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普遍持有一种说法：读书的秋天和运动的秋天，意思是秋天是最适合人们读书或运动的季节。日本人似乎也最喜欢秋天，因为它不热不冷，日子过得很舒服，看书、跑步都有劲儿。
我在北大生活的几年中，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春天是大家从宿舍跑出来读书的季节。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学生坐在椅子上看书或在未名湖畔练习英文。对于北大学子来说，读书的春天也许是最合适的。至于是否是跑步的春天，我比较怀疑。
来到中国以后，我仍坚持跑步，在这过程中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与炎热的夏天、寒冷的冬天相比，春天明显是最不好跑的，因为有柳絮这一麻烦的对手。不过，我还是最喜欢春天，毕竟我是4月出生的，虽然北京的春天很短，但我还是会尽量去欣赏它、珍惜它。
有一天早上，我买了包子和豆浆，走到校园里的静园坐着吃。忽然间听到有一位女生准备英文报告（presentation）的声音。她发音很有力度，我扮演听众角色，感觉到她的认真和刻苦。我和她打了个招呼，表明自己身份，我们开始用英文交流。她告诉我，她每天早上都来这里练英文，毕业后想出国读书。
北大学生对英文水平的追求是令人惊讶、钦佩的，像那位女生一样从宿舍跑出来练口语的学生非常多。我几乎没有看到过日本大学生在校园里发音练习英文的场面，我也问了正在日本上学的几个朋友，他们也说没看到过。我猜测，如果一个人在外面自言自语，周围人会不由得觉得此人疯了。为什么日本的大学生与中国大学生这么不一样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客观原因，大部分日本大学生不住在学生宿舍，而在外面租房子，等于有私人空间，因此，没有必要走到外面说英文。其次是民族原因，日本人有在公共场合保持沉默，扮演内向，服从秩序的习惯，因此，在大家眼里，无论如何，在外面大声说英文是违背公民道德的。最后是主观原因，日本大学生没有中国大学生那么强烈的渴望好好掌握英文，因此，根本没有在外面练英文的意识。
我最关注第三个方面，毕竟是主观因素，可变性最大。中国学生对英文的渴求和执着，日本学生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不过，任何事情都是硬币的双面，表里一体，有利有弊，有舍有得。中国学生学英文的热情有时也导致另外一个极端。
2008年的夏天，我帮30个中国80后申请赴日团体签证。日本的官方与中国一样，手续很让人头疼，要严格遵守规则填写申请表格，一个人填错就很麻烦，要重新来一次。我就让所有申请者同时聚在一起填写，我在现场把关。
检查交上来的表格后发现，三分之一的人写错了，错误方式高度一致：在应该用英文字母填写名字念法（意思是请填写您户口上名字的拼音）的地方，竟然写了他们主观认知，而非户口上登记的英文名字，比如，Tom、Bob、Robert、Cathy等。
我很吃惊，但一瞬间解答了我过去无数次感到过的疑惑。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英文名字，背景很清楚——改革开放。在对外交流不断增多的今天，用英文名与外国伙伴交流确实更容易和平相处。毕竟，对我们老外来说，中国人的名字的确不好念，很多的时候甚至不知道怎么念，很费劲儿。
问题在于，许多中国年轻人，尤其80后和90后的思维观念和表达方式已经彻底变成英文化了，用不好听的话来说，全盘西化了。包括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不叫自己王明或李雪，而叫Franklin或Amanda。根据我在北大留学期间的经验，中国学生之间，尤其在与国际交流有关的社团里，都互相叫英文名，邮件也用英文。我则始终被卷在他们的游戏规则里面，对我来说，与中国人沟通还是用中文名字，邮件用中文舒服一点。因为，我们生存于东方文化，为了双方能真正理解对方的意思，还是用本土化的语言精确一点。
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比日本学生高是个不争的事实，相信这是中国学生刻苦练习英文取得的成就。日本人做不到本国人之间说英文，一般也没有英文名字。原因一方面是日本人的名字比较好念，日本人也不那么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另一方面或许是日本人对自己国家历史和民族传统的执着。
名字与语言是自我认同（identity）的核心。倘若“00后”的小朋友已经有英文名字，并用它经营自己就有些危险了，必须加以警惕，因为这很有可能逐渐失去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思维观念，这点也正是我坚决反对中国孩子过早（比如幼儿园或小学）开始接触英文的根本原因。那些从小在英语和汉语双重语言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们很难建立自我认同，哪一种语言都掌握得马马虎虎。
应该回到初衷，起英文名或用英文名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为了方便交流，而不是消失自我。其实，不仅年轻人需要引导，那些引导年轻人学习的大人更应该需要引导，因为有些现象实在令人深思，绝不能说大人比年轻人做得好。
2010年5月，我有幸出席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了主题演讲。出席会议的代表都是来自国内外权威学术机构的专家，我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很不适合在那里坐着。说实话，我很不习惯那种充满官腔儿味道的学术会议，大家互相说套话，拍马屁。我明显是最年轻的，其他代表的年龄跟我母亲差不多，主办方却给我提供与他们同等的待遇，很令人感动。
毕竟是国际研讨会，就必然涉及到语言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懂得汉语或英语，所以，主办方准备了同声传译。我说中文或英文无所谓，但毕竟中国国内的学者占多数，这里也是中国，就入乡随俗得了，何况，我的中文比英文好。
会议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多数中国学者用英文来讲话，显得很自信，好像特别想借此机会确认并张扬自己的英文水平的样子，但他们大部分都是念稿。
我在中国生活有个原则，不跟中国人说英文，不跟西方人说中文，除非是大山、朱力安那样把中文说成跟中国人没什么两样的资深老外。我听会场的中国学者嘴巴上讲着英文，感到很别扭。而且，有些学者的英文水平不怎么样，还非要说英文不可，怕伤自尊似的。
其实，我在中国看到过很多次类似的学术场面。此刻我很想说，在中国举办的带有中英文同声传译的国际学术会议，应该建立一个明文化的原则，即任何一个出席者或演讲者都务必用最能准确表达意思的语言发言。中国人说中文，美国人说英文，其他母语非中文或英文的人就自己判断哪一种语言更容易表达。
有些中国学者最好不要出于炫耀自己英文水平或显示自己的学术地位去乱讲英文，这是对同声传译者的不尊重。有个中国学者跟我说，他说英文是为了减轻同传的负担。对不起，您错了。作为经常做同声传译的人我很清楚，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听清楚，这样才能保证说清楚。前者比后者更迫切而关键。最好的方式是听母语，说外语。中国学者自以为是地乱讲英语，还说不清楚，这对同传者来说才是头疼的问题。
我曾在国际会议上遇到过一位研究美国的中国学者，他表现得很低调，与其他如前所述的学者不同，踏踏实实地用中文演讲，把沟通任务彻底委托给同传。到了茶歇时间，我看到他和英国学者私下聊天的场面，大吃一惊，他英文简直是perfect！绝对是在会场上说英文最好的中国学者。在我看来，那个人才是合格的参会者。
最后，我顺便讨论一下今后中国年轻人面对“如何处理母语与外语”问题上的核心问题——如何增强语文的生命力。
2010年4月18日，我受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邀请出席了由语文出版社、中国教育学会及《教育》杂志社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中学语文教学论坛”，并做了演讲。
来自全国各地官方和民间的资深教育专家和语文老师相聚，只有我一个人是外行，又是老外，有些害羞。没办法，王旭明非要我传授怎么学习中文的。
讨论的主题大致是：怎么改革语文教学的课程，即所谓课改。有人认为重点在于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有人认为现有语文课完全被政治课、历史课等其他课程侵犯了，脱离了语文课本身；有人主张语文课必须培养孩子们的综合文化素质。
我第一次了解到，语文教学目的早在1963年就确定，即教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关键词无非就是理解和运用，前者指的是知识，后者指的是能力，出发点在知，而终点在行，即知行合一。
上台后我先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在七年前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汉字都不会写。现在，读写中文已经彻底融入我血液中，我将把中文阅读和表达视为一辈子的事业。中文是文化底蕴很深厚的语言，外国人不好接触，只懂语言远远不足，必须了解背后的文化，这叫做“学语文”。
我的汉字水平极差。当年高考，满分800分，我得了769分，其中在汉字上足足被扣了20分。有点讽刺的是，最后我选择来到中国，这个使用汉字的国度。
我的“语文印象”很明确：语文是最重要的，覆盖面最广。英语、数学、历史、道德，甚至理科，一切都是以对语言和文字的理解和掌握为基础。学语文也是培养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重要过程，所以我很后悔没好好学语文。
如前所述，我对中国的孩子过早接触英文有意见。家长要求独生子女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学习英语，甚至很多家长和学生把50%左右的精力放在学英语上。如此早接触英语，很容易和国语混乱。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学生的外语水平提高很慢甚至停滞不前，80%以上的可能就是因为语文基础不够牢固。一个中学生不可能完全靠外语思考事物的，必须经过国语的系统理解外语，表达外语。那么，国语的阅读、思维、逻辑、表达能力极为重要，它甚至决定一个孩子的英语能力。
周围人问我：“那加藤，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语？”
我回答说：“英语13岁，汉语18岁”。我17岁时TOEFL几乎拿了满分，开始做日英——英日翻译。相比较，我的汉语水平还有待提高。
能否学好外语，关键不在于学的时间长短，而在于方法和策略是否正确。我想趁课改说一点：在全国人民盲目迷恋英文教育的形势下，增强中文的生命力才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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