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文化纠缠(2)

　　尽管如此，不管如何禁锢，人的自由本性总是难以灭绝。缝隙中还是冒出一些有批判精神的自由思想者。例如，两汉时期高张“疾虚妄”大旗的王充，“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还有明代的李贽，“先天下之忧而忧”成为士大夫的理想人格；如此等等，浩然正气，不绝如缕。其顶峰是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和顾炎武等人。黄氏痛斥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难怪有的当代学人视之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开端。

　　（二）近代中国的自由思想和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近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信念，深厚的忧患意识成为他们批判现状的出发点。但总的说来，近代中国的自由思想是舶来品。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中国内地第一份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5年，它发表了这么一段有启蒙意义的“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力竭力矣。”这里说的“国之公会”是国会最早的译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这是自由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开端。与推动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相一致，自由知识分子与中世纪意识形态搏斗中使用的主要思想武器来自西方。

　　在外来思想滋润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涌现了三代自由知识分子。

　　第一代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代表。严氏1877年至1879年间在英国学海军，十分关注其政治和法治；回国后执教于北洋水师学堂，却蛰伏十多年，对政治无所建白。1895年，愤于甲午战争的溃败，他破门而出，大声疾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打出自由主义旗帜，就准确揭示了19世纪、20世纪中国的基本问题。以此为开端至20世纪初的戊戌启蒙运动，梁启超等人批判大清帝国的腐朽，呼号改革，以“人之独立”“国之独立”为核心，力倡道德革命、男女平等，培植公民意识；鼓吹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呼吁变革思维方法，建立新史学，创作新小说，实行诗界革命和语文合一。日后新文化运动的各项内容，均可在此找到端倪。

　　第二代是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初，以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监督军政大员，使之不走宗法专制的老路；另一是如何补救国民素质低下的现实状况，帮助中国人尽快从专制体制下的臣民蜕变为现代公民。由于报刊林立，言论比较自由，加上独立的商会和知识分子团体星罗棋布，形成了强大的批判力量，以人权与科学（1919年以后改为民主与科学）为中心，掀起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运动新高潮；揭示了南北政府“如一丘之貉”的本来面目。尽管梁启超等人曾与袁世凯、段祺瑞携手合作，一度丧失批判精神，梁氏1917年11月辞去财政总长职务后，也恢复了锐气，他和他的追随者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

　　第三代是在反抗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斗争中集结起来的自由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前可以胡适和鲁迅为代表。胡适先后办了《新月》

　　和《独立评论》，1929年开始持续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在人权、宪政、民主与独裁等问题上尖锐批评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和他的支持者指着鼻子痛斥国民党：“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立即实行宪政。鲁迅则站在革命立场上，率领左翼革命青年，反复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方方面面，并力求刨根究底，为摧毁专制政府和旧的社会制度尽心尽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于民族大义，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42年离任后，又留在美国，钻到《水经注》的考证中去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大批知识分子，以傅斯年等人为代表，毫不留情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先后把两个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赶下台。抗战胜利前后，以集结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社和西南联大的自由知识分子为骨干，围绕着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专制、要民主自由，掀起了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最后一个高潮，推动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一个颇为完满的决议。

　　不过，20世纪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没有完成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这是与这个群体自身的弱点密不可分的。简单地说，他们总体上处于分散斗争的状态，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的觉悟太迟，力量过于软弱，眼睁睁看着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把自己的祖国推向极权政治而无能为力。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组党，至20世纪40年代联合成为民主同盟，声威略壮。但在两大武装集团对峙的严峻局面下，没有出现有足够威望和魄力的政治家将其发展成为足以左右局势的强大的第三势力。自由知识分子仍直接间接成为两极的附庸，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逃往台湾、流落香港的知识分子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但止于发展成为自满自足的学术流派。倒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雷震和殷海光等人，或是奉胡适为思想领袖，勇敢组党，或是致力于自由思想的传播，筚路蓝缕为日后台湾社会的自由、民主立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三）顾准、李慎之和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现代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基本知识是权力必须分散和互相制约。

　　1949年以后，自由知识分子都衷心接受一元化领导，不懂得国家制度建构必须坚持分权制约；更没有警觉保持民间社会和知识分子独立地位，使执政党受到应有的制约事关国家盛衰。在“歌唱我们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热烈企盼和“当家做主”的认同中，伴随着私营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民间社会被彻底摧毁，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公民独立性扫地以尽。

　　不过，困境和灾难催人觉醒。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两个先觉者。

　　一个是顾准。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当时在中国，“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

　　所以，顾准是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

　　而在包括苏联和东欧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顾准也是最早提出这个重大问题的思想家之一。

　　李慎之在这个时候提出的是政治制度问题。李先生回忆当年情景时写道：“当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乱而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来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冷西同志（当时任新华社社长、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吴冷西）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我就向林克说：

　　‘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冷西还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就说：‘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冷西又告诉我：‘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就说：‘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建立宪法法院’。”这表明，早在1956年，李先生就已经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政治上充分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回归主流文化。

　　顾准也在思考“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问题。1959年，他便说：“第一个问题是政治——哲学问题。”“最不重要的问题才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个必须正视的政治问题是恐怖主义。“罗伯斯比尔式的恐怖主义是夭折的，社会主义的罗伯斯比尔主义并没有夭折。”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终于毫不含糊地指出：“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两党制的议会政治，是两个都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依靠各自的政纲，在群众中间竞争取得选票……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他们不是孤立的。在“大跃进”和“文革”等接踵而至以后，人们纷纷追问为什么这些灾难一再降临？通过各种渠道，人们重新睁开眼睛看世界，认同以自由、法治、民主、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尽管言路狭窄，他们仍为改革开放迈入市场经济轨道、把建立法治国家写入宪法等等起到重要作用。历史不是快乐的郊游，但中国或迟或早总要走上现代文明的共同道路，这是无法逆转的。

　　2003年6月11日星期三

　　原载《澳亚周刊》2003年7月号

　　“五四”·普世价值·多元文化

　　——与杜维明教授对话

　　袁伟时（以下简称袁）：今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我想请你谈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有什么看法。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我觉得如果以一般的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想要通过吸收西方最先进的一些思潮，希望通过现代西方启蒙运动所能展现出来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自由、人权、民主，对清朝的腐败所造成的各种困境，尽量把它的负面因素化解。只是他们把克服传统的阴暗面的任务可能估计得太轻松了一点儿，过分乐观了一点儿。所谓轻松了一点儿，乐观了一点儿，可以从当时一种形象的说法取得证明，即是把传统的阴暗面像包袱一样丢掉。所谓传统的阴暗面，如官本位、不健康的人际关系、权威主义等消极因素已渗透到民族文化的各种结构里去了。要想消除它，是不能简单地像包袱一样丢掉，要经过更深刻的转换，转换的进程非常复杂。也就是说，要清涤已经渗透到骨髓和血液里面而且好几代努力都还不能消除的“毒素”，不能只是从外部引进资源，一定要开发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这个工作做得太少、太草率、太肤浅。

　　“五四”的文化精英都是中国文化的受惠者，同时也是牺牲者。

　　那一代知识分子本身的叛逆精神，为民请命的意愿，对家国天下的关切，对社会的参与，对文化的感受，这些与儒家文化里比较优良的传统确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当时所碰到的一个严肃的课题就是：

　　已经渗透到骨髓、血液里面的封建遗毒，既然和现实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和官僚主义结合起来，那么，这复杂的机制绝不能够一厢情愿地靠自己不熟悉的外来价值，一定要开发传统资源的精华来对治这些阴暗面。这些工作当时估计得很不够，所以现在如果重新回顾“五四”以来八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在政治文化、商业文化、社会文化种种方面还有很多需要重新清理和考虑的议题。另外，对西方文化方面也不能完全从工具性，而要从更深刻的、触及真善美的价值来了解。

　　“五四”时代初期的知识精英曾经强调自由与人权的重要，从自由人权转向科学民主。这中间，一般讲来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的需要。

　　中国需要建设，需要发展，需要科学技术；建设需要管理知识，需要发展物质条件和调动人民参与建国的积极性，要把一盘散沙凝聚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国家民族。其实，自由、人权是西方启蒙思潮的灵魂，它和科学、民主有内在的联系。只发展科学、民主而不注重自由、人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巨大的缺陷。因为自由是突出人的价值，人权是突出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如果牺牲极少数人的利益为了大众的福祉，假如大家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可能赞成这样一个原则，那么它本身却具有不可预期的杀伤力。这种为大家福祉设想的观点，本身有不合理性，甚至是一条通向权威乃至专制的路。对每一个人的个人人格尊重，是对全体人格尊重的前提，不应该放弃。从“五四”以来，这个原则的误用和误导，曾经造成了非常大的灾害。

　　袁：我很同意你这个看法。新文化运动最初提出人权与科学，到后来变成民主与科学。这种转换过程里面，有很丰富的内涵。但我认为，整个新文化运动，它对自由、人权没有背弃。其实，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恢复人的尊严，人的自由、自主的权利，这是一条最基本的线索。1919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明确地说：“要拥护那德先生（即民主——编者注），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所谓旧政治，指的就是“特权人治”。可见，在他们心目中，民主与自由、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批判孔教和旧伦理，无非是扫除自由的障碍。有人批评或否定新文化运动，说它对自由坚持得不够，我想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全面资料了解不够的错觉。

　　理解新文化运动还有重要的一点。当时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现代的文化教育制度。虽然是初步，确实已有这样一个制度。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就将一批新知识分子集中、吸引到北京大学来了；更重要的是他把原来北京大学旧的教育思想抛弃了，在教育思想、教育精神上跟现代教育接轨了。他继承了洪堡的教育思想，可是这个教育思想是跟整个现代西方一样的。用蔡元培自己的话来说是：

　　“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是现代大学的灵魂和标志。中国人自己办大学，始于盛宣怀1895年创办天津头等、二等学堂（后来改称北洋大学堂），但严格说来，真正符合标准的现代大学，是从1917年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为开端的。用这样的精神来办北京大学，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亦为全国大学树立了榜样。

　　另外，经过两次反复辟（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对新闻自由的限制打破了。袁世凯去世以后，段祺瑞就下令将袁世凯制定的报刊条例废除，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有了基本保证，这一条也是新文化运动能够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也不是一帆风顺，也有禁止报纸甚至抓编辑记者的情况出现，但不多。同时，从清末新政时期开始，办报办刊都比较自由。当时全国一下子冒出四百多种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报刊，大都是新办的，其骨干又多半是北大或其他大学培养出来的。这些现象体现着现代文化教育制度的建立。新文化运动不能离开这个制度的基础去理解。以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为核心的制度，恰恰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之一，体现着它所追求的现代人的自由和权利，是新文化运动性质的重要方面。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要超越新文化运动。有的人甚至认为“五四”有“文化殖民”烙印，要吸取历史教训，坚决反对“后殖民”。其实当务之急是继承新文化运动，发扬光大。简单点说是继承“五四”，回归“五四”。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全一样，这不可能。但从基本精神和基本制度上面应该回归“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