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唐骏“学历造假门”引起了轩然大波，时至今日，大家却似乎已经忘记了。一个公共事件，容易热起来，更容易冷下去，这是当代中国人应该重视并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舆论对此事件的关注度和传播力一度让我感到震动和惊讶，但也在情理之中，号称“打工皇帝”的唐骏毕竟是中国所有渴望复制成功的年轻一代的偶像。而当今中国社会环境好像需要N个有个性而突出的英雄型人物，来正确引导处于困惑、迷茫中的年轻人。但其良好形象一旦遭到质疑和否定，接踵而来的反作用超出人们的想象。
我把它叫做成功后遗症。《新周刊》杂志曾写道“一种毒药叫成功”，现在看来，那句基于常识的概念已经得到了证实，今后将继续增强其说服力和渗透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本来把此次“学历造假门”事件视为中国的进步现象，它是互联网等媒体对公共事件的及时介入、老百姓对科学与真实的追究等要素复合在一起，并发展到一定境界后发生的表面现象。学历造假本身没什么了不起，也不值得去弘扬，真正重要的是它背后的成因和影响。除了唐骏和方舟子两位当事者之间围绕利害关系和面子问题的争执之外，庞大的第三者，包括媒体和公众对此事件的参与本身是值得欢迎的。立体而有弹性的讨论基础无疑逐渐使中国走向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
众所周知，中国公民对真与假的敏感度、判别与监督的意识和能力是极低的，也不怎么当回事儿。许多博士学位可以用权或钱买到，已经毕业的学生可以做假证继续到处享受学生优惠，至于那些家电、科技产品、衣服、食品、图书、光盘等造假现象无处不在。不管是造假者还是使用者，服务者还是消费者，大家作为合格公民的权利意识极为薄弱。
看到不良产品或现象，媒体的迅速介入让在宪法层面上具备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公民们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公民尽可能利用合适的言论平台去参与讨论，最终本着依法治国的精神在司法程序上进行合理的处理和解决，才是现代化国家的治理之道。
对于唐骏先生的学历真假以及诚信等相关问题，我不给予任何价值判断。我和唐骏先生曾一起参加过上海第一财经《头脑风暴》节目。当时我们俩挨着坐，具有留日经验的唐先生主动用日文和我打招呼。我用日文跟他回应说“您的日语很地道啊”。他很谦逊地说“很多年前的事，已经忘了很多”。外界对唐骏先生的评价五花八门，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而我的判断依据只有那场日语对话。我跟他，没有用中文或英文交流过。
当代中国对海外媒体来说意味着天堂——素材之多、事件之多、新闻之多，不过，对于此轮“学历造假门”介入得却不明显，甚至无语。为什么？美国媒体面向美国读者，日本媒体面向日本读者，读者要什么，记者就写什么，记者要不要写取决于读者是否关心。我相信，正转型中的当代中国遭到“学历造假门”的消息肯定引起海外中国观察者们的兴趣。但对于不那么了解中国国情的一般读者来说，这一事件不太好理解，记者也很难深入浅出地给予解释。
即使是在中国待了七八年，相对较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我，也经常遇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比如，中国为何有那么多博士官员？我认识的许多高官都有博士学位。但他们在读期间依然忙着当官、开会、应酬，不怎么上课，也似乎不怎么具备写学术论文的专业能力和得到博士学位的文化素质。他们使劲儿利用官本位的传统惯例，通过发挥官员本身的身份优势向教育机构提供政治优惠等方式换取学位。我怀疑，难道中国的博士学位真的那么便宜吗？在日本，这种做法绝对行不通，若有这样的政治家或官员，就会被媒体曝光，并永远失去身份，所在政府机构也务必在阳光下面临来自司法和舆论的双重审判。我认识几个日本博士官员，他们一般都放弃职位或停职，专门付出一段时间和精力去拿学位，而基本没有所谓的在职研究生。
在日本，造假事件或现象没那么多，至少不到中国的万分之一。日本的产权、归属、真假关系比较明确，一个产品、一个品牌、一个人物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出现问题，务必遭受来自舆论和法律强有力的双重压力和反击。刚开始由媒体挖掘并预热，最终由司法来解决，这是日本社会处理“真或假”的普遍规律。对于明星或公众人物，社会的积极反应和严格要求就更加明显。
日本的老百姓也很能“挑毛病”，对于事物的质量和真假尤其挑剔。2010年5月，淘宝网与软银集团控股的雅虎日本宣布将展开战略合作，双方将通过数据对接全面打通中国和日本的网购平台。马云和孙正义两位资深企业家携手出席发布会。马云对日本市场和消费者的看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淘宝要先学会服务好世界上最挑剔的用户，赚钱不是目的，只是结果，学会服务好用户才是最重要的。”淘宝在2010年刚满7岁，国际化首站就选择了日本，对此马云解释说：“日本消费者是要求最高、最挑剔的，淘宝如果能在日本市场站住脚，就能服务好全球用户。”
具有消费者意识是一个合格公民应该具备的素质。与日本公民相比，中国公民或消费者比较粗糙和迟钝。在现有的生存环境下，假的产品和现象太多了，就麻木了。对于产品出质量问题，媒体侵犯产权转载，政府公布假数据等不良现象，大多数人都习惯采取“犬儒”反应：“没什么，出问题很正常嘛”，“我说反正也改变不了，无所谓，再说吧”。
媒体和网民们热烈争论唐骏“学历门”的那段时间，我退一步观察后认为，此案件没必要轻易得出结论或答案，探索解决的过程更加珍贵。而我写本文的这一刻，非常让我伤感和可悲的是，媒体也好，网民也好，中国公民对唐骏“学历造假门”的讨论始终停留在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这个证据合不合理，那个发言有没有说服力等技术层面。我在上面也提到，围绕学历、成功以及公民意识、消费者权利等真正影响，甚至促进中国社会向前看、往前走的讨论相当稀缺。
文凭不等于文化。
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今天，学生、家长、老师、官员、媒体、学者等所有探索“年轻人如何健康成长，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追求自己渴望的人生”，从事“关心下一代”事业的社会行为体都已经彻底体会到了这一哲理。盲目追求成绩是不够的，简单做好三好学生是不妥的，循规蹈矩地走好人家已经铺好的道路是欠佳的。究竟有多少学生拿到了学历却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工作呢？究竟有多少官员没好好上课，没好好写论文，却拿到了博士学位呢？至少肯定的是，在当代中国，学历本身已经失去了衡量一个人本来面貌的社会价值。
已婚并有了孩子的80后们将如何培育孩子，让他或她即将面对“学历社会”呢？正在上大学，为拿到学历而奋斗的大一、大二学生如何调整策略，尽可能摆脱学历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通过其他渠道让自身的社会价值实现最大化呢？对于正在上小学、中学的孩子们，家长如何传达学历所带来的正与负、好与坏、黑与白，并促进他们成为能够自力更生的社会人呢？而已经从大学毕业，拿到了学历，在大城市蜗居，在社会的底层当蚁族，却始终不放弃一夜成名、复制成功的年轻人如何改正其价值观和人生观呢？为此，正在崛起的社会又能做什么呢？能提供健康而合理的知识导向性素材吗？
在我看来，这些命题才是唐骏“学历造假门”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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