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80后朋友们纷纷结婚了，已经生了孩子的夫妻也不少。身边的动态一方面使我感到某种压力，另一方面让我重新深思中国80后所面临的“结婚与生子”的问题。前段时间，我跟一位80后女性朋友聊天：
“我怀孕已经6个月了。”
“恭喜你，身体怎么样？”
“没事，只是生活不太方便，暂时只能放弃工作。”
“你快要当妈妈了，心情如何啊？”
“没什么，生下来就不再是我管的事了。”
“噢，什么意思呢？”
“生下来就交给我妈，由她管罢了。”
听到她的想法后，我没有吃惊，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我曾接触过不少，只是此次对方说得更直接、彻底而已。我知道，今天大部分中国年轻人持有与她同样的观点，即结婚、怀孕，把孩子生下来后，直接交给母亲，自己则回到原来的单位，或者重新寻找单位继续上班。
对年轻人的这种做法，我可以理解。当今城市生活的压力巨大，除非两个人都有工作、有收入，否则养不起一个家庭，何况已有了小孩。因此，一对夫妻不得不把养孩子这一任务交给某方或双方的母亲。与此同时，这一岁数的母亲们则往往都没事干，又非常喜欢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宝宝，照顾小孩对老太太来说就成为了生活的乐趣。这样，年轻夫妻与高龄母亲之间不仅达成了共识，还实现了双赢。
毋庸置疑，就养育而言，最好的办法是直接由“真母亲”来照顾。她应该照顾到2至3岁这一能把小孩儿送到幼儿园的时候。我相信，中国的年轻人也明白这一道理，但因生活压力太大而做不到。责怪他们当事者是不合适的。转型中的社会给年轻人造成的压力成本应该由整个社会来负担，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我还是坚持一个立场：母亲应照顾小孩至少到1岁。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把养育这一过程多样化，请奶奶或姥姥来照顾、委托给幼儿园等。父母是孩子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任老师，把刚生下来的婴儿立刻交给其他人的做法对养育本身来说，无论如何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假如一对年轻夫妻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把孩子交给比自己老一辈的高龄者是合理的吗？跨一代之鸿沟对养育来说现实吗？除非夫妻之父母的素质比他们更高尚、更文明，否则，答案是可想而知的。
解决这个问题光靠年轻夫妻的智慧和努力是做不到的。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家企业必须合作起来，想方设法考虑并解决“女员工生孩子”的问题。比如，企业给怀孕的员工提供一年的产假，并在此期间，国家提供财政上的补贴等。
2010年3月6日我在腾讯网参加了由曹景行先生主持的“两会三人行”节目，另外一个嘉宾是《汽车之家》CEO，80后创业人李想。我们谈“80后看两会”。
李想的同事大部分都属于80后，最关心的是房价、物价涨幅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他本人则关心与广电总局有关的信息，因为与他经营网站有关。我评价认为，这些都是进步现象，如果社会所有人都关心政治那才可怕。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话题，去消化，这叫现代化。
曹老师问我们俩说：“你们觉得80后的发展前景如何？80后当政治领导人之后，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李想回答：“80后的选择权始终被老师，尤其是家长剥夺着，80后是遭受压力最大的一代。大学毕业，工作若干年之后，他们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进入而立之年。”
中国80后可以被总结为“承受祖国转型和多种文化冲击的转折一代”。80后身上的负面的性格也好，作风也罢，其责任都应该归咎于家长不成熟，舍不得放任孩子，以自我为中心。责怪80后是错误的。
中国80后就像蜗牛，一步步往上爬，大器晚成。他们未来走进政坛后社会会变得如何？坦率地说，三年前我认为后果会难以想象，因为在我眼里，大多数80后缺乏独立思考和生存能力，不知道团队精神和和谐社会的价值。这两年我逐渐发现他们内在的力量，只需再折腾一段时间，其未来的价值观将是混合中国和西方的产物，即中体西用。
李想提到“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我想也是。日本80后出生后，有了一点点思考的头脑就遭遇了泡沫经济的崩溃，从来没有听说过祖国的好消息，听到的都是黑暗、糟糕的消息。今年还是“失去的20年”纪念日呢。与此相比，中国80后是在祖国变革、崛起的环境中成长的，令人羡慕。不过，有趣的是，今天两国80后所面临的困境似乎相同，主要还是就业问题，工资如何？前途如何？同样的浮躁而迷茫。我相信，如果日本当局举行“两会”，并得到广泛的传播，日本年轻人的关注方式与话题也跟中国网民差不多。
有一点差别在于日本80后不急着要房子，因为在我们那里有房有车跟结婚没有关系。孩子过了18岁，家长会给他们自由，不干涉，不给压力。中国80后找对象或结婚，似乎必然牵涉到有房有车，否则没面子。没面子的究竟是谁？
我至今仍然无法了解到中国80后真正的恋爱观或婚姻观，或许根本不存在什么观念，他们自身也根本没有深思过这个问题，只是马马虎虎应付家长的压力而已。看来，围堵日本80后的大环境稍微成熟一些。
我知道中国80后始终在挣扎、折腾，这一群体是需要社会广泛人士关怀的。从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角度来说，如何培养年轻人，并使得他们健康、活跃地成长下去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
2010年11月20日凌晨3时，我从东京羽田回到北京首都机场。在日本待了6天，采访了在横滨举办的APEC会议，然后转到东京参加了若干电视节目谈论中国问题，开了多得数不清的会议，这些天的睡眠时间合起来恐怕不到15个小时。
打出租车，回到家简单处理点事，入睡时已经4点半了。我一般不定闹钟，把自然醒视为健康，但这一天定了，怕“第二天”睡过头起不来。
7时，闹钟准时响了，我慢慢反应，沉重的身子勉勉强强地动起来，刷牙、洗澡、换西装，7点半出发。当然，北京这一“堵城”永远不会令人放心。还好，8点半到了，北京的冬天比东京冷，除了西装外，我也穿了一件黑色皮夹克。
11月20日9时，我受邀出席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第四届高校间模拟联合国大会”，做了5分钟的嘉宾致词。其他嘉宾还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公共事务官员许楠女士等。我平时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或言论活动表达自我，促进交流，其最核心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帮助我的晚辈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能够更加健康，充满信心地走向社会、面对人生、创造未来。这一点与我必须通过写作和评论影响决策层、领导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
我在北大上大一的时候曾参加过模拟联合国活动，但因为任务太重、水平不足、不够积极，导致中途受挫。我说：“学生时期的积累和实践很重要，大家应该主动创造条件让自己不断提问题、想问题、答问题。”中国大学生把联合国模拟得相当完美，甚至过于完美，就显得有些不新鲜了。我说：“一切创新都从模仿开始。你们把联合国的游戏规则模仿好、体现好是重要的，在具体讨论上却不该不受政治、体制等约束。”
我把核心观点讲清楚了，基本完成任务了。学生们应该风暴头脑，没有必要拍所谓专家学者的马屁，那些中年人士本来就是公认的既得利益者，不值得大学生去追踪、模仿。从纯学术讨论的角度，本来就没有对错和好坏，我们拼的不过是说服力。
“今天国际关系学者都不看好联合国，说它的作用不大，无法代替现实中的权力政治。国际社会本来就是无政府状态。但我们是年轻人，不需要太多次被洗脑，这次完全可以讨论如何把联合国这一世界上唯一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的国际组织提升到‘世界政府’的进程和指标，凭什么不可以？”
紧接着，我举了更极端的例子。“我前段时间在日本听到早稻田大学的一位着名学者就尖阁诸岛和钓鱼岛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了‘共同主权’的概念，中日双方政府站在自己的立场是肯定不接受的。但他是从学术的角度提出，努力去扩大并深化政策讨论的框架，凭什么不可以？”
积极实践、风暴头脑对于大学生提高能力以及高校丰富学术空间发挥着重大作用。除此之外，大学生的学术交流活动对一个国家社会的政策环境也带来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我跟来自全国各地——北大、清华、人大、二外、南开、哈尔滨工业、大连外国语、中国传媒、上海外国语、西安外国语、华中农业等高校的青年才俊们分享我刚刚在APEC会议上所体悟的心得。“这次，胡锦涛主席和菅直人首相举行了中日首脑会谈，这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为接下来的中日关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这绝不仅仅是两国政府自上而下加强沟通，而更多的是各界人士强烈渴望首脑外交能够为民间交流做好铺垫，并向政府施压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大学生之间的交流。”
我也介绍了我于2005年创办的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互访交流项目“京论坛”，为当时的安倍晋三首相的破冰之旅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我每年把会议成果向两国高层汇报，他们则耐心倾听，并鼓励大学生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外交建言献策。
我向模联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打听了为主办会议所需要的资源。我了解到，为前期准备他们实际上付出了不少自己的钱，学校方面只是提供了场地、思想指导以及行政支持。我也曾为“京论坛”跑过赞助，相当困难，经常让我崩溃，社会人士往往不看好这些学生论坛。
从工作人员给我的会议手册上找到了一段话：“在模联里我们明白了什么是青年的责任，我们学会了思考与承担并为之奋斗。模联教会了我们用国际化的视野看这个世界，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我们的眼光早已越过了国界，我们是国际舞台的舞者，现在是，将来亦然。模联，我们一次参与，却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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