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平时都坐地铁。从我刚来北京的2003年至后奥运时代的2010年，北京的地铁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地铁是我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地铁是反映一个城市文明程度与发展水平、人民素质与文化面貌的珍贵镜子。每到一座城市，只要有，我都会选择坐地铁，从感受地铁的草根角度观察中国。在这里，我想跟读者分享“我与北京地铁”的四大故事。
一
2008年5月的某一天，我去天津出差，先从北大走到五道口，坐城铁到西直门，再坐开往北京站方向的2号环线。与平时一样，我拿着《新京报》，度过地铁里的时光。
虽然是早上拥挤的时间，乘客却没那么多，难得可以轻松阅读文字。忽然间我发现，周围一半以上的乘客跟我一样在专心看报纸。在20多分钟的时间里，至少我周围的人始终保持沉默，车厢很安静。我一口气读完报纸，感到了生活的乐趣。
这是不寻常的现象，令我吃惊，并让我再次思考北京和北京人。
其实，北京市民在地铁里看报纸或看书并不是新鲜事。我每一次坐地铁时或多或少接触过看报的乘客，只不过旁边乘客的表现五花八门而已——有聊天的、吵架的、郁闷的、睡觉的、吃喝的、沉默的……看报的人并没有那么突出。而那一天，所有人安静看报的场景，一瞬间在我眼中几乎成为北京地铁文明史上的一次转折。
最近，乘坐地铁的市民不断增加，高峰时间实在令人头疼。排队、等待、拥挤、臭味儿、大声……地铁已变成人海，而地铁对所有承受了巨大生活压力和希望降低生活成本的市民来说，又是那么不可或缺。因此，如何度过地铁时间就变成一个重要的课题。
请大家冷静想一想：地铁是公共交通，地铁也是个公共场所，它应该是有序、理智、和睦的。凡是牵涉到公共两个字的事物都要被公众的认同与关怀所支撑。地铁既是公共的代名词，也是衡量城市文明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在地铁里看报纸的乘客，即“看报族”的存在无疑是值得赞扬的。据我所知，与我刚来北京的2003年相比，“看报族”明显增加了。地铁站旁边的报刊亭以及地铁里的报纸销售处对城市市民来说越来越不可或缺，那些卖报的叔叔阿姨对城市文明进步的贡献功不可没。何况，大家在地铁时间关注新闻，了解社会动态，充实知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同时它给北京带来的是文明与和谐。
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首先要看它的社会秩序和国民素质。如果国民能够主动认同社会的稳定，并为此自律，必然就产生良性的秩序。无序永远与和谐背道而驰。所谓“和谐社会”也绝不能光靠强制性的公共政策来建立，它需要全体市民的积极而耐心的参与，实际上是一种潜移默化。
北京地铁（包括城铁）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在原有1号线、2号线、13号线、八通线的基础上增加了5号线、10号线、奥运支线、机场快轨，2010年前还会增加几条。那时候，北京交通会迎来何种局面？北京市民的生活将取得怎样的便利？我现在就在认真构想，默默期待着。
看报族的增加很有可能成为北京走进市民社会的开端或切入口。倘若在日益成熟的地铁里，大家沉默而愉快地看报纸，而不随便大声说话和吃东西，不就是一种精神文明的进步吗？它既可以提高市民的知识水平，也可以维护公共秩序，还能促进媒体的市场化和大众化。这难道不是一条实现现代化、加速改革开放的必经之路吗？
翻报纸是一种放松，看报纸是一种乐趣，读报纸是一种文明。让我们一起在地铁里，度过放松的时光，享受生活的乐趣，推进精神文明的进步。在地铁里看报纸是一件大事。
二
“请问，地铁安检究竟持续多久？”
“不知道，直到地铁消失吧。”
“你们为何不对所有人安检呢？”
“我们忙不过来啊，只好抽检！”
“以什么为标准呢？”
“你要干嘛？”
2009年3月下旬，北京一天一天地暖和起来。这是我与地铁工作人员在北京地铁10号线苏州街站安检处的一段对话。我很重视类似的沟通，首先，因为它与我的生活有关；其次，我很关注奥运后那些“奥运政策”将何去何从。
“为维护北京地铁的公共秩序，保障奥运会的顺利举行，6月29日至9月20日，北京对乘坐轨道交通的旅客所携带的物品实施安全检查。”这是2008年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奥运措施”之一，也是对北京居民的实际生活产生不小影响的规定之一。结果表明，这项措施是非常成功的，它保障了北京奥运的安全举行。
不过，现在奥运会早已结束，北京已经处于后奥运时期。我不反对市政府持续部分的奥运措施。就地铁安检而言，它本身对维护城市秩序有利。北京是国际大都市，人员流动频繁，容易滋生犯罪，而且像其他大都市一样，地铁也有可能成为国内外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应该说，把地铁安检常规化，既有先例，又有合理性。
不过，仅仅凭借国际先例和合理性判断一项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并不充分。更重要的是，北京的实际情况如何？安检的实施情况和效果怎样？而据我观察，地铁安检如今至少呈现着三个问题：
第一，政府有关部门，即政策制定者始终没有向全社会正式通知这一政策到底持续多久。在“2008年6月29日至9月20日”之后，便再无明确的说法。
第二，各地铁站的安检人员的工作让人难以放心。作为地铁的老乘客，至少我是看不出安检人员凭什么标准或规定进行抽检的——是包的尺寸、质地，还是高峰期非高峰期、平时或周末？但每天我都看到很多携带了大包的人不理会安检处大摇大摆走了过去，另外一些似乎并不可疑的人却被拦住接受安检。
如果说是抽检，其目的又是什么？我想，政府有关部门或许是决定抽检一段时间后，统计结果，然后推出更合理、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吧。但如果是这样，这一段时间又是多长？什么时候可以公布数据？
我还注意到，现场安检人员被地铁乘客反问安检政策时，常常是以“我不知道”或“你去问我们领导吧”这样的说辞打发了事。所谓人民的公仆难道不是应该有责任和义务替上级机构——政策决策者向纳税人解释理由的吗？
第三，每天乘坐地铁的上班族又是如何看待这一政策的呢？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看到，有人假装没看到安检机器和人员，漠然地走过；有人在无奈中接受安检；也有人被拦下安检，于是在现场抱怨着，发泄不满情绪……
在我看来，三者的态度都是成问题的。假装不如正视，指责不如理解，无奈不如交流。成熟的社会公民绝不应该简单地唉声叹气，说“没办法”。公民有权利和义务了解公共政策的产生过程和结果，如果觉得有问题和缺陷，应该寻找途径去追问或咨询，而不是盲目接受。反馈意见能否被接受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首先存在一个有没有所谓公民意识的问题。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政策都是有缺陷的。一项真正好的政策，需要决策者、政策执行者和政策享受者三者之间充分的沟通，从而产生理解和配合。这一点，或许是后奥运时代的北京需要关注的。
三
2010年1月，北京市政府下令，北京地铁站内除《北京娱乐信报》之外的报纸一律被禁售。理由为超过500万人次的大客流难以控制，目的为确保乘客安全。这条新规引发轩然大波，市民们从轻视民意的角度表示不满。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1号线和10号线交接的国贸站，确实见不到报纸销售员了。站台上的人数似乎少了一些，氛围似乎冷清了一些。上车后发现，果然没有人看报纸，很正常，毕竟买不到嘛，普通百姓把在外面买的报纸带到地铁里专门翻一翻，有些够呛。看看周围，有打游戏的，聊天的，吵架的，吃喝的，比原来乱了些，吵了一些。
我刚来京的2003年，地铁里是一片混乱，乘客素质很低，大家爱干嘛就干嘛，不尊重其他乘客的自由和权利，更不可能为维护公共秩序作出贡献。后来，到了北京奥运前后，看报纸的人明显增加了。周围一半左右的乘客都在专心看报纸，保持沉默，空间处于安静。还记得让我联想到地铁文明史上的那次转折么。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北京市政府实施的“为秩序而禁售”这个政策，表明其眼光极为狭隘而短暂。请冷静衡量一下，以政府禁售这一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策而产生的暂时秩序和民意倒退，以媒体促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战略而提高的经济效应和市民素质，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导向，到底哪一种更符合广泛的民意而可持续，哪一种结果可维护秩序，即“确保乘客安全”？另外，政府向《信报》这家市委宣传部批准的北京唯一的地铁报给予特殊照顾，而其他报纸都被排除，是否违背城市建设的总方略。多元化的舆论环境才是健康的。
我担心，倘若在地铁内禁销报纸的政策持续下去，将使得市民的文明素质倒退到2003年，甚至更以前的水平。看报族的增加无疑成为北京走进成熟、有序的公民社会的开端或切入口。倘若在日益发达的地铁里，大家沉默而愉快地看报纸，而不随便大声说话和吃东西，不就是一种精神文明的进步吗？它既可以提高市民的知识水平，也可以维护公共秩序，还能促进媒体的市场化和大众化。
同样属于国际大都市的东京，地铁的拥堵程度绝不亚于北京，乘客们所承受的压力同样是巨大的。东京的每一地铁站台都设置着固定的便利亭，里面卖的有饮料、食品、书、杂志，还有报纸，由一个阿姨来负责销售。东京的地铁很安静而有序，大家都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各忙各的，互不干涉。没有人把“拥堵”和“卖报”挂钩，使它问题化。这两者虽然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内发生，但各自运转和有不同的功能，不可混淆。
把目光投向北京的地铁，造成站台混乱的根本原因是卖报的叔叔阿姨以及买报的乘客吗？如果非要说是不可，难道就不能把报纸销售处挪到固定的位置规范一下吗？这么一点调整，政府应该能落实吧？难道有必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民众对政府的愤怒和首都先进文明的退步——去“禁售”吗？
四
2010年6月，高考那一天，我在北京地铁一号线终点站四惠东站入口处看到了“高考生优先安检”的牌子。我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看着那张牌子陷入沉思。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当过外教，人大附中毕竟是升学率高的学校，学生们也都很活泼、聪明、睿智。只是除了那些靠金钱或权力出国留学的孩子之外，他们都要面临高考的压力。曾经无数家长为孩子的未来表示过担忧，并向我询问：“加藤老师，您看我孩子怎么样？”
我平时也收到无数高中生的邮件，其中来自高考生的邮件最多，内容大概都是“加藤老师，我是您《Vista看天下》专栏的忠实读者，很喜欢您的专栏。我是即将面临高考的学生，最近压力很大，实在受不了，我们中国的孩子为什么……”
我很清楚，对于一个孩子或家长来讲，高考意味着什么。高考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渠道。在如今不公平现象无处不在的失衡形势下，高考是相对公平的制度，是比较廉洁的平台和大概透明的过程。
我想起自己的高考经历。2003年1月中旬，日本山梨县在下大雪。与平时一样，我早上3点钟起床送报纸，6点钟回家吃早饭，7点多钟出发。骑着自行车大概要走15公里，中途发生了些意外，摔了一下，把制服弄破了，最后勉强赶上考试时间。我记得，其他同学也都是自己骑车或坐电车去往高考考点的，没有一个是父母送过去的。高考结束后，我们也自己回家，准备第二天的考试。电车、公交等公共交通也不可能为高考生提供任何便利。
我来中国七年，第一次了解到高考生是可以优先安检的。我知道高考当天的疯狂，几乎所有家长都小心翼翼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孩子考试期间一直在考场入口等候着，孩子考完赶紧把饮料或小吃等送过去，好像秘书或保姆似的。
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发生应该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独生子女、竞争激烈、孩子脆弱、家长疯狂等等。我对中国家长围绕孩子高考表现出疯狂的现象表示理解的同时，必须得提出一个简单而普遍的道理。家长越那样疯狂，孩子越是紧张；社会越给高考生什么特殊权利，高考生越是备感压力。不管高考还是其他重大考试，以平时的节奏与规律正常面对并处理，是最能让孩子发挥潜能的。我建议，取消“高考生优先安检”这一荒唐的制度安排。高考生也要正常安检，早点出发不就可以吗？被社会照顾就能发挥你的水平吗？作为前国家队运动员，我想告诉即将高考的学生：越是重要的比赛，越需要以平常的心态去面对，否则失败的概率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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