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代日本的安全战略，主要集中于山县首相提出的所谓“外交政略论”中“主权线”【国境线】的防卫与设定，以及在其外侧的“利益线”【势力圈】的防卫。“利益线”的概念是1888年山县对欧洲进行外交访问时，从维也纳大学的斯坦教授那里获得的。斯坦教授把宪法、行政学等讲解给伊藤博文，也把国家学讲解给陆奥宗光。不过，那些讲解当中的核心思想是，以二元化的方式掌控国家与社会，不依靠市民的主体性，而依靠国家的权威性来解决社会各阶级中的利益冲突，即“国家”克服“社会”的行政国家学。山县在1890年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表述说，在列强之间维持国家的独立，仅“守护主权线”并不充分，还“必须保护利益线”。明治新政府面对凭借强大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的欧美帝国主义的威胁，对国家主权抱有深刻的危机感，于是就试图采用欧洲新兴国家--德国的安全保障战略观，但后来却逐渐陷入了过度的防卫乃至对外扩张的怪圈。
山县所说的“利益线”指的是朝鲜半岛。斯坦教授向日本建议“企图占领朝鲜半岛的国家，日本应该把它看做敌人”，并向有关人士强调对日本的独立与安全来说朝鲜半岛如何重要。山县遵从了他的建议。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得以用武力保护朝鲜半岛这一“利益线”，但随着受到俄国威胁，日本又走向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吞并朝鲜半岛后，朝鲜变成“主权线”，位于其外侧的南满洲地区则成为“利益线”。日本在忙于确立在南满洲的影响力的同时，也不得不直接面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压力。于是，日本试图以军事力量保护南满洲的“利益线”【当时称之为“生命线”】，发动“九一八事变”。下一步，中国华北地区成为“利益线”。如此，日本的“利益线”一个接一个地扩张，最终发动了全面的中日战争。
由此可见，战前的日本始终纠缠于自己设定的安全保障战略--“主权线”与“利益线”，“利益线”的防卫造成新的战争和新的“利益线”，“确保利益线”这一国家利益超过可控的综合国力，并不断膨胀，其结果是国家的瓦解。
国防与军备强化
甲午战争前夕，明治新政府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如今兵备的旺盛”。那段时间是权力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欧美列强都把精力集中在军备扩张上。人们都高呼“国防是当务之急”，要“用6年时间将文职官吏的薪水削减10%”，把这笔经费用于海军扩张，“动员一切国力完善兵备”。
“国防”、“军备”【陆海】、“兵备”等词语，在战前的首相演说中以很高的频率出现。当时的领导人都认为，为了确保日本的独立，防卫“利益线”，就必须拥有不亚于欧美列强的军事力量，并为此增进国力。“富国强兵”成为明治时期的日本国策。而甲午战争结束后，当时的领导人提出达到“比以往翻一番的国力”的目标，以“发展教育、交通、贸易等提高生产力的产业的任务，一天都不能耽误”为理念，迈向“富国”之行列。军事预算的增大不能只靠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只好“等待增税”。日本就是以如此庞大的规模扩张军备的。
日本的国家利益与东亚国家的对立、协调
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后，成为东亚强国的日本的国家利益，从“维护独立”扩大为在东亚地区“确保利权”。日本的国家利益开始由东亚的秩序，即它与列强的关系所界定。甲午战争后，日本遭遇“三国干涉还辽”，继而把“维护日本帝国已扩张到远东的权利及利益”当做最优先的对外政策，以“维持并扩张东洋的和平与帝国权益”为目标，缔结了日英同盟。在此基础上，日本认为，俄国在满洲以及朝鲜半岛的行动，与日本“永远保持东洋和平、强化帝国地位”的“国策”相悖，是“侵害日本权利的行动”。于是，日本“断绝自卫上的交涉，采取自由行动”，对俄国宣战。从此不难看出，日英同盟本来是为了应对威胁日本“利益线”朝鲜半岛的俄国的产物，但与此同时，也是日本和英国相互承认各自在东亚地区的权益以及为此采取的行动的产物。根据1905年8月的条约修正，英国承认日本吞并朝鲜，日本则同意把条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
日俄战争后，日本把朝鲜半岛看做“主权线”，并把中国南满洲地区看做“利益线”。日本除了与英国结盟之外，也试图与法国、俄国等列强相互承认各自的权益，缔结盟约，维持东亚地区的既存秩序。对日本来说，加强与诸国同盟协商的关系，既是为了“永远维护远东和平以及帝国的地位、权利”，也是为了对抗取代俄国，以及以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为诉求进入东亚地区的美国。1911年把美国从针对对象中去除的日英同盟，依然保持着“帝国外交的基轴”的地位。
不过，在西方列强没有精力顾及东亚地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单方面提出以德国在华权益的接收或者满洲权益的扩大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对华政策二十一条”，在没有与西方列强沟通的情况下，试图导演“东洋和平”。随后，由国力不断增强的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1921～1922年】缔结了《四国条约》【日、英、美、法】，日英同盟到此废弃。把自己放在帝国主义国际关系中的日本，虽然曾尝试“脱亚入欧”，跟当时在东亚地区拥有特殊权益的大国--英国建立同盟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国际协调外交，但到此时却失去了这一重要的战略伙伴，从而走向孤立化的道路。最终日本不得不展开“与任何国家都要保持良好的国际关系”的外交战略，并逐渐陷入依靠军事力量解决问题的泥潭。
以国际协调确保国家利益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的对外政策逐步“僵化”，优先被考虑的是军事手段，而非外交手段。日本国民对于当时国际社会中“世界强国正在为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做出最大努力”这一现实缺乏共识，视野狭窄的军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全面蔓延，不合时宜的帝国主义扩张情绪日益膨胀。
在上述情况下，1927年1月18日，正确认识日本的国力，并试图在国际协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币原喜重郎外相，在帝国议会外交演说中提出了如下对华方针：
【一】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决不干涉其内政。
【二】中日两国之间应建立共存共荣之关系，加强经济合作。
【三】以同情心与良心接受中国人民提出的合理要求，并为实现其要求而努力。
【四】以宽容的态度看待中国的现实，坚持以合理的手段拥护日本正当而重要的权益。
币原正确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局势，也深刻认识到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始终与列强协调，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的态度”，依靠中国“健全的进步政策”来“拥护日本及日本国民在支那的权益”。他没有采用“自卫上的措施”或为拥护权益的“独自立场”，是充分认识到权力关系或国际舆论等因素后，通过外交途径确保国家利益的现实手段。
然而，“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不是采取与列强协调的政策，而是利用“镇定兵匪，恢复治安”的陆军力量谋求“东洋和平”这一国家利益。倘若日本把“拥护既得利益”视为绝对条件，就没法在“门户开放”的情况下实现维护“日本外交战略的重点满洲”这一“利益线”。日本人始终没能把国家利益在国际舆论和国际利益之间加以良好调整，不仅如此，还以“维护日本权益和国际正义”为由，采取单方面的军事行动。连国际协调派的若槻礼次郎也表示，满洲是“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利益”，为了保护它，我们“不惜任何牺牲”。
裁军与统帅权侵犯问题
在1921～1922年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根据正义人道的精神，一味希望确立世界和平”，最终停止了10年来的主力舰建造，并签署了内容为把保有主力舰的总吨位比率定为美、英、日、法、意按5:5:3:1.75:1.75比例进行的海军裁军条约。当时的日本政府代表加藤友三郎随后出任首相，表示“世界已经在和平保障之下，未来日本将与世界强国展开经济竞争”，不仅将进行海军裁军，还会“积极调整并缩小陆军军备”，日本将把这块财政上的节余部分投放到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上。作为海军领袖，签署裁军条约的加藤主张“国防不是军队的垄断产物”，日本在“保证与国力相应的武装力量的同时，还应注重发展综合国力，并发挥外交手段避免战争。这才是目前形势下国防的本义”。他是一位认识到外交的重要性的军人、政治家。
1930年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是为了把1922年《华盛顿条约》中达成的主力舰的海军裁军协定内容扩大到辅助舰【重型巡洋舰、轻型巡洋艇、驱逐舰、潜水艇】而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日本要求的是总吨位对美比例为1:7，8英寸炮重型巡洋舰对美比例为1:7，潜水艇保有量7.8万吨。由于遭到美国的反对，最终达成的协议为重型巡洋舰对美比例为1:6，潜水艇5.27万吨，这虽然低于日本的要求，但辅助舰总吨位数却达到美国的69%～75%，基本满足了日本的要求。“既不威胁他国，但同时也不受到他国的威胁，并在国防上保持必要的兵力”，这一方针通过这次会议获得了保证。
从本质上讲，利害关系不一致的国家间的外交交涉中，除非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威胁对方，否则想要完全达到本国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在伦敦裁军会议上取得的数字作为外交交涉的结果，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此外，从“裁军”这一会议的目的来讲，日本通过自己主动的承诺促进整个会议达成共识，限制过度扩张的军备竞赛，此举不仅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还有利于日本的繁荣。换个角度讲，日本政府通过那次裁军实施了1.34亿日元的减税，“对内减轻了国民的负担，对外促进了与各国间的友好交往，为实现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然而，对于这一外交成果，日本国内的反应却很消极。有人批评政府签署条约是侵犯天皇统帅权的行为，如在野党政友会总裁犬养毅打着“侵犯统帅权”的口号攻击政府。滨口首相在东京站被歹徒袭击，次年身亡。现在回过头来看，围绕“侵犯统帅权”的批判说明，日本当年不考虑真正的国家利益，盲目陷入了政党内部利益的斗争之中。
“侵犯统帅权”是否定政党政治的理论。它随后成为军人扩张影响力的武器，压制了政党政治的正常运作。军人的独断专行使政府与军部的二元化外交更加明显，在此种情况下，出于对外强硬战略与军备扩张的需要，日本外交逐渐服从于“强兵”这一军部利益。从此以后，军部对国家政策的干涉不断加强。
无外交国家的破产
对于战略家来说，重要的是俯瞰全局，制定结合外交和军事的综合战略，并把它落到实处。在日俄战争之际，日本通过日英同盟拉拢世界最大的海军国家，动用了一切手段，比如通过在国际市场筹备战争经费或影响国际舆论等途径，弥补日俄之间实力上的差距，同时也仔细考虑如何结束战争，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请求“调停”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最为贤明的战略无疑是“不战而胜”。使普鲁士成为欧洲大国的俾斯麦是真正的战略家，他统一德国后，就是通过外交手段实现了国家利益。俾斯麦的外交风格是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与尽量多的国家建立同盟关系，行使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力，并寻求欧洲稳定与本国安全的多边主义。因此，被称为“和平使徒”的俾斯麦“艺术性外交”使德国成为欧洲多国间外交的中心。可是，解任俾斯麦的威廉二世把发展路线从外交与协调，转变为军事扩张与对立，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最终战败。
以“俾斯麦德国”为模范，推进富国强兵战略，成功地维护主权与独立的日本，最后却没能吸取德国失败的教训，甚至犯了同样的错误。1941年，日本与德国建立同盟关系，这决定了跟英美的对决局面。陆军及部分外务省内部的日德同盟推进者过于相信德国的军事力量，并宣称“日本依靠条约【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缔结，能维护世界的和平，迈向确立大东亚稳定的大目标”。历史告诉我们，德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是无力的。三国同盟对日本来说，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没有产生实际利益，而且还僵化了与欧美的关系，并损害了国家利益。
军人的独断专行与大东亚战争
像伊藤博文或山县有朋这些同时运用外交与军事手段的政治家退出历史舞台后，日本便无法继续统一掌控外交与军事。在此情况下，军部开始以“统帅权独立”的名义，对外积极推进无视政治和外交的行动。采取国际协调路线的币原外交也没有取得制度上的支持，没能展开政党政治关于“国家利益”的讨论，而始终陷入追求“政党利益”的政治斗争，其结果是短视的外交。在由外交官僚和军事官僚组成的二元化对立外交频发的形势下，处于与其他大臣同等地位的首相没有任何权威去制止事态的恶化。不仅如此，政党还把统帅权问题在政治斗争上加以利用，最终首相主动放弃政治对军事的领导权，导致了军部的独断专行，其后果是重大而致命的失败。
统帅权独立或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存在使军事压倒政治，战争则被作为政治的手段，不受政府控制，被军部一手垄断，这让日本再也无法走出战争困境。于是，作为战争的理论，“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被提上议程。该理论认为，日本要把“一直被英美等国支配的大东亚诸民族永久地解放出来，并回归到本然的状态，这是帝国一成不变的大方针”，在此方针下，日本应强行发动“解放大东亚的正义之战”。但是，日本强行发动“大东亚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从“日本被侮辱成没有资源的国家”，“谋图征服日本的英美所掌控的重要资源回归到我们的手中”等宣言中也不难看出，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夺得南方诸地域的石油、橡胶、锡以及其他重要资源”。
无视实力的国家利益追求与战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以“门户开放”政策进入东亚地区的美国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废除了1923年签订的《石井—兰辛协定》，日本同年提出的《帝国国防方针》将第一“假想敌”由俄国变成美国。虽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国力很弱，却不得不把当时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的美国设定为“假想敌”。这一事实表明，jkjkjijh日本在“大陆政策”上没能准确定位自己的国家利益。那时的日本显而易见在追求超过自己国力的过高的国家利益，结果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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