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60年间，日本在不断促进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的同时，为确保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正在推进既符合当代日本的利益需求，又符合国际贡献的外交政策。其根基在于确保日本的国家利益，即追求日本及其国民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不随时代变化而改变的方针。今后，日本将继续把日美同盟与国际协调当做外交的根本，努力维持并加强日本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基础--日美同盟。此外，日本还将尽量促进发展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多国合作以及与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对于涉及地区稳定或合作的问题、国际恐怖主义、贫困、开发、人道危机、人权侵害等跨国问题，作出和平国家应有的支援，为构建和平、幸福的世界，坚持不懈地努力。”
--2006年日本《外交蓝皮书》
今天，由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民或企业的跨国活动不断拓展，各种全球问题已经不再受到国界的约束，成为直接作用于各国国民的利害关系。在由领土、国民、主权三大要素框架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本身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不过，这并没有改变“国家利益依然对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这一情况。比如前文就曾经提到，“国家利益”这个词在日本媒体和政界的使用频率正在逐渐提高。
既然我们面临着这样的现实，就需要对“目前的国家利益”下正确的定义，制定并落实合理的政策。本章在总结前两章讨论的内容的基础上，论述今天日本具体的“国家利益”究竟是什么，为了实现它又应该做些什么。
从过去走向未来
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
由于继承了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福田赳夫等引导日本战后政治家“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保持警惕”的方针，战后日本外交一贯坚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国家利益的根本原则。对终于学会了适应现有的体制和规则，并从中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日本来说，国际协调既是最合理的选择，也体现了最务实的“外交哲学”。
自从1957年发表的战后第一份《外交蓝皮书》提出“外交三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民主国家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以来，日本就在联合国、自由民主国家集团和亚洲这三个层次上展开了“协调外交”，而当时最重要的层次当然是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协调。这一方针得到了坚持，40年后的1985年发表的《外交蓝皮书》明确地总结道：“战后日本外交的中心一贯是我们的基本立场--与自由民主诸国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与领导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的同盟关系，自然也成为外交的基轴。当时日本外交最大的使命，除了维持并加强日本安全的保护伞--日美同盟以外，就是维护日本繁荣的源泉--自由贸易体制。这两种重要的国际公共商品，构成了日本国家利益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战后的日本正是在超级大国--美国主导的军事力量和多边贸易体制下，展开以国际协调保证国家利益的务实外交，成功地保障了国家的安全与繁荣，避免了战前日本因军事单边主义而导致被孤立、战败的宿命，这一点应该得到好评。
某些舆论界人士总是轻易地把这一政策批判为“对美追随”，但是，考虑到战后日本被“包围”的国际形势，难道还有其他更可取、可行的选择吗？随后的历史恰恰证明，选择并继承这一协调外交政策与强调经济第一的“吉田主义”是正确的。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色的战后日本外交，不仅给日本带来了奇迹般复兴和发展，还为东亚地区提供了“雁行型经济发展”这一引导东亚“第二奇迹”的基础。
日本战后的外交指导思想归根结底是，把国家、国民的核心利益--“安全”托付给日美同盟，为“繁荣”这一目标妥善使用国家综合国力，侧重发展经济的思想。比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与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的“等距离外交”，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虽然这种侧重实用主义的思想被国际上讽刺为“住在兔窝里的工作狂”、“经济动物”等，但国家的安全和繁荣毕竟得以成功地实现了。
战后日本的外交无疑是“合格”的，但如果非得说缺了点什么，那就是“日本自己的理念和构想”。但在“权力均衡”支配的冷战格局下，所谓理念或构想往往陷入缺乏现实根基的空想，而在真正有价值的外交政策方面，日本无疑是有着充分自主权的。在“与自由民主国家协调”的基础上，“以联合国为中心”和“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这两个基本原则，还有以联合国为背景的“裁军外交”、“福田主义”、“小渊计划”等对东南亚的外交，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ODA项目等，在联合国或亚洲等日本所重视的外交领域中，可以说日本是以自己的理念和构想展开外交的。
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调整
苏东剧变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历史的终结”，这意味着以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体制将变成全球体制，自由主义阵营的国际协调本来也将推广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协调。不过，在“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背后，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一直被“压抑”着的问题--民族、宗教冲突、激进的民族主义等以新的方式纷纷出现，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纷争，使得国际形势高度紧张。作为全球化的副产品，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环境污染和传染病等跨国问题越来越严重。在上述问题本来就不断增多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9·11事件”更是打破了和平爱好者对稳定的国际秩序的期待。
今天，世界正处于全球化与信息化史无前例的变化中。其实，全球化潮流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人员、物资、资金、信息得以自由、大量、迅速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这绝对是现代特有的空前局面。市场经济普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和平交易的增加迅速深化了相互依存，世界一体化进程取得了进展。另外，以“欧洲统一”为标志，区域一体化潮流也开始影响世界。
全球化不仅产生像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的地区、世界金融经济的混乱，还会成为贫富差距扩大，弱势群体的绝望和不满导致恐怖行为等的温床。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拿着容易扩散的武器的政府和反政府武装或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武力冲突，就是这一时代的典型现象。“9·11事件”后，极端化和国际化的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对国际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世界也许已经从“西方还是东方”、“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样单纯二元化的格局，转向多种要素混杂、不稳定、不确定的格局。至今，我们还看不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新的国际秩序是什么样的。
如今世界因市场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扩大而变得更加流动化，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不断深化的形势下，虽然构成国家的要素--领土、国民、主权--确实正在相对弱化，但客观地说，在这个时代，国家或国民被“世界政府”或“世界市民”代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换言之，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是唯一的，变化的只是国家利益的内涵。一般来说，每个国家的基本利益都应该是国家和国民的安全与繁荣，但在世界快速变化，复杂而不透明、不确定的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等同于国家和国民的安全与繁荣的具体利益，并以合适的顺序与政策加以追求是个“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掌握国家利益的内涵，如何决定外交政策，又如何把它们落到实处。
本着这样的认识，展开新的国家利益论是必要的。我认为，以下四个课题应该是讨论的前提。
新的国家利益论的展开
首先是“开放的国家利益”论。在上述所讨论的国际社会的变化中，我们应该展开如何充分理解在“权力”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外交手段寻找相互“折中”的平衡点，促进和平与繁荣这一共同利益--这就是“开放的国家利益”论。讨论一国的国家利益，往往倾向于“一国主义式”的对外强硬论，而追求单方面的国家利益往往导致与他国的摩擦和对抗，结果将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这种赤裸裸的国家利益追求最终将导致侵略或帝国主义战争，战前的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开放的国家利益”论对日本有着特殊的意义。战后，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历任首相本着对战前的反省，把国际协调当做外交的基本指针，尽量警惕狭隘的国家利益论。但这绝不是软弱的外交，而是为国民的安全与繁荣负责任的领导者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进行的严肃选择--资源匮乏的小岛国要想确保生存与繁荣，就只好进行和平的交易。这样的外交姿态对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今天的世界很有必要，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其意义。
在讨论国家利益之际，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他国也有自身的国家利益，它有可能与日本的国家利益相冲突，外交则以各国间调整国家利益，解决对立或纷争为目的，在与他国存在分歧的外交中，100%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是很难的，这就需要相互让步。只要各国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开放的国家利益”论就很快能实现，有助于日本提高对未来行动的预测性、可行性，最终也有助于国际关系的稳定。重要的是，在认识到国家利益的暧昧性和危险性的基础上，以长期、顾全大局的视野讨论国家利益，这样的姿态将推进“开放的国家利益”论。
其次是领悟真正的国家利益之所在的“政治家的领导能力”。信息化浪潮正在使民主制陷入“迎合主义”【populism】或“群愚政治”【ochlocracy】。政治领导人必须弄清楚“国家与国民的安全与繁荣”这一国家利益的内涵，为实现它，进行正确的决策。对于民主制国家的决策过程而言，除了政治领导人、外务省等行政机关外，议会、媒体以及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媒体引导舆论的力量已经相当巨大。在今天因国际形势变化、经济社会的高度民主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变得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世界里，政治成功与否取决于如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得国民的同感。尤其是在今天信息泛滥的社会，简短、爽快的语言或者重复播放一个镜头的电视节目就能形成大众对社会的认识。不过，国家利益本身超越媒体形成的单纯“影像”或政治家临时的“表演”，它必须依靠长期的、战略的政治判断力、丰富的才智与冷静的态度，用政治使命感加以实现。
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对外交政策来说，民主政治固有的几乎所有的优点都不需要，反而需要的是民主政治缺乏的几乎所有的特征。”如果民主政治的真实面孔真是如此，那么真正考虑国家利益的政治家是不可能出现的。如今，民主政治正在面对托克维尔的警告。本来，外交的理想模式是：政治家充分参照职业外交官对形势的准确分析或合理判断，作出理智的决定。然而，今天的信息化社会使国民能够通过媒体的商业化报道，及时收集各种信息，并在政府还没公开作出反应之前，就形成了情绪化的反应，并立刻形成舆论，而一个政治家无论多么优秀、高明，都很难不受舆论的影响。因此，政治家越来越难以说服国民让其承受短期的痛苦或代价，而追求长期性的国家利益。即便如此，到目前为止，既然还没有比民主制更“优秀”的政治制度，21世纪的全球化已超越国界，直接影响到国民的安全和繁荣，那么外交从业者为追求可持续的国家利益，应当不怕批判和孤立，耐心地面对国民，说服国民。
再次是为实现国家利益应具备的“权力”与“战略”问题。对于“如何实现国家利益”来说，“以权力支撑的战略”及其决策是必不可少的。在我看来，权力主要是由以传统的军事力量为主的“硬实力”和以文化、政策、价值等产生的“软实力”组成的。战后日本的“权力”以经济力量为核心，但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21世纪，“软实力”则显得日益重要，日本也必须逐渐充实它。尤其是在人们称之为“后工业化时代”或“知识时代”的今天，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相比，由头脑、智慧等创造的新的价值更有可能成为竞争力的源泉。而为了创造新的价值，不满足于现存价值体系的教育政策、企业战略，以及能够包容多元文化和思想的开放性社会是不可或缺的。日本应该促进跨国间的民族、文化交流，创造能够吸引更多海外优秀人才--不是“人才流失”，而是“人才流入”的、有魅力的国家。
最后是在美国外交界争论最为激烈的“国家利益与道义”的关系。在美国，国家利益是作为“外交的指南针”而被重视的，但同时在美国国内，围绕道义的争论至今仍然没有结束，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事实。问题在于，道义的原则往往是单方面强加的，甚至被滥用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一个国家的道义或价值未必与另一国家的道义或价值一致，因此，我们在讨论国家利益的时候，有必要认可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道义或价值观--求同存异的多元主义。
日本宪法保障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制度，在后冷战时代，正在作为普世价值被推广到全世界，但即使是普世价值，各个国家、国民也是根据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传统、文化、宗教等“滤纸”逐渐去接受的。只有经过类似过程，这些价值观才能落到实处，而并非简单的借用。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观念强行输出给其他国家。“道义外交”有时走向简单依靠武力的单边行动，这未必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在21世纪新的时代，与依靠军事力量变革他国的体制相比，我们更应该重视各国携手，有耐心地投入经济力量，缓和贫困或贫富差距，以“软实力”推广自由、民主等价值。最后，通过建立更多的国家参与的平台，把那些价值观作为国际社会的“公共财富”加以制度化，这才应该是各国要共同实现的和平与繁荣的道路。
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外交
何谓日本的核心利益？
www.XIAOshuotxt。NET（／T／xt｜小／说天｜堂）