民谣：“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其任之暂与长，问张凤阳。”《啸亭杂录》卷九《张凤阳》。“索三”指辅政四大臣之一的索尼第三子索额图，“老明”指明珠，“张凤阳”为康亲王杰书家的包衣。其枉法徇私，沆瀣一气，实在可憎可恶。如此种种，难以缕述。官场风气就是在这些权臣、小人的舞弊贪腐中，愈来愈黑暗、堕落。但事实表明，小民从来不可欺，人心自有一杆秤，为恶者虽可快意、遮蔽于一时，岂能尽掩世人耳目，永逃历史审判乎！

　　总之，明清时期无论励精图治的皇帝、官员，还是身处底层的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他们所寄望与希望的，是官僚队伍能为国为民、清廉为政、重操守德、清白做人，而对贪官污吏则从思想、制度、舆情等方面，予以防范、惩治、揭露和挞伐。这一诉求和努力，尽管难以从根本上遏制和消除腐败，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效地发挥了抵制、制衡腐败的作用。明清社会之所以能绵延近五个半世纪，反腐败思想的发展在其中应该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效应。

　　明清五百四十余年的历史，几度兴衰，几度沉浮，不惟将中国传统政治发挥得淋漓尽致，亦把形形色色的腐败展露得穷形毕象。升平与动荡的交织，权力与利益的纷争，有序与失控的杂陈，正直与邪恶的对峙，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如此等等，竞相登台，共同演绎出一幕历史剧。其间的是非曲直，悲欢离合，虽然已成过往云烟，但其所昭示出的历史效应，则很值得后人予以反思和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