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的裹挟。20世纪中国思想家的一大弱点是原创性不足。以提倡“农国论”名噪一时的章士钊就坦率地说，他的“农国论”不是自己的创造发明。欧战爆发以后，被战争及其后果所震惊的西方思想家，正各抒己见，探幽烛微。章氏说：“以愚所知，今欧洲明哲之士，扬榷群制，思古之情，辄见乎词。如德之斯宾格勒，英之潘梯，其尤着也。”这些战后西方非主流文化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
固然是他立论的重要基础，“农国论”亦取自潘梯。他写道：“英伦群家潘梯之徒，倡为农业复兴之论，识解明通，无可辩驳。”唯一的保留是他认为西方积重难返，农业无法“复兴”；中国中毒未深，倒有希望“以农立国”。这是有充分代表性的事例。即使像梁漱溟那样特色十足的文化三阶段论和乡村建设理论，也是国际间从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东方文化救世论的产儿。西方文化中非主流的偏门，特别是其中的极端思想，往往成为中国一些思想家各种千奇百怪主张的智慧渊源。
第三，民族主义情绪的侵袭。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路，也激活了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既然西方原路不通，正纷纷另找出路，其思想界非主流派中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动向。而中国学西方的成绩又是如此不堪，于是，顺理成章应该回归本土和固有传统。中国人因一再受挫而郁结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结，正好找到喷发的释放口。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张君劢、章士钊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无不在民族文化问题上讲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大话：“西化东渐者何也？乃欧洲挟其资本侵略之淫威，东临吾国，迫吾不得不放弃农治之本国……洎至今日，吾人弃礼义，毁廉耻，坏田园，鬻妻子，以求合于所谓西化者，仍不得一当。”回头是岸，“须知中国文化实有其绝大之价值……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我们何反轻视本国文化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的变迁令人眼花缭乱。全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答案是多元的。世界性难题难为了中国思想家。在中国，同样是众说纷纭。
不过，生活走在理论的前头。时至21世纪，以中国参加WTO为标志，中西文化的论争终于到了尽头。既然把按照国际准则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和相关的政府管理体制作为法定义务，这等于正式承认了现代文化的普适性。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去修改现代社会游戏规则的美梦应该醒了。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想中国人不应忘记，是自由开放的文化心态贻误了中国，还是闭关自守、盲目自大让我们吃尽了苦头？
2000年10月初稿，2002年11月修订
从典籍看传统思维方法的缺失
各主要文明体系轴心时代的典籍，对本民族、本国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影响都十分深远。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曲折，也与传统思维方法的缺失息息相关。
公元一世纪由皇帝裁决、班固执笔的《白虎通义》
是当时的行为规范，是历代律例的重要渊源。看看它是怎样论证问题的吧。
何以言禹、汤圣人？《论语》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与舜比方巍巍，知禹、汤圣人。《春秋传》曰：“汤以盛德故放桀。”
何以言文、武、周公皆圣人也？《诗曰》：
“文王受命。”非圣不能受命。《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汤、武与文王比方。《孝经》
曰：“则周公其人也。”下言“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
（《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版，第336页）这样的思维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1.以经书为根据。《论语》、《诗经》、《易经》一句话定是非，不管那句话是否可靠，是否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
2.直观、比附。假定舜是圣人，《论语》将禹与舜并列，禹也就是巍巍乎的圣人了！
3.逻辑跳跃。儒家所谓经典，往往是训条的结集，没有论据，没有论证过程。以上的引文就体现这个特点。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历史人物，何以是圣人？你总得界定圣人要具备什么条件，这些人的言行，完全合乎这些条件吧。《白虎通疏证》完全不讲这些逻辑。
这样的思维方法，不是班固他们的创造，而是直接承袭轴心时代儒家经典。
儒家在思维方法上留给后人的是三大遗产：
1.尊圣宗经。
“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杨雄《法言·吾子卷第二》）孔子是圣人，帝王也是圣人，听他们的话就行了。他们的语录和整理过的文献，就是经典，只能信从，无限拔高其中的所谓微言大义，盲目扩大它的应用范围。“半部《论语》治天下”，可以把法律条文放在一边，而从所谓经典中找出片言只语作为判案的根据。
更严重的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知识阶层知识面严重受限，读经，解经，“代圣人立言”成为全部活动的中心，创造力萎缩、言行不一成了生活的常态。
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昨天的梦魇，不但从上一世纪50年代开始，领袖教导、“最高指示”是判定革命与反革命、罪与非罪、善与恶、是与非的标准，时至今日，权大于法的状况也没有改变。
细究其根源，与苏格拉底教人怀疑不同，孔子以传授信条为己任，并以文化标志自居，在其学生吹捧和统治者利用下，无所不知的“圣人”就浮出水面了。《白虎通》说：“圣人未殁时，宁知其圣乎？曰：知之。《论语》曰：‘太宰问子贡曰：夫子圣者欤？孔子曰：太宰知我乎？’”（《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版，第335页）接受吹捧，心知肚明！从古至今，毫无二致。
2.不讲逻辑。
看看孟子怎样征讨墨子和杨子吧：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为我就是无君，兼爱就是无父！这个大前提，已经令人瞠目结舌，后面的推论和结论，更令人不寒而栗。
两千多年来，从汉代的王充到明代的李贽，直至戊戌维新中的康有为，都被认定为“非圣无法”，哪一个不是这样划定的？
早在17世纪，利玛窦就认定：“他们（指中国人）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即使在道德哲学领域所达到的，也仅是“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版，第31页）事实俱在，要想推翻，难于哉！
3.扼杀异端。
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随之而来的是把创新视为“异端邪说”
而残酷摧毁。
带头的是孔老夫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为了掩盖这个有损圣人光辉的污点，孔门弟子煞费苦心。可是，从杀少正卯，到康有为的着作被毁版，哪一个异端在儒学统治下得到宽容？鲁定公在夹谷和诸侯会面，加插歌舞，孔子竟以“营惑诸侯”的罪名，立刻下令斩杀演员，又有什么宽容？
不幸，这些奇特的思维方法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习以为常。让20世纪中国人吃尽苦头的正是这类引经据典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唯“最高指示”是从的荒唐之极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固然无从产生，思想文化更新受阻，政治上的残酷斗争更是惊心动魄。
有人以儒释道总体上和平相处来证明儒门的宽容。他们不愿说明，这是以释门弟子和道教徒认同三纲五常，不与儒门争高下为前提的。
有人以西方的宗教裁判更黑暗、更恐怖，为中国传统的不足辩解。他们忘记了，西方中世纪确实有惨无人道的一面，但他们那时的寺院有庇护权，保护着学术的一线生机；有法治和地方自治的传统、贸易的自由，孕育着新世纪的曙光。更令中国人汗颜的是，他们的先驱们，从文艺复兴以降，前赴后继清算这些窒息生机的黑暗。而19世纪、20世纪的中国启蒙先驱却未完成早该完成的历史任务。
2011年1月3日星期一
刊登于《文史参考》2011年1月（下）
难于逾越的“天朝上国”思想堡垒
一辈子读书，教书，写书；在兹念兹的是中国历史，主要是近代中国历史。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我在史学领域徜徉的小胡，特地将近日闲聊的记录整理成文，认为可以公之于众。说时随意，错漏难免，敬请看官多多教正。
胡：你老是挑剔封闭的天朝心态，盛唐时期，有那么多海外各族聚居在长安、广州等地，怎能说是封闭呢？
袁：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完全断绝与外界来往，有些朝代甚至对外交往频繁。这些交往最显着的特点是以天朝上国和文明中心自居，来者是臣服朝贡的蛮夷。看到交流盛况的同时，不能忘记它的思想底色是“万邦来朝”。
这种关系是以儒家的华夷之辨为思想基础的。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论语·八佾》）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孟子》）学界公认，儒家建构的是文化民族主义。只要夷狄接受中华文明，就可以同化为诸夏的一部分。如果拒绝教化，那就永远是野蛮的夷狄。
这些信条的作用是复杂的。一方面，它是最大的民族——汉族的思想融化剂，而且泽被东亚，提高了周边国家的文明水平。另一方面，它又是封闭的思想堡垒，使中国人丧失了多次接受外来先进文化，推动社会转型的机遇。
以解释儒家经典《春秋》为职志的《左传》清晰地申明：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心态非常可怕。
于是，不但“洋鬼子”所作所为不能轻易仿效，且一言一行都居心叵测，绝对不可采纳！
胡：哪个民族的老皇历没有几笔这一类败笔？
袁：可是，“洋鬼子”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摆脱了传统中负面因素的桎梏，完成了人的觉醒的历史任务，实现了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化，而中国知识阶层中的好些人至今仍醉眼蒙眬，热衷于维护思想壁垒。
胡：仁兄似乎有点危言耸听。
袁：回首话当年，19世纪的大清帝国朝野，不少人认识到当时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和“富强”的呼声不绝于耳，“自强”、办洋务的热潮席卷全国，甲午战争中却被“蕞尔小国”日本打得一败涂地。原因是什么？
依然把西方列强当蛮夷！不但有些人公开反对“以夷变夏”，更重要的是知识阶层的主流坚信表现在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三纲五常以及相应的制度上的文明水平，中国依然举世无双！因此只能“变器不变道”，坚持“中体西用”，学习“洋鬼子”的制造枪炮、造轮船、挂电线，如此等等。连要不要修铁路，都辩论了三十年！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废科举、开国会、开报禁、办商会等触及根本的改革，不是被目为异端邪说，就是被置若罔闻。
胡：呵呵，别炒19世纪的冷饭吧！
袁：20世纪天朝心态也不绝如缕，变器不变道的阴魂不时浮现。
思想家如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他们先是宣扬中国的“特异之国性”不能变；后来更提升一步，扬言东方文化足以挽救世界。
左右两派的政治家则异曲同工，老想重温世界中心梦。
孙文断言：“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中国的道德“驾乎外国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孙中山选集》第760、684、68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穷得吃不饱饭的时候，有的政治家却大言不惭：世界革命中心东移！潜台词是：轮到洒家当世界革命领袖了！言行一致，枪炮、金钱、粮食没有少送，勒紧裤带充大头！
21世纪，够新鲜热辣吧？变器不变道或中体西用的心态仍然是社会前进的阻力。
胡：有证据吗？
袁：翻翻时贤的大文吧。这类论调俯拾皆是。
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未解决，人均GDP在100名以后，有些人就以“大国”“盛世”自居了。有一篇宏文：《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真让人大开眼界！
“中国模式”还不过瘾，“20世纪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这条道路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意义。”“要用国际上听得懂的语言向世界宣讲中国道路对于世界的普遍意义。”
天朝崛起，福音降临，泽被世界，合该山呼万岁！
缘何如此伟大？
“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个开放和平等的社会。”好家伙，三十年的闭关锁国不见了！处在底层的农民也被平等了！至今无所不在的隔离墙也被遮盖得严严实实了！
中国“完成了从‘党国体制’向‘国党体制’转变”（汪晖）；已经建立起继承科举制精髓的“选贤任能”的“贤能体制”，世界各国都望尘莫及！汉语太伟大了，只要两个字掉个位置，世界上最优越的政治体制就摆在中国人面前了！大约有点心虚，他们补充说：“只不过这个过程不是民众的选票说了算，而是官员的德性说了算。”且不说中国官员的德性，路人皆知；更重要的是，先生们忘记了一个政治常识：“总统是靠不住的”；只有权力互相制约和法治能防止官员变质。如果民众手中没有选票，他们真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2011年1月12日星期三
刊登于《文史参考》2011年2月上第57页
孔子俯视长安街和“儒表法里”
胡：孔子雕像矗立天安门广场一侧，俯视长安街，引起海内外热议。老兄有何观感？
袁：没有政府批准并出资建造，这座雕塑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出现。其中含义真值得仔细玩味。
首先是地点选择非同小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只有六个人能享受这样的尊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孙中山。第七位是孔子！不简单吧？
其次，高度也精心设计：九米五！象征“九五之尊”，这是历代皇帝专门享用的规格，也是孔子前所未有的礼遇。唐玄宗封他为文宣王；到了明代，嘉靖皇帝还不乐意，只称他为“至圣先师”，王位丢掉了！想不到21世纪，时来运转，“黄袍加身”，与皇帝比肩，与革命领袖比肩了。不过，恪守礼制的孔子，地下有知，肯定会跳起来大声喝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礼制不能破坏，别陷我于不义！
再次，这是国家博物馆独尊儒门的表征。孔子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的，单单把孔子抬出来，孔子虚心请教的老子不见了，孔子认为华夏深受其惠的管仲（《论语·宪问》）也不见了，与儒学并列为显学的墨子不见了（“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第五十》），庄子等人更加无影无踪，这里明显表达了两个信息：
1.歪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状况。
2.向往一元化、大一统的文化。
这可不是小事！
胡：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突出孔子不是合情合理吗？
袁：不能否定儒学是漫长历史中的主流文化。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复杂的；公正地说，是得失参半。孔子是教育家、思想家，当年有杰出贡献，是影响最大的文化流派之一；其后的两千多年，他的学说与农业自然经济相适应，更演化为稳定的社会制度。
儒学是凝聚汉民族的思想支柱，又是中国历史发展迟滞、转型艰辛的历史重负。
胡：“发展迟滞，转型艰辛”不能归罪儒门。“儒表法里”，不能把法家的罪责往儒家身上推。
袁：老弟上当了！
第一，这是逻辑混乱！
主流就是支配性的，而且已成为法定的或约定俗成的规则。所谓社会制度就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规则体系。说儒家思想只是表皮，规则内容都是法家的，那就等于说，法家思想是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
第二，这不符合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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